《中国私有经济问题研究》序

《中国私有经济问题研究》　　

序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整整三十年的“公有化运动”后最终实现了“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过分追求所有制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过度重工业化和人口大规模化，而忽视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效率机制设计和个人消费品的生产，其结果导致了公有制经济体系商品提供小规模化与人口在大规模化之间的矛盾。因此，凭票供应商品就成为这一矛盾的必须结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当时中国的这一历史现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被帝国主义列强自1840年以来一个世纪的蹂躏和抢劫下形成的一穷二白的经济底子下进行的，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完全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因此，以物质生活的需要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为借口来否定中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公有制经济的历史性贡献显然是无知和可耻的。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一种新自由资本主义思潮形成并逐步在以中央电视台和高校自由主义领袖为核心的学术和媒体的鼓吹下“公有化运动”被错误地宣告为“失败”了。而个人消费品提供的小规模化与人口的大规模化之间的矛盾给人们留下的一个最简单、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公有制经济一无是处。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土壤。　　

笔者在着手进行本课题的研究之前以及研究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认为，中国公有制经济看来也是整体性地失败了。因此，笔者曾经在1989年的毕业论文调研中竟然也得出了中国经济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就是进行全面的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私有化路线这样现在看来非常浅薄的结论。但是，经过长期地深入研究之后才发现，这种认识是十分肤浅的。目前，笔者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私有制问题的不可解决性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要远远大于公有制的弊端给人类造成的问题。　　

然而，公有制经济被认识为短缺经济的结果导致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展开的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和对外开放。并且，对外开放使人们越来越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经济效率深信不疑，甚至全中国的学者们（以文学工作者和经济学工作者最甚）和相当一部分老百姓都对市场和私有制产生了迷信和崇拜。一些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也为中国经济固疾开出各种隔靴搔痒式的私有化处方。与此相反，公有制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再一次在中国重演了：就象那拉氏时代清王朝把中国的精英分子远送到国外留洋而这些留洋归来的人们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一样，中国自1978年以来由国家用人民的血汗钱将那些精英分子送到国外学习（主要是美国）回来后也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人民的掘墓人。而且，从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的盛世并不出现在开放时期，而出现在闭关锁国时期！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开放与国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重要的是社会制度是否能够保证国力的增长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观察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整体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给人的一个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人们总是在形式上做文章：国有企业改革围绕着所有制形式进行（腐败与产权制度改革的结合已经孕育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悲剧性结局），政府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只围绕着机构的撤并设置这些“换汤不换药”的外在形式进行。形式在不断变化，不但实质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贫富差距、社会腐败和精神颓废却在无情地吞噬着中国的社会健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甚至整个中国社会，也正在日益葬送着中国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希望。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变革的历史，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领域一直围绕着所有制问题进行着不断的制度变革：前三十年是轰轰烈烈的“公有化运动”，后三十年（已经持续了三十年，这种趋势正在延续时间，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停止-因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仍然顽固地控制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则是荆棘丛生的“私有化运动”。　　

在“公有化运动”中，人们认识和理解的都是公有产权制度的优越性所在，而公有经济实践却并不能完全尽如人意。人们由此而失去了对公有产权制度的信心，而对公有产权制度丧失信心的直接结果是“私有化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人们从极端崇拜公有制度走向了极端崇拜私有制度（中央政府做出的制度安排是“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一方面在极力抛弃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却在强制推行私有化——实际上是按照权力大小重新瓜分国有资产或者说打着改革的旗帜大行贪污之道！）。　　

在“私有化运动”中，人们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和理解正好与在“公有化运动”中人们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完全相反。在“公有化运动”中，所有人们反对绝对公有化的言论和行为都要遭到政治化批斗；而在目前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运动”中，凡是不鼓吹私有化的言论都被人所不齿，文章也无处发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领域都被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实施着意识形态和学术专制。　　

这种历史和现实实际上表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极端主义和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显然是与中庸之道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中庸之道和辩证唯物主义都是符合事物本质的科学思维。），而且，也从实践上破坏着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而不是被那些新自由主义者所歪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甚至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歪曲，而且是对社会主义本身乃至对人类生活意义的全面歪曲！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可以证明，私有经济有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但是，私有制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已经被世界资本主义史和中国目前的事实所证明。因此，笔者反对过去那种绝对公有制度。相反，私有制度应当在一个合理的、适度的限度内存在并得到发展，即私有经济可以按照其自然存在的方式存在和发展，国家既没有必要完全排斥，也没有必要专门扶持其发展。　　

在肯定私有经济的意义的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可以证明，私有经济存在着严重缺陷。例如，商品拜物教、金钱主义、资本对人的奴役性、贫富差距以及由马太效应所致两极分化的严重化、过度物欲下的精神颓废和极端主义（暴力倾向和恐怖主义）等等。　　

然而，在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公有经济改革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和集体企业改革），人们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所有制结构调整上（实质上就是产权私有化）。为攫取形式主义政绩和在所有制改革中获取个人利益，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尤其是被所谓“战略性退出”的中小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官员不惜搞跨国有企业地强制实施产权私有化，造成大量本来经营正常甚至效益较好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倒闭以及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流失。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相当一部分公有制企业中，公有资产被政府和企业中具有控制能力的内部人掌控，他们瓜分了国有资产后，为切断其贪污或受贿等违法事实与法律制裁之间的联系，这些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被其迫不及待地低价变卖或“实施股份制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又构成内部人控制租金的机会）。而且，任何一次制度变迁（改革）都会形成一次潜在的寻租机会。在政府和公有制企业中掌握实际权力的内部人往往会利用改革机会进行寻租活动。当然，从常识上说，无论是打着改革名誉进行寻租还是寻租后的“金蝉脱壳”都只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是无法瞒过寻常百姓的。但是，不幸的是，在官僚主义和内部人普遍寻租的条件下，有处罚权力者（同时也是寻租人）进行串谋（“官官相卫”）。并且，串谋者也会利用每一次机会进行得过且过式的证据掩盖活动——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至少暂时割断了犯罪与法律制裁之间的证据和时间联系。法律的溯及能力是否在今后能够得以发挥完全有待于其它因素引致（这些毁灭了侵吞公有资产的犯罪证据的人因其它犯罪受到制裁后查出该犯罪事实），而不是公有企业内部引致（这些企业经过变卖或股份制改造后原有的经济关系甚至会计资料均已经不复存在！）。　　

笔者研究中国私有经济问题的初衷在于探讨如何促进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中国私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极其错综复杂，有相当一些问题的研究只能建立在对事实的观察和领悟的基础上，在收集资料上的困难（笔者的研究是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和资金支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个人行为。）致使笔者无法对相当多的论点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官商经济、权力经济的幕后运作），笔者无法得到本来可以做更深层次研究的证据，从而不得不放弃一些研究计划。因此，本书的研究仍然是相当肤浅的。但是，笔者做了力所能及的尝试。　　

关于中国私有经济问题的研究仅仅是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这种尝试过程可以说是既漫长又艰辛的。年复一年没有休息的日子，日复一日清贫无助的时光，都是在孤独、思虑、劳倦、疾病和满怀对父母的愧疚中煎熬过来的。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我的生活和学术研究（购买不断涨价的书籍、为收集资料和调查而奔波、写作以及如蜀道之难的出版奖金筹集——用上课挣来的钱出书等等）。中国学术界令人堪忧的浮躁作风和剽窃邪气不断助长着学术腐败的成长，买办文章、买办文凭和买办职称充斥着整个中国学术界。笔者多年来一直潜心致力于中国的学术事业，时刻不敢忘记追求真理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日积月累积长起来的每一个文字都充满着汗水、劳疾和殚精竭虑。长期坐冷板凳让我饱尝着做学问的艰辛和前程的渺茫，也亲身体会着中国学术秩序的混乱、不公和无奈。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和在中国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的目标，我们必须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的斗争！　　

为不引起误解，笔者在此必须强调，公有产权制度和私有产权制度都存在着各自的优越性和缺陷，发展私有经济并不等于完全放弃公有经济，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应当动摇。发展私有经济只是中国目前发展经济的一个方面。如何实现公有经济的效率和社会的公平分配始终应当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当是体制内改革，即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具有激励机制的、公平的分配制度。盲目实施国有企业退出战略和退出机制的改革主张不仅仅是哗众取宠的糟糕论调，而且是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国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前程的祸国殃民和居心于蝇头私利而不惜毁坏巨大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江湖处方。　　

按照笔者最初的研究计划，从整个中国的私有经济问题入手展开研究可能会更有意义。或者，深入进行几种在不同区域内形成的私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可能比现在的研究能更深入地理解私有经济问题，并使这种研究更有价值。例如，对上海模式、珠海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浙江模式、苏南模式等进行更为具体的典型案例研究可能会更有意义。但是，目前笔者并不具备任何研究这些案例的条件。看来，这种工作可能只能留待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去做了。按照笔者现有的资金条件和资料条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只能首先从云南案例开始做起。　　

笔者在本书的写作之初是将本书献给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和我的母亲的。但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母亲也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母亲的去世和十年前父亲的去世一样令我哀毁骨立，几乎不能振作。为了成就事业，我对每一个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的许多挣钱机会几乎都是视而不见！为此，我内心深感愧疚和悔恨！我的身体和智力以及我身上所具有的一切好的品质都是我的父母赋予的——疾恶如仇、坚持原则、不畏劳苦和敢于承担责任都是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习得的。他们不仅养育了我，而且用他们的勤劳把我培养成为一个知信诚勇的人。他们的意志教会了我怎样树立意志，他们的不辞劳苦教会了我如何奋斗，他们的乐观向上教会了我如何追求，他们的别无所求教会了我如何奉献，他们的宽容豁达教会了我怎样做人、他们的节俭教会了我如何生活……他们的恩情即使用尽我的全部身心也无法报答万一！我对他们的感恩即使用尽世界上现存的全部文字也无法表达万一！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没有父母的养育和教诲，这本书的任何一个文字都是不可能形成的。为此，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父亲和母亲的在天之灵。　　

由于私有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收集资料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加之这一课题的重大性和笔者的研究能力有限，书中缺点或错误在所难免。但是，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缺点或错误，都不是笔者的本意。本人期待着读者批评指正！　　

让我们一道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理论的繁荣倾注不懈的努力！　　

我们企盼着中国社会不断走向进步！　　

                     何其多谨识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八日 　　

                     二零零四年四月五日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深夜　　

                     二零零五年元月二十五日深夜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