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患难者的精神导师（上）

　 弗兰克：患难者的精神导师 （上）　

                                       一 　　

1999年——2002年，我作为一名记者在报社内部经历了艰苦凶险的反腐维权四年。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除去对于各种法律文本的苦读，支撑我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两部书：一是煌煌二百万言的六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另一部是薄薄的仅八九万言的《活出意义来》（奥地利著名哲学、心理学家弗兰克著，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前者教会了我如何顽强不停地保持政治上的进攻，后者教给了我如何冷静地保持自我心理防御和调节。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的学习，我将在《我的革命情结》一文里述说，现在说的是《活出意义来》对于我走出这段困境的巨大意义和影响。　　

我的《反腐维权四年》已经分章写出过，最简略的情况为：1999年我由于公开批评报社主要领导在工作上的问题和失误，而被怀疑为匿名举报人。于是先是被无理下岗，接着又被扣发工资和剥夺各项民主权利。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举报人的时候，则遭到了在主管单位主要领导支持下有恃无恐的报社负责人的进一步打击报复，直至完全以捏造的罪名实施辞退公职。巨大的屈辱和不公几乎使我的心理上陷入绝境。但是在报社内外有正义感同志的帮助下，我摈弃了与其简单拼命的错误思想，开始了在人事仲裁和反腐举报两条战线上的作战。虽然事实明确、理据充足，但是由于我们主管单位的级别（省部级）和官场上“官官相护”的准则，使我的努力屡遭失败。特别是“人民法院”竟然多次明目张胆地作出直接违法的判决。对此，我把举报信写到了各级最高领导——直至中央。就在我几乎失去信念的时候，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进攻原则，使我在艰难困苦中看到了曙光和希望，而弗兰克对于困境中人们的心灵抚慰，又使我在愤懑和忧郁中感到了支持和温暖。于是我坚持了斗争，又几经曲折（包括克服经济压力和病痛折磨），直到2002年报社领导更迭，原负责人下台，我终于胜利回到报社，恢复了工作和职务。后来报社又撤销了当年的对我的辞退决定。　　

回顾这段渐行渐远的历史，除去不忘那些奋不顾身帮助我的好友和亲人以外，更加忘不了毛泽东和有着奥斯威辛集中营经历的弗兰克医生给予我的巨大精神力量。写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对自己经历的一种怀念，或许还会对别的朋友有些现实意义。（令人高兴的是，生活又给了我这个机会。）　　

                        二　　

维克多·弗兰克（1905.03.26－1997.09.02），是奥地利哲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维也纳意义治疗与存在主义分析的创办人。他的存在主义分析被称为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资料显示，弗兰克医生不仅是一个传奇性人物，而且也是一位高尚的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都献给了人类精神解放的人。他以自己的各种经历（特别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特殊经历）向人们展示了生命的价值以及人生需要面对包括死亡在内巨大挫折的勇气和力量。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人生实践，都是人类在精神上解放自己、提升自己和净化自己的榜样。
    弗兰克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家庭。他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兄下有一妹。上中学后就被弗洛伊德的学说所吸引，同时他还阅读了阿德勒的著作。1923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925 年拜见了仰慕已久的弗洛伊德。1928 至 1929 年，弗兰克在维也纳以及其他六个城市组织了面向未成年人的免费心理咨询中心。1930 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晋升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助教。1933 年，他接管了一家针对自杀妇女的精神治疗病房。到了1937 年，弗兰克尔则自己开业，从事神经病症和精神病的治疗。　　

一年后，德国入侵奥地利。他的妹妹移民到了澳大利亚，而他和家人也正在积极筹措办理申请到美国的签证。1939 年他获得美国护照与签证，但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最后决定和未婚妻提莉一起留在维也纳。1942 年，弗兰克与未婚妻举行了婚礼。同年 9 月，他和家人包括新婚妻子一起被纳粹逮捕，被关押在捷克波希米亚地区北部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纳粹集中营。他的父亲不久就因为饥饿死去。1944 年他和妻子一同被送往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久其母亲也被送至此并死于该地毒气室。后来他又辗转至德国考夫林集中营、图克海姆集中营。他的哥哥亦在 1944 年被纳粹杀害，而他朝思暮想的妻子则于纳粹投降前死于德国伯根-拜尔森集中营。　1945 年 4 月　 27 日他被美国陆军解救。
    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维也纳才发现家人都已在纳粹集中营死去，唯有他和妹妹幸免于难。随后他继续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任教，期间和他的助手伊利诺尔.斯彻温特相恋并于 1947 年结婚，同时担任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教授到 1971 年。1948 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任维也纳大学神经与精神病学副教授，1950 年创办奥地利心理治疗协会并任主席，之后升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教授直到 1990 年。1992 年，他的朋友和家人为他设立了维克多·弗兰克研究院。他的人生理念使他后半生活得健康快乐。67 岁时领取了飞行员驾驶执照，80 岁时仍能攀登阿尔卑斯山，并到世界各地演讲推广意义治疗。他获得过世界各地 29 所大学的　荣誉　博士学位，曾在 209 所大学演讲，出版了 32 本书，已被翻译为 32 种语言，其中《人类对意义的追寻》一书共售出 900 万册。
    据介绍仅在短短9天内写出的《活出意义来》是他对集中营苦难的精神回顾，也是他对“意义治疗法”的一个简明的阐述。《活出意义来》虽属自传体，却不是一般的集中营实录，他甚至摈弃了大量的集中营生活细节，关注的只是数百万俘虏为图生存而奋力挣扎的艰辛痛苦和内心经历。是他们的内在故事，由一位生还者叙述。在寻找和肯定生命意义的同时，弗兰克还正视与归纳了人们面临的“生存挫折”。认为无意义感和空虚感捏合而成的生存空间，是人们看不清或是看不到生命意义的根本原因。他现身说法地强调，无论我们处境多么悲惨，我们都有责任为生命找出一个意义来。弗兰克在这里既为我们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弗兰克在其学说里，把人生中分为三种状态：他首先认为：“忙碌而积极地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经验。”接着他又认为：“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随后他重点提到了第三种状态：“至于既无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外力拘限的情景下，选择其生活态度。”他开宗明义地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这是弗兰克学说的精髓，他的“痛苦之意义”成了千百万不幸的人们从精神上超越和解脱痛苦的“圣经”。　　

弗兰克的学说早在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初具规模，集中营的经历更加验证了他的思想。《活出意义来》述说的故事和理念对于我来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三　　

　1999年10月25日　，流传了很久的关于报社要辞退我的传闻，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实。看到了那张写满了谎言和诬陷的“辞退决定”我气愤的几乎无法克制情绪，在“个人意见”一栏里我写出了愤懑无比的抗议和斗争到底的决心以后就离开了报社。随后我就被巨大的痛苦和屈辱包围了起来。整个脑子里充满了“辞退！辞退！！辞退！！！”一整天煤气灶上的火都差点忘记了关掉。当夜我们夫妇经历了难忘的不眠之夜，人生几十年的苦辣酸甜特别是这几个月的坎坷凶险一齐涌上心头，而最后又无不是朝着绝望的道路急速奔去。迷迷糊糊的睡去后不久就又醒来，一看表才凌晨4点，于是起来去阳台砸碎玻璃杯给市委书记写了血书进行控诉……而后来我心里汹涌地竟然是要和迫害我的人同归于尽的念头！　　

可是这个念头一说出，就遭到了老朋友吴凡的强烈谴责。他说你这样想，考虑到你的家人了吗？考虑到帮助你的朋友了吗？你要有信心，那个想法是绝对不能做的下下策！我在被斥责中开始清醒下来，可是痛苦随后又锥子般的扎进心里。吴凡不仅在说，而且在做。第二天就给我在一家旅游学校找了一个临时的差事，而且是政教处的老师。学校正处在中考前夕，随同大家一阵忙乱，竟然使自己心里的纷乱、焦灼和痛苦被转移和减缓了下来。不久我就开始冷静地看待和考虑我面临的事实了——　　

我被辞退是冤屈的吗？当然！我为什么会被辞退呢？在于报社负责人的报复陷害！为什么要迫害自己？杀一儆百！如何对待他们呢？屈辱地接受现实——绝不可能！和他们拼命同归于尽——也绝不应该！后者也许恰恰是某些人的希望!是否无路可走了呢？还不能说是。那么下一步的道路到底是什么呢？于是我开始沉静下来，客观考虑自己的处境和搜寻解决的办法。　　

……而且也想到了自己以前粗略的读过的《活出意义来》。一翻开书我仿佛眼前又看见了熟悉的弗兰科医生——他此时身穿囚服、脚上用旧电线当鞋带，拄着鹤嘴锄正站在那个令人胆寒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他平和甚至带着微笑地对我说，兄弟，如果理解这一切都为什么，你就不会痛苦了。接着他还引用了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言开导我：我们只要把痛苦的情绪，塑成一幅明晰的图像，就不再会痛苦了（后来我还把这句名言引证在我给市委常委们的信里）。而他的背后一队队俘虏正在警卫的呵斥和推打下走向茫无边际的雪原……他的话使我心头一亮，很快地就平静下来了，甚至顿感现实环境的优越——我虽然被非法辞退了，可是我还有人身自由呢。而且还在温暖、舒适的学校工作着。更何况辞退也是未必最后确定的事情呢。风雪中他望着我的眼睛接着对我说，经历痛苦也有提升人格的意义。超越了自我，就会得到精神的成长。他说，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你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你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你究竟配得上或者配不上你所受的痛苦。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在世界各地，人处处都面对着命运的挑战，面对着经由痛苦而获得成就的机会。……忽然间，眼前的风雪都不见了，我又看见了在欧美各国明亮、宽敞的讲堂上的弗兰克，他的面色那么红润，银发那么飘逸，风度那么潇洒……　　

应当说临时的工作环境和弗兰克的经历教诲使我站住了阵脚。我开始在工作之余，冷静地琢磨我的处境和出路。事后决定：第一，依照法律规定，在单位辞退决定生效以后，走人事仲裁的程序，从申请仲裁开始，全力争取在新的战场打赢这一仗。第二，对实施打击报复的单位负责人的问题，继续举报。而且改变单一行政举报的形式，实行包括媒体在内的“总体战”，特别注重向检察机关的举报。思路明确了，信心也有了，就在人事局受理了我的仲裁申请之后，我又就报社负责人的问题开始了全国各大媒体和诸如《焦点访谈》这类栏目的举报。虽然这些举报大多是有去无回，但是举报本身又使我鼓起继续作战的勇气，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弹片和硝烟中重新站起来的身姿。   　　

形势进展得很快。不仅人事局在弄清了问题的原委（这期间报社的富有正义感的领导和记者勇敢地为我作证，起了关键作用）之后提出了我提前退休的调解方案；而且检察院也开始了对被举报人的“初查”；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作为人大代表的女记者黎原也直接在人代会上提出我的问题，并得到了领导批示。随后又传来主管单位要派工作组来报社调查主要负责人的消息……然而就在我还没有完全高兴起来的时候，又开始“全面受挫”:首先是市纪检委“变脸”，据说接到了我们主管单位的“公函”，指明捣乱的就是我；其次是检察院“翻车”，告诉我“调查结果不能和你说”，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提到了“和为贵”；接着人事局也发生变故，说“你的问题太复杂，需要报国家人事部”……前后仅近一个月，春光明媚就变成了“四月泥泞”（我借用了王蒙一部作品的名字）。接着，长达数月的僵局开始了，然而就在这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又一次晴天霹雳几乎把我震倒。　　

那是2000年六月的一个傍晚，从科技馆的吴凡那里传来我已经被主管单位“开除公职”的消息，开始我还以为消息来源有误。将“辞退”当成了“开除”，可是他说消息属实。来自他们馆里的老处长，而老处长则是从报社的一个中层那里听说的，准确无误。我还不甘心的问了一句，是不是指辞退？吴凡说不是辞退，是指开除！这时我真有船一下子沉入水底的感觉，两只耳朵几乎听不见声音了，接着有又一种持续的猛烈绞心的疼痛感。由于爱人有事去了北京，整个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苦度长夜，茫然中四十年的痛苦委屈先后涌来。而稍清醒时，我的耳边又响起了最早上访人事局时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千万不能让单位开除了，那样一来工龄、退休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般说来面对着报社的衰退局面，比起报社的其他同志，我也许更能接受报社破产的事实。这至少我还有一们绘画的手艺。然而被开除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甚至没有人想要你的画。而且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耻大辱！我究竟犯什“弥天大罪”？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我还给报社创净利润超百万元呐，即使有错误也应当帮助吗？难道必须置于死地？黑白颠倒就到这个地步吗？真不知这后半生该怎么度过，怎么向亲友甚至下一代交待呢？…….这是我继去年10月25日后的第二个不眠之夜。一种近似绝望的感觉使我始终不能入睡，晚饭就是几口面包。后来实在无眠，我就用小刀去修理临摹马奈的那幅《弗里.贝热尔酒吧》油画上面涂厚的发光液。而昏昏沉沉睡去的时候已经接近天亮了。　　

然而一周后，消息来了更正：还是听信人弄错了——把已经实施的“辞退”当成“开除”了。天啊！不过一般人也分不太清楚，何况又是出于关心呢。可是那天的特殊痛苦却钢针般地牢牢扎我的心里。随后我又默默地翻开了《活出意义来》，弗兰科医生对我说，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的生命意义，使生命抱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而接着他引证的一段话又给了我更深的启示——“生命好比牙医治牙疼，你老是以为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实际上早已过啦！”而我随之联想到毛主席话：“有利的情势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样，就在排除新的危险和担心中，我看到了局势僵持和所酝酿着的转化的可能。三四个月后，在法律界朋友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突破僵局的办法，而且很快就迫使拖延仲裁近一年的人事局（人事部法定为三个月）做出了仲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