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条件——读欧洲史有感

民主的条件　——　读欧洲史有感

《欧洲史》，（法）阿尔德伯特　等，蔡鸿滨　等译。　　

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一版。　　

一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１.　古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生　　

公元前１１００年到前７５０年这段时间，在欧洲，人们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称为古希腊的中世纪，因为就像后来的众所周知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相对黯淡了的年代。这一阶段加上欧洲更早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中，被称为欧洲的原始社会阶段。　　

幸运的是，公元前８世纪，希腊的中世纪结束了，“进步的时期从此开始，并延续了４００年，使希腊称为经济强国和文化中心。许多影响到欧洲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建立起来。”　　

这时候，“人口急剧增长，使希腊自身已经无法容纳。” “有书面材料证实，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希腊人向其他海岸大迁徙。”在西西里岛东部，意大利南部，非洲北部，黑海地区以及马其顿，色雷斯等地方都建立了希腊人新的殖民地，同时，继承了自中世纪以前就有的商业贸易传统，“在整个地中海上都建立起商业网”。起初这些殖民地是以农业为主，“为了养活母邦的居民”，但后来“很多殖民地变成了商业殖民地，形成手工业者行会”。　　

希腊人“从各母邦向外迁徙的根本原因，就是已经提到的主要因人口增长造成的普遍危机形势。由于贵族占有绝大部分最好的土地，可耕地缺少，许多“自由”人不得不象农业工人一样为大地主劳动。人口增长使土地匮乏更加突出，并掀起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结果造成占有土地的贵族与其余居民之间的政治关系紧张。” 　　

公元前约７００年前后货币的出现，使地中海“国际性的”商业贸易形成了早期的货币经济。“货币经济动摇了城市社会的社会状况，使货币资本比土地资本变得更为重要。经济上的变化，促成了希腊城邦的社会和政治重心的转移，即由土地贵族转向新兴的商人和和手工业者阶级；新兴的阶级要求拥有与其增长的经济力量更适应的权力。”　　

这样的殖民过程中，涌现出有影响的新的有产阶级，与此同时，农民却（由于进口粮食的廉价竞争）遭受到严重困难（怎么看起来就跟今天世界上的情况一样――笔者注）。结果是，没有资本继续从事农业的人要么“以自己的土地做抵押，向大地主借债，或是把土地出让，自己成为佃农。许多人不能如期偿还债务，结果因为欠债而成为奴隶。”　　

生产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劳动者。“除了家务奴隶以外，现在又增加了手工业奴隶和工业奴隶。”除了部分上述的由农民而来的奴隶，显然希腊人需要更多奴隶。这时候，“海外的领地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这些奴隶通常不是从城市居民中招募的，而是来自远处的（军事战争中俘虏的）蛮族或敌人。”“奴隶占大城市居民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一半。”　　

新兴的有产阶级以及有走向没落趋势的农民，都强烈要求改变原有的社会内部的统治形式，结果在城市里发生了许多暴力冲突。这时，“原来居统治地位的贵族不得不承认，要继续保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就有可能发生无休止的内战。”而在有些城邦，出现贵族强行实施个人独裁的情况，有能力的独裁者通过“改革统治方式，让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这样便避免了内战或国家的解体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地，古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社会民主政治出现了。“因为诸事不是依少数人意见而定，而是取决于多数人，所以就叫做民主政治。”（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记述的伯里克利的话）。“从王权统治经过贵族政权，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在殖民时期即已开始，到公元前５世纪末，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达到顶点。”　　

这个政治体制的转变过程，是随着古希腊殖民时期的经济发展而逐步完成的。如上所说的，在殖民过程中伴随的的商业贸易和国外军事征伐，既形成了新兴的有产阶级（手工业和商业阶层）也带来了大批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阶级。新兴的有产阶级掌握着日益更显重要的货币资源，自然需要获得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利，因而甚至准备了自己的武装，来向原来掌握政治权利的贵族挑战。其结果是贵族不得不让步，导致在公元前６世纪以前独裁统治的时期，有产阶级们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虽然高级官员的职位仍为最富有的人所专有。终于，在伯里克利时代，“在民主政治中，贫穷不应阻碍一个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这样导致了理论上的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尝试。　　

２.　古希腊民主是谁的政治？　　

古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民主政治有一些突出的特点，表现在政治机构设置，，公职制度等方面。此处并不打算详细介绍这些特点，而是只谈一下和本文内容密切相关的部分。这种民主政治承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希腊１８岁以上男性公民都有权利和机会参与国家管理。而除此以外的其他居民则不享有公民资格，包括奴隶，妇女和外国侨民。“这些群体的人从事劳动，雅典公民搞政治。”就是说，生产劳动和其他的劳动主要由不享有公民资格的人完成，实际上生产劳动主要由奴隶来完成，而非别人。享有公民资格的人即自由公民，包括贵族，地主，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农民。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大约有１５万自由公民（包括家庭成员），１２.５万奴隶，约４万外国侨民。　　

“对于这种区别对待，希腊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或令人反感之处。古代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只靠两只手提供劳力的人，没有更多的时间积极参加国家事务；这些人不能算是积极公民（希腊语politѐs），而是私人（希腊语idiotѐs）。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指积极参加集体事务的人，因此，在他看来，妇女，奴隶和外国侨民不属于这类的人。希腊人不认为城邦里有任何不公正或歧视。”　　

从今天看来，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是令人惊讶和赞叹的相当“先进”的政治制度。对于自由公民来说，那个制度真是非常值得赞美的。事实上，《欧洲史》的著者提到了古希腊民主和今天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区别，一是“古代希腊的民主与今天西方的民主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在雅典，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有可能亲自参加选举和表决，这是直接民主。与我们今天的代议制民主不同。”第二个就是除自由公民以外的人不享有政治权利。事实上，还有没有更多的重大区别呢？　　

３.　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维持　　

“其他城邦也效法雅典，使民主政治获得进展。手工业者和商人支持这种政治形式，但是它也遇到一些反对者，特别是城邦中农业地区的地主。这些寡头反对提洛同盟的一切扩张活动，反对加紧重建雅典，反对帝国主义政策。他们更关注支持城邦寡头统治的保守的斯巴达。”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在手工业商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些经济的发展一开始主要是靠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提供的。而这些经济基础，一定要继续下去，在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础即大量的无人身自由的奴隶的生产劳动上继续下去。道理很简单，没有城邦内大批的奴隶劳动，哪里来的生存所需？哪里来的贸易商品？因为雅典公民主要是“搞政治”的。　　

然而，为什么在公民中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又会有明显不同呢？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是民主政治的热烈拥护者，为什么呢？手工业者需要控制生产资料的供应和输出，商业贸易者需要有保障的交通运输和海外市场，也许还有货币供应等等，因而这个拥有相当资产又人数众多的阶层就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发挥他们的政治力量。反过来，这种重要的政治权利和导致的政治军事措施将可以保证他们进一步地发展工商业。因此，在这一阶级的大力争取下，民主政治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因为数量较少又不掌握货币资源的土地贵族们没有力量阻拦其发生。　　

但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贵族们仍然希望民主政治不要产生或者赶快消失。当其正在萌芽时，贵族的军队努力发挥了摧毁的作用，尽管最终在雅典等城邦，这种努力失败了，但在别的一些城邦却始终占了上风。当雅典为首的城邦联盟大力扩张地图和输出民主政治的时候，这些贵族们也是在经常唱反调，尽管可能不太起作用。另外的一些拥有少量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们略有不同。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们争取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农民们曾跟着要求改善原来因海外殖民和农业贸易导致的日益窘迫的生活状态。但隔日在扩张土地和输出民主政治的战争中，农民们和他们曾经的斗争同盟们意见不一致了，他们赞成和平，不希望军事的征伐。这一切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对于依靠奴隶耕种土地生活的地主们，和自己耕种土地自给自足的农民们来说，暴力的征伐，遥远的殖民，有何益处呢？恐怕除了不得不为此缴纳更多税收，出钱出力，并搞得自己的粮食没有竞争力以外，没有其他影响了。　　

这样的内部矛盾继续着，直到同是古希腊强大城邦的斯巴达人带着纪律严明的军队杀来的时候。接着，曾经在反抗波斯帝国的战争中不分阶级同仇敌忾的雅典人，观点不一地被征服了。公元前４０４年，雅典投降，同盟解散，民主政体也不得不跟着变为寡头政体了。　　

此后的欧洲历史上，民主政治与贵族或军事独裁间隔地或者混杂地发生。到今天，欧美国家都一致地认识到，民主政治才是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这一切，正如历史上“文艺复兴”的概念一样，是不是明白无疑的“政治复兴”呢？事实上，欧美的历史学家们，多数是为他们伟大祖先们能够如此早地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概念和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尝试而自豪的。　　

二　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过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与欧洲的古代历史不同，中国的古代史尽管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演化，却始终没有产生过类似的民主政治制度。对于这个在今天来说尽人皆知而又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历史问题，不同的研究人群都尝试着某些角度给出解释。比如一种常见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思想如儒家思想等束缚了人民的思想自由，导致了普遍的奴性，这就使得民主政治成为不可能。然而，又有哪一种说法真正具有说服力呢？　　

想搞清楚为什么民主思想没有在中国产生，不如先问一句：为什么中国古代需要民主思想的产生呢？它是否具有产生的广泛必要性呢？如此一问，恐怕要令大多数人困惑了。我们不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来看看。基本上，全世界人类在原始社会里都以部落群居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在一个部落中，通常由德高望重或者有能力带领大家生存发展下去的人充当部落首领，这一点是很自然的现象，其实接近于人们可以理解的动物群落如大猩猩群落，狼群等的组织结构。部落内的公共事务和对外事务通常都需要部落首领或以其为首的部落核心人物集体来组织实施或者裁决。随着人类生存本领的增强，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思想的产生等，部落内部逐渐形成贫富分化。这样，原来在部落中处于理论上平等地位的成员，有的发展为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贵族阶层，更多的人则是普通的劳动成员。在即将告别原始社会组织形态，沿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向前发生变化的当口，采用何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成为一个选择题。我们在前一部分看到了，古希腊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人口增加超过土地的承受，大批人向外寻找新的殖民地，首先产生的仍然是农业为主的殖民地，但随着劳动分工的产生，在希腊各城邦，手工业制造和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人数众多而且掌握新的货币资源的有产阶级。而同时，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大批奴隶提供了农业和手工业所需的劳动者。新的有产阶级，具有与原来政治上占优势的土地贵族争夺政治权利的力量。争夺的结果就是，土地贵族作出让步，让所有城邦公民都有理论上平等的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在争夺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只是起到了给新兴有产阶级做帮手的作用，而不是带头者，也不具备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与此相对地，再看中国原始社会的结束。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一直以来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经济形式。随着人口增加，活动范围逐渐向周围扩展。在华夏民族生活的地方周围其他地区，也生活着一些其他一些相对少数的民族，有的以游牧为主，如北部和西部的地区，有的可能也是以农业为主，比如南方。总之，在古代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人类一直以来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也许是因为更远的地方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也许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有足够的可供农业种植的土地，他们没有大规模地向远处有其他民族聚居的地方殖民。另一方面，不象古希腊人遇到的那样的周围有着更为古老或者同样文明的民族因而发展了大规模的地中海商业贸易，中国古代的周围，看不到有可以发展商业贸易的伙伴。而且，那时的中国人，也没有象古希腊的征服者们那样，到远方去抓捕回大批的俘虏来，然后在市场上象普通货物一样买卖，来为农业和工商业提供足够的劳动者。究其可能的原因，主要的一方面是，普遍的农业生产从事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只要能过得下去，就不会费力地去远方主动发动战争，就如在古希腊的城邦战争中地主和农民都支持和平一样；相对次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地域的因素，中国周边地区生活着的其他民族是比较稀少的和落后的，对他们发动军事战争，可以预期，是得不偿失的。　　

如此，占主体地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当有限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发展和没有象古希腊一样的军事掠夺，是古代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古希腊相比而言，在经济上的三点主要不同之处（事实上，这些经济特点倒是和欧洲的封建中世纪有些相仿）。而这就导致那时的中国不能产生大批的新兴有产阶级，因而只是渐进地延续了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阶级，就是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样，古代中国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在笔者看来，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象欧洲那样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贫富分化后的地主阶级拥有大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就不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了，而是把土地租给有劳动能力而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地主由于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可以靠剥削农民的农业收成来生活，而农民则靠农业收成减去地租剩下的农业产品来生活。由于这样的生产关系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主要生产关系，就决定了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关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政治权利关系。　　

经济生产沿袭了原始社会的农业生产，相应地，政治制度也从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制度转化而来。正如古希腊城邦中的土地贵族们支持原有的贵族独裁统治一样，中国古代的地主们也一贯地不反对首领的独裁政治，只要首领肯保护地主们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农民阶级当仍然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时候，和大地主们持相同看法，而当他们失去土地沦为被剥削者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地主阶级争夺政治权利的资本了。这两个阶级具有与手工业者和商人们非常不同的立场，这就决定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轮廓。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相比较，在人民的权利方面有重大的区别。封建君主是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利的，具有理论上的对国家范围内所有生产资料和所有人的拥有权和处理权，就像人化的西方的上帝。而除君主以外的所有其他臣民，都具有理论上的同样的政治权利，即都要接受君主的管理。农民有机会做宰相，宰相也有机会变成一无所有的农民。而而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君主是代表了上层地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只有获得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的拥护，君主才能执行自己的权力。农民因为不掌握生产资料，要想生存就必须依赖地主阶级，所以不能发挥出农民阶级的政治权利。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两个阶级的政治地位的明显不平等。这与古希腊政治中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形成对照。不过，在奴隶制的古希腊，占人口近一半或更多的奴隶们是毫无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利的。当然，那些奴隶不被看作是人，从今天的角度，那就是实际上的动物或者机器而已。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历史上，找不到与古希腊相似的那种呼唤民主政治的动力，即不具备产生民主政治的必要性。这一点，对于今天我们认识民主政治的基础和价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广泛的多样型有产阶级（即除保守的农业地主除外的其他有产者）群体，就不可能有对政治权利的竞争存在，就不可能出现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制度。　　

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　　

三　民主政治的条件　　

让我们把上述古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延续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发展脉络和中国古代相关经济政治发展做个概括。　　

古希腊时代，随着经济上原来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小农经济逐渐让位于奴隶（通常是由军事俘虏，奴隶贸易，罪犯等组成的）劳动为主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多种有产阶级包括农业贵族和手工业商业阶层共同存在了，他们的竞争导致了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形成。而那时基本的社会结构就是：奴隶进行生产劳动，除了被剥削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权利；公民们都有理论上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在生产劳动中只占次要地位，即具有剥削奴隶劳动所得的权利。合理地具有通过剥削奴隶们所得的物质需求是公民们生存的保障，也就是公民们有条件，有能力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进一步地也就是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形成和维持的前提条件。没有奴隶阶级的生产劳动，也就不可能让所有公民都成为有能力参与政治的个体，因为总有人要失去生产资料沦为被人剥削和统治的人，而另一些人则因为拥有生产资料可以作剥削和统治他人的人（更详细的论述见下文）。换句话说，没有奴隶阶级提供足够的物质需求，公民中就必然有人因为缺乏物质需求而受制于人，此时尽管有法理上的政治权利，却不可能空着肚子去实现。　　

对上述结论的反证，就是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当然，欧洲封建社会也具有这种效果，尽管不如中国那么典型和清晰。中国什么时候有过大批的奴隶阶级（通常是由军事俘虏，奴隶贸易，罪犯等组成的）做生产劳动来供养非奴隶阶级的情况呢？中国有的正是理论上平等（为方便叙述，帝王本人除外，下同）却因生产资料持有的不平等导致的事实上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政治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理论上的平等已经是有了的，不需要再强调；实际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是不可能（没有意识也不具备力量）从拥有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手中获得政治权利的，而除这两个阶级之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不存在别的阶级了，这一点不同于古希腊的多样型有产阶级。而假使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出现了较广泛的手工业商业阶级，只要没有比农民阶级处境更为糟糕的奴隶阶级来充当劳动者，农民就还是有理论权利而没机会实现的被剥削者。　　

这样，根据古希腊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比较，我们可以总结出一句话：没有奴隶就没有非奴隶们的民主，因为社会总需要奴隶来提供物质需求。　　

关于这一点，人们一定难以相信了，或者人们会说：“啊，你说的话对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说是对的，因为那时候的人太自私了，奴隶主们或者地主们自己根本不想劳动，却想过好的生活，所以就要剥削奴隶或农民。但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同了，人人平等，都必须参加劳动了，所以不需要专门有奴隶阶级来提供物质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有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描述似乎是事实，然而究竟怎样呢？让我们再看看今天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吧。　　

四　今天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今天，世界人民已经接受了“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并且大多认为在人人平等基础上实行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仿效，大有“民主不需要理由”之势。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积极甚至有点偏执地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政治制度，认为只有所有国家都采用这样的制度的世界才是理想的世界。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绝对是莫大的诱惑。我们在此就试着设想一下这样的前景。　　

人们一般认为目前相对较成熟的采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都是具有典型欧洲传统的国家，如英法德美等。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来龙去脉。且不比说象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中所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泪史，也不必说曾经席卷全球的帝国主义殖民史，但就今天世界上以所谓“自由”，“平等”，“人权”，“人道主义”等若干所谓“普世原则”流行做背景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来看，稍稍带有一点怀疑精神的人们就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什么才是真正的平等呢？做同样的工作，一个中国工人的月收入竟然不到一个德国工人的十分之一，这应该在‘平等’这个词的含义内吗？”　　

人们会说，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国家内讲平等，和其他国家的人是不能讲平等的，即“平等”只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没有超国家的平等。与此相适应，“民主”也是只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没有超国家的民主。即，中国的公民不享有参与德国政治事务的权利。这看起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有没有人问过为什么？　　

因为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平等和民主的概念，他们在创造这些概念的时候，是为谁着想的呢？当然是他们自己国家。他们为什么不能把其他国家也考虑在内，提倡一个“如果你们愿意，我们的法律也可以适用于你们”的超国家的平等和民主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可笑，但很不幸，这很可能就是根本所在。　　

他们之所以不会这么考虑，是因为他们想要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投入来换取所需的全部物质需求。而正如前面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存在条件一样，只有在非公民们提供了足够的公民们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公民们才能有条件有力量争取平等的机会参与民主政治。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民主政治和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比较，不同点如下。首先，提供足够物质需求的非公民的劳动者不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本国奴隶们，而是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本国政府代表本国公民去剥削别国人民。第二，获得物质需求的途径不再是直接地从奴隶手中夺取，而是通过“合法”的国际贸易途径，即“我给你我一天的产品，换你十天的产品。”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维持这样的不平等贸易流向（即我一天换你十天，而不是相反）靠的主要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尽管有时强权甚至战争和商业规则也起作用。第四，公民们的物质需求现在并不是全部靠不平等贸易获得，事实上相当大一部分是自力更生的，这不同于奴隶社会奴隶主们几乎是彻底的寄生虫那种状况。　　

这样一来，仅仅通过将本国公民和别国人民简单区别，加上制定世界贸易规则并保证贸易持续进行，就提供了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对于这种区别对待，当代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或令人反感之处。当代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两只手（而不能更多用脑力）干低级活的国家里的人，没有更多的资格积极参加世界规则的事务；这些人不能算是先进的人民，而是缺少智慧的人。资本主义政治家们认为，先进的人民是指积极参加集体事务的先进国家本国的人，因此，在他们看来，其他国家的人不属于这一类型。当代的人不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世界有任何不公正或歧视。”　　

也许还有人不以为然，觉得人家做贸易不过是劳动分工的结果而已，并不是为了补充本国自身无法满足的物质需求。那么请假设这样的情况。如果今天的一个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断了与所有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完全靠自力更生。没有了中国人生产的廉价服装，没有了拉丁美洲来的廉价水果和其他食品，所有这些都要自己国家的公民来生产，再不能拿一件新式步枪或仅仅一个电脑软件来换取大批资源或成千上万人的食物或衣服。按照今天的生活水平，该国的公民们的物质需求还能得到满足吗？由于只能是本国的软件换本国的食物，很明显相对于有对外贸易时，本国所能得到的物质产品将大大减少（对外贸易，一个人产品能换来十个人产品；而国内贸易，一个人产品只能换来一个人产品，因为成本是相近的）。　　

假定每两人只能生产出一件衣服，分配的结果必然是其中一个人拥有了这件衣服，而另一个人没有衣服。有衣服的人可以进一步生产衣服，而没衣服的人则被冻死或在冻死前接受有衣服的人的建议：从此，你给我干活吧，我保证你不被冻死，但是你的工作所得都属于我。结果这个雇主就不需要亲自工作却保有自己的足够私有财产，而雇工却只能糊口而没有力量跟雇主讲道理了。即使雇工有一天凭借暴力改变了这种状态，结果也只能要么互换地位，要么讲这样的平等：两个人一起做衣服，做完以后每人穿半件，半裸着。可以想象，暴力获胜的雇工是要采取前一种即剥削他原来的雇主的。这怎么可能具有平等呢？又哪里来民主的游戏规则呢？　　

理想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想出高招来，使衣服生产效率提高一倍，两人一起劳动，可以生产出两件衣服，保证人人有衣服穿。这时候，都有衣服穿的人才有机会要求平等的制定规则的权利，即民主政治。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历史上是可以看到的。　　

若将整个欧洲作为整体来看，欧洲封建中世纪，从外部获得大量经济利润的方式相对于整个欧洲的经济总量来说非常稀少，包括商业贸易（东方国家如阿拉伯人占优势，而且东方的生产技术较高也导致欧洲获利较少），军事掠夺（有的只是欧洲内部各封建领主之间的争斗）或殖民地拓展（基本没有）。罗马帝国的扩张完成就意味着扩张性的发展开始转向保守的经济和政治方式。在政治上，相对民主的元老院逐步变为摆设，而这个过程恰恰是从几个处于罗马帝国辉煌时代的统治者（渥大维之后）开始的。奴隶制度的逐渐衰弱，加上外来民族主要是日耳曼人的入侵更加速了这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转变。甚至在罗马帝国晚期，原来集中生活于各城市的贵族们都有意识地转到农业地区去当封建地主了，导致了那时的欧洲“农村化”。经济上越来越以农业为主，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他们将自己的土地给佃农耕种，收取租子。在这样的状况下，自然地，封建主们（包括封建领主式的教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就有绝对的权力，佃农是没有政治权力的。在后来的欧洲封建国家（许多时候只是为了战略利益各领主们暂时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同盟）层次上的政治事务，一般是各领主们根据实力相互争夺又相互妥协后胜出来的人选主导来完成的，所以也是代表这些封建领主们的利益的。总之，在这样的保守型经济基础上，政治制度是以封建独裁为主的。　　

后来，来自东方（阿拉伯世界）的侵略，刺激了欧洲和外部的各方面的来往，包括军事上，工商业贸易上，文化上的。这样的过程就激发了又一次的外源型经济模式。欧洲开始积极发展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同时争相发展海军出去掠夺，寻找新大陆去大片地发展殖民地，甚至又开始做起了他们的祖先们做过的奴隶贸易（在美洲，还出现了全部以奴隶为生产劳动者的种植园经济，这简直就是复活了古希腊的奴隶制度）。这些外向型，扩张性的经济（政治辅助下的）手段，又一次地导致了大批的新兴有产阶级的形成。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思想，也终于积聚了他们的力量，最终以或暴力或半暴力的方式推翻了封建领主统治，并建立了新兴的民主政治制度，即延续到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同此道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群体，在生产力发展有限，共同劳动所得的共同产品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要的时候，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剥削，而不可能存在平等的获取机会，也就没有真正的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即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理想的社会只能是在当生产力充分发展，共同劳动所得的共同产品可以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要的时候。所有人都参与劳动并能分享到足够的劳动果实，即平等劳动，平等享受，自然也就相互平等对待，组成真正平等的社会组织，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而这样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什么社会呢？共产主义社会。　　

到那时，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国家内可以实现公民们广泛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将此生产力和社会形式推广，则可以在全世界形成广泛的平等和民主，即超国家的，“普世的”平等和民主。在此之前，平等和民主只能是局部的，不平等和不民主则是广泛的。　　

五　总结　　

“人生而平等”，这是从理论上今天为人广泛接受的观念。每个人生存的目的都是要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首先是物质财富。如果不考虑劳动分工，一个全体社会人员都按照社会规则（比如，所有人无论做何种工作，工作时间都一致的规定）参与劳动的社会能提供足够所有人在当时当地需要的物质财富，那么在理想的分配制度下，人人都能得到物质需求的充分满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物质分配上的达到了人人平等。如果全体社会人员都按照规则参与劳动，但是总的物质产品仍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的分配结果：平均分配或不平均分配。在人的私有思想作用下，显然平均分配不利于劳动积极性的发挥，这也是上世纪中国农村公社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平均分配方法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的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而另一部分人的需求远远不能得到满足。而这会造成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那部分人的不满，从而带来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社会结构的崩溃。通常，根据历史发展经验和教训，加上社会各群体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斗争，最终该社会组织会采取一个既不平均分配，又让各群体安心接受结果的方式。这种方式包括了社会组织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硬件包括国家组织，法律，暴力机构等。软件主要指该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通过这种文化让处于社会各阶层的人能安心地理解并接受现状，而不是起来反对。　　

“民主”，就是一种社会文化。按照这种文化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可以成为“民主政治”。“民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没有公民之间的平等，也就没有公民“民主”地参与公共事务一说。“民主政治”就是让公民们有平等机会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　　

而在“如果全体社会人员都按照规则参与劳动，但是总的物质产品仍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求”的社会发展阶段，采用不平均分配的制度，即不可能让所有劳动者都感受到“平等”的意义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部分劳动者排除在“公民”之外。也就是说，所有社会人员（事实上，在古代剥削社会，许多人是不劳而获者）都参加劳动，但是到分配产品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一部分社会人员就要被划分在“公民”之外，不能获得平等的物质产品，也没有机会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了。在古希腊雅典时代，这部分“公民”之外的劳动者是大批的奴隶阶级，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但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个阶级存在，就保证了另一个“公民”群体实现“平等”基础上的“民主”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供公民剥削的奴隶存在，是公民们可以“民主”的必要条件。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公民”们之外的劳动者似乎没有（除了有些不具有参与政治权利的外国人以及罪犯等少数人），但是那个为之劳动却不能参与管理的劳动群体却隐蔽地变成了别国人民。而由于当今世界人们还普遍相信“国家”存在的理由甚至不断地增加国家的数目和那些看起来似乎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人们竟然意识不到这种国内国外的不平等。（很可能，在古代奴隶社会，许多时候，奴隶主和奴隶两方面也都认为他们的地位不平等没有什么不合理，甚至说没有什么不平等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规则就是如此）。同样的道理，有供一国公民们剥削的别国劳动者存在，是该国公民们可以“民主”的必要条件。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目前世界国家林立的必要性和各国人民之间不平等或假平等（在“平等”的贸易规则掩盖下的）存在的必要性了。　　

只有到“一个全体社会人员都按照社会规则参与劳动的社会能提供足够所有人在当时当地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不平等才可能消失，“民主”才可能成为普遍的社会管理制度。　　

当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人人都只需要付出容易接受的一定生产劳动，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就能满足社会所有人的物质需求，人们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意识将会逐步淡化，而转为关心实现个人的生存价值，即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的生产劳动和公共事务，同时享受整个社会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换个角度来看，过去以剥削别的人群的劳动来获得足够物质需求，现在则靠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力（比如普遍的机器人技术）来完成那些劳动从而达到同样的目的。这种情况下，人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歧视和压迫别的人，从而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和在公共事务上的民主制度。

这样的理想的社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