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婚》的成功是社会的悲哀!
《金婚》的热播,并不是一件值得电视工作者和广大观众庆幸的事。理由如下:
首先,《金》剧的收视狂潮并不能反映电视剧制作水准的提高。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电视剧水平的下降和倒退,尤其是思想水平的倒退。《金》打得是亲情牌,但它所反映的亲情并不只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而是与其他人际关系相脱离、甚至凌驾于其它人际关系之上并控制着其他人际关系的一种“超级关系”。众所周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亲情只是其中一种。而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在根本上是由经济关系和政治地位决定的。对亲情的重视与否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一般而言,只有生产力十分落后、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度,才会比较强调亲情。亲情在本质上就是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的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而《金》剧中所反映的亲情无疑与社会中真实的情形恰好相反,它人为地为这种关系加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并且极力渲染和夸大(这其中还包括友情)。这种亲情不仅是不存在的,甚至有愚弄群众之嫌。因为它势必为中国已经格外严重的裙带之风和地方保护主义(远亲不如近邻——地域观念是亲情观念的延伸或衍生)提供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所以这样的作品毫无疑问不利于解放思想,更不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亲情大规模的回归之下,是编导们的黔驴技穷。为了引起观众的注意,该剧甚至不惜加入性——这味猛料,大肆炒作男女主角的性生活,企图以夫妻私房话为噱头招徕观众。这种做法无疑是低级和庸俗的。不但无助于中国电视剧事业的健康发展,反而起到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其次,《金》剧无助于观众提高思想水平和审美标准。该剧过分纠缠于鸡毛蒜皮的琐事,却不能以小见大。没有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体现社会的深刻变化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巨大影响。观众看后没有什么收获和启发。而对夫妻之间性生活的强调,并不能反映那个年代人们真正的精神面貌。尤其不能反映当时中国人坚定的信仰和崇高无私的思想境界。这件事还值得说几句,渲染男女情欲可算是该剧的一大“突破”。虽然限于体制,不敢真有什么暴露镜头,但该剧却独辟蹊径,大大地口淫和意淫了一番,让观众过了一把干瘾。看完之后,观众的心里却只剩下空虚和无聊。
最后,该剧的构思反映了电视剧发展遭遇到了“瓶颈”。这个“瓶颈”就是格外苛刻和蛮横的检查制度,或者叫片审制度。这种制度极大地扼杀了主创人员的积极性和想象空间,十分不利于出精品佳作。片审制度也是独裁和专制的必然产物,它严重破坏了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除了生产出大量粗制滥造的主旋律影视剧之外,就是导致象“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种荒谬言论的产生来为之辩护。试问,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能比生活本身更高的?!
《金》剧无疑是片审制度下衍生出的怪胎。在貌似强大的独裁和专制的政治语境下,该剧根本无法做到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只有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打出一记擦边球,用远离社会真实政治环境下的虚伪亲情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麻痹自己。可这样的亲情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难道这样的电视剧走红还不是社会的悲哀吗?!
写于2008,4,15
2 《奋斗》的走红是美国人的成功!
在用和平演变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就叫嚣,要用同样的方法、再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彻底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信仰和价值体系,使西方价值观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主流价值观。《奋斗》的走红让我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成功了。
《奋斗》的主题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了什么而奋斗?当然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也不是为了天下大同,更不是为了全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奋斗。很显然,奋斗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成功。但是,究竟什么才算是个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奋斗》的编导们心里也没底。因为任何个人的成功如果不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不同他人的幸福联系起来,这样的成功无疑是苍白的,单薄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严格地说,这种成功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作为指引,任何个人的奋斗都是盲目的,也很难对人类作出什么贡献。即使偶有所得,也不过是名和利的堆砌,充其量只能算作表面的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而且,这种表面上的成功也必将是短暂的,绝不会长久。《奋斗》的编导们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掩饰主题的苍白、空虚和经不起推敲,便加入了友情、爱情和亲情这些百试不爽的元素,将京味琼瑶的哗众取宠、胡侃臭贫、无病呻吟、歇斯底里、煽情做作发挥到极致,以眩人耳目、迷惑视听。但所有这些都掩盖不了这部戏在思想意义上的浅薄、平庸和匮乏。严格地说,这是一部没有灵魂的戏。如果硬要给这部戏安排一个灵魂,那么,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和对个人价值最大程度的张扬的渴望勉强算是它的隐约主题。当然,就连这也淹没在浩浩荡荡的装腔作势之中。看完这部戏,唯一获得的观感或者启发就是:人就要为自己活着,人只能为自己活着。而这种对个人奋斗的狂热崇拜无疑是有着深刻思想渊源的,那就是:美国式的价值观。
所以,这部戏的可以看出来的思想体系无疑是美国式或者西方式的,至少是仿美或仿西式的。甚至它的叙事风格从本质上讲也是美国式的。尽管它牵强地用中国的背景或者北京的背景作伪装,加上连珠炮似的北京土话,给人以似曾相识的假象。但仔细琢磨之下,仍让人感觉这并不像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而是一部中国人演得外国戏。这部充满了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收视率并红遍大江南北,只能说明中国原有的价值体系和信仰已经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便是美国式价值观的深入人心。正如我开头所说,美国人已经胜利了。他们已经用自己的价值观彻底改造了我们的年轻人,而我们原有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已经荡然无存。
《奋斗》的成功还折射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主旋律影视剧拍得太差,足以用粗制滥造四个字来形容。正因为这些所谓的主旋律影视剧质量下乘,丝毫不能承载起捍卫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艰巨任务和使命,所以才令别的旋律甚嚣尘上。推测这其中的缘由。也许是因为拍摄主旋律的人自己已经不相信原来的价值观了,所以拍不出真情实感;或者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由于主管宣传的领导太愚蠢,不能发现人才......总之现在的所谓主旋律电视剧没有一点看头,充满了假、大、空。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没有丝毫的吸引力,更不用说感染人了。也难怪老百姓不爱看。而《奋斗》这类电视剧走的是中间路线,打的是擦边球。也就是说介于明显主旋律和明显反动之间。在独裁和专制的政治语境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人们是很容易郁闷的。而这种隐约的反叛和轻微的不和谐可以让人的压抑情绪得到一定的宣泄和释放,因此很容易取得观众的好感和共鸣,甚至是巨大的认同。虽然,《奋斗》本身也是专制体制下衍生出的一个怪胎。
《奋斗》的走红,标志着西风已经压倒东风。它的意义不容小视。就价值观指向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奋斗》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艳照门》事件。因为后者是赤裸裸的,反而容易鉴别。而前者是隐晦的,却不容易察觉,你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它所影响。这种影响虽然当时看起来并不显著,但它的效果无疑是长久的、深刻的,甚至是巨大的。以至于足以表明美帝颠覆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图谋已经得逞,而我们的领导人也许已在经意或者不经意中被潜移默化了。
写于2008,4,15
3 从徐静蕾影片的政治意味产生的联想。
记得以前看过徐静蕾的一部电影,叫《我和爸爸》。影片讲述了一个北京长大的女孩和她父亲之间的故事。剧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倒是影片里的几个细节耐人寻味:这个女孩的初恋男友是个血气方刚但不够圆滑世故的湖南小伙,这个形象明显感觉与年青时的毛泽东有几分相似,但剧情并没有美化而是丑化了这个形象;女孩家里还有个小个子的四川保姆,这个人物显然与邓小平有共通之处,影片对这个人物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褒贬爱憎,却充满了调侃和嘲弄的意味;女孩还去过上海浦东,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江泽民,因为众所周知江是从上海开始真正发迹的,上海是他名副其实的发祥地,但影片中的上海显然是缺乏吸引力的,尤其对于女主角来说更是如此......这部影片的最后结局更让人回味:女孩最终没有和湖南小伙结婚,也没有继续雇用那位四川小保姆,而且她也并不喜欢上海这个地方,她只愿意在北京生活,只愿意和北京人一起生活。整个影片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该片的编导认为,什么人都没有北京人好,什么地方都没有北京好。即使北京的劳改犯也比外地的良民强,即使北京的破胡同也比外地的高楼大厦来得舒服。这部影片的主演和导演都是徐静蕾一个人,所以据说这部戏是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出发的。但整部影片却几乎感觉不到这一点。相反,从影片狭隘的地方情结和浓厚的政治意味以及本身灰色的基调来看,倒是不乏大男子主义的偏执和目中无人的傲慢,可以说“男人味”十足。准确地讲,《我和爸爸》更像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男人拍出的反映某些北京男性思想和价值观的一部影片,只不过借用了女性这个噱头。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北京虽然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尤其是北京男人却从未真正进入过权力的核心。虽然看上去北京人一直为自己是个北京人而自豪,但北京本地人却几乎从未染指过任何重要的权力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大多数北京人衣食无忧,生活悠闲,但在有关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却极少听见北京人的声音。这似乎是件咄咄怪事。整天生活在权力的“中心”却从未成为中心的“主人”,到是四面八方的“客人”长期占据着“主人”的位置,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心。也许是由于北京本地人的宽容与顺从,使得初来乍到的外地强人顿有宾至如归之感,本来还怀着的几分敬畏之心很快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于是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地坐上了龙庭,发起了号施令。不过,客人占据了主人的位置心里难免隐隐觉得不安,于是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和减轻负罪感,当然也为了麻痹当地人的斗志及缓和其对立情绪,便在物质上不时给予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大的好处自然是不会给的)。另外,更着重培养当地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政治上赋予他们巨大的荣誉,长居天子脚下,贵为皇城根儿,使北京人产生高人一等的错觉。在面子上给足了北京本地人,同时在精神上彻底地奴化他们,让他们以奴才自居,以做奴才为荣(但又绝不让他们插手任何重要的事物,获得任何关键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也为全国各地及各地的民众树立了典范,让各地羡慕北京,模仿北京;让各地老百姓羡慕北京人,模仿北京人,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当奴才,争当好奴才。也许,这才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真正用意所在,也是问题的关键和实质。
但是,北京人毕竟不是傻瓜,聪明的大有人在。对于统治者的这套手段和伎俩,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但碍于统治者的高压政策,通常也不敢有什么实质性的抗争,只能在嘴皮子上过过瘾。时间久了,就养成了北京人侃大山的习惯,也练就了北京人油腔滑调的本事。也许,这就是至今很多北京人爱犯贫的根源吧。对于这种无伤大雅的嗜好,只要不触犯当权者的切身利益,通常统治者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由于首都的示范效应,北京人的这种癖好迅速流传开来,并风行全国,经久不衰。但论到消息之灵通、想象力之丰富,恐怕很少有出北京人之右的了。虽然有的内容荒诞,有的情节离奇,但归根到底,这都是民众对统治者钳制言论、禁锢思想、限制自由的一种反抗和叛逆,是一种被压抑情绪的宣泄和释放。我们决不该忽视这里面的政治意味。
北京作为数朝古都,历尽沧桑,久经风雨,见惯世情,也形成了北京人一种特有的心理定势。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是很难真正体会并融入其中的。许多人为了获得北京及北京人的认可付出了艰巨的努力,甚至不惜刻意改变自己,无论是语言、生活细节乃至思维习惯都力求与当地人保持一致,以求得到真正北京人的认可和接纳。这种行为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因为这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是独裁与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而任何真正开放和包容的城市都是不需要你去刻意改变自己的,相反还会欣赏你的个性。所以我唯一想要提醒他们的就是:认清事实,保持冷静,尽量不要被统治者所愚弄和欺骗,就象我过去犯的类似错误那样。我们必须记住: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来自何方,无论长相如何,也无论学历高低,是富贵还是贫贱,都应该获得起码的尊重。这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任何一个文明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这个人,都将失去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依据,都将为天地所不容。所以,不管是对北京人还是对外地人,也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必须保持应有的尊重。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当然,前提是他(她)还是一个人的话.请别忘了:自大的外表下面一定是深深的自卑;咄咄逼人的人往往是想掩盖自己的不可告人;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人恰好是在掩饰内心深处的卑鄙和龌龊。
说白了,其实北京人只是顶着莫大的虚名,真正得到的好处却少得可怜,尤其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发言权。而《我和爸爸》所折射出来的,恰好是这种潜意识里的不平衡。
写于200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