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奴化之术：术儒的故弄玄虚伎俩一二

周公作《周礼》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互动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架构。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即由此缘起。

周公的治国方略，受到孔子的推崇和赞扬。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西周式的国家，提出“以礼治国”的治国思想。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繁琐秩序的社会，此种矫揉造作之繁复使“儒”走向低级庸俗。

《周礼》释“儒”曰：“儒以道得民。”注曰：“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大司徒》曰：“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谓六行六艺，曰德行道艺。《汉书·艺文志》提出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其论“儒家”：“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太史公对“儒”的了解以“六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主，可谓得其要。许慎《说文解字》释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这是说儒字的本意是柔，而作为一个名词，则是指术士。章太炎曾著《国故论衡》，章氏论证说，秦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可见儒即术士——即指一切有术之士，严格说来，指知晓天文气候、作法求雨的术士。钱穆在《古史辩》第四册序提出：“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这是对《说文解字》中关于“儒”的进一步阐释。他又说：“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习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那柔又作何解呢？两汉经学首屈一指的大师郑玄也一语道破天机：儒之言优也，柔也。原来，柔即优也。我们由此不难找到“儒——优——柔”的关联。有个成语，优柔寡断。这是古今中外关于儒、儒家、儒学、儒教或儒术最一针见血的注解！那么，什么是优呢？优者，戏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此处“优”字，即指演戏，后引申为“演戏的人”。儒者在权贵家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不正像是自编自演的一出戏？《史记·孔子世家》其实还有一处出现了儒字，那就是：“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术儒此等逢场作戏的影子，直到今天，不也仍在我们时代影影绰绰吗？君不见日本就有“女优”之谓吗！从儒的诞生之初起，它就是专业的“第三产业服务员”。而它的服务对象，无疑是上层贵族。也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所指：“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儒在春秋时期的基本生存面貌和形象。说得直白点，就是谁家有喜事，赶紧凑个班子过去热闹一下；谁家有丧事，又赶紧拉上一拨人马，过去热闹哀悼一下，装神弄鬼一番，弄顿吃的，攒点零花钱。还是《史记·孔子世家》，写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最后写到的那群像是无名鼠辈，偷偷溜出来者即是诸儒。对于这样一批被称为儒的人，与孔子时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有过这样著名的惟妙惟肖的描写、刻画：“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所以有人讽刺说，儒原本是富人家有婚丧嫁娶之事就跑去蹭饭吃的家伙！儒、墨对立而相争，墨子评说也许可视为论敌的诬蔑。那就来听听儒学大师荀子的高见：“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儒效》）墨子还是冷嘲，荀子已是痛骂——他痛骂自己的同门整天乐此不疲。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嗜饮食”。看来，这算是儒者们的共性了，也正是儒者生存景况的写实和记录。

许慎《说文解字》释“儒”为“术”的术字，前人虽多有语涉，但总给人语焉不详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术和前文中的优字相联系，情形也许就豁然开朗了。一场大戏做下来，总得有术。　章太炎　先生《原儒》中，引述儒者们求雨时的装扮和作派，没术，恐怕是不行的。对这样下作的术士，秦始皇当然坑你没商量。无独有偶，忽必烈征服宋朝后，将人所从事的行业分成十等。其中“儒”排在最后，甚至排在“娼”之后。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之后，王室衰微，诸侯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溃。孔子就生活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他崇尚“周礼”对社会的系统管理方法，对社会管理系统的变革大不理解。于是，怀揣“克己复礼”的旧梦，制定了一整套繁琐的礼仪制度。儒家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在管理实践中，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管理国家的理想大道。

孔子自认为其所创立的儒家是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但可惜的是，孔子并没有掌握“周礼”的精髓，而是将其断章取义了。《周礼》是一部汇集了周族历代帝王将相有关治国方略、强国方针的大智慧、大策略的著作。但孔子却把“周礼”当作类似“七不”规范、“八荣八耻”、中学生行为规范准则之类的来学习和传播，即把“周礼”理解成了一种繁文缛节，难怪晏婴这样评价儒家：“儒者能说会道又圆滑，不能用法制来约束他们。性情高傲，自以为是，作为臣子很难驾驭。其学说重视丧礼，竭尽哀情，追求厚葬不惜破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四处游说求取官禄，不能让这种人治理国家。自从大贤圣人相继谢世后，周室随着也衰微，礼崩乐坏已有了很长的时间了。如今孔子却过分讲究仪容服饰，详订繁琐的上朝礼仪，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几代人都研究不完，一年时间里连礼仪都学不会。君王想用这一套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不是引导百姓的好办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36岁时，因逃避鲁国内乱到了齐国。他费了不少脑筋，终于得到齐景公的赏识。有一天，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说　国　君要像　国　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进一步引申，意思是保持社会秩序，人人各司其职，国家自然安宁。于是有人说，孔子说的多好啊，现在不也提倡和谐社会嘛。实际上，孔子接着还说出了“正名”这个词，为的就是解释上文，孔子说，君臣父子要各尽本分，君、臣、父、子的名分是先验的、不可更改的。由于春秋　时臣弑　君、子杀父的现象很多，孔子就通过“正名”来告诉奴隶不要造奴隶主的反。晏婴是个精明练达、识见深刻的政治家，他对孔子行为作派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十分传神，与孔子本人在《论语》中的表现完全一致，与老子对孔子的批评告诫也完全一致。《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老子对孔子的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与晏婴所说的“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几乎是一个意思。其实，孔子与晏婴的向往可谓久矣。先是，孔子在鲁国听说晏婴智谏齐景公罢修大台之事，十分赞赏，认为其有　古　君子之风，心向往之。晏婴陪同齐景公拜会鲁庄公时，孔子命热衷外交事务的子贡前去观察，以便向晏婴这位闻名当时的大外交家学习外交礼仪。结果，子贡回来说，晏婴所做的不合乎他们所学的周礼，因为周礼上讲，拜会对　方国　君时应一步一个台阶上，进入宫殿后应缓步行走，不能快；　国　君赏赐玉器之类的礼品时，只应鞠躬，不用下跪。可晏婴见　鲁　君时，完全是反着来，他三步两步跨上台阶，进了宫殿还快步疾趋，　鲁　君赐玉时竟然下跪接受，所以，不合礼仪。后来，晏婴拜会孔子时，孔子当面提出了这些问题，晏婴解释说，当　时鲁　君已经出现在殿中，他不　能让国　君久等，所以，跨步上台阶，小跑着进殿；　鲁　君的赏赐不只有玉，而且还有帛，这是更加贵重的赏赐，就应以更加恭敬的跪礼表示感谢。礼仪，要在通古达变。孔子对此事的最终评价是晏子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这次接触，让晏婴领教了孔子对于繁文缛节斤斤计较的程度，而孔子对晏婴的神往似乎也淡化了一些。晏婴曾苦笑着对孔子说：你认为各国要多尊重周礼。周礼有用吗？那些繁缛的丧葬礼仪把人都弄傻了，你得花多少人力财力去守它？你力行周礼，一个官员死了父亲，要守丧三年，如是父母不同时死去，他就得守六年。人生总共有几个六年？人有父母，父母是天，记在心里，也就是了，何必做这种靡费钱财的事儿？有什么用呢？你看周朝文字，足有三千文字是葬具葬仪用的，有必要吗？

卖弄小聪明只是自作聪明，投机取巧更是愚不可及，因为这样违背了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老子认为只有抛弃机巧才是大巧。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将过人的机智与俭朴谦逊的美德集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晏婴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晏婴，字平仲，后人尊称他为晏子。晏婴出身于齐国贵族，长期居于要职，在当时列国间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在个人生活方面一向清廉而俭朴，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司马迁更是充满感情地说：“如果晏子活到现在，我即便为他执鞭驾车，也感到十分幸福！”公元前556年，晏婴的父亲、齐国大夫晏弱辞世。当时，卿大夫的丧礼是非常隆重的，且不说小殓（为死者穿衣）、大殓（再次为死者穿衣并以尸入棺）、代哭（死者家属轮流哭丧守灵）、迁柩朝祖（将棺柩迁入祖庙停殡）这套繁文缛节，单就送葬规模来看就已十分惊人：送葬时，在前面和左右两侧牵引柩车的人成百上千，为使送葬队伍顺利通过，出殡前常常需要重新拓宽道路，甚至不惜拆除一些重要的建筑设施。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丧仪，除能维护贵族的体面外毫无意义。为矫正时弊，警醒世人，年轻的晏婴顶住流俗的压力，勇敢地对传统丧仪做了改革。按照礼制规定，为晏弱送葬时应有遣车（装载随葬牲体的送葬车）五辆，晏婴却只安排了一辆；按规定灵柩下葬后主持丧礼者还要请参加典礼的宾客们聚会一番，举行繁琐的拜宾、送宾等仪式，晏婴减掉了这套程序，安葬完毕即刻返回家中，让送葬的亲朋好友自行离去。对这种做法，儒者横加指责。有一次，孔子的弟子曾参和有若两人谈起晏婴的为人，曾参称许晏子知礼，有若说：“晏子办理父亲的丧事，仪法草率，简慢宾客，怎算知礼？”曾参反驳说：“你哪知道晏子的良苦用心！当国家混乱无道时，一个君子是耻于礼仪完备的。国家奢侈成风，君子就应大力提倡俭朴，丧仪的简化正是晏子的高明之处。”现在来看，曾参对误解晏婴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晏婴当然也不是因为对晏弱感情淡漠才简化丧仪。在停殡期间，晏婴身着粗布丧衣，脚穿草鞋，每日以粥代食，夜晚睡在临时搭成的草棚里，下铺粗苫，头枕茅草。这种接近于士大夫阶层守丧规定的仪法连晏氏家臣也觉得过于俭苦，劝告晏婴说：“您现在已继任为大夫，这样守丧不合您的身份。”晏婴回答说：“只有那些高居卿位的人才算得上大夫。像我这样刚刚继承父爵的人怎敢僭用大夫之礼？”晏婴以这样“低级”的标准为父守丧，除了向世人说明自己简化丧仪完全是为矫正奢侈之风外，还有意同那些不顾廉耻、服丧期间便无所顾忌地纵情声色的贵族们区别开来。权贵们依恃富有不修德政而导致迅速灭亡的事实，使晏婴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聚敛无度的危害。因此，他在担任大夫后有意识地立身于争权夺利的漩涡之外，始终不渝地奉行着俭朴廉洁的生活原则。

孔子有时表现得更像个“笑里藏刀”、心口不一的小人。他最喜欢的好学生是颜回。颜回在41岁时就英年早逝，他为此悲痛不已。但由于颜回和其父亲都长期跟随孔子学儒，家贫无以为葬，父亲颜路就向孔子求助，希望孔子能够卖掉自己的马车后，为儿子买外椁。孔子却回答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意思是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是不可以步行的。这话酸不酸？恻忍之心何在？孔子的这些迂腐像都说明他在生活中所专注的是礼仪，而不是礼。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有生之年常常惶惶如丧家之犬。一部《论语》，无非是其门生假借孔子之口，将繁文缛节条理化的结果。中国文化的魅力和美丽在于载　文化之　君子言语出乎心，行动发乎情，假若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那么，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在传承中国文化，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糟蹋。

真实的“周礼”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提炼，而不是人为的复杂。　徐丛　先生的《周易正读》认为，《周易》的《贲》卦是周公专门讲修饰的一卦，其卦原文如此：

卦辞——贲，亨。小利有攸往。

爻辞——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六二：贲其须；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上九：白贲，无咎。大意为：卦辞——修饰能使人易于为别人所接受，对于建立安居乐业的环境有小的作用。爻辞——初九：在修饰之初，就要放弃铺张浪费的选择，而采用力行节约的方式；六二：正如我们要经常洗脸，并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一样，修饰要从将已有的东西料理得干净整齐入手；九三：热情饱满的健康状态是最好的修饰，如果能够永远地认识到此问题并保持下去，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六四：修饰的最佳效果是慈祥而健康的白首老人形象，他们有如一匹矫健的骏马，即使不加任何的装饰也会如五彩的锦鸡一般美丽，这种精神焕发的状态不是即将抢劫的土匪的那种形象，而是迎亲时的神采奕奕；六五：在装饰陵园及祭祀祖先时，只需要少量的祭品以表心意就可以了，虽然看起来有一些吝啬，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完满的；上九：朴素无华的修饰，没有过错。周公在此所提倡的修饰是“舍车而徒”的勤俭节约，是“白贲”的朴素无华，是“贲如濡如”、“贲如皤如”的精神境界，根本不是孔子所提倡的那种婆婆妈妈的繁杂。孔子去礼之本而逐礼仪之末，意在芜杂中彰显自己的“小聪明”。

今天，我们向古代思想家问道，必须舍弃孔子的繁琐礼仪，去繁就简。史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被训，唯唯诺诺。这可旁证孔子的去简就烦的偏好。《庄子》中的《盗跖》和《渔父》篇对儒家的礼进行了批判，认为儒家的礼是人为造作的道德，因此限制和约束了自然、自发的行为，属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我国很早就有“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的管理规范论说。“名号之正，取之天地”。人伦和谐之礼，繁多无序，实为道末。

今天，一个浮尘滚滚的时代，浮华芜杂的社会现实正在铺天盖地向我们袭来。保有大道至简的智慧，是勇气，也是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