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市场经济的“消费”方式（15）

论社会市场经济的“消费”方式（15）　　

听婵释禅　　

人类的“消费”活动，一直受到来至商品“生产”的效率高低和能力大小的正负作用，一直受到来至“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与否的深刻正负影响，一直受到来至“交换”的手段、通道和工具等先进与否的的正负导向。　　

“消费”作为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完成一个循环的终点和开始一个新循环的起点，在市场经济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根本性作用，这也是人类在“市场经济”中所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及社会财富“分配”活动最终的“衣食住行用等”的归宿和目的。商品的“生产”，是为了人类最终的“衣食住行用”等的“消费；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人们通过各种分配方式获取能拿到或享受到用于“衣食住行用”等的货币等筹码好去进行下一步的 “消费”；商品流通中的“交换”活动，是人们动用分配来的货币等筹码去购买到用于“衣食住行用等”的商品而去实现“消费”。而“消费”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把生产和购买到的“食物”用于延续繁衍生命和享受生活；把生产和购买到的“衣物和房屋”等用来挡风雨御寒暑、装饰美化生活、享受家庭和个人的自由空间并作为休养生息的港湾等；把制造和购买到的更加现代化和高效率的“行和用” 的各种工具等来为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等来提高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的效率和效果，使人类能享受到更高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等等。　　

当代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现代化和高效率，及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和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公平分配”，使人类在“衣食住行用” 等生存与生活方面享受了到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多”的衣丰食足、轻松便利和丰富多彩的生存与生活的高质量，但并不是说人类的“市场经济运行”就完美无缺了。　　

在现代的“社会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虽然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进入到了现代化和高效率时期，并形成了“商品生产和产能的过剩”， 但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还受到“所有制形式这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制肘，还受到“公权力对社会财富分配 ”不到位的制约。因此，“分配”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四个环节“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中的最大阻碍和羁绊，特别是成了“消费”的最大阻碍和羁绊。　　

    “消费与分配”活动的最明显区别是：通过各种分配方式“分配”到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等的收入，并不一定会全部用于“消费”，还有一部分被用于积蓄或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等。而按“市场经济四个环节需要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却是应该把所“分配”给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等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这样才能促进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　　

在当代“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的时期，这种不能把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等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的原因：　　

一是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与“以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分配方式，由于其极大地推崇和弘扬了“按资分配方式”。因此，也就必然地产生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分配现象，并使少数人占有的大多数社会财富不能形成“即期消费”，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由于只占有少量的社会财富，虽然有消费愿望，但却没钱去“消费”。　　

二是“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分配”方式，有使社会财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集中转移的功能，而这些获取大量贪赃腐败钱财的人，因其“衣食住行用”等已获得了极大满足，也就很难将这些贪赃腐败的钱财转化成“即期消费”了。以上两种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将必然促成社会财富向社会上的少数人手里转移和集中。而掌握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的那些少数人，该消费的已经消费了，已经没有充足的消费动能了，这样也就破坏甚至中断了“消费”这个环节的固有功能，从而阻碍了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的正常循环和演变。我们可以把其叫做“消费能力过剩”。而那占有社会财富很少份额的大多数人的想消费却没钱消费，我们可以把其叫做“消费能力不足或是短缺”。　　

三是以公权力分配方式对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分平、公正、公益、公用等的教育、医疗、社保、基本住房、社会救助等社会福利性制度体系建立的滞后或是通过改革给予消弱，使广大群众有很大的后顾之忧，对扩大和刺激“消费”具有很大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四是社会各层级“主体”有把通过各种分配方式所获取的“分配”收入转化成为扩大再生产储备资金，或是用于将来各种急需之用的“积蓄”的习惯等，也限制了“消费”环节的活力。但这通常是很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行为。　　

因此，也就形成了“分配的社会财富总是大于消费数额”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由此也就造成了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消费不足”问题。而“商品生产过剩与大众消费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更主要是根源于“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也即分配方式决定了消费方式。　　

为了缓解或是掩盖现代以私有制为基础或是以公有制和以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造成的“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于是，人们就引入“刺激消费”的诸多方式。为此，听婵释禅把这种缓解或是掩盖“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的“消费”方式大致划分为四种基本方式：一是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调整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方向来缓解“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  二是通过发展“借贷消费”来缓解或是掩盖“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三是通过股市等证券市场上涨的印钞机发泡增加虚拟分配收入来缓解或是掩盖“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四是参与国际分工并借助外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来促进和刺激本国的消费。　　

一、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调整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方向来缓解“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　　

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调整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方向等，从长远的意义上讲，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的办法。　　

为此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国家、企业、家庭等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各自所担任的不同角色。　　

一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是用公权力管理商品和人口“生产”的主体，是管理和指导社会财富“分配”的主体，是管理和指导商品“交换”和改善和疏导“交换”环境和通道的主体，是管理和指导商品“消费“的主体，并是以公权力为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公平、公共、公益、公用”等消费的主导者和组织者。　　

二是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最积极、最有效率性和组织性，并决定市场经济发达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是商品“生产”的主体；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主体；是商品“交换”的主体，特别是生产资料“交换”的主体；是商品“消费”的主体，特别是生产资料“消费”的主体。　　

三是家庭是劳动力“生产”的主体；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参与体；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参与体，特别是生活资料的“交换”主体；是商品“消费”的主要参与体，特别是生活资料的“消费”主体。　　

四是其它社会组织是参与和协调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协助者。　　

扩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可以有效地缓解因分配的不均衡、不公平、不合理、不公正等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同时，国家还要运用税收等手段来有效地调节因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并把获得的财政收入有效地运用到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公平、公益、公正、公用等的全社会福利性制度体系的建设上，保证最基本的教育、医疗、社保、基本住房、社会救助、基础设施等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对全社会最基本的“消费”的国家支持和供给，解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这即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国家“本色并应尽”的义务和服务，也可以保证和稳定全社会的最基础“消费”，更是解决国家凝聚力的问题。只有国家通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方式给全体社会成员以丰足的福利和回报，使全体人民凝聚在国家的共同利益体内，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不用扬鞭自奋蹄”真正地飘扬。毛泽东时代的爱党爱国主义情结和美国人民的爱国情结，从根意义上讲，正是这种高扬的社会公平、公益、公正、公用等的全社会福利性制度体系的建设的功劳。而一个对人民充满仇恨并想方设法去剥夺人民的国家，你叫他的人民拿什么去爱国呢？也正是由于天下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无私的爱，才有了子女对父母回报的孝。国家、企业等其理亦然。　　

二、通过发展“借贷消费”来缓解或是掩盖“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

所谓“借贷消费”，是绕过市场经济的“生产”环节，通过虚拟的“分配”方式获取收入，并经过“交换”获得商品“消费”权力的一种消费方式。　　

“借贷消费”，在以私有制为基础、或是以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社会财富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只占有少量社会财富造成的“即期消费不足”的难题。但其必竟是从表面和短期的角度上缓解“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办法，并且是“借贷”的社会成员的收入在未来还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增长，否则一旦由于社会成员的收入不稳定或是根本就没有收入，那么这种“借贷消费关系”就会造成破坏和中断，而如果这种“借贷消费关系”的破坏和中断是大面积的，那么就会引发象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并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并传染成实体经济危机。　　

“借贷消费”过程，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钞票的过程。比如国家和企业发国债等的向社会借钱超前消费、家庭和个人等的向银行和个人等借钱的超前消费等。它在一定意义和某个时段上具有部分或是全部抵消因社会上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并不能“即期消费”造成的“积蓄”过多带来的市场经济运行不畅的问题。但这种“借贷消费”的数额，一旦超越了商品生产能力和储备能力，及社会财富某个时期的即定“积蓄”数额的承受能力，就会引发全社会范围内严重通货膨胀。2007年的严重通货膨胀，正是房地产市场、车市、卡市等的大面积“借贷消费”，和国家发行国债、企业发行企业债等的“借贷消费”，及股市的大涨的开动印钞机发泡而使许多居民“超前”增加了大量收入，并进入到消费领域等造成实体经济商品的供应能力和超越了居民“积蓄”数额的承受能力，才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　　

正是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对“消费”的阻碍、破坏和中断，其才发明了这种叫做“借贷消费”的东西，来刺激消费，以帮助市场经济的“消费环节”来完成其本该完成的工作，并促进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继续循环和演变。“借贷消费”这种预支未来、超前消费方式，在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是由于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造成的恶果，而不得不采取通过“借贷消费”的方式来弥补和掩盖其社会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均衡等形成的缺陷和矛盾，但却为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和定时炸弹。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对这种“过度的借贷消费”体制的一种最严厉的警告和惩罚。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家内部全体社会成员对未来收入预期信心的崩溃，也使其全社会固有的‘借贷消费关系”发生了崩溃，并使这种“借贷消费关系”无法再良性循环下去了。当然，“借贷消费”的大行其道，其前提条件必须是在商品生产和产能的过剩时代。虽然在商品的短缺时期也有“借贷消费”，但那是完全不能与现代的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时期相提并论的。　　

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必然会产生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并必然导致“消费”环节不畅通或是破坏中断的危机和罪恶根源，才大力提倡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的相对公平、均衡、合理、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其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了防止因“分配”环节出现故障，而导致“消费”环节的的不畅通或是破坏中断，进而导致整个市场经四个环节的无法正常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等国家为防止产生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已经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商品生产产能等方式大量地缩减了本国的商品生产的产能，在保持本国一定的商品生产产能的前提下，而能使本国市场经济四个环节循环和演变的热火朝天，主要得益于：　　

一是得益于本国和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物美价廉商品做为坚强后盾，并使其在“应对商品过剩危机”方面能够“游刃有余、伸缩自如”。　　

二是得益于世界各国的社会财富都被美元体系的神话所迷倒，以为那里有无穷无尽的宝藏，都蜂拥参与到由股市、债券及其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所组成的美元体系中去掘金了，并推动美元资产的价格长期不断的上涨带动了全体美国人民的致富，而从这种虚拟证券市场等获得的大量收入，也就为美国人民的“消费”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三是得益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双繁荣”给未来收入制造的美好预期，才给美国人民树立了无穷的消费信心。但必竟美国等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以按资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国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并不都是腰缠万贯急得抓耳挠腮地不知把钱往哪儿花的富户，为了刺激消费，缓解“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尖锐矛盾，于是“借贷消费”这种消费方式就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大行其道起来来了。可以这样说，“借贷消费”这种消费方式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所造成的社会贫富两级分化引起的“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有效地刺激了“消费”，促进了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但长期以来，其也确实有效地“掩盖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所必然形成的尖锐分配矛盾，并为其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埋下的隐患和定时炸弹。　　

“借贷消费”为美国人民的“消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在一个丰足商品供应和具有良好“交换”手段，又有大量的不劳而获收入及良好收入预期和信心等的支持下，美国人民想不大手大脚地进行“消费”都是很难的。其又怎能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呢？正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才给处于科技等方面在制高点上的美国社会带来了这种只需负责“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分工的美差，而不是因为美国创造了比其它国家更多的社会财富，而是美国在利用其的美元体系的霸主地位在剥削和分享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财富。　　

四是得益于美国等国家“以公权力分配方式”形成的各种社会公平、公益、公正、公用等的教育、医疗、社保、社会救助、基本住房等社会福利体系解除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这也是保证了美国等国家的最基础“消费”。　　

可以这样说，金融危机正在动摇着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上这种“不合理国际分工”，正在动摇着“美元体系”，随着世界各国财富从美元体系上的“分流”，美国的天堂梦也就再难坚持做下去了。不过，必须明确的是，即使美国人民不再在天堂里了，其也一定比世界上的其它任何国家幸福一百倍，因为这个国家以公权力形成的各种社会公平、公益、公正、公用等的社会福利体系都还健全着呢！这也是保持其“消费”动力永不衰竭的根本保证，这也无疑是给美国人民的“消费”信心和动力上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险和保证。但这并不能说是美国等国家的以私有制为为基础的按资分配方式的功劳，而是因为美国等国家把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更有创意地渗透到他们自己的社会市场经济运行中去了，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才更具有“社会市场经济”的特征、特色和特点。　　

而中国在进行改造和完善自己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却破坏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和以国家公权力分配方式进行的更具有‘社会市场经济”特色、特点和特征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的公平、公正、公益、公用等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这对扩大“消费”来说，无疑只会起到雪上加霜的负面作用。正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极大改变，也才使中国也必然面临了西方国家一样的“分配与消费”之间产生的尖锐矛盾，于是也就大张旗鼓地学起了西方国家的那一整套的预支未来、超前消费的“借贷消费”模式，以增强“消费”环节的活力，并以此来缓解“分配与消费”之间产生的尖锐矛盾。于是在中国也就形成了房奴、车奴、卡奴等的“借贷消费‘阶层。　　

借贷消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下产生的用于缓解“分配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一种消费方式。但从根源上却无法消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弊端，更无法把“借贷消费”这种消费方式推广扩大到没有还贷能力的大多数穷人中去。“借贷消费”做为一种消费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也具有只能为“有还贷款能力者”的“锦上添花”的功能，并不能惠及每个社会成员。美国正是想突破“借贷消费”这个只能锦上添花的界线，让许多“没有还贷款能力的人”使用这种“借贷消费”工具，结果才成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也是“借贷消费”在缓解“分配与消费”之间矛盾的局限性和危害性。也就是说，“借贷消费”只能在某种程度和在某种范围内缓解“分配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给大多数人带来的消费能力不足和贫穷问题。　　

而美国等国家要消除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危机产生的根源，那就必须调整和改革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增大以公有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主导国家的金融证券市场体系和大型企业等进行国有化改造和控股，通过国家的有规划有计划和严格监督管理等来扼制和克服私有制经济只顾追求“集团和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弊端。　　

三、通过股市等证券市场上涨的印钞机发泡增加虚拟分配收入来缓解或是掩盖“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　　

证券市场，之所以被人们叫做虚拟经济，主要就是因为其不能直接进行商品的“生产”活动，而是通过直接的股票等证券市场的“交换”活动进行对社会财富的正负“分配”活动，如股份红利、正负差价等，然后把这种正“分配”到的收入或用于“消费”，或用于积蓄，或用于进行资本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投资逐利活动等。证券市场的大涨大跌，在扩大消费和扼制消费方面，具有比其它任何消费方式更大的能量和动力。这从2006年初到2008年末的三年里的对“消费”的或刺激或扼制的“冰火两重天”里就可以实证这种威力。这方面就不多说了。　　

四、参与国际分工并借助外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来促进和刺激本国的消费。　　

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正在走的路，但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因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使这种“分工”而有很大区别。一般地讲是发展中国家负责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工作，科技领先的发达国家负责“社会财富的国际分配和商品的跨国性消费”工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促进和刺激本国的“消费”方式，必须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无限大和资源无穷多，而一旦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和资源在受到某种危机的极大消弱和和制约的情况下，也就承载不了原来不断增加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倾销，在发展中国家本国的消费市场又很不活跃的情况下，那么这种由国外消费市场萎缩而引发的国内经济危机就会加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因“分配”环节的不畅通而导致的一种“消费”危机，进而导致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不得不萎缩。因此，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就受到了破坏甚至中断。这种现象，正是中国目前所面临问题。　　

总之，由于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决定了消费方式”，尽管人们引入了“借贷消费”等诸种消费方式来促进消费，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当缓解一下“分配与消费”之间产生的矛盾。同时，虽然也能在某些时候有效地掩盖一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埋下的深深隐患和定时炸弹，但一旦这痼疾发作或是定时炸弹爆炸，也真是够人类喝一壶的。

200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