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暗中摸索”谬论的阶级实质与历史误导

　　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作用，始终是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交锋的核心。其中，一种看似“公允”且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

　　这种观点，表面上承认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肯定了他“加速”了历史进程的正面作用。然而，在这种看似“客观”的评价之下，却隐藏着一种基于机械唯物论的、极其错误的“历史必然论”的影子。它暗示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即便没有毛泽东，也迟早会到来的、命中注定的结果；即便没有毛泽东，也终将会出现一个“李泽东”、“张泽东”来完成同样的历史使命。它将一位伟大革命领袖的决定性、创造性作用，降格为历史进程中一个可被替换的“催化剂”。

　　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根本不懂得在特定历史关节点上，领袖个人之于理论、道路、战略和组织的核心创造力，对于革命成败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生死攸关的意义。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论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的说法，是一种对历史的庸俗化理解。历史的真相远比这更为严酷和深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一次次濒临绝境的至暗时刻，毛泽东同志不是一位帮助人们在黑暗中更快找到出路的“向导”，他本身就是那位创造光明的“点火者”。没有他，中国革命这艘巨轮，早已在重重迷雾和惊涛骇浪中，触礁沉没，万劫不复。

一、理论的黑暗：在“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迷雾中

　　一场伟大的革命，必须有一种伟大的理论来指导。而在毛泽东思想这盏明灯被全党接受之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理论的黑暗中，被各种错误路线反复折磨，几近夭折。

　　(一) 右倾的投降主义：陈独秀的歧途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更看不见农民同盟军的巨大力量，天真地将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同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合作之上。

　　其结果，就是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举起屠刀之时，我们党完全处于一种束手无策、任人宰割的境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葬送于血泊之中。这是中国革命遭遇的第一次理论性黑暗，它几乎使我们党遭受了灭顶之灾。

　　(二) “左”倾的教条主义：王明、博古的毁灭性指挥

　　大革命失败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长期统治了党中央。他们完全无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圣经”，将苏联“城市中心暴动”的经验奉为唯一圭臬。

　　他们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在军事上搞“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在政治上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最终结果，就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我们党在白区的力量也几乎损失殆尽。这是比右倾投降主义更为持久、更为惨痛的第二次理论性黑暗。

　　(三)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唯一照亮道路的理论光芒

　　正是在这种右也不行、左也不通，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历史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它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为我们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那个历史关口，毛泽东思想不是众多理论选项中“最好的一个”，而是唯一能够将中国革命从失败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理论光芒。没有这一思想光芒的指引，党和军队，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向最终的覆灭。

二、道路的黑暗：在城市暴动与流寇主义之间徘徊

　　理论的黑暗，必然导致实践中道路的黑暗。在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之前，中国革命的实践，长期在两种错误的道路之间徘徊，找不到出路。

　　(一) “十月道路”的死胡同

　　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来夺取全国政权，是当时国际共运的普遍经验。然而，这一道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牢牢控制着中心城市的中国，却是一条完全走不通的死胡同。

　　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再到秋收起义后攻打长沙的计划，无数次的失败已经证明，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城市里搞暴动，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继续在这条路上“摸索”，其唯一的结局，就是将革命的星星之火，一次又一次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被扑灭。

　　(二) 农民起义的历史宿命：从“流寇”到“招安”

　　即便认识到了农民的力量，如果缺乏正确的理论和战略指导，其结果也只能是重蹈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覆辙。

　　一支没有稳固根据地、没有正确政治纲领、没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农民武装，其最终的命运，要么是变成四处流窜、抢掠为生的“流寇主义”，被统治阶级分割消灭；要么就是在取得一定势力后，其领导集团被地主阶级腐化，接受统治阶级的“招安”，最终成为维护旧制度的工具。这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

　　(三) “农村包围城市”：创造一条前所未有的光明大道

　　正是在这两种道路都已宣告破产的历史绝境中，毛泽东同志以其个人的伟大创造，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全新的、前所未有的革命道路。

　　这条道路，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深刻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个能够生存、发展、并最终走向胜利的战略总基地。没有毛泽东这一伟大的战略创造，中国革命就根本没有道路可走。

三、生存的黑暗：在长征路上被围追堵截的绝境

　　如果说理论和道路的黑暗尚有时间去争论和探索，那么在长征初期，整个党和红军所面临的，则是迫在眉睫的、随时可能全军覆没的生存的黑暗。

　　(一) 湘江之战的惨败：错误路线的必然恶果

　　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红军在行动上消极避战，在行军路线上机械刻板，变成了一支抬着坛坛罐罐、行动迟缓的“大搬家”队伍。

　　其结果，就是在湘江战役中，被敌人重重包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这血的教训，以最直接的方式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如果继续按照这条路线“摸索”下去，红军的最终结局，只能是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重演。

　　(二) 遵义会议的光芒：在毁灭边缘挽救革命的领袖

　　在革命危在旦夕、党和军队面临分裂和溃散的至暗时刻，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这次会议，绝非一次和平的、按部就班的会议，而是在极端危急的战争环境下，一次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决断。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以其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将红军从绝境中拯救出来。

　　(三)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力挽狂澜，没有他高超的军事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就不可能取得长征的胜利，中国革命的火种就有可能在长征途中熄灭。

　　这不是一个“摸索更久”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关节点上，是毛泽东个人的存在，成为了革命转危为安的决定性因素。

四、前途的黑暗：抗战与解放战争中的路线抉择

　　即便在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之后，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革命的前途，依然会被错误的路线所带来的黑暗所笼罩。

　　(一)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等人从“左”的极端，又跳到了右的极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主张将共产党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如果按照这条路线走，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将沦为国民党的附庸，在抗战胜利后，也必然会面临被其吞并或消灭的命运。正是毛泽东同志以其巨大的理论和政治勇气，坚决地批判了这一错误路线，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使得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为日后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气魄

　　抗战胜利后，面对手握美国援助、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党内一度出现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幻想，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和能力估计不足，对敢不敢打、能不能打赢这场解放战争，存在着疑虑。苏联方面的态度，也不主张我们打。

　　在这又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是毛泽东同志以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雄伟气魄，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为全党指明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方向。正是毛泽东个人的这种战略决断和革命胆略，才使得我党下定决心，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并最终以雷霆万钧之势，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五、光明的本质：革命领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决定性作用

　　“摸索更久”的论调，其哲学根源，是一种庸俗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它只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却忽视了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必然性必须通过人的、特别是革命领袖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以实现。

　　(一) 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革命的爆发，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必然结果。

　　但是，这种“必然性”，不会自动地转化为现实的胜利。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在20世纪的中国，诞生出毛泽东这样一位集伟大理论家、战略家、革命家于一身的人物，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正是这一“偶然”，抓住了历史的“必然”，并将其变成了现实。没有这一“偶然”的出现，历史的“必然”就可能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而转化为人民无穷无尽的、没有希望的苦难。

　　(二) 领袖、政党、阶级与群众：缺一不可的能动链条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但分散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一盘散沙。群众的力量，必须由其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来代表和引导。而无产阶级，又必须通过其最有觉悟、最有纪律的先锋队——共产党来组织和领导。

　　而一个政党，在其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必须拥有一个能够洞察全局、制定正确路线、并受到全党衷心拥护的领导核心。领袖、政党、阶级、群众，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能动链条。毛泽东同志，正是这个链条中最关键的、赋予整个链条以方向和力量的核心环节。

　　(三) 他不是“加速者”，他是“点燃者”

　　因此，我们必须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一个“加速者”。

　　中国革命的潜力，就如同一片广袤无垠、浸透了苦难油膏的干枯草原。在毛泽东之前，无数仁人志士，都曾试图点燃它，但他们的火种，或因理论错误，或因道路不通，或因战略失误，都在燃起微弱的火苗后，迅速熄灭了。

　　而毛泽东，以其独创的思想，锻造出了一颗与众不同的、能量巨大的火种。他不仅点燃了这片草原，更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在燎原大火中，驾驭着风向，绕开了一切可能使大火熄灭的沼泽与河流，最终烧出了一个崭新的、红彤彤的世界。他不是加速了光明的到来，他本身就是光明的创造者。

结论

　　综上所述，在理论、道路、战略、生存的每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节点上，中国革命都曾面临着万劫不复的黑暗。在每一个这样的节点上，都是毛泽东同志以其个人的、无人可以替代的、扭转乾坤的伟大贡献，拨开了迷雾，战胜了危机，为革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那种认为“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的观点，是一种对中国革命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严重认识不足的、过于轻巧的评价。它抹杀了领袖在历史紧要关头的决定性作用，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的真相远比这更加严峻而深刻：没有毛主席的理论创造，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没有他的战略天才，革命军队就无法生存；没有他的政治意志，党就无法实现团结，也不敢夺取胜利。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坚定和明确的：没有毛主席，我们面临的，将不是“更长时间的摸索”，而是根本找不到道路的、无尽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