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的真相与“人祸”的元凶——兼论“国耻”的桂冠究竟该由谁来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建国史上，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无疑是一段充满了悲壮、也充满了争议的特殊历史。它像一道深刻的伤痕，刻印在共和国的肌体上，也成为了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用以攻击、污蔑、和否定毛主席、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核心的“突破口”。

　　今天，那些早已被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的精神遗孤们，那些以充当西方反华势力“传声筒”为荣的所谓“公知”们，又一次，像在腐尸上嗡嗡作响的苍蝇一般，聚集了起来。他们挥舞着一些来路不明、漏洞百出的“数据”，声泪俱下地控诉着，说毛主席的“大跃进”，是“反人类”的“疯狂举动”，并直接导致了“三千万”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他们将这顶“人祸”的帽子，死死地、恶毒地，扣在了我们开国领袖的头上，并以此，来营造一种“国耻”的叙事，企图让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自己的历史，产生怀疑、憎恨与羞耻。

　　面对如此汹涌的、颠倒黑白的舆论攻击，我们，必须站出来，进行一次最彻底的“正本清源”。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将“三年困难时期”的全部责任，简单地、粗暴地，归咎于毛主席个人和“大跃进”政策，是一种完全脱离了历史基本事实的、极其恶毒的、旨在瓦解我们制度合法性的“政治栽赃”。所谓的“饿死三千万”，其数据本身，就是冷战时期，由美国中情局等西方情报机构，所精心炮制的、一场规模浩大的“心理战”谣言。而造成当年巨大困难的、真正的“元凶”，恰恰是那些今天正在哭哭啼啼地“控诉”着我们的、内外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是美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封锁；是苏联修正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背信弃义、釜底抽薪；再加上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以及少数地方干部在执行过程中，违背了中央精神的“浮夸风”……是这“四座大山”和一种“歪风”的叠加，才共同造成了那场历史性的悲剧。这笔账，我们今天，必须一笔一笔地，给它算清楚！

　　一、谎言的“总源头”：从“中情局的报告”看“三千万”谣言的诞生

　　要驳斥敌人，首先就要打掉他们最核心的、也最具煽动性的“论据”——即那个耸人听闻的“饿死三千万”的数字。我们必须明确，这个数字，从来就不是一个经过科学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和人口学考证后，所得出的“学术结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被精心炮制出来的“宣传武器”。

　　1.1冷战背景下的“心理战工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处于你死我活的“冷战”之中。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军事上的“热战”威胁，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舆论领域的“心理战”。

　　对于美国来说，刚刚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灰头土脸的他们，迫切地需要，在政治和道义上，“扳回一城”。他们要向全世界，特别是向那些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亚非拉国家，证明一件事：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就等于选择了贫穷、饥荒和暴政。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利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困境，进行夸大、扭曲和污蔑，就成为了以美国中情局（CIA）为首的西方情报机构，所主导的一项核心的“心理战工程”。他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是为了“妖魔化新中国”，将毛主席，描绘成一个与希特勒、斯大林齐名的、“杀人如麻”的“红色恶魔”，从而，彻底摧毁新中国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

　　1.2漏洞百出的“学术”外衣

　　当然，这些情报机构，不会以自己的名义，来直接发布这些数据。他们更高明的手法，是“喂料”给一些西方的所谓“汉学家”、“人口学家”，让他们，为这些谣言，披上一件看似“客观”、“中立”的“学术”外衣。

　　这些西方学者，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漏洞。他们既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去进行逐户的、田野式的调查。他们所能依据的，仅仅是中国当时，因国家治理能力尚不完善，而本身就存在着巨大误差的、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他们通过各种想当然的“模型”，进行所谓的“推算”和“估算”，其结果，自然也是五花八门、相去甚远，从一千多万，到四五千万，各种数字，层出不穷。这种巨大的差异，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些所谓的“研究”，其本质，是“政治的”，而非“科学的”。

　　而“三千万”，则是他们在这众多数字中，所选择的一个最具有冲击力和传播力的“代表性”数字。这个由敌人所编造的、充满了政治偏见和方法论谬误的数字，在经过西方主流媒体、教科书、以及后来国内“公知”们，长达数十年的、无休止的、异口同声的重复之后，竟然，就逐渐地，被一些人，当成了“不容置疑”的“历史常识”。这，是整个20世纪，人类宣传史上，最大、也最可悲的骗局之一。

　　二、共和国的“家底”：是“白纸一张”，还是“满目疮痍”的废墟？

　　那些将困难时期的责任，全部推给“大跃进”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言而喻的、但却极端错误的历史假设。那就是，他们似乎认为，1949年的新中国，所接手的，是一个正常的、和平的、可以按部就班发展的国家。

　　这，是对历史最无耻的歪曲。毛主席说，新中国是“一穷二白”，“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这绝不是谦虚，而是对当时中国国情，最冷静、最真实的描述。我们所接手的，根本不是什么“白纸”，而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复蹂躏了一百多年之后，所剩下的、一个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巨大废墟。

　　2.1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

　　国民党反动政权，在1949年，仓皇逃离大陆时，它给新中国，留下了什么？

　　在经济上，是长达十数年的、使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彻底崩溃的、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早已变成了废纸，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工业上，是一个几乎为零的重工业基础。我们甚至不能自己生产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全国的工业，几乎全部是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的、畸形的、依附性的轻工业和加工业。在农业上，是落后的、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关系下的、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旱涝灾害，连年不断。在人民生活上，是高达80%的文盲率，是不到35岁的平均寿命，是各种恶性传染病（如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的普遍肆虐。

　　2.2盗窃国库的“世纪大盗”

　　更无耻、也更致命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败退台湾时，所进行的、那场堪称“世纪大盗”的、对国家财富的疯狂洗劫。正如当年亲历者所言：“蒋介石把那个钱都拿走了！”

　　他们动用飞机和军舰，将当时中央银行里，几乎全部的黄金储备、白银储备、以及当时政府手中所有的外汇储备，全部席卷一空，运往台湾。这，就等于，将一个刚刚诞生的、一穷二白的、有四亿多人口需要养活的新政府，置于一种最极端的、没有任何启动资金的、财政上彻底破产的绝境之中。

　　在这种条件下，要恢复生产、稳定物价、发展工业、改善民生，其难度之大，是今天任何一个生活在和平繁荣环境中的人，所根本无法想象的。而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正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开始了我们艰苦卓绝的建国事业。“大跃进”运动，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因，正是源于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绝境之下，那种渴望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极其强烈、也完全可以被理解的民族集体意志。

　　三、“两肋插刀”的“同志”：苏联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与釜底抽薪

　　如果在建国初期，我们所面临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这两个“公开的敌人”，那么，在“三年困难时期”，给予我们最沉重、也最致命一击的，恰恰是那个曾经被我们视为“老大哥”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同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

　　3.1从“援助”到“逼债”的嘴脸

　　在建国初期，苏联，确实曾给予我们一定的援助，特别是著名的“156项工程”，为新中国的初期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这种援助，绝非“免费的午餐”，它大部分，都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

　　而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之后，随着中苏两党，在关于“如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苏联，便开始逐渐地，露出了其“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丑恶嘴脸。

　　3.2背信弃义的致命一击

　　最关键的，是其选择的“下手”时机。正是在1959年到1960年，在中国，因为连续的特大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初期的某些失误，而遭遇最严重经济困难的、最需要外部支持的时刻，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对我们，进行了最无情的、釜底抽薪式的“背后一刀”。

　　1960年7月，苏联政府，悍然单方面地，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数百个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并在一个月之内，撤走了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并带走了所有的重要图纸和资料。这，使得当时中国正在建设的、许多重大的工业项目，立刻陷入了瘫痪。

　　更为致命的，是正如当年的人们所愤怒控诉的那样：“这个苏联又让我们还钱！”他们不顾中国正在遭受严重灾荒的客观事实，以一种极其冷酷无情的态度，逼迫中国，必须立即偿还所有到期的、以及未到期的对苏债务（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时，苏联所提供的武器装备的贷款）。

　　这，已经不是什么“路线分歧”了，这，是赤裸裸的、趁人之危的、旨在将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置于死地的、最卑鄙的“政治扼杀”！正是为了偿还这些必须按时交付的、带有利息的“苏联债”，在那个我们自己的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甚至在忍饥挨饿的年代，我们，依然不得不，将数量有限的、宝贵的农产品（如苹果、鸡蛋、肉类），出口给苏联。这，无疑，是极大地、雪上加霜地，加剧了我们国内的食品供应困难。

　　四、天灾与人祸：如何科学看待“浮夸风”与“自然灾害”

　　在肃清了这些外部的、历史的、往往被“人祸论”者所故意忽略的“元凶”之后，我们，也必须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分析“三年困难时期”，其内部的、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同样被许多人所反复提及的“天灾”与“人祸”。

　　4.1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

　　任何不承认或淡化“三年困难时期”存在严重自然灾害的论调，都是不尊重基本事实的、别有用心的。

　　根据当时的气象和水文记录，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确实是遭遇了连续三年的、波及范围极广的、历史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1959年，全国有大面积地区，发生“南涝北旱”；1960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大旱，受灾面积，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年；1961年，又是南涝北旱，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台风、霜冻、和病虫害。

　　这种连续的、大范围的、复合型的自然灾害，对于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农业生产还极其落后、水利设施还极其薄弱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年轻共和国来说，其打击，是毁灭性的。它直接地、在最大程度上，导致了全国粮食的大幅度减产。这，是造成当时食品供应困难的、最主要的、也是最客观的、不可抗拒的第一位原因。

　　4.2必须被批判的“浮夸风”

　　当然，我们从不讳言，在“大跃进”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被毛主席本人，都深恶痛绝的“浮夸风”、“共产风”。

　　当时，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一些地方的、中下层的干部，在一种革命的“狂热”和急于求成的心态驱使下，违背了中央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不顾实际地，去虚报和夸大粮食产量，搞出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闹剧，放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亩产万斤、甚至数万斤的“高产卫星”。

　　这种“浮夸风”，其造成的直接恶果，是极其严重的。它导致了国家，根据这些虚假的、被夸大了数倍的产量数字，来制定粮食的征购任务。其结果，就是，在很多地方，国家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饲料粮，都当作“余粮”，给征购了上去，从而，在局部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缺粮状况。

　　4.3毛主席：最早发现并坚决纠正错误的人

　　然而，那些将“浮夸风”的责任，全部推到毛主席头上的人，又一次，犯了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错误。

　　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毛主席和党中央，恰恰是当时，最早发现、并最坚决地，去纠正这些“左”的错误的领导者。早在1958年底，毛主席，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下面存在的浮夸和冒进问题，并多次召开会议（如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等），亲自写党内通信，去反复地、大声地，为那些“头脑发热”的干部，“压缩空气”，批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要求必须保护农民的利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但是，由于当时通讯条件的落后、官僚主义的阻碍、以及运动已经发动起来后的巨大惯性，这些来自中央的、正确的“纠偏”声音，在很多地方，并没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贯彻。因此，科学的结论是：毛主席，不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恰恰相反，他是“浮夸风”的坚决反对者和积极纠正者。将地方干部的执行错误，上升为中央领袖的路线错误，这，是一种典型的、旨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污蔑手法。

　　五、“国耻”的桂冠：究竟谁该为“三年困难”而感到羞耻？

　　在厘清了上述所有的历史真相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来最终回答那个问题了：所谓的“国耻”，这顶耻辱的桂冠，究竟，应该由谁来佩戴？

　　第一，它，应该被牢牢地，戴在那个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甩给新中国，并卷走了全部国家财富的、无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

　　第二，它，应该被戴在那个对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惨无人道的、全面的军事和经济封锁的、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头上！

　　第三，它，应该被戴在那个背信弃义、落井下石、在一个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困难的时刻，从背后捅上致命一刀的、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头上！

　　第四，它，更应该被戴在今天，那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完全无视上述一切历史事实，而甘愿去充当西方反华势力“应声虫”的、国内的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无良“公知”们的头上！

　　是他们，在颠倒黑白，在污蔑我们的英雄，在瓦解我们的民族自信，在试图让我们的人民，为一段本应充满着悲壮与自豪的、艰苦奋斗的历史，而感到“羞耻”。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是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真正的、最大的耻辱！

　　而真正的光荣，属于谁？光荣，属于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是他们，在那样一种内外交困、强敌环伺、天灾人祸的绝境之中，没有屈服，没有投降，而是以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去进行了那场旨在冲破一切束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伟大的、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尝试！

　　光荣，更属于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是他们，以其最坚忍、最朴素、也最伟大的牺牲精神，勒紧了裤腰带，替国家，还清了那笔本不该由他们来承受的“苏联债”；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在戈壁滩上，研制出了我们自己的“两弹一星”，为共和国，挺起了不被外敌讹诈的、坚硬的脊梁！

　　结论

　　综上所述，所谓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人祸论”，是一个由“中情局的谣言”、“国民党的烂摊子”、“帝国主义的封锁”、“修正主义的背叛”、“史无前例的天灾”、以及“地方干部的执行失误”等多种因素，所共同交织而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而那些反动派和“公知”们，则通过一种极其阴险的、去“复杂化”、去“背景化”的叙事手法，将这一切的责任，都简单地、粗暴地，归咎于毛主席一人。这，是20世纪最大的历史冤案之一。

　　我们今天，去澄清这段历史的真相，绝不是为了要“回避错误”。恰恰相反，我们党，早已对那段历史中的失误，做出了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总结。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场“正本清源”的斗争，是为了捍卫我们历史的“解释权”，是为了不让我们的人民，被敌人的谎言所蒙蔽，是为了不让我们的英雄，被无耻的宵小所玷污。

　　那三年的困难，是真实的；那三年的牺牲，是巨大的。但那三年，所锻造出的、那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怕任何鬼、不信任何邪的民族精神，更是我们今天，所必须继承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一个忘记了自己是如何在苦难中，挺直脊梁的民族，是注定要再次弯下膝盖的。

　　而我们，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