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产阶级专政的当代表现：从越南说起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其光辉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以其无与伦比的理论彻底性，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他进一步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从来不是什么凌驾于阶级之上的、中立的、“全民”的仲裁者，它本质上，始终是、也只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的、特殊的暴力机器。

　　因此，自从国家诞生以来，纷繁复杂的国家形态，归根结底，只能划分为两种根本的类型：或者是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对占人口多数的被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如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以及其最高、也是最后形态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对占人口少数的、已被推翻但尚在反抗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两者之间，绝不存在任何所谓的“中间道路”或“第三种选择”。一个国家，它的刀刃，如果不是朝向资产阶级的，那么，就必然是朝向无产阶级的。列宁的这一论断，是马列毛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石，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然而，在今天，当我们用这块试金石，去检验那些曾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但后来又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国家时，一个极具迷惑性、也极具研究价值的“政治标本”，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标本，就是越南。

　　从表面上看，越南，似乎依然保留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外部形式：它依然由一个名为“共产党”的政党，实行一党领导；它的国旗，依然是象征着革命的金星红旗；它的官方意识形态，依然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穿透这些形式上的、历史遗留的“外壳”，运用阶级分析的锐利武器，去解剖其国家机器在经济、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其真实的、内在的运行逻辑时，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惊人、但却完全符合科学的结论：今天的越南，其国家政权的实质，早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个已经高度成熟的、具有典型特征的、现代形态的资产阶级专政。

　　本文旨在以越南为一面镜子，系统性地、深刻地，去阐述和印证马列毛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本文将深入论证，一个曾经的革命政权，是如何通过背弃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在内部，重新孕育出一个强大的新生资产阶级，并最终，将整个国家机器，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彻底地、系统地，改造为一个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对本国劳动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反动的暴力机器。

　　一、专政的经济职能：从“计划经济”的组织者到“市场经济”的助产士与总保镖

　　一个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首先，也是最根本地，体现在它在经济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它究竟是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在扶植和保卫私有制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根本的经济职能，是作为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并逐步地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根本的经济职能，则是为资本的无限增殖，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并充当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总保镖”。

　　1.1国家职能的根本扭转：从消灭资本到“招商引资”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其对待资本（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的态度，必然是限制、利用、改造，并最终将其彻底消灭，代之以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然而，我们来看越南。自其推行“革新开放”以来，其国家经济职能的核心，发生了180度的、根本性的扭转。它的全部经济工作，不再是围绕着“如何巩固社会主义”，而是围绕着“如何吸引资本”而展开。“招商引资”，成为了各级政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为了吸引国内外的资本家前来投资建厂，越南政府，可以向他们提供极其廉价的土地、极其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对环境保护的、极其宽松的管制。它以国家的信誉，来向外国资本家保证，他们的财产和利润，在这里，将是“绝对安全”的。国家，从一个原本要“消灭”资本的革命者，彻底地，蜕变为一个卑躬屈膝地、为资本的到来，扫清一切障碍、提供一切便利的“助产士”。

　　1.2官僚资本的形成：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的“联姻”

　　在越南这种由修正主义政党，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其资产阶级专政，还表现出一种极其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的、高度的、有机的“联姻”。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在经济上极具垄断性、在政治上极具反动性的特殊资本形态——官僚资本。

　　一方面，大量的、在党和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僚及其子女亲属，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人民所赋予的权力，通过权力寻租、内部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等方式，迅速地，将自己，转变为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即所谓的“红色资本家”。

　　另一方面，那些在市场上崛起的私人资本寡头，也必然要反过来，积极地，向权力部门进行渗透和收买，寻求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获取政策的便利和法律的保护。

　　前文我们所反复提及的、越南女首富张美兰的案件，就是这种“官僚资本”最登峰造极的表现。她之所以能够，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将一家全国第五大的商业银行，当作自己的“私人金库”，其背后，必然是有一个从中央银行到地方政府的、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为她提供保护。在这种“权钱联姻”的结构中，国家，早已不再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变成了官僚与资本，相互勾结、共同分赃的、一个巨大的“私人俱乐部”。

　　1.3对劳动人民的经济专政：从“铁饭碗”到“人口红利”

　　当国家，将自己的经济职能，定位为“为资本服务”时，那么，它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实行一种残酷的、无情的“经济专政”。

　　这种“专政”，首先就体现在，它要亲手砸碎在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所享有的一切经济保障，即所谓的“铁饭碗”。它通过“国企改制”，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抛向社会，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福利；它通过解散合作社，使得亿万农民，失去了集体的庇护，重新沦为脆弱的小生产者，随时面临着破产和失地的危险。

　　在砸碎了这一切之后，它便将这些被抛入市场汪洋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打包成一个极具资本主义色彩的、冰冷的商品概念——“人口红利”。

　　什么是“人口红利”？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中，它指的就是，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的、年轻的、受过一定基础教育的、而最重要的是——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为了维持这种能够吸引外资的“优势”，国家就必须运用其全部的专政力量，去确保这种“红利”的存在。这意味着，它必须长期地，将工人的工资，压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它必须坚决地，禁止工人建立起能够与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的、独立的工会；它必须残酷地，镇压一切旨在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人罢工和抗议。

　　这种以国家暴力为后盾，来确保资本能够对劳动力，进行最廉价、最有效率的剥削的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其经济职能上，最赤裸裸、最不加掩饰的体现。

　　二、专政的政治与暴力职能：对谁“民主”，对谁“专政”？

　　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国家，所谓的“民主”，都必然是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无论其形式多么完备，其本质，都只能是“极少数富人的民主”。而它的另一面，则必然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最严酷的专政。这一“对内民主、对外专政”的二元结构，在越南这个特殊的政治形态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2.1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资本的“党内民主”与人民的“被代表”

　　越南的当权者们，常常会以其所谓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来标榜其制度的“优越性”。然而，我们必须深入地去追问：这种“党内民主”，究竟是谁的民主？

　　在一个其经济基础，已经彻底资本主义化，其党内，已经充斥着大量官僚资本家和新生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政党内部，所谓的“民主”，早已不再是关于革命路线的、同志式的讨论和争辩。它在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政治上的“分赃平台”，一个让国内的不同资本集团（如本土的制造业资本、金融资本、房地产资本）和不同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如亲美的、亲日的、亲欧的派系），能够通过一种相对有序的方式，去进行利益博弈、协调矛盾、并最终瓜分国家权力的“政治交易所”。

　　在这种“民主”的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其声音，是完全被排斥在外的。他们，只有在每隔五年一次的、毫无实际意义的“选举”中，去为那些由上层所指定的、唯一的候选人，投下赞成票的“权利”。他们的命运，被一小撮精英，以“代表”他们的名义，在他们所完全不知情的密室中，决定了。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最虚伪、也最反动的本质。

　　2.2暴力机器的阶级转向：镇压工人罢工，保护资本家财产

　　国家最核心的暴力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其阶级属性，是最难以伪装的。我们只需要看一看，这把“专政的刀”，其刀刃，究竟是朝向谁，便可一目了然。

　　在越南，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清晰无比的图景：当那些在三星、鸿海、耐克等外资工厂里，辛苦劳作的工人们，因为无法忍受低廉的工资、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管理，而鼓起勇气，进行罢工和抗议时，首先出现在现场的，往往不是劳动部门的调解员，而是手持盾牌和警棍的、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所要保护的，绝不是工人的合法权益，而是外国资本家的财产和“正常的生产秩序”。

　　而在另一方面，当张美兰这样的大资本家，犯下了足以动摇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滔天罪首时，我们看到的，却是整个国家机器，都在为如何保住她的性命，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为其“量身定做”地，去修改法律。

　　暴力机器的这种鲜明的、区别对待的阶级立场，比任何长篇大论的理论分析，都更能说明问题。它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架暴力机器，已经彻底地，从无产阶级的“护卫者”，沦为了资产阶级的“看门狗”。

　　2.3“稳定压倒一切”的阶级内容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所有修正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政权，最喜欢使用的一个政治口号。

　　我们必须对其进行阶级的解剖。所谓的“稳定”，究竟是谁的稳定？它所要压倒的，又是什么？

　　在越南这样的国家，它所要维护的“稳定”，绝不是广大劳动人民安居乐业的稳定，而是那个能够让国内外资本家，可以安心地、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剥削和利润转移的、稳定的“投资环境”。

　　因此，在这种逻辑下，任何试图改变这种剥削秩序的言行，都必然被视为是对“稳定”的破坏。工人的罢工，是“破坏稳定”；农民对征地的抗议，是“破坏稳定”；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更是“破坏稳定”。而为了维护这种属于资产阶级的“稳定”，就可以动用一切专政的手段，去“压倒”所有这些来自人民的反抗。这句口号，最深刻地，暴露了其政权对人民的恐惧，以及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的、反动的阶级本性。

　　三、专政的法律形态：从“革命法制”到维护资本秩序的“法治国家”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最直接、最规范化的体现。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其根本性质，是由其所服务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所决定的。越南法律体系的演变，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从“革命的法制”，向“资本的法治”，进行彻底蜕变的轨迹。

　　3.1立法权的阶级归属：为资本“量身定做”的法律体系

　　在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立法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代表着工农大众的、最高权力机关手中。其立法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法律，来巩固公有制，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并逐步地，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然而，在今天的越南，其立法活动，其首要的考量，早已变成了“如何与国际资本主义的规则相接轨”。它所颁布的《企业法》、《投资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核心的经济法律，其核心内容，无一不是在为私有产权提供“神圣”的保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增殖，扫清法律上的障碍。

　　这些法律，是由谁起草的？往往是由那些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思想影响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外各大资本集团的“法律顾问”，所深度参与制定的。它们是彻头彻尾地，为资本的利益，“量身定做”的。

　　3.2司法实践的“双重标准”：严惩穷人，宽待富豪

　　法律的阶级性，不仅体现在立法上，更赤裸裸地，体现在司法实践之中。在越南，法律这架天平，其倾斜的程度，是惊人的。

　　一个饥饿的穷人，如果偷了一个面包，他可能会被迅速地、毫不留情地，判处监禁。而一个像张美兰那样的金融寡头，在侵吞了相当于国家GDP百分之六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之后，其所得到的，却是整个国家司法体系，为其寻找“法外开恩”的理由，甚至不惜为其，紧急地修改《刑法》中关于死刑的条款。

　　这种鲜明的“双重标准”，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在这样的国家，法律，对于穷人来说，是一张无情的、可以随时收紧的罗网；而对于富人来说，则是一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修改尺寸的、舒适的、具有保护功能的外套。

　　3.3“法治国家”的陷阱：以程序正义掩盖阶级实质

　　为了掩盖其法律的阶级压迫实质，越南的当权者们，也同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在大力地标榜自己正在建设一个“法治国家”。

　　他们强调法律程序的“正义”，强调司法的“独立”，强调一切都要“依法办事”。然而，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法权，最具有欺骗性的一个陷阱。

　　它企图让人民相信，只要法律的程序是“公正”的，那么，其结果，就必然是“正义”的。然而，它却故意地，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那些被用来“依法办事”的法律本身，其内容，就是旨在保护私有制、维护剥削秩序、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那么，对这些法律，执行得越是“严格”，越是“公正”，其所造成的，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就只会越是“合法”、越是“天经地义”。

　　这种所谓的“法治”，其本质，就是用一种形式上的、程序的“公正”，来掩盖其内容上的、阶级的“不公”。它是资产阶级，用来将其统治，变得更精致、更文明、也更具有欺骗性的、一种高级的统治艺术。

　　四、专政的意识形态工具：用“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置换“阶级斗争”

　　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都需要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进行思想上的统治。它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辩护；为被统治者，提供精神上的麻醉。越南的资产阶级专政，在抛弃了真正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后，便必然地，要捡起两种最有效的、也最能麻痹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

　　4.1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最有效的“粘合剂”

　　当一个国家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时候，当贫富分化，已经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时，统治阶级，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为了弥合国内的阶级对立，就必然会祭起“民族主义”这面大旗。

　　越南的统治集团，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资本，进行着密切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在政治宣传上，却又时常地，去挑动和煽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和历史旧怨，企图将国内劳动人民，因为受到剥削和压迫而产生的、巨大的社会不满，巧妙地，转移和发泄到对外的“民族仇恨”上去。

　　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他们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宏大的、但却抽掉了阶级内容的口号，来取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口号。其目的，就是要让本国的无产阶级，忘记自己与本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的敌我矛盾，而去同一个“虚幻的”外部敌人，进行斗争。民族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用来粘合国内阶级裂痕的、最有效、也是最反动的“思想胶水”。

　　4.2消费主义——消解革命意志的“精神鸦片”

　　除了在外部树立敌人，他们还必须在内部，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种能够使其安于现状、丧失斗志的“精神鸦片”。这种“鸦片”，就是消费主义。

　　在越南的电视、网络和各种大众媒体上，充斥着的，是对奢侈品、明星生活、以及各种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无孔不入的宣传。它向人民，特别是向青年一代，反复地灌输着这样一种价值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改造世界、解放人类，而在于通过个人的“奋斗”，去赚取更多的金钱，以便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享受更“高端”的生活。

　　这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政治功能，是极其险恶的。它将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有集体精神的“革命者”，彻底地，原子化、瓦解，变为一个只关心个人得失的、自私自利的“消费者”。当一个青年，将他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购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和耐克球鞋时，他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和意愿，去思考“我是谁、我为了谁、我们这个社会将向何处去”这些更根本的、革命性的问题了。

　　4.3对革命历史的阉割与歪曲

　　最后，为了使其现实的资产阶级专政，具有“合法性”，他们还必须对自己的、光荣的革命历史，进行一次精心的、外科手术式的“阉割”和“歪曲”。

　　他们会连篇累牍地，去纪念和赞颂那场“抗法抗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因为，这可以为他们今天所煽动的“民族主义”，提供历史的养料。

　　但是，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去回避和淡化那场同样重要的、以“打土豪、分田地”和“农业合作化”为核心的、深刻的社会主义土地革命。因为，那场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会直接地，对他们今天所保护的私有制和新生资产阶级，构成最直接的、致命的讽刺和否定。

　　就这样，一场伟大的、包含了“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两个方面的完整革命，被他们，阉割成了只剩下“民族主义”空壳的、无害的、可以被供奉在博物馆里的历史标本。

　　五、越南——现代修正主义如何孕育出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系统剖析，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对越南的国家性质，下一个科学的、符合马列毛主义原理的结论。

　　5.1越南模式的定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越南的国家政权，在今天的现实中，是一种由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所共同掌握和分享的、联合的资产阶级专政。

　　其中的“官僚资产阶级”，指的是那些利用其党政权力，通过腐败和侵吞国有资产而形成的、与国家机器紧密结合的特殊资本集团。而“买办资产阶级”，则指的是那些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作为其在越南的代理人而存在的资本集团。这两个集团，既有矛盾和斗争，但在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秩序、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反抗这一点上，其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5.2比经典资产阶级专政更具欺骗性和反动性

　　这种在修正主义土壤上，所生长出来的、新型的资产阶级专政，与传统的、西方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相比，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说它更具“欺骗性”，是因为，它依然保留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这使得它，能够更有效地，去迷惑和麻痹本国的人民，以及国际上一些不明真相的左翼力量。

　　说它更具“反动性”，是因为，它将一个从列宁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高度集权的、效率极高的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的、最野蛮、最赤裸裸的剥削逻辑，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它既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中，那种虚伪的“权力制衡”和“公民社会”的束缚，也早已抛弃了社会主义时期，对劳动人民的任何道义和政治承诺。这就使得它，在为资本服务、镇压工人运动方面，其效率和残酷性，有时，甚至会超过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5.3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替代品

　　越南的案例，以一种最惨痛的方式，再次印证了列宁的伟大论断：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地带”。

　　历史证明，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一旦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一旦开始搞起了阶级调和，那么，它绝不会，停留在某个稳定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中间状态”。它所开启的，必然是一个不可逆的、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进行全面蜕变和堕落的、雪崩式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点，只能是，也必然是，一种新型的、更具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全面确立。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的生命线。一旦放弃了它，那么，等待着人民的，就只有重新被戴上锁链的、悲惨的命运。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回答，从越南这个活生生的标本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资产阶级专政”。

　　它是一个在经济上，以国家力量，为国内外资本的增殖，充当“助产士”和“总保镖”的专政；

　　它是一个在政治上，对一小撮新生资产阶级，实行“民主”，而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维稳”式镇压的专政；

　　它是一个在法律上，以“法治”为名，行“保护私有财产、镇压无产阶级”之实的专政；

　　它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以“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迷魂汤，来取代阶级斗争科学理论的专政。

　　这个专政，最危险、也最阴险的特征，就是它那身依然披着的、从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光荣的革命历史中，所窃取来的“红色外衣”。这使得它，能够更方便地，去欺骗和奴役那些曾经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越南人民。

　　越南的案例，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说，都是一面极其珍贵的、能够照出“牛鬼蛇神”的镜子。它深刻地警示我们：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反而以一种更复杂、更隐蔽的形式，在激烈地进行着。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如果一天不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中，那么，资本主义的复辟，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随时会发生的。

　　越南人民，以及所有曾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又被修正主义所背叛的人民，他们争取真正解放的革命斗，争，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