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别构化 当古老的DNA被政治化

当古老的DNA被政治化  

连发三条微博，十具古骸骨成为地缘政治的棋子。

上周末，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或其政府中的任何人操作他的推特账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该研究已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并在媒体上广泛报道，包括在史密森尼。

这项研究分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在以色列沿海城市阿什基隆（Ashkelon）埋葬的十个人的DNA。研究结果表明，其中4人出现新的基因特征，与3000多年前非利士人到来时的考古记录变化相吻合。这些基因特征与生活在现在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古人相似。作者断言，这些发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非利士人，一个在希伯来圣经中被视为以色列敌人的群体，最初从南欧某地移民到黎凡特，但很快与当地居民混在一起。

评论了这项研究，内塔尼亚胡写道：“古非利士人和现代巴勒斯坦人之间没有联系，他们的祖先数千年后从阿拉伯半岛来到以色列土地。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土地的联系丝毫不亚于犹太人与以色列土地长达4000年的联系。这项新的研究对犹太人或巴勒斯坦人的遗传史，以及这些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都没有任何评论。（尽管“非利士人”中的“巴勒斯坦人”一词并不被认为是非利士人的后代；内塔尼亚胡似乎是在利用这一不相关的观点来展开他的论点。）

“对我来说，它似乎只是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即使它只是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抨击，“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考古的独立学者迈克尔·普莱斯说。“很难责怪作者，因为内塔尼亚胡对这项研究的使用确实是不合理的。”（这项研究的作者不想这么做，但正在准备一个正式的答复。）

尽管有证据表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有着密切的遗传关系，新闻界和其他一些人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中的这些不准确之处感到不安。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古基因组学实验室的研究员汤姆•布斯（Tom Booth）担心，如果把首相在这项研究中犯下的错误一分为二，就会表明，在另一个现实中，他的解释是科学合理的，内塔尼亚胡有理由利用这样一项研究来支持他对巴勒斯坦权利的主张。布思说：“你只需要谴责任何试图用这种方式对过去进行研究的行为。”。“4000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民族或身份的观念，或者说在现代民族国家不应该如此。”

这一事件揭示了自十年前古DNA研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以来，考古学中潜伏的紧张关系。技术的进步使得从古代骨骼、牙齿和其他来源提取和分析DNA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的研究也有了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可能在考古记录中是看不到的：解剖上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交配；非洲古代人口的迁移和混合比以前想象的要多；第一批踏足北美的人的祖先可能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现在被淹没的陆地上的迁徙路线上停顿了10000年。布思说：“在不知道人口数量是保持不变还是在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最终可能会误解考古记录中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新的发现只会使我们对人口历史的理解复杂化，也会动摇我们对离散种族和族裔群体的旧观念。显示过去发生了多大的多样性和运动，应该有助于破坏种族和族裔纯洁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历史上曾被用来歧视和压迫某些现代人口。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分离考古学教授大卫·文格罗（David Wengrow）说：“毫无疑问，现代基因研究实际上可以对解构古老神话做出非常积极的贡献。”。“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在过去的几年里，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目睹了古代DNA的发现被曲解，有时是由于过于简单化，有时是为了服务于关于种族和种族的更有害的争论。今年早些时候，布思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英国第一批农民的祖先来自爱琴海地区，他们的后代是在2000多年前缓慢迁徙到西欧的人。他看着小报把这个故事变得更接近“土耳其人建造的巨石阵”。2017年《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现代希腊人和埋葬在迈锡尼和米诺斯定居点的古人的DNA有相似之处之后，一个由希腊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极右翼政党宣称，“希腊人4000年的种族延续剑桥大学的高级考古学家苏珊娜·哈肯贝克说：

“有大量的古代DNA研究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在本周发表在《世界考古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哈肯贝克描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论坛风暴锋上的人们如何经常在他们关于种族优越性的争论中使用基因研究。他们特别关注2015年的两项研究，声称通过古代DNA分析，证明欧亚大草原Yamnaya文化年轻人的掠夺性群体席卷西欧，取代了当地人口，带来了印欧语系。在这些研究的作者提出的宏大叙述中，白人至上主义者为雅利安人设想了一个起源神话。“我发现，无论是在研究的原始框架中还是在媒体中，更极端的故事讲述都会融入到这些极右的叙述中，特别是当它与欧洲人口研究有关时，哈肯贝克说：

哈肯贝克和其他考古学家相信遗传学家（不管是无意还是无意）通过恢复许多考古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放弃的关于文化入侵和迁徙的旧观念，帮助推动了这些种族主义的争论。早期考古学家将人类历史的进程描述为温格罗说：“种族化的台球互相碰撞。他们倾向于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有明确界限的实体，如果他们看到被用作考古遗址的陶瓷或其他手工艺品的类型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这一定意味着他们在寻找入侵的证据。年轻一代的考古学家倾向于用当地发明和思想传播来解释。对他们来说，亚姆纳亚入侵这样的故事就像是一种倒退。（作者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Gideon Lewis Kraus）在今年早些时候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杂志撰写的一篇关于古代DNA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这些紧张关系。）

“我们在古代DNA研究中看到的是20世纪初的回归，认为（遗传学家）可以从一些骨骼中获得一些样本，称之为[文化]名称，利物浦大学的资深考古学家雷切尔·波普说：“通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这些骷髅就是这些人，然后我们再讨论他们的替代品。”。“我们正在将一门令人兴奋的新科学融入对社会机制及其变化的陈旧理解中。很压抑，也很危险研究院的e，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也反对人们对我们能从DNA中真正学到什么的误解。虽然种族和种族是有意义的社会概念，遗传学家已经消除了任何挥之不去的概念，种族和种族是有生物学意义的类别。然而，关于DNA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我们文化或种族认同的确切信息的神话仍然存在，这也许是最近人们对个人DNA试剂盒的兴趣高涨所助长的。哈肯贝克说：“我认为商业祖先测试有很多问题要回答。一则典型的营销信息的祖先广告显示，一位“顾客”确信自己是德国人，当公司的DNA检测显示他的祖先来自苏格兰时，他正为一条苏格兰短裙而甩掉他的莱德霍森。如果古代DNA研究者延续了史前历史上存在于遗传学而非文化中的固定种族身份的观点，那么他们就延续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有着固定的种族身份，根植于遗传学，今天，

古代DNA的开发也许只是更广泛学科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最新迭代：将考古数据用于政治目的。例如，以色列在大卫城的一次挖掘，在过去十年里一直是东耶路撒冷主权冲突的一个热点；居住在Silwan附近的巴勒斯坦人声称，他们房屋下面和周围的侵占性挖掘破坏了他们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相当字面意义上）。

重要的是要注意，这根本不是古代DNA所独有的，而是人类过去所有学科所特有的，以及“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古代基因组学实验室的负责人庞图斯·斯科格伦德说。一些遗传学研究者也有一种感觉，不管他们如何在结论中解释他们的发现，不诚实的行为人总是在等待着为他们自己的论点扭曲数据。布思补充道：“我觉得，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有一种程度，因为这种证据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不管它实际上说什么，他们都会选择它并操纵它以符合他们的议程。

哈肯贝克说，对阿什凯隆DNA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即使工作本身是非常有分寸和细微差别的，事情也会出错。论文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实强调了种族和遗传学不是一回事，他们的数据反映了一个复杂的世界，许多考古学家认为，遗传学研究人员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他们使用的语言（尤其是对文化标签的使用），更积极主动地控制围绕他们发现的话语，或者至少准备好面对他们工作中甚至是无关紧要的误传。他们还认识到，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需要与遗传学家合作，找出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解释和展示古代DNA工作。“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让年轻一代的考古学家和年轻一代的古遗传学家坐在一个房间里，基本上锁上门，直到我们相互理解，”Pope说，

“光说‘我们做了一些科学研究，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哈肯贝克补充道。“我们不能假装把我们的研究放在某种中立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