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园大宋东京梦华门票 大宋王朝：東京夢華蘊含的政治文明，永遠的中華瑰寶

大宋王朝：東京夢華蘊含的政治文明，永遠的中華瑰寶  

趙匡胤登基後，倡導忠厚立國、從輕刑罰，這位馬上皇帝的治國理念，為整個大宋王朝塑造出了一個溫和面相，然而，他對於貪腐官員的態度卻極為嚴厲。

趙匡胤在位期間，凡官吏貪贓枉法達到死刑標准者一概處死，絕不減免刑罰，也從未寬貸一人，對此後人稱道宋太祖是宋朝治世之道禁貪為先的奠基之人。

宋太祖趙匡胤

宋太宗繼位後，治貪同樣不留情面。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宋太宗趙光義收到一份奏章，這是朝廷百官集議後對一名貪腐高官所提出的死刑建議，按當時制度，天下死刑一律由皇帝最終裁定，若在往常，趙光義只需順勢而為准其所議，但此刻他卻猶豫起來，因為犯罪的那個人名叫曹翰，領威塞軍節度使，是一位非同尋常的人物。

宋太宗趙光義

曹翰曾在趙匡胤平定西蜀的戰爭中有出眾表現，趙光義成為皇帝後，在率軍消滅南唐、進擊北漢、親征遼國的數次戰爭中也都帶着曹翰隨行參戰，可見對他的信任和器重。曹翰功成名就後，曾作一首《退將詩》：「 ”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感嘆自己的往昔歲月，他還借着值守禁衛部隊的機會，將此詩句念給宋太宗，讓宋太宗頗生體恤之情，正是由於恥為家貧賣寶刀的心態作怪，曹翰在以節度使判潁州期間，肆意貪腐、無所節制，不但販賣兵器和私鹽以謀私利，還將百姓繳納國家的賦稅加以侵吞，罪行敗露後，他的死刑奏議被遞交到趙光義手中，一面是當朝名將為國家屢立戰功，一面是枉法貪官在地方危害百姓，對於曹翰這個兩面人，到底如何處理才能服眾呢？反復糾結過後，趙光義最終做出了抉擇，念他是開國功臣，就流放到登州，貸死為流。

曹翰吟詩

曹翰作為追隨太祖、太宗討平天下且官居極品的開國元勛，都因貪腐而身陷囹圄，這一案例充分彰顯了大宋王朝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

宋朝初年，隨着一個個貪腐官員或刺配牢城、或處以極刑，五代十國時期貪官橫行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除了嚴厲懲治貪腐，監察制度的革新和完善，也為各級官員乃至最高統治者都帶上了濫用權力的緊箍咒。

宋仁宗時，石介在寫給御史中丞孔道輔的書信中，曾提到御史台的權威，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御史的監察權和相權和皇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書、樞密分別是宋朝最高的行政和軍政機構，這兩個機構執政官員的品級雖然遠高於御史台長官，但卻必須接受御史台的監督，並對其心存敬畏。台、諫合一的體制讓大宋王朝的監察官員直言敢諫，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監察力量，魯宗道就是他們當中的典型代表。

宋仁宗趙禎

魯宗道，北宋名臣，是宋真宗首先擢拔的諫官之一，至宋仁宗時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宋仁宗剛剛即位時，年僅十三歲，因而由章獻太後執掌朝政，有一天，章獻太後問魯宗道，你覺得唐代的武則天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而魯宗道回答的非常干脆，說武則天是唐朝的罪人，站在保障皇權制度化運作的立場上，魯宗道毫不掩飾的表達了對於後宮干政的保留態度，太後聞之沉默良久，當時魯宗道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他的提拔任命正是由章獻太後所決定的，太後沒想到，自己提拔的魯宗道，是有什么說什么，魯宗道認為，如果太後像武則天那樣長期把持朝政，那么國家就會出現動盪，太後對魯宗道的回答頗為失望。

魯宗道之所以敢說這些，有悖於太後意願的話，首先是因為宋朝的各種政治制度都十分明確，最高統治者也必須遵守，其次是因為他為官耿介，認為捍衛朝廷的政治規矩就是捍衛江山社稷，所以敢於堅持原則。皇權尚且能接受制度的約束，各級官員手中的權力，自然也不例外，由此朝廷上下形成了清明的政治氛圍與良好的官場風氣，從而為宋朝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魯宗道

公元900多年前，北宋宮廷畫家張擇端創作的《清明上河圖》，宋朝文人孟元老所著的《東京夢華錄》都詳細描繪了東京：「 ”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的安寧生活，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這是開封的嬉戲歡樂，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這是開封的繁榮市井”，支撐這些美好圖景的正是大宋王朝的政治精英們為國家治理而做出的種種努力，除了強力禁貪和有效的監察制度，宋朝對於監察官員本身也有着嚴格要求。

清明上河圖

宋仁宗慶歷四年，錢仙芝因為在秀洲知州任上貪贓枉法而獲罪。錢仙芝是五代時吳越王錢俶之孫，他的親叔叔錢惟演為官曾身兼將相位列一品，錢仙芝的親姑姑則嫁給了章獻太後的哥哥，錢仙芝家世淵源深厚，又與宋仁宗親上加親的關系，按宋朝法律規定，這起案件本可以走特殊程序，享受減免刑罰待遇，但是宋仁宗卻毫不客氣直接下詔嚴懲，決脊掌十七下，配隸沙門島，今後遇天下大赦，亦不得放還，接下來對錢仙芝負有監察責任的官員也受到追究。史書《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錄了三名因此案件受到牽連的監察官員，前任兩浙轉運使王琪，現任兩浙轉運使邵飾，提點兩浙刑獄柴貽慶，三個人都負有監察一路的職責，卻因為轄區一個知州貪贓，而被追責降職。

北宋歷史上就曾多次出現過，剛上任不久的官員，因屬地官員此前的罪行而被牽連降職的情況，直到宋仁宗寶元二年才特意規定，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使至所部滿百日，知州、通判至所在滿一月，而部內屬吏有犯贓罪者，始追究失於按舉之罪，此前有監司長官、知州、通判到任治事謂及一旬，而部內屬吏有犯臟罪者，即失於按舉而被連坐。

在嚴格監察制度的同時，宋朝對官員的選拔也格外重視，尤其是舉官連坐、同罪保舉制度，為促進廉潔、抑制貪腐發揮了重要作用。

范仲淹、騰宗諒

宋朝的中下級地方官員，在任職及升遷過程中，必須有一定級別和數量的中高級官員同罪保舉，無人保舉者既不能任職也不得升遷。宋仁宗時期，舉官連坐、同罪保舉制度已經普遍實施，而且，這種關系一旦建立，往往會伴隨相關官員的一生，如此嚴苛的保舉責任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雖然頗多爭議，但他對於保舉人和被保舉者的確都形成了長效約束機制。

相當完善的監察制度，十分嚴格的官員約束，官員選拔的責任擔當，營造出了良好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氛圍，大宋王朝一度呈現出平和、文明與繁榮的特征，那個時候的中國也站在了經濟、科技和文化的世界之巔。

大宋王朝

放眼漫長的歷史，宋朝兵力並非最強、版圖並非最大，但東京夢華所蘊含的政治文明，卻成為永遠的中華瑰寶，成為後世追夢者汲取智慧與力量的歷史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