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 陈同庆，陈同庆的狱中采访

陈同庆，陈同庆的狱中采访  

陈同庆的事迹

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打私办”变成“走私办”，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成为走私分子的“保护伞”。　　平心而论，1996年以前，尽管湛江地区走私活动较为频繁，但并未达到国门洞开的严重地步，走私分子在较为牢固的国门面前也不敢为所欲为。　　以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为首的部分市级领导干部及关键部门的负责人严重腐败并充当走私分子的保护伞，一部分领导干部直接参与走私，是导致这两年该地走私活动猖獗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湛江地区的走私活动时有发生，但都是小规模的，成不了气候，团伙走私是陈同庆主政湛江之后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　陈同庆自1992年主政湛江后，追求享乐、不求进取，逐渐蜕化变质。他好酒贪杯，被人称为“蓝带”书记。这些年来，他还挖空心思利用职权，卖官鬻爵，大搞权钱交易。从1994年10月至1998年7月，陈同庆利用职务之便，以提拔、调动、安排工作等手段，先后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10余万元。这样贪婪捞钱的市委书记哪有心思认真部署过问打私活动？另外，在抓打私活动中，陈同庆腰杆不硬，先天不足——他儿子陈励生便是众人皆知的“走私车大王”。这几年，陈同庆对陈励生的走私活动实际上扮演了保护伞的角色：为了给陈励生的走私货寻找销路，陈同庆不惜厚着脸皮到处打电话、拉关系；为了让儿子走私资金充裕，他施加影响，让湛江市政府出面担保在境外银行给陈励生的公司贷款4000万元港币。 在走私犯罪团伙的头目中，号称“走私汽车大王”的陈励生“水”最深，最有背景，因为其父是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陈励生198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凭借陈同庆的权力和影响，先是搞假手续派驻香港，成为香港居民后再返回湛江成立假合资公司，疯狂走私，几年间就赚了几亿家财。1996年初，陈励生与邓崇安伙同李深等人在香港密谋走私汽车，从中牟利。邓崇安负责组织货源并负责将整车拆解、编码、装箱，陈励生负责在香港报关出口、发运及在湛江码头接取走私入境的货物，将之交给邓崇安或其他走私分子，李深纠合张猗负责疏通关系报关，按每个集装箱7—10万元港币收取通关报酬。他们走私经常使用的手段是伪报品名及数量，如，1996年12月29日，他们用12个集装箱装运了68台汽车至湛江港，以汽车零配件报关，仅这一笔即偷逃应缴税款1300多万元。自1996年5月至1998年4月，邓崇安参与走私汽车车身2900余台，偷逃应缴税款2．3亿元；陈励生参与走私汽车车身1905台，另外走私柴油1万余吨，共计偷逃应缴税款1．7亿元。 陈同庆明知李春强是雷州乌石镇有名的走私分子，但他到乌石检查工作竟成为走私头目家中的“贵宾”。湛江汇江公司和香港汇江公司是他的儿子陈励生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私人公司，陈同庆竟授意杨衡青等三名副市长由湛江市政府出具担保函，为该公司向境外银行贷款4000万港元，用于走私汽车、复印机、柴油、洋酒等活动，走私额达1.44亿港元。陈同庆多次与湛江世联公司经理林某打招呼，要该公司购买陈励生公司“进口”的复印机零件。有一次，陈励生的47台走私汽车被遂溪公安局查扣。陈同庆多次打电话给湛江市公安局局长，并面示遂溪县县委书记，要他们出面让遂溪公安局“搞掂”、“处理好”，“不要因为部门利益而影响湛江经济建设和投资环境”。在陈同庆的干预下，这批走私汽车终于被放行。上梁不正下梁歪。原主管打私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叶振成擅自批示借出物价调节基金和粮食风险基金1000万元给其心腹，其中600万元用于走私。原副市长杨衍青向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行贿200万元，参与走私2万吨油菜籽和小麦，偷逃应缴税款5400多万元。在这宗走私生意中，他自己获得赃款40万元。市打私办主任郑炳林，亲自出面与海警协调放私，先后三次收受走私分子李勇的贿赂共6万元。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政府主管经营的外贸码头，竟给林春华走私团伙专门划拨了一块地方，供其走私成品油使用。 1998年9月,湛江特大走私团伙头目及骨干分子李深、林春华、陈励生等人被捕,此案牵出了一串“贪官污吏”,其中就有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 为了保证查案工作的顺利进行.1998年10月.广东省委将陈同庆调离湛江,改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12月,工作组对陈同庆正式展开调查。1999年12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收受贿赂对其立案侦查,随后将其逮捕,经法庭公开审理认定,陈同庆在1992年到998年任湛江市委书记期间,不仅利用职权为其子陈励生进行走私活动提供各种方便,而且在为他人调动升职、安排工作、联系承包工程中大肆收受贿赂,受贿数额达112万余元。5月12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同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陈同庆不服,提出上诉。6月7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的终审判决。 陈同庆自诩他不唱歌.不跳舞,既不赌,也不缥,“生活比较朴素,对钱没有什么追求”,但是经中央工作组初步查明,陈同庆用假名和妻子、子女的名字存人银行的就有80多笔共680余万元。

湛江特大走私案是怎么回事

199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的主犯李深、张猗、曹秀康、朱向成、林春华、邓崇安6人的死刑。它标志着在这起建国以来走私数额曾一度最大，涉及党政机关、执法部门人员曾一度最多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中，正义与法制占了上风，标志着这起代号为“9898”的大案初战告捷。

　　香港走私分子李深、张猗、邓崇安、陈励生和内地走私分子林春华、姜连生、李勇等人相互勾结，自1996年初至1998年7月期间，通过贿赂收买湛江海关、边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采取少报多进、伪报品名、不经报验直接提货以及假退运、假核销等手法，大肆进行汽车、成品油、钢材等货物的走私活动，偷逃关税，从中牟取暴利，给国家税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其中，李深参与走私汽车（包括车身）3800余辆（套）、钢材19万余吨，柴油4万余吨、原糖1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亿余元。张猗参与走私汽车（包括车身）3200余辆（套）、钢材17万余吨、柴油3万余吨、原糖1万余吨、大豆5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2亿余元。邓崇安参与走私汽车车身1000余套，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7亿元。林春华参与走私成品油75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4亿元。陈励生参与走私汽车车身1900余套、柴油4万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亿元。姜连生参与走私成品油74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4亿元。李勇参与走私钢材11万余吨、柴油4万余吨、原糖2400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600万元。 　　1999年6月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广东省林业厅党组原书记、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9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最后一个主犯——湛江市原常务副市长叶振成，做出终审判决，驳回叶振成上诉，维持一审对其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此，这起轰动全国的特大走私受贿案终于尘埃落定。该案受查处的涉案人员共331人，其中公职人员259人，从1996年初至1998年9月案发前，其走私汽车15670多辆（套）、钢材110多万吨、成品油126万多吨，还有大量移动通讯器材、电器、小麦、大豆乃至冻鸡杂等，总货值达110亿元，偷逃国家税收62亿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湛江地区一直是走私案的多发区、高发区。其间，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打击走私工作会议，部署打私专项斗争，不断加大打私力度，但自1996年以来，该地区的走私活动不仅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成为“走私者的天堂”。长年在这里依靠走私发财的大犯罪团伙有好几个，他们相互勾结，分散经营，通过金钱、女色等手段拉拢腐蚀行政执法部门的领导、业务人员，以及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无视国法，肆意走私，牟取暴利。其中，以李深、张猗、林春华、邓崇安、陈励生为首的3个犯罪团伙最为猖獗。 　　在犯罪团伙的头目中，号称“走私汽车大王”的陈励生“水”最深，最有背景，因为其父是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陈励生198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凭借陈同庆的权力和影响，先是搞假手续派驻香港，成为香港居民后再返回湛江成立假合资公司，疯狂走私，几年间就赚了几亿家产。1996年初，陈励生与邓崇安伙同李深等人在香港密谋走私汽车，从中牟利。邓崇安负责组织货源并负责将整车拆解、编码、装箱，陈励生负责在香港报关出口、发运及在湛江码头接取走私入境的货物，将之交给邓崇安或其他走私分子，李深纠合张猗负责疏通关系报关，按每个集装箱7万至10万元港币收取通关报酬。他们走私经常使用的手段是伪报品名及数量，如1996年12月29日，他们用12个集装箱装运了68辆汽车至湛江港，以汽车零配件报关，仅这一笔即偷逃应缴税款1300多万元。 　　犯罪团伙头目中最具暴发户性质的当属林春华。他只有小学文化，20世纪80年代还是广东某县一个公司的业务员，他仗着头脑灵活、胆子大，敢于铤而走险，几年时间便靠走私发了横财，成为湛江地区的“走私石油大王”，他走私的油量占整个湛江地区走私油的85％以上。有人这样形容：如果林春华一发威，连当地公安局的汽车都没有油用。他在国内注册了8家公司，采取不报关、伪报品名、少报多进等手段，大肆进行成品油走私。如1997年7月26日，林春华走私进口轻柴油21879吨，油轮驶抵湛江港后，林买通商检局工作人员，将品名改为燃料油，将数量改为1576吨，以此报关，一次偷逃应缴税款947万元。 　　为了牟取暴利，他投资上亿元购置4艘用于走私的油轮，修建了自己的码头，拥有专储油料的仓储公司，有20个大油罐，实现了运输、仓储、销售走私油料的成龙配套。从1997年1月至7月，林春华纠集姜连生等人共计走私成品油44船、75．38万吨，偷逃应缴税款3．47亿元。他走私成品油的数量相当于1997年我国汽、柴油进口总量的1／10。他销往云、贵、川三省的走私成品油，令国有石油企业步履维艰，损失巨大。 　　李深、张猗团伙在湛江走私团伙中是最“牛”气、最霸道的。李深在湛江的汽车牌号是“11111”，这5个“1”，道出李深的骄横和实力。李深得力干将李勇的小轿车，挂的是公安车牌。1996年初，李深和张猗在湛江结识了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不久，即利用张猗的色相将曹拉下了水。尔后，李、张成立了一个未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湛江技术开发区中正贸易公司”，专事走私活动。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将海关、边防、商检、港务等重要执法部门的关键岗位全部打通，报关时，采取少报多进、伪报品名、不经报验直接提货以及假退运、假核销等手法，逃避监督，偷逃税款。走私分子的货船抵达湛江港口后，“中正公司”全权负责报关，李深、张猗坐地分赃，收取通关费。据统计，“中正公司”当时几乎垄断了走私分子在湛江的报关业务。李、张二人认钱不认人，明码实价：走私汽车一辆需缴通关费3万元港币，走私钢材一吨需缴通关费260元，走私成品油一吨需缴180元左右。即使是市委书记的“公子”陈励生走私，也必须由“中正公司”代理报关，也必须如数缴纳通关费。有的走私分子不信邪，自找门路，自行报关。李、张闻讯后，勾结有关执法部门，将已报关放行的货物重新追回。李深被人称为“报关大王”，名实相符。李深的手下李勇，甚至与该市赤坎区打私办、公安边防分局合伙开办了一家拍卖行。这样，李深团伙就形成了走私、通关、拍卖罚没走私物品的一条龙作业。3个走私犯罪团伙虽各霸一方，分散经营，但又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李深团伙不满足只做报关业务，还与陈励生、邓崇安合伙走私汽车和成品油；林春华在走私通关方面要仰仗李深、张猗，但在李深团伙走私油品遇到困难时，他也会鼎力相助。 　　走私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据匡算，仅两三年间，湛江地区走私案的案值已超过100亿元，偷逃应缴税款60多亿元。制糖业是湛江的支柱产业，在1994－1995年榨季，全市尚赢利1．5亿元。但由于受到走私原糖的冲击，1995－1996年榨季竟一下亏损4．01亿元，1996年－1997年榨季亏损5．96亿元，1997－1998年榨季亏损5．7亿元。猖獗的走私活动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稳定，滋生了腐败，腐蚀和毁掉了一批干部。在“9898”大案中，涉及的公职人员超过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2人，处级干部45人，科级干部53人。走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平心而论，1996年以前，尽管湛江地区走私活动较为频繁，但并未发展到国门洞开的严重地步，走私分子在较为牢固的国门面前也不敢为所欲为。 　　以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为首的部分市级领导干部及关键部门的负责人严重腐败并充当走私分子的保护伞，一部分领导参与走私，是导致这两年该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原因之一。 　　陈国庆自1992年主政湛江后，追求享乐、不求进取，逐渐蜕化变质。他好酒贪杯，被人称为“蓝带书记”。他还挖空心思利用职权，卖官鬻爵，大搞权钱交易。从1994年10月至1998年7月，陈同庆利用职务之便，以提拔、调动、安排工作等手段，先后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10余万元。这样贪婪捞钱的市委书记哪有心思认真部署打私工作？！ 　　另外，在抓打私活动中，陈同庆腰杆不硬，先天不足——他儿子陈励生便是众人皆知的“走私大王”。陈同庆在任期间对陈励生的走私活动实际上扮演了保护伞的角色：为了给陈励生的走私货寻找销路，陈同庆不惜厚着脸皮到处打电话、拉关系；为了让儿子走私资金充裕，他施加影响，让湛江市政府出面担保在境外银行给陈励生的公司贷款4000万元港币。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陈同庆的影响下，湛江市一些政府官员也加入了“快速致富”的走私犯罪活动。原副市长杨衢青参与走私，他个人分得赃款40万元。他在任期间，还收受了李深54万元户的贿赂；市打私办主任郑炳林亲自出马协调放私，心安理得地收受李深同伙李勇的贿赂；霞山区国税局与走私分子林春华合伙开办公司，为其提供虚假的增值税发票，使走私油合法销售。 　　众所周知，海关、边防、公安、商检、港务等行政执法部门，均是保证进出口贸易正常进行的国门卫士，他们共同戍守着经济长城，哪一个部门有漏洞，都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事实证明，执法监管部门的软弱无力，甚至与走私分子同流合污，是湛江地区走私泛滥的另一个原因。 　　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1995年8月才由海关总署调至湛江海关，1996年初，即拜倒在张猗的石榴裙下。他对张猗有求必应，言听计从，将党性、革命原则，统统抛之脑后。李深、张猗的“中正公司”成立不到10天，曹秀康即同意它享有“先放后征”的优惠政策。两年多来，“中正公司”的走私货物被其他海关查获后，曹秀康或亲自登门，或电话求情，积极为张猗奔走。凭借张猗与曹的特殊关系，李深、张猗犯罪团伙对湛江海关的关员威逼利诱：同流合污者，投以重金；敢伸张正义者，密告曹秀康给其“穿小鞋”，调离原岗位，打击报复。一时间，湛江海关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曹秀康不仅好色，也贪财。原副市长杨衢青伙同他人走私小麦和油菜籽，杨向曹行贿200万元，曹坦然受之。他还十余次收李深、张猗等人贿赂的财物，共计人民币40余万元。 　　由于曹秀康的堕落，湛江海关一些关键岗位的负责人也纷纷效仿。如调查处处长朱向成，不仅对走私团伙法外施恩，而且还向他们透露总署的打私部署。为此，他得到了走私分子280万元的贿赂。案发后，家中尚有340余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海关驻港口办主任方鹏，应走私团伙的要求，对走私不闻不问，并向他们透露总署的打私信息，先后数次收受李深、张猗、林春华等人贿赂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70万元。 　　在海关失控的同时，在走私团伙的恩威并施下，湛江口岸的边防、公安、海警、商检、港务、船务等重要部门的一些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纷纷收贿放私、护私，为走私分子保驾护航。两年多的时间内，李深、张猗、林春华等人向公职人员行贿金额高达700余万元。走私船只被湛江边防分局查扣后，只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赞助费并额外给局长邓野、政委陈恩一点好处，即可顺利放行。港口码头的负责人在收取贿赂后，竟敢在没有任何海关放行证明的情况下，将卸在码头上的走私货让走私分子如数提走销赃。船务公司的业务员被收买后，则主动为走私团伙更改舱单、提单，伪造瞒报品名和数量，欺骗海关，逃避许可证管理，少缴税款。商检部门的少数人，为走私货出具假证明，使其在国内合法销售。 　　1998年9月初，中央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群众检举揭发了湛江走私活动猖獗的情况，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决定由中央纪委牵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广东省共同组成现场指挥领导小组，负责查办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 　　随即，纪检、公安、检察、海关、审计等部门组成由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组，一批批办案人员奔赴湛江，一个个行动方案周密制订，一项项调查取证工作迅速展开，拉开了特大案件侦破的序幕。 　　1998年9月16日，根据领导小组的安排，广东省公安、检察机关展开了此案第一个重大行动，根据掌握的确凿证据，将走私团伙的主要成员抓获归案。公安机关全面出击，分别在上海、广西、广东等地相继抓获了走私分子林春华、李深、陈励生、张猗、李勇等人。同时，检察机关对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湛江边防分局原局长邓野等6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为突破全案奠定了重要基础。 　　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内外涉案人员有300多人，讲究办案策略极为重要。工作组进驻湛江后，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明确地把查处的重点放在团伙头目、骨干和那些贪赃枉法、同走私集团相勾结的执法、监管人员中的领导干部上；对大多数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一般人员，只要如实向组织主动坦白交待问题，退出非法收入，均执行从宽政策。 　　1998年10月8日，湛江海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领导小组和广东省政法机关有关负责人当场宣布兑现宽严政策。海关集装箱监管科副科长湛XX主动交待问题，积极退赃，虽受贿金额较大，仍被从宽处理，当场宣布予以取保候审。另有3名海关工作人员经查存在严重经济问题，隐瞒情况，态度不好，被当场宣布依法收审。会后，工作组趁热打铁，又连续在海关的下属分关和港务局、商检局等单位召开动员大会，宣讲政策，促动了一大批有违纪违法行为的人员主动交待问题。1998年11月中旬，曾出现过一个主动交待问题的高潮，办案人员平均每天都收到退赃款百万元，10天查清走私案值3亿多元。由于采取打击极少数，教育、解脱大多数的正确决策，工作到位，先后共有160多人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收缴赃款1600多万元，充分赢得了办案时间，争取了主动。

犯罪什么情况可以减刑，怎样才能减刑

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由于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因而将其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的制度。

减刑的条件 （一）对象条件 减刑只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说明减刑的适用对象，只有刑罚种类的限制，而没有刑期长短和犯罪性质的限制。只要是被判处上述四种刑罚之一的犯罪分子，无论其犯罪行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重罪还是轻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是其他刑事犯罪，如果具备了法定的减刑条件，都可以减刑。 （二）实质条件 减刑的实质条件是指受刑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将有悔改或立功表现作为减刑的实质条件，体现了刑法设立减刑制度的宗旨，即通过肯定受刑人已有的改造成绩，激励其继续努力改造，逐步减少以至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使其不再危害社会。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减少以至消除，重要的标志是其在刑罚执行期间是否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因此，我国刑法将其作为减刑实质条件的原因。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减刑可以分为可以减刑与应当减刑两种情况，前者是相对减刑，后者是绝对减刑，现分述如下： 1、相对减刑的实质条件 相对减刑的实质条件是指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因此，相对减刑具有两种实质条件：一是悔改表现。根据199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1项的规定，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伏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二是立功表现。这里的立功表现，根据前引司法解释第1条第2项的规定，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揭发、检举监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2）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3）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4）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应当指出，悔改和立功通常是相通的。确有悔改的犯罪人往往通过改造，认识到自己以前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并且发自内心感到愧疚，总想将功补过。但是，受刑人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立功具有一定的机遇性，因此立功与悔改也并不一致。换言之，悔改的受刑人未必有立功表现，有立功表现受刑人也未必就一定悔改。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受刑人未必对自己所犯罪行的认识达到悔罪的程度，但基于其尚未泯灭的良知，在关键时刻往往会出人意料地挺身而出，为保护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舍生忘死。对此，亦应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予以裁量减刑。因此，对于相对减刑来说，悔改和立功并不要求同时具备，具备其中之一就可以减刑。 2、绝对减刑的实质条件 绝对减刑的实质条件是指在刑罚执行期间，受刑人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重大立功表现主要是指：（1）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即受刑人在服刑期间，发现他人正在进行重大犯罪活动而予以制止。（2）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的，即受刑人在服刑期间，发现他人在监狱内正在进行重大犯罪活动而予以告发或者获知他人在监狱外有重大犯罪活动的线索而予以揭发。（3）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即受刑人学有专长，在服刑期间认真钻研科学技术，有发明创造或者重要技术革新。（4）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即犯罪人在他人的人身遭受严重危险的情况下，奋不顾身，抢救他人。（5）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即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的紧要关头，受刑人积极投入救灾抢险，表现突出。（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这是一个空白规定，以容纳前五项所未能包括之事项。只有与前五项情形相当者，才能视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而应当减刑。 （三）限度条件 减刑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度，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1）维护原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减刑是在肯定和承认原判刑罚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在行刑过程中根据受刑人的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而对刑罚所作的一种变更。因此，减刑不同于改判，它要维持原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否则有损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完整性。（2）报应因素。原判刑罚是根据犯罪事实及犯罪情节裁量的结果，体现了刑罚的报应性。只有刑罚执行一定的期限，这种刑罚的报应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减刑的限度表明报应性对行刑活动的制约。（3）威慑因素。刑罚的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双重目的具有统一性，但在不同的刑事法律阶段有所侧重。在行刑阶段，应当重点考虑个别预防，注意根据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消减而及时地调整刑罚。与此同时，又不能完全忽视一般预防，如果减刑没有限度，势必降低刑罚的威慑力，减弱一般预防效果。综上所述，对减刑设置一定的限度条件是完全必要的。根据我国刑法第78条第2款的规定，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1/2；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10年。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减刑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刑种的变更，例如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是刑期的变更，例如有期徒刑本身刑期的缩短。除无期徒刑的限度是实际执行10年以外，其他刑罚的限度采用的是比例制，即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1/2。减刑限度的比例制，使原判刑期与实际执行的刑期成正比例关系，体现了刑罚的公正性。

刑事案件应该怎么辩护？

刑事案件做无罪辩护贯穿整个刑事案件办案过程，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均可以根据掌握的事实及证据，依据法律规定，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意见，并积极与案件承办机关沟通。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无罪辩护及成功，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无罪辩护即成功，但最常见无罪辩护是发生在审判阶段，向法庭提供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在法庭发表被告人无罪的辩护意见，若法院宣判被告人无罪，无罪辩护即成功。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选择无罪辩护，辩护律师需要根据案件情况的不同，以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最有利的角度出发，选择做无罪辩护或者最轻辩护。

湛江市陈同庆事件是怎样的？

湛江人民的第一大害!在陈同庆之前,湛江市一片繁华,经济在全国50强之内,自从因他上任,湛江市成为贫穷的地级市,悲哀!

狱中(3)采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