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 900年前的变法革新，若行耕战主义，中华乃至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900年前的变法革新，若行耕战主义，中华乃至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公元1127年，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农历四月，开封城下，宜秋门(郑门)前，女真大军抢掠城中巨额财富之后，掳徽钦二帝、赵氏宗族、朝臣，一干人等万余人北出汴京，迁往王廷。 自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农历十月开始，至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农历四月止，为期两年的宋金大战宣告结束。 宋室的战败，不仅是大宋国运的终结，也是大宋国防事业的彻底失败。宋廷对外作战既没有兼并西夏，也没有夺取幽云十六州，最终反被异族一举消灭。 而这一战败灭亡的巨大过错却被后世统统推到了王安石变法之上。可以说，这就是千古奇冤。大宋终其一朝，自太祖赵匡胤之时便制定了「 ”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军事政策至汴京陷落也未改变，始终限制着宋军对外作战的能力，且宋军对外作战的弊端又受积重难返的三冗问题牵连，宋军内部多相互牵制，面对金兵来袭而贻误战机、损兵折将，不城破亡国也难说。 试问，宋室的败亡，又与王安石有何关系？军事政策可是皇室制定的，难道不该赵家负主要责任吗？且王安石终其一生的奉献，不仅没有削弱宋军，甚至加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尤其是对西北军的建设，精兵省将，威震西夏，延缓北宋衰亡。不仅无过，甚至有功。亡国的错误凭什么就要一位功臣来背，简直是栽赃陷害。 另外，王安石变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变法若成功了那是宋室的福分，不变法或者变法失败，也无碍于北宋积重难返的三冗问题，以及根深蒂固的体制缺陷。因为这一积弊一直就存在，总不能因为别人没帮上忙，就把自己的过错推给人吧。赵宋走向屈辱灭亡的失败命运，本身就无关变法的存在与否，根本原因是大宋自己的问题。 真正与王安石有关联的是变法这件事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如果改革成功，不仅大宋可以转危为安，甚至可以收复失地、一统天下，乃至影响到中华未来近世纪的变革。作为变法的主要负责人，王安石是难逃干系的。 而纵观其变法历程，及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不论富国还是强兵，都是对于宋朝积弊体制内的修补改良，改革的利刃并未切中大宋国运发展的根源，而这一根源又是封建社会中历代中原王朝一直都在谋求解决的战略问题。 即内部强大的富强活力若无法高效转化成强大的对外战斗力，最终的结果不是分裂自毁就是亡于异族之手。简而言之就是耕与战的关系。看样子，王安石变法就是死在了无法妥善处理耕战关系这一问题上，结果就是无法彻底改变北宋积弱的国防事业，亡国成为了必然。 大宋立国虽然求得苟安，但是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中华仍旧处于分裂阶段，大一统的任务仍旧存在，急需解决。自然的，大宋现行的军事政策就有悖时代需要。 五代以来，天下分裂，九州不宁，干戈不息。先是后周世宗柴荣励精图治，兴兵止暴，制一统天下之策，再至宋太祖赵匡胤初定中原，历三世伐幽燕而不定，府库空虚，败多胜少，颓势渐显，遂立澶渊之盟，以至南北对峙。 仁宗之时，党项人李元昊悍然称帝，自立夏国，僭越大宋。双方爆发战争，历时三年宋军不敌，全然败退，又定宋夏和议，互求苟安。加上北方契丹，此时之中国已是三足鼎立，未来统一之路更显艰难。 而在完成统一中国的进程中，赵匡胤对其他割据政权的旧部予以政治厚待，重金招揽，对于武将能灭则灭，不灭则倍加控制。这种手段主要是源于其对于中唐以来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的深刻认知，文人再强也未必能掀起多大风浪。但是武将拥有兵权，就可以割据一地，威胁中央，作为军事政变起家的赵宋，对于军人的变动非常敏感。一旦军人拥兵自重，于皇室大有身死族灭之重患。 赵匡胤称帝以后就曾问计于赵普，如何避免唐朝藩镇割据、祸乱不息的悲剧，使国家长治久安，普对曰：「 ”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也就是说，将地方军队的精兵、税赋、军权收归中央，使地方弱化无法与朝廷抗衡。这样的做法是可以大大限制武将的作乱空间，将政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于中华向大一统进发之趋势下，安于中原，自弱国防，纵使繁荣富裕，也难以长久于世，且对外作战，将无死命效力之心，兵无死命效力之勇，长此以往，不进行改变，纵使权力在手，也无法在天下大破大立的形势下全然苟活。 在崇文抑武理念的指导下，宋廷北向收复失地的梦想，俨然变成了守内虚外。文官集团和勋贵阶层大肆发展，致使官僚队伍臃肿庞大，待安排的士人越来越多，原本「 ”含权量”就不大的地方官位，随着官缺的问题严重，其价值水涨船高，贪污受贿，裙带朋党，四处丛生。 除此之外，受恩荫制度优惠，官宦子弟享受更多特权，拥有财富和土地更是来之容易。还有，宋时宗教受国家政策支持，寺庙道观全国疯立，僧尼不事生产便可拥有广袤农田，而且也不用上缴赋税。加之赵宋一直严密控制军力，长期抽调民间壮丁或输入禁军，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用于厢军扩建。 土地政策又不抑兼并，小地主、自耕农承受着来自官府的盘剥，以及大地主转嫁税务的压力，民间高利贷更是寻常之事。农民破产加剧，土地荒芜，流民成灾。宋初就已经出现「 ”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矛盾问题了，川蜀张顺、王小波起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赵家的统治危机日益凸显。 真宗、仁宗之时，朝廷消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沉迷酒色，赏赐官员往往大手大脚。官僚为了保住官位，或竞相贿赂，或役使民兵用于商贾而谋私利，总想着守护饭碗和田地食禄，不思建树，以求稳定升迁，民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拉大，国库收入锐减。农民起义骤增，而朝廷又不得不收流民入行伍，原本财政就已紧俏，再加上庞大的兵员仰食国家和对外岁币的巨额支出，大宋的「 ”积贫积弱”态势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忧世之士屡屡进言，诸如范仲淹上条陈十事，论整顿吏治、明修武备、发展农业生产；司马光上书三言、五规，论定国安邦、务实于世之道；王安石上万言书，论改革科举、修整法度、革除积弊；宋祁言冗官、冗兵、冗费之患，以求变革。 直至神宗执政，盛世之危机陈于案前，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边患冲突中宋军多败，民间起义频繁，朝内朝外政治风向亦多以天下待变为主流舆论。此时，赵家方才醒悟其祖宗之法不是尽善尽美，而曾经立国之时一统天下的志向，在时下的危机面前，更显的极其渺小。 原本中华就未真正统一，大宋就该居安思危，而不是一心谋求自我享乐。承平日久，百年无事，看似安稳，实际上危在旦夕。如果再不改革，时运过后，就是万丈深渊，灭亡指日可待。 王安石力推变法，理财与强军并行，然其变法失败，不仅是缺乏核心主旨，而且是重点没有放在正确之处。其改革措施亦没有突破赵氏建国方略的局限，如果采用全面耕战主义，大宋必然中兴。 彼时，王安石得以入朝，其所推崇的变法与神宗志在刷耻、富国强兵的理想不谋而合。其言：「 ”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而在于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神宗也同样认为「 ”天下弊事之多不可不革”，唯「 ”理财最为急务”。 反对变法的官僚集团，对于王安石的政策也并非不支持，而是对其强硬的急政手段表示不满，尤其是司马光。在本质上，他也是支持理财的，强调不与民争利，主张「 ”损上益下”。 对上要「 ”养之有道，用之有节”，要求皇室节约钱粮，不必要的赏赐和费用则将其杜绝。对下则要「 ”安民勿扰，使之自富”，轻徭薄赋、缓刑舍禁减轻百姓课税负担，进而固本正源，使「 ”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 则公家何求而不获乎？” 所以，在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之后，民间出现的官吏强硬借贷农民，贷款利息日益翻倍的，百姓为了免役而交纳大量钱款，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问题时，司马光等人极力谏言反对，论其扰民榨利。但是司马光所坚持的轻刑省赋，实际上也不能减轻百姓负担，原本的，大宋已经是阶级矛盾严重尖锐，民间起义频发，纵使减轻赋税和徭役，也无法改变大面积农民破产、官僚腐败的现实问题。 在整个变法期间，无论宋神宗、司马光还是王安石，此三者的改革主张均落在财政这一问题之上，其实本质并无矛盾，但是对吏治问题都避之不革，不加以重点整顿，这才是变法期间阻力重重、朝廷多方争斗的原因所在。 在天下尚未真正统一的情况下，大宋就该顺应大破大立的潮流，实行全民动员，全民备战，积极对外扩张的耕战主义政策，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在变化发展的对外战争中，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进行损益调和。进而改变国内利益矛盾的形势。采用「 ”利出一孔、驱民归战”的思想。使一切改革措施均以服务军事建设为目的，废除恩荫制度，颁行军功爵法。对赵家「 ”祖宗之法”进行创新发展。 皇亲国戚、官宦世家、寺僧道尼、将门子弟不想上战场，就按官阶献出相应土地于国家； 商贾不想上战场就上缴重额钱粮； 制造业者不想上战场就为国家打造精良武器； 抽调厢军、收容流民用于皇家征收的土地耕种，生产符合要求及检验就有赏赐和减免兵役的优惠； 待安排的官缺士人必须参与前线作战和修筑工事，完成要求及检验，即有赏赐。 将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和军器监放在首位，在兵力集结、投送、指挥、作战、后勤等方面，改革国防体系架构。 在对外战争中，消化宋军之中的老弱病残，锻炼出精兵良将；将大量待安排的士人、官宦子弟用于服务军事建设的后勤工作，简化文官体系；将大量特权阶层人员尤其是皇亲国戚和僧尼道士征入军队生产和前线作战。加上军功爵法的实施，不仅农民乐于作战且可以迅速获得田产钱粮，其他阶层也会在长期的对外作战中发现上升渠道，而自愿参加战斗。朝廷又可将新获得的土地用于奖励封赏，国内尖锐的土地矛盾得以缓解。 这样一来，新的王安石变法就有了方向和动力，不论文臣还是武将，不为国家做出贡献，就不能获得升迁和赏赐，农民也乐于耕作。既能解决三冗之弊中的核心—吏治问题，又能解决冗兵冗费，收复失地，谋求一统天下。 在全民积极对外作战的过程中，宋廷才能做到「 ”调一天下，兼制夷狄”的任务要求，才能完成取熙河以制西夏其右，取西夏以制契丹其右。向西打通西域，向北收复幽燕，对契丹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软硬兼施，压制北方异族的崛起，或采取怀柔招安之策。 但历史无法假设，王安石变法确实是失败了，推行诸多措施，却没有核心主旨，也就是全面耕战。理财与强军、开源与节流分化对立而不统一。虽然高举「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不足法”的大旗，可是到了也没突破赵氏建国方略的局限，就神宗而言，其本人就曾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易。依王安石变法的路子，失败是必然。 如果变法当初坚持以耕战思想为核心指导，全面建设以军事为中心的改革任务，采用积极的对外扩张的策略，变法不可能不成功，一旦实施，其结果最直接的就是50年后的靖康之难不仅不会发生，而且使得大宋得以中兴，疆土辽阔，人民生产热情高涨，全新的未来等待着大宋开发建设，中华的近现代历史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