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精神？

人道重于天道
早在春秋时期，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虽然从文化渊源上看，道家重天道；儒家重人道，但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还是以人为中心的。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以造就君子人格、大同世界为己任，即使讲“天人合一”也是把人的道德观念、价值原则赋予天道，然后讲“天意难违”、“奉天承运”，完全把天道当作论证人道，说明人道的手段和工具。其理论的伦理道德特征充斥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德、文以载道，以个人的道德完成与人际关系的普遍圆满为最高最后的追求，所表现出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以至于唐代类书《文艺类聚》中所录四十六个“部”中，以自然为主题的只有天、地、山、水、木、兽、鸟等十六部，其余都是关于人和人的创造物的内容。与西方百科全书贯穿始终“以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 的哲学观点相比，中国文化对天道自然可谓漠然置之。
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人道重于天道的倾向与以儒家伦理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价值取向直接相关。儒家要通过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道德品质的培养，造就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从而构建起一个等级分明、上下有序、各安其份的大同世界。这既是儒家理想的出发点，也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对于此外的事情，包括对于天道自然之规律的探求与关心，都是不屑一顾的。朱子曾说：“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正是这种轻视自然、宇宙规律的文化倾向妨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一切学术文化都可以被看作是儒家伦理的外围和边缘。
追求稳定实际
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传统节日起源于宗教不同，中国的传统节日绝大多数来源于农事。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物质基础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代从事农业生产，“重农”观念由来已久，深得人心。《周易》曰：“不耕获，未富也”。商鞅更是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从而在经济上保障了秦国统一大业的顺利实施。之后的历朝历代也多将“重农”政策放于首位。
在这种浓厚的“重农”氛围中，几千年近乎凝滞不变的生态铸就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稳定的文化心态，培养起了一种朴实厚重的“实用——经验理性”，一种务实的精神取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中国文化为“农耕文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对农业生活经验的朴素总结已经内化为民族的思维定势和牢固心态，甚至深深的感染了文化精英们，“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成为中国贤哲们一向标榜与倡导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作风。
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古代中国，也因此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心态。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形成了安土重迁、好常恶变的文化心态。与这种求稳定的心态相适应，中国文化把长久以至永恒当作价值判断的重要尺度，《周易》讲“可大可久之”，《中庸》讲“悠久成物”，《老子》讲“天长地久”，都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述，于是政治上追求“长治久安”、用品上追求“经久耐用”、宗教上追求“长生不老”、种族上追求“绵延永续”等等，强调了中国文化中追求稳定实际的特征。
与“求稳定”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对“变易”观念的独特阐释。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再到播种这一循环模式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发，对“生生之谓易”的变易观念加入了“循环论”，形成包含恒久不变的独特“循环变易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行相克”就代表了这种包含“不变”的变易观的哲学表征。表现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就是“物极必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思想与社会改革，无论是孔子的“克己复礼”，还是王安石的新政；无论是韩愈的古文运动，还是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无不高扬“复古”的旗帜。这不仅仅是借“托古”之名，而更多地蕴含着“循环变易”的理念内涵。
重视整体协同
中国的社会构成是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社区，由社区而国家，形成并保持了一种“国家一体”的格局，宗法关系深深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的各个角度。在宗族内，每个人都不被看作独立的个体，而是被重重包围在宗法血缘的群体里。因此，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特定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宗族的、对于整体的，从而自然的引申为对于种族的、对于社会的、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很容易在“人道亲亲”的基础上引申出关于社会、国家的所谓合理秩序。在这种秩序上，个人被置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个人的一切服从于整体，这样才能把整个社会整合起来，统一起来。于是，在政治领域，倡言大同理想；在社会领域，强调个人、家庭与国家不可分，倡导“保家卫国”；在文化领域，提倡“持中贵和”；在军事领域，确定“统筹全局”的基本战略；在伦理领域，标榜“舍小家为大家”，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而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定式与共同心理特征。这种可以被称为“宗法集体主义”的观念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实是功不可没。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有时候更会成为统治阶级强迫人民做出无谓牺牲的借口。
而将“重整体”的观念落到实践上就需要做到“协同”。要使庞大复杂的社会，无数心性相异的个人，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贯彻一种整体的秩序，就必须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等方面使人们普遍互相认同，具备高度协同的道德与精神素质，并使之外化为具体的协调性行为。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的儒家思想，从精神文化方面满足了这种需求。孔子曰：“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记》更是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一个“和”字，其实包摄了推己及人之忠恕之道、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民胞物与的豁达胸襟、天下一家的深厚情怀。这一个“和”字实在是中国文化协同思想的灵魂与核心。
重于道轻于器
老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常而无不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将世界分为“道”、“器”两部分，充分强调“道”在宇宙人生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孔子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指伦理政治的“仁义之道”，与道家作为宇宙规律体系的“道”虽有区别，但其仍然属于“形而上者”即精神范畴，仍然处于安身胜立命、把握世界本质的首要地位。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十分突出。
这种“重道轻器”的思想，除了表现在天人关系上的“重人道轻天道”之外，还表现在义与利、名与身、主体与客体关系等方面。
义利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舍生而取义者也。”把义看的高于生命，更高于世俗的物质利益，充分体现了占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宋明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念推向极致。
重名轻身，是“重道轻器”的又一表现。中国文化执着于对善的追求与体认，以名声、荣誉的完美，为人称道为最大满足，以好声望、好名声作为立身处世之本，“人无信不立”成为千古不变的道德信条。“名”是一个人德性的表现，是社会群体对他的价值评定与肯定，自然不能等闲视之。理学家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这种重名轻身观念的最好注脚。
“重道轻器”的文化倾向反映在主客体关系上，便是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而忽视对客体的讨论与分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将时刻反身内求、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作为求学与研究的唯一目标。这种反身而成之类的劝导，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绝于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直到近代，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后，还有一些人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器物蔑称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这样就造成了近代中国一边挨打，一边自欺欺人的尴尬局面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并衍生化为社会共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大的优势。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一旦与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相结合，特别是同体现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西方观念相结合，就可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这方面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证，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中华文化辐射圈内，都与中国文化有不解之缘。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中国文化的特征包括：

一、富有轮回色彩的宿命论

在论及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之原因时，张东荪曾提到儒家对天的态度。他认为，原始儒家把“天”推得远些，所以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但是汉朝之后的儒家则又把“天”拉近了，提倡“天人感应”之说，以至于谶纬大为流行。后来天人感应论破产后，老庄思想及佛教才应运而起。

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说，原始儒家将天推远之后，在人心灵中将造成一个空缺，恐怕这正是造成《易经》、老庄和佛教乘虚而入的主因。秦汉时代，于乱世生灵涂炭之际，在儒家所不屑于说的“怪力乱神”部分，以及儒家所不知的“死”的部分，佛教都提供了一些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填补了中国人世界观中原本所欠缺的空白，因而构成现今中国人世界观的一部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轮回”的观念。

中国人早有鬼神的观念，但是中国人对鬼神只讲祸福，不讲轮回报应。把轮回报应与鬼神连在一起的，是受了佛教之影响。如今轮回的观念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中国人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这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所致。这种宿命论式的人生观，容易导致消极、悲观的心态，趋于守旧，少求突破。这种轮回观念，使印度世袭的阶级制度沿袭至今，无法铲除。因此，两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受到灾异谶纬及轮回思想的影响，不论是个人或国家，到了面临困境的时候，莫不归之于气数。这似乎是促使中国人流于消极自安的原因之一。

二、重直觉的知识论

在知识论方面，儒家原本就有重直觉轻理智的传统，所以孟子提出“四端”之说，王阳明则倡“良知”，其实都是诉诸于直觉的道德判断，对于理性的知识，则多少存着排斥的态度。佛教方面，尤其是禅宗，更有同样的“反智”色彩及直觉倾向，例如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至于佛教所追求的“涅盘”，则更是“灰身灭智”的最高境界。所以，经过儒学与佛教的“相乘作用”，宋朝之后的中国知识份子，唯心论的色彩益形浓厚。宋儒陆王一系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完全排除经验知识。程朱一系虽强调“格物致知”，但所追求的知识乃是人生的绝对真理，而非科学的知识。

这种强调内省功夫的思维方式，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称之为“内向观点”，与近代科学的“外向观点”大相迳庭。“外向观点”重经验不重先验，重印证不重臆度，重怀疑不重信古，重实效不重空论。这种外向观点的思考，才是促成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力。但是在中国，由于儒释道三家对知识问题有不约而同的见解，更使得内向观点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思维方式的主流，使科学发展更加滞碍难行了。这是中国科学无法大步迈进，以至于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

三、以性善为主的人性论

中国自古以来有关人性论的观点极为分歧，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譬如孟子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大力提倡“性善”之说。两千多年来被视为儒家道德实践的基本前提假设。孟子之后的荀子则因为人有耳目之欲、自私之心，所以他认为人是“性恶”的。他认为善乃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而由“本性”到“行为”（即经学习而得之者是“作做之伪”），得借助教化之功。这是他格外重视“礼教”的原因。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法治”政治哲学，也是建立在人皆有自私本性（“自为心”）的基础上的。他与荀子的不同在于：荀子因人“性恶”，故提出以“礼”来约束；韩非则主张顺应人性的“自为”，来达到法治的目的。因此以荀子为桥梁，从儒家过渡到法家学说，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到了后来，随着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科举取士的制度确立之后，“性善”的人性论就逐渐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派观点，很少人敢质疑其正确性。然而事实上，中国两千年来，都是采取“阳儒阴法”的办法治国。一方面倡导“性善”之说，在法令执行上，却似乎又认定人皆“性恶”。

另一方面，佛教是一种倡导“内在超越”的宗教，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与同样高扬内在超越及主体思维的儒道思想是异曲同工的。而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的心性论，不但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旨趣最为契合之点。儒家学者虽有多人排斥佛教，但对佛教的心性论，则多持肯定的态度。

当代学者韦政通曾指出，这种“人性本善”的观点，特别是与基督教比起来，对生命的体验较为肤浅，对罪恶的剖析不够深刻。他还说儒家的思想多“知常”而不“知变”，能“应常”而不能“应变”。

四、向往逍遥的人生观

刘小枫在《逍遥与拯救》一书中，曾从《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的叙事中指出，中国人所向往的，乃是老庄和禅宗式的“适性逍遥”，在这个超时空、超生死的境界中，人最终将变成无知识、无爱憎的石头，对一切都无动于心。这逍遥之境什么都好，唯一缺乏的只是真情、纯情的温暖和对苦难世界的关怀。

当然，对刘小枫所提出的批判，每个人或许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大家至少都能同意，中国人的人生观，的确是在追求那无所窒碍的逍遥之境。无论是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或是贾宝玉的“飘然而去”，或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悄然隐退”，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种阻断人对尘世的关怀，使个体心智进入一种清虚无碍的空灵之境的修为方式，固然是渊源于老庄思想，却是由禅宗佛学完成的。换句话说，禅宗大大推进了道家“适意逍遥”的精神，强化了中国儒道精神中“自然本性”自足的立场。至此，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经由儒释道三家的融通，逐渐形成这种出世的性格。这可能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和特点。

结构：以儒、道为主体的、融合了佛家、基督等外来文化的多元化结构；
特点：基于血缘、姻亲的人伦纽带，主张人为本、重礼治、尚群体，宏阔的包容性，强大的生命力，深远的影响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她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以儒家文化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关于传统文化类型的诸种意见
中国人很早就对文化类型有所认识，古代人已将中原地区的华夏农耕文化与周边四夷的游牧文化或渔猎文化加以比较，两汉以后，又将本土以入世精神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与来自南亚出世精神为特征的佛教文化加以比较，
近代以降如严复、李大钊1893－1988，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坚持讲真话，以1953年与md公开“争”而为人所知，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也不完全赞同，1970
第一种意见是按地理环境区分文化类型，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其产生、衍变、丰富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和独特的经济社会土壤里完成的，因而大致分为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属于河谷型的。
第二种意见按照观念文化与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将文化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和游牧文化等，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的类型。
第三种意见，审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走过的路程，认为儒、道、墨、法、佛等诸家思想学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在其形成期，是儒、墨、道、法并行，在其发展期，是儒、道、法、佛并行，虽然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但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封建制文化。名田制是秦汉时期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有关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的制度。
1 梁先生认为，“文化亦可以说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亦即“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其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二，“遇到问题并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的调和罢了”；其三，“遇到问题，他就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并认定西方人“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二条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三条路向”。
唐龙朔元年（661），惠能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五祖乃令其随从作务，劈柴踏碓八个多月。其时弘忍年事已高，急于传付衣法，命弟子作偈以呈。时神秀呈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以为未见本性，未传衣法。惠能口诵一偈，题于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此，唤惠能到堂内为其讲《金刚经》，并传以顿教衣钵。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除了伦理政治型文化这一总特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1、统一性与延续性
作为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汉字虽然在产生年代上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略晚，但是不管是楔形文字还是圣书字，都已经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只有汉字在经历了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以后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依然为我们所沿用，而且还将长期地使用下去。
以前的研究者大多把汉字和古埃及圣书字以及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一起视为表意文字。但是表意文字并不能完全概括汉字的全部性质。这是因为，占汉字80% 以上的形声字，是表意表音的文字。例如“婚”、“姻”二字，左边的“女”是表意的部分，右边的“昏”、“因”是表意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汉语中还有一部分词，本来没有专门记录它们的符号，而是借了一个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充当。例如用本义是胡须的“而”字，记录汉语中与之读音相同的连词“而”。在这种情况下，汉字已经完全是表音文字了。所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
半期，国内便有学者提出，汉字的性质应该是表意和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
东汉学者许慎提出的“六书”说，是最早从科学角度对汉字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系统地阐述了“六书”的条例，指出“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采用许慎的“六书”名称。 形声字是最具造字能力的一种造字法。在《说文解字》所收的近万字中，80% 以上。在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已超过90%。
我国文字源远流长。所谓远古时代伏羲和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出我国文字产生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资料，一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良渚、马家窑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刻画记号；一是原始社会晚期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象形符号。古文字学家以前以为大汶口遗址（约在公元前
3000年－前2500年之间）出土陶器的刻画图像该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刻辞。甲骨文是指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代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甲骨文字。它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首先发现并收集的，经当时的学者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研究，确定这是殷代的一种文书，记录着殷王朝的许多事迹，是研究殷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有二十多万片。
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苏醒了。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部毫无逊色。??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英)阿诺德．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1版，第291—295。）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同上书，第289页）
这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阿诺尔德·汤因比和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探讨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时讲的几段话。
中国文化具有连续的统一性特征，又具有一元的连续性特征。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聚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能够不受外部的影响，独立地发展，具有极大的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具体表现如下：
（1）政治的统一
广川儒生董仲舒以深厚的儒学修养起而应对，献“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理论，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
商周时期开始，中原农业经济逐步占据主流，农业文化同化、融合其他文化，从而促成了人们重视现世人事的实用理性精神4。所以从西周开始，人本的宗教意识开始取代神本的宗教意识，故《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孔子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历史上虽也曾有神和宗教，但都是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的信仰，一旦神权超过君权，则会受到无情剿灭。所以中国文化注视的是人间的是非，追求的是人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及道德法则，对于来生，很少加以关注，所以古代文明初期，即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进入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 （2）尊君重民的民本思想
殷周之际，中国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5，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提出了重民富民的观点，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老子也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的倾向。 《华严经》“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的进步思想是很显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卫人逐其君，晋候以为太甚。师旷说：“或者共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表面上似乎没有摆脱天道鬼神的观念，但实际上却是根据人民利害来发表他的政见的。这正如他论石言一样(昭八年)，都是借题发挥，给统治者敲了一下警钟。然明对子产问为政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之逐角鸟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对陈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元年)
3、重群体轻个体
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家庭本位，家既是人生活的依归，也是人格生长的母胎，血缘在中国伦理中，不仅是一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也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前提，个体首先是家庭的成员，然后才是社会的公民，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时，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即“尽伦”。对家族的热爱，进一步延伸为对国家的忠，当不能两全时，则忠为重，即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在家尽孝，在外尽忠。
（2）宗法集体主义原则
（3）追求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把人作为与牲畜、动物相对待的整个的“类”来理解6，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社会价值，以社会标示个人，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因而强调推己及人，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与牺牲。
4 先伊尹的“天难堪，命靡常”（《咸有一德》） 之说，后来的周统治者也据此得出了“天不可信，我道唯宁王德延” （《君奭》）的结论。荀子,“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5 《尚书》所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6荀子《王制篇第九》中说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君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4、重人伦轻自然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不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结果是不注重探求自然规律，只重注履行人伦关系、道德义务。
5、崇老尚古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是以上古的“黄金时代”为价值取向，以恪守宗法伦理道德作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以宗法社会传统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人们总是回头过去寻找社会理想，法先王之道，复“三代”之礼，把上古三代时期氏族社会的生活图景，当作最高的社会追求和理想境界。所以儒、墨、道、法各家皆法先王以重其说，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所以不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是假托孔子之口对孔子以前社会的追叙，孟子亦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而且先秦诸子中，儒家的其他人物也是言必称尧、舜，道家言必称黄帝，墨家言必称大禹，农家言必称神农，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他们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言语，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与梦想。”不仅如此，即使是秦汉以降，《吕氏春秋》言及“公则天下平”的社会理想，仍托始于“昔先圣王之治天下”的时代。
6、《列子·黄帝篇》中虚构的“华胥氏之国”也被说成是黄帝昼寝而梦的神游之地，阮籍同样也是把自然主义的理想遥寄于“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养生”9的洪荒之世，鲍敬言所提出“无君无臣”的理想更被置于“襄古之世”。
7、艰难的留学之路 1901年庚子赔款后，美国利用赔款资助中国留学，直到此时中国人仍把留学看作一件很丢人，很可怕的事儿。第一批留学生计划招收120人，但很少有人报名，所以只好作为一项政治任何分配到各地，即使如此，也难以招到学生，只好又到东南沿海等一些思想相对开放的地区招收，最后又从香港招收一些学生才勉强完成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害怕留学，据传说，留学生出国后要剥皮，然后换成狗皮，以便展览。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工程师师詹天佑是在谢姓邻居答应将女嫁给天佑时，詹父才答应儿子出国的。
所以中国长期以来，只有理藩院而无外交部，和六部中的“礼”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直到明朝还保有“四夷馆”，负责外交翻译等一些事务，即使如此，仍难满足需要，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是请二位传教士作翻译。清朝五口通商后，才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也并非专职，先由两广总督兼任，后由两江总督兼任，而北方与沙俄的关系则由伊梨将军与黑龙江将军兼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帝仍拒绝英法在京设立公使馆，最后，万不得已才依照俄国的方式设立“留学生馆”，指示外国公使“不必年年跋涉”。1860年，外国人攻入北京后咸丰帝逃往热河后，恭亲王奕诉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处理“外交事务”时，咸丰帝仍建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但仍为临时性机构，长官也由军机大臣兼任，而与之并存的还有南北洋大臣，其办公场所也较其他六部简陋，直到义和团运动以后，1901、2、24才在英国设立常驻的对外机构，建立驻外使馆。
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仍然认为英国人腿不能屈，所以只要中国士兵每人手握一根竹杆，就可打败英军；而杨芳认为英国的人所用炮船为“邪术”，主张“以邪制邪”，就扎上竹排，内放各种秽物，特别是女性用品以破敌。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虽是第一批介绍四方情况的书籍，以“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仪”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仍称人为“夷”，也仍有人批评他们有“用夷变夏”之嫌。
义和团称传教士为“大毛子”，中国的“教徒”为“二毛子”，用洋货的人“三毛子”等，以至于“十毛子”，认为通过练拳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太后竟也信为以真。
总的来说，春秋时的众多民族，有的与华夏融合，如东夷；有的则急剧壮大，和华夏诸国分庭抗礼，如楚国，就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称霸一方的。若从这一时期民族斗争的总体趋势来看，以北狄和楚对华夏的影响最大。北狄南侵中原，楚向中原扩展，构成了春秋时期中原华夏诸侯国的两支强大的对抗力量，为此，《春秋公羊传》记载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是中国各民族第一次大融合时期，各民族的融合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以各大国为中心而实现的。中国民族在经过春秋两百四十余年的发展后，进入战国时代。之后，中国各民族及其相互的关系又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有的强大，有的消亡，有的与他族融合，有的沿袭旧称，有的启用新名，但无论怎么变化，各民族仍在中国大地上交错共居，互相依存，迁徙往来，逐渐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食腊八粥的特点

材料
大米150克，猪肉100克或牛里脊，皮蛋2个，姜1小块，香葱1根，香油1/2茶匙3ml，盐1茶匙5克，清水2升
做法
1、将大米淘洗干净，放入水，倒入香油搅匀后放置一旁，浸泡30分钟。姜去皮切成细丝，香葱切碎。皮蛋切成小块。
2、把肉先切成片，再切丝，最后切成小颗粒。放入碗中，加入1/4茶匙（1克）盐，搅匀后腌制20分钟。
3、锅中倒入清水，大火煮开后，将肉粒倒入煮一会儿，当水面有浮沫时，用勺子彻底撇干净，然后倒入一半的皮蛋块，再倒入姜丝，煮约2分钟后，倒入浸泡后的米，改成小火煮40分钟，期间每隔5分钟用勺子沿同一方向搅拌一次，以免皮蛋黏锅底。
4、最后，将剩下的一半皮蛋倒入，继续煮10分钟即可，喝前调入剩余的盐和香葱碎。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髓之所在。中国的民族精髓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髓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髓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髓。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髓的根本。（2）自由精髓。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髓。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髓。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髓的表现。（4）应变精髓。八端是指这八端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使得德行的体现。八法是指：中医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的八种基本治疗大法的总称。它包括：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消法、补法。是天人协调的体现。孔子之后, 《中庸》作者从理论上进一步将智、仁、勇概括成“三达德”。是刚健有为的表现。五常之德:仁、义、礼、智、信. 是“和与中”的中庸道德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