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使用的镜头 布列松：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

布列松：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  

1949是中国历史转折的一年。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为《生活》杂志特派摄影记者飞抵北平。 他的摄影集《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1954年出版，书名译成中文《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蕴含「 ”转折”之意。当他1958再次来中国，正是「 ”大跃进”之时，这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所以，主页君想到把布列松前后两次来中国的摄影及所发生的故事，整合在一块时，或许有点意思。当然也有担忧，毕竟相关报道已经很多，只是当看了各种转载报道时，还是觉不尽兴，于是干脆自己来，筛选、整合、添料，尽可能变成自己想要的效果。 照片都来自玛格南图片库，从中挑选了一些，请书友徐龙华（译有《各种「 ”主义”》等）重新翻译了其中一半照片图注。 不过目前呈现的，仍有缺憾，具体不展开了，归结为一句感触：记录重要历史瞬间的照片，要是摄影师都标注摄影的具体时间、地点，那该多好，如有拍摄时的感想，更难得。 整理，本身是一个学习受益的过程，但愿诸位看下来时，也会有收获吧。不足指出，还请谅解。 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 文 | 高卧东山 布列松的摄影集《D'UNE CHINE A L'AUTRE》1954年初版于巴黎。两年后此书在纽约首次发行英文版，名为《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16开麻布面精装本，有护封，收照片144幅，比法文版增加了韩素音所作的序言。 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为著名的《生活》杂志的特派摄影记者，乘飞机从仰光飞抵北平。 他在北平停留了十二天，赶在解放军包围之前乘飞机飞赴上海。用他的话说搭乘的是「 ”最后一班”飞机，从时间上推算，我想他指的是城外南苑机场的最后一班飞机。因为从解放军围城直到次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的飞机仍可以在临时修建的东单机场起降。 如此慌张的逃离，可以看出刚到中国时，他对解放军还是充满了疑虑。当时机场混乱不堪的场面可以想见，在《齐如山回忆录》里，对此也有极为生动的描写。 国民党军队撤退和人民解放军到来的大约八天前，北平的生活是平静的。一个街头商人高兴地遇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刚刚买了一段棉花布料。尊敬，仁慈和平和——这些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丢掉的美德——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最重大的改变之一的前夕进行着。 之后他一直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活动，并一度打着白旗，步行试图前往山东前线作采访。在南京，他见证了政权的更替。 布列松拍下了第一个步行进入南京城的疲惫的解放军战士，紧随这名士兵走过来的不是另一名士兵，而是一个负重的年老挑夫。他也拍摄了整齐地坐在路边休息的部队，以及围观者面对他们时惊讶，兴奋又疑虑重重的表情。 之后他又在上海记录下了这座鱼龙混杂的城市在新中国建立前最后几个月的社会风貌，包括疯狂的挤兑风潮，激奋的游行队伍和遵守纪律的新式军队。最后，九月底，他在上海码头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在布列松亲笔撰写的很短的一段旅行回顾里，他对政权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他曾声称自己早年是个共产主义者。我相信实际上他的心里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的话要说，之所以不说，只是为了恪守他的某个准则。 这144张照片，让人感觉他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记录者，对被摄者充满了尊重，而那只握住相机的手从未因为过分激动而颤抖。这难得的忠实还原，使得我们可以平心静气被带回那个时代，不偏左也不偏向右。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来到南京的军阀马鸿逵。 书里有两张人物照片，传神地表现了国共两股政治力量在此时的精神风貌。大腹便便的军阀马鸿逵看上去腐化堕落，无精打采，和革命文艺中很多脸谱化的形象惊人地相似。而新上任的陈毅市长则精明干练，朝气蓬勃。在马鸿逵照片的说明文字里，布列松写道： 「 ”马鸿逵的秘书打扮得像个护士。他喜欢吃冰激淋，身边随时都准备着几桶，只要有客人就请客人吃。” 两个人的形象反差大致反映了当时多数国民对新旧两股势力的基本印象，一个已日薄西山，而另一个正冉冉升起。这样的两幅新闻照片摆在一起，比很多洋洋洒洒的大手雄文更能解决我们的疑问：短短几年，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易手，为何会如此出人意料？ 中国人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乐观和温和，也让他印象深刻。在遍布各个城市的垃圾山上，成群结队的淘垃圾队伍里，一个劳累的妇女面对镜头仍然能笑得那么灿烂。北平和平解放前，国军在故宫的广场上进行最后一次征兵，要从一万名应征者里挑选出三千人凑成一个旅。 应征者中很多人都嘻嘻哈哈，谈笑自若，神态轻松得好像要组团去旅游一样。在上海，苏州河上挤得水泄不通的逃难船队里，有人喊叫，有人争吵，可是没有人打架。有人告诉布列松，在中国，先动手的人总是没理的。 1948年12月，北平，城外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召集的10000名新兵站在皇宫的院子里等待命令。 倒是韩素音的序文，鲜明地表达了她自己的立场。韩素音的父亲是四川的铁路专家，她的母亲则是比利时人。序文作于1956年，当时韩素音正在北京。作为著名的左翼作家，她通过对比新时期和旧社会的方方面面，解释了新政权不可阻挡地获得胜利的原因，并试图打消一些西方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 在对比中，她浓缩出了两个看似平常却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第一个，新社会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木和绿色的田野。第二，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都显得对丰收信心十足。而如果单看穿着打扮，他们简直个个都象是旧社会的地主。 1958年，布列松像很多新中国的「 ”好同志”一样，再次被邀请到中国访问三个月。不知道这一次他的观感如何。他仍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其中的一些作品，后来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批判。 不过他说：「 ”安排出来的照片是没有生命力的，很容易被人们遗忘。如果你忠实于生活，你就能得到胜利。” 我想这144张照片只是他第一次中国之行的一小部分成果。那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淘汰的作品一定也还在世上。 无论从文献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衡量，如果能整理出版，其精彩程度应该都不会逊色于这部书吧。 在紫禁城，一个独行者，或者一个以前的官员。 1948年12月，北平，磨光加工缅甸翡翠。 书摊 1948年12月，北平，街头古董店。 1948年12月，北平，来到城里贩卖蔬菜的农民正在吃饭。 1948年12月，北平，城内正在乞讨的难民母子 1948年12月，北平，不知所措的老人在这群国民党征召的新兵中寻找自己的儿子。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抢购黄金风潮，由于纸币贬值，国民党决定每人可以兑换40克黄金， 12月消息传出，数以千计的人们排队等待，有十人拥挤致死。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穷人撕开码头上的棉包。很多人在内战的最后一个冬天饿死或冻死。 1949年，上海。慈善机构的一群孩子等着分发大米。在那儿，他们接受教育并得到极少量的食物。这所学校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建立的。 上海，Nan-too庙中。这个看门人在他的崇拜神像的阴影中熟睡。 一个上海街头叫卖者。他卖花生和中国烟，这些中国烟好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仿冒外国的牌子。在他背后是一个书店，书店的橱窗里一起摆放着蒋介石元帅和孙中山的肖像。 1949年，上海，推车过桥的苦力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被包围的上海，苏州河的运输完全中断。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等待离开城市的政府官员。 南京，长期作为国民党的首都，仍然有着老城墙，而且比任何其他中国城市的城墙都还要古老。它们从很多朝代和太平农民革命中幸存下来。这里可以看见部分城墙，湖水反射出它们，明朝海军14世纪时在这个湖中操练。这些人在采集莲藕作为食物。 1949年4月，南京，带着家庭的财产外出逃亡的军官，背景是数千内战难民的临时住处。 1949年4月，南京，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学生们张贴的宣传单。 1949年4月，南京，在市民的关注下首批进城的解放军士兵。由于解放军的纪律要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所以这些士兵背着所有的生活用品。 1949年，上海，一家画像店里。 1949年，上海，路边图书馆 1949年，上海，贪看小画书的儿童 1949年6月，上海。政治集会，背后是领袖画像。（共产党于5月27日夺取上海）。 1949年6月，上海，为庆祝城市解放，电车上悬挂的领袖像。 1949年8月1日，上海。隆重举行欢庆部队开进上海的活动。一名工会代表拿着一张放大了的新钞纸币。 1949年8月1日，上海。庆祝共产党占领上海。背景横幅上的文字写着：md主席。 1949年，上海。学生举行反黑市的「 ”8.1”胜利大游行，队伍经过外滩。背景是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汉章。 1949年8月7日，上海，在胜利庆典大会上讲话的陈毅 1949年，上海。《升官发财》正在一家戏院上演。在这个场景中，蒋介石对他妻子的姐夫、金融家和前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大动肝火。这部戏在国民党还在掌权时就写好了，但共产党重写了该剧，加大了讽刺性。 1949年，上海，标语上写着「 ”反对官僚资本、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1949年，上海。一些共产党士兵对巨幅广告牌已经习以为常，但有些士兵则怀着惊奇的眼光。 1949年9月，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后，对上海实施海上封锁。经过5个月的封锁之后，一艘美国军舰「 ”戈登”号抵达上海港，搭载外籍人士离开上海。 1949年，杭州，人行道上的流浪汉。 1949年，杭州，人行道上的流浪汉。 1949年，香港，《华商报》号外， 两条消息：华南解放，政治协商会议准备起草新宪法。 1949年，香港。一个婴儿在商铺柜台上午睡，他的父亲则躺在凳子上休息。商铺出租麻将游戏，墙上贴着「 ”宝剑牌”香烟和「 ”冠军牌”火花塞广告。 跃进之国 文 | 晋永权 节选自晋永权文章《跃进之国》 该文刊登于《中国青年报》 1. 1958年6月26日，中国摄影家学会主席、副主席在京隆重宴请一位来自法国的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0年前，1949年，也就是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布列松曾经到中国旅行，用照相机对这个急剧变化的东方国度进行了记录，并于1954年出版大型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这本书的序言由法国存在主义领军人物让·保罗·萨特撰写。 此时的布列松即将在中国度过自己的50周岁生日。他早已名满西方摄影界甚至文化界，其作品也为大众知晓。特别是他在1952年，以《决定性瞬间》为书名和序言标题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更是把这句话变为流行语，成为西方记录现实的摄影师，包括新闻摄影记者的口头禅和行动指南针。 1958年，长城 当然，布列松的这些成就，他的中国摄影同行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在一个刚刚走出战乱，深受战争思维模式影响，急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工业化、甚至现代化，处在狂热的兴奋之中，以「 ”一天等于20年”来进行「 ”大跃进”的国度和她的人民来说，为新生政权宣传、呼喊、鼓劲，是每一个从业者的第一要义，这也不该存有疑义。此刻的中国摄影界话语权主导者正在为「 ”适当的组织加工”与「 ”摆布”——这一照相宣传手段正名，布列松提倡的西方现实主义摄影基本规则——不干涉拍摄对象、抓拍、寻找典型瞬间等，即使为中国同行广泛知晓，想必也并不为他们看重。这不难理解。 不过，上述一切差异都不重要。布列松此次来华之前，曾向中方表达愿望说：「 ”我希望自己的照相机能够记录一切改变，尤其希望用我的照片，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和目前的发展，包括工厂、公社之间的对比记录下来。” 当然，布列松也委婉地表达了能够有机会自由地「 ”在街上游逛”这一要求。 1958年，北京。在中华文化公园举行的「 ”桥梁与铁路系统”展览，展示共产党建政之后取得的成就。 有关方面对布列松来华目的迅速作出判断，认定，在大跃进背景下，他计划中的《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是一本通过新旧对比，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客观报道中国的新生，凭着作者的声名，这本书在法国，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都会有影响。这对宣传新中国将是十分有利的。先前的1954年，布列松曾应邀访苏，出版摄影集《莫斯科人民》，中国方面认为，这本画集反映了「 ”苏联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也受到欧美各国欢迎。苏联新闻界对此也是赞誉有加。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布列松的中国之行值得期待。1958年，布列松抵达北京10天后，也就是6月26日的这次宴请，宾主尽欢，酒酣耳热之际，不知有没有人想起那个叫做埃德加·斯诺的美国年轻记者，22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所拍摄的那二十来个胶卷，给西方世界带来的震撼。那个令人愉快的美好记忆还可以复制吗？ 1958年，北京。一张代表古老中国的脸庞冷冷地凝视着在文化公园举办的「 ”桥梁与铁路系统展”，也展示了未来的模型。在共产党军队「 ”解放全国”前，或许这位老人已经目睹了中国的三次革命。 2. 1958年7月16日，中国摄影学会邀请布列松与首都摄影界人士座谈。他已来京一个月了，有关中国大跃进的各方信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面对同行，甚至挑剔，自以为是，且热情高涨的同行们，布列松该说些什么呢？此时，他通过公开出版物，看到了大量中国摄影记者、宣传工作者拍摄的照片，他坦承：有些很好，但有些却不喜欢。他列举了最为典型的例子： 「 ”我曾看到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扑扑，汗流满面，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劳动是紧张的，到了休息的时候自然就是轻松的。” 这些话，中国同行们并不难理解，两个宣称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在具体拍照方式上并不是不可交流。布列松像个教书先生一般道出拍照的常识，甚至人生经验来：生活不是在摄影棚内，而是现实的东西；作为现实主义的摄影者，应当忠于生活；如果你拍摄的东西是经过改变的，那就不是真实的东西。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能根据公式来拍照。他还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说，用不着尝，只要闻就可知道菜里有没有辣椒：「 ”安排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即使你安排的好，人们也会察觉的。” 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大坝。 这个时候，布列松只谈照片，但他回国后所写文章中的观点，却不是他那些中国同行，包括彼时绝大部分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了。 「 ”毛胜利后的第十年，两个中国还在并肩行进着：昨日的中国以三千年的老工具和方法存在着，而明天的中国有一部分已去征服了。为中国服务的，有6亿人口的劳动力，有唯一的口号：‘大跃进’，还有一个唯一的日子：明天。” 3. 1958年7月下旬，在北京的行程结束后，布列松继续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旅行，到10月4日离开中国，他先后到过满洲里、西安、武汉、成都和新疆等地，对于一个摄影家来说，这是相当饱和，也是令人期待的视觉之旅。 但，到达成都后，布列松几乎只待在旅馆里不愿出门，因为所有自己希望上街随便溜达溜达的要求，都被随行人员认为既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这个必要而加以拒绝；而那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场合，布列松却没有兴趣，甚至厌恶。 1989年，81岁的布列松回忆起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仅寥寥数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接受中国文化交流组织的邀请重游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持续了数月。此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国家强调工业化发展，要赶超英国。此时可以预感到‘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 1958年，北京。一支民兵分队在每日晨练中正等待轮到自己上去操练。背景是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检阅爱国大游行的天安门。 回国以后，他陆续发表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并接受了美国《生活》杂志等西方重要媒体的采访。1959年1月，这家杂志抢得头筹，以「 ”红色中国在前进中，男女老少都参加大跃进”为题，报道了布列松的中国之行。 「 ”布列松以其著名的理解力，揭示了中国人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组织化生活方式中，所有的反应和生活。”正是因这种「 ”理解力”，布列松看到了「 ”在中国，对内使用的宣传是一个节拍器，这个节拍器是用音乐、广播和墙上的口号来使人们内心跳动合乎节奏的。至于参观访问的人，他们是习惯用自己的眼睛的。” 客人回去后的种种表现，很快被中方掌握，并且反馈到了中国摄影家学会当初接待、并对其心怀期待的领导人那里。1959年5月19日，学会在京召开「 ”小型学术讨论会”，主题就是「 ”研究法国摄影家亨利·卡·布列松的‘现实主义’摄影创作手法”。 此时，那些当初听布列松课的摄影家群情激昂，一致声讨他「 ”新发表的有关我国的照片，实际上是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在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至于布列松宣扬的摄影方法，此时，同行们重新认定为：不光彩的偷拍，抓取偶然现象，歪曲生活本质，不愿意做调查研究。而这一切又都是他的「 ”资产阶级口味”决定的。 记录显示，那天的研讨会「 ”气氛热烈”。 1958年，北京，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中国「 ”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展出的老鼠是用老鼠皮制成的。 4. 1960年8月19日，北京，跃进之国的人们在饥饿中迎来了一个奇特而又奢侈的「 ”内部展览”——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以布列松为代表的「 ”新现实主义摄影”遭到彻底痛斥，因为他「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歪曲和恶毒的宣传”。 布列松1958年在华拍摄的照片被指专门拍摄劳动人民的丑态，偶然的、个别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事件和人物，没有根据拍摄对象最本质的面貌加以表现，而是加以丑化和糟蹋。另一方面，布列松还把社会主义国家里将被淘汰的、旧生活的残余当做是「 ”真凭实据”，如获至宝。 布列松的拍摄手法不加摆布、不组织加工，总是在现场出其不意地拍摄人物，不剪裁不修改的拍照方式，完全是伪装客观、公正和真实，这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和立场。 这种拍照方式，对于资产阶级统治是「 ”小骂大帮忙”，但对于进步的社会和劳动人民，却像熟练的侦探一样，快速抓取那些表面的、个别的、偶然的东西，来代替生活中主要的、本质的和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形象，极尽歪曲、诽谤之能事。批判者声言，这是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 1958年，北京。在佛塔市场附近，孩子们从这张海报中学到：「 ”功课完毕回家去，见了妈妈出门去，急问妈妈哪里去？妈妈们都是上学去。”全国各个建筑物的墙上，都贴满这类海报，宣讲一种道德或教训。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布列松。不过这一次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思想观念及其作品，在年轻一代摄影人心目中扎下了根，布列松被尊为大师、至圣。 2003年7月10日，一位中国资深摄影家赴法国阿尔勒小镇参加摄影节时，曾拜见93岁高龄的布列松。谈及当年他离开中国后发生那些事时，布列松几乎高喊起来：「 ”我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呀，难道中国人不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吗？我真的是共产党员啊！尽管我并没有领党证。” 最后，老人还在嘟囔：「 ”怎么会是自己人批判自己人呢！” 1958年，北京。 1958年，北京。 1958年，北京。为了建一个游泳池，学生们跳进沼泽泥塘里，而不是等待无法获得的机器。 1958年，北京。一名女民兵利用休息间隙，坐在枪支边上，在每日操练开始前抓紧时间看官方读物。 1958年，北京。为了建一个游泳池，学生们跳进沼泽泥塘里，而不是等待无法获得的机器。 1958年，北京。建立一支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干部队伍，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主要目标。这名学生正在大学图书馆学习。 1958年，北京。在农学院的展览上，来宾怀着强烈的学习中国传统的愿望，对新器具进行测量并做笔记。 1958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 1958年，甘肃省玉门。无论哪个城市、哪个地区，锣鼓声和铜钹声都代表一种报喜，一个工人代表团游行到政府总部，报告说他们的产量达到了新高。过去十年，油气集团石油工人的产量增长了200%。 1958年，北京到沈阳火车餐车上的晚餐价格在五角钱和一元两角之间（大约70美分），因此很多人买站台上供应的点心，有卖鸡肉的，也有卖面条的。 1958年，辽宁沈阳，这个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被鼓励要「 ”多、快、好、省”地搞生产。 1958年，辽宁沈阳，工作与学习结合的课程是中国大学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张照片中，一个工程系学生在从事车床工作。 1958年，水星公社（音译，有280个村子31万村民，分为7个人民公社，范围超过600平方公里）。学生在每日训练后休息。这些农民的孩子组成了一个民兵队，训练怎么打枪、投手榴弹以及抓从飞机上空降的敌特。墙上的标语口号写着：人人爱劳动。 1958年，水星公社。鼓励农民自己建造熔炉。这张照片中，农民在拉风箱。每半个小时，这些熔炉可冶炼约100磅的铁，农民用它来做农具。但事实证明，这种土法炼的金属太脆，做出来的农具容易断成两截。农民在地里或稻田里干完正常的农活，还要去炼钢。 1958年，水星公社。农民将他们自己的风箱用在高炉上。每三十分钟，这几百个熔炉可以冶炼大约50公斤的铁。 1958年，在黄河上建设巨大的三门峡水电站大坝，动用了7000名固定工以及无数的志愿者。 1958年，上海。 1958年，上海。星期天，劳动者在一家文化俱乐部里下象棋，上海市共有十九个这样的「 ”文化俱乐部”。 1958年，四川成都。为了阻止疫情蔓延，一个男护士给所有进城的人消毒。由于担心中国人众所周知的「 ”易于感冒”的体质，他们往往采取严厉措施来防止传染病。 1958年，四川重庆。码头上，男人们从驳船上手工卸货，机械设备尚未安装。一些人给北京写信，抗议布列松拍了这张照片，认为他此举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1958年，新疆。这个汉族少先队员（女童子军）负责监督人们走人行横道线，以及使用苍蝇拍打传播疾病的苍蝇。 1958年，新疆。作为课余时间的劳动项目，孩子们在其母亲监督下为街坊铺设人行道。 说明：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 ”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