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简答论述题 历史学中国古代历史论述题

历史学中国古代历史论述题  

一、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的强化

中央政权机构 清代中央政权机构多仿明制，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内阁与部：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改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

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这是清朝特设的权力机构。

清代内阁名义上是最高行政机关，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后来的军机处，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

清初，凡军国大政，皆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

议政王大臣会议亦称“国议”，权力很大。

共成员概由满族贵族组成，汉人不得参预。

康熙时又在宫内设南书房，简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任。

南书房设立后，皇帝谕旨多命南书房翰林撰拟，从而削弱了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

雍正即位后，对诸王的权势作了进一步的限制。

首先收回了诸王旗主的军权。

接着，又于1729年（雍正七年）设立军机房，并于1732年（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剥夺了诸王预政的权力。

军机处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度。

皇帝通过军机处，集大权于一身，不权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无权预决军国大政，即军机大臣也是“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这标志着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理藩院：这是清代创设的一个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

内务府：清朝特设专管宫廷事务的机构。

除上述各中央机构外，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许多府、院、寺、监机构。

它们大都承袭明制，只是根据清朝具体情况，略加损益而已。

地方行政组织 清代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道、府（与其平行的有直隶州、厅）、县（与其平级的有散州、散厅）四级。

此外，还有与省大体平行的边疆特别行政区。

鸦片战争前，清朝共设置十八个行省。

省级最高官员是总督和巡抚。

每一省或二三省设总督，各省均设巡抚（有的是总督兼），掌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

督抚之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人。

布政使又称藩台，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和人事大权。

按察使又称臬台，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狱、纠察、兼领驿传。

道设道员，为省藩、臬二司与府、厅中间一级的地方长官。

府设知府一人（又称太守、太尊），上隶于省，下督率所属州县官。

县，设知县（又称县令、县尹）一人，是为临民官，主管一县政事。

基层政权组织――保甲制（牌甲制） 保甲，是清代实行的一种严密控制人民的基层行政组织。

其制规定：不论州县城乡，每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

另外，还有与保甲制相表里的里甲制，完全因袭明代，是专管赋役的基层组织。

特别行政区的管理制度 清代在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特别行政区，采取和内地不同的行政管理办法。

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

在维族地区，设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一人，治理该部政务；又设协理图撒拉克齐二人以佐之。

在西藏，达赖（驻拉萨）和班禅（驻扎什伦布）掌政令，行教化，同为政教僧俗领袖，但他们“并受成于驻藏大臣”。

大臣的管辖和约束。

在清廷的发祥地东北地区，其管理机构与其它省区也不相同。

清朝迁都北京后，在旧都盛京设内大臣一人，副都统二人。

顺治在年，改内大臣为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将军。

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区，清初仍沿袭明代土司制度。

对各级官员的考察制度 为加强监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以定升降奖惩。

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吏部考功司主持。

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计”。

京察六年一次，考察内容分为“四格”，即守（操守、如清、谨、平）、政（政绩，如勤、平）、才（才能，如长、平）、年（年龄，分为青、健、壮）。

根据考核情况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

列为“京察一等”（称职）者，可以得到加级、记名、引见等奖誉。

对考绩不及三等的官员，要纠以“八法”。

所谓八法，即对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种情况，分别予以处理。

大计三年一举，考察内容亦为政、守、才、年“四格”，主要以政绩的多少，结合所在地方荒残、冲疲、充实、简易四种不同情况，评定等第。

对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称为“军政”，由兵部主持。

考核内容分这操守、才能、骑射、年岁四格。

共举、劾与文官基本相同。

二、军事制度和刑法

军事镇压的加强 清军主要分为旗绿营二种。

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旗设都统，由中央八旗都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

八旗军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京营兵）和驻防各地的“防防兵”。

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

兵种有马兵、步兵和水师。

刑律的严密 清统治者在1644年（顺治元年）六月，就下令“准依明律治罪”。

至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大清律成，命颁行中外”。

《大清律》基本上承袭了《明律》的内容。

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

《大清律》的主要部分，仍为“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新、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

它充分体现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实质。

三、怀柔与迫害相结合的思想统治政策

对各族上层的笼络

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地主管僚，在入关前后都执行笼络政策。

清军入北京后，对原来明朝贵族官僚“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各衙门的原来民员都照旧录用。

并规定在内阁、六部等中央机构中实行满汉并设的复职制度。

此外，清廷还采取其它许多措施，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吸收到政权中来。

1678年（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又开设特科――博学鸿儒科，给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所谓“名士”以更大的优遇，一经录取，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职。

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清政府也给他们以种种封爵和特权。

如对维族的各种“伯克”，其初都准其世袭。

在西藏，清统治者加封达赖、班禅为最高宗教首领。

达赖、班禅以下的大小喇嘛和四噶布伦以下的僧俗官员，即藏族僧俗农奴主，在清中央政府派出的驻藏大臣统一领导之下，都享有种种特权。

思想控制的严酷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

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雍、乾时期，曾连续大兴文字狱。

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目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如1663年（康熙二年）发生庄氏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商庄廷龙请人增编《明书》，如实地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一段历史，如建州卫与明朝的关系等，被认为是有意反请，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卖书、刻字、印刷的人等共七十余人被斩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再如1730年（雍正八年）徐骏狱案。

庶吉士徐骏作诗有“明月有情远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被人告发，说他思念明代，底毁清朝。

清廷即以“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的罪名，照大不敬律将徐骏“斩立决”，并将其诗文稿“尽行烧毁”。

再如1728年（雍正六年）吕留良之狱。

浙江吕留良所著诗文和日记，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

吕留良早死，湖南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皇帝九条罪状，劝四川总督岳钟琪起来反清。

结果岳奏闻朝廷，将吕留良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

第三节 政治统一形势的发展和各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一、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

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

定“三藩”之乱 所谓“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

“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

他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约束，给清朝以很大威胁。

康熙亲政后，对“三藩”逐步采取了些限制。

1673年（康熙十三年）三月，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留其子之售继续镇守广东。

经部议同意他告老还家，但不允许留子袭爵，命其撤兵丁回籍。

这一下深深触动了吴、耿二藩。

老奸巨滑的吴三桂，为了试探清朝对他的态度，马上上书告老辞职。

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遂决定下令“撤藩”。

吴三桂本打算用这种手段博取清朝对他的“慰留久镇”，不料竟批准“撤藩”。

接着耿精忠也提出撤藩的请求，结果也弄假成真，这对他们当然是当头一棒。

于是吴三桂很快串通心腹，急忙部署，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暴乱。

战争开始时对清军很不利。

由于湖南守将慑于吴军的来势凶猛，丢掉许多地方。

1678年（康熙十七年），形势发展对吴三桂更加不利。

为了鼓舞士气，他于是年三月在衡州称帝，改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

八月，吴三桂暴死，诸将迎立其孙[继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

1679年（康熙十八年），清军平岳州、长沙、衡州等地，湖南尽复；同时又收复广西。

到下年，清军定汉中，复成都，克重庆，四川恢复。

1681年（康熙二十年），清朝三路大军在云南会师，围攻昆明。

十月城破，吴世雄[自杀。

云贵悉平。

统一台湾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统一台湾的问题便函急待解决了。

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其子郑经嗣立。

1681年正月郑经死，其子克爽继立。

部将冯锡范等缢杀克爽，奉经次子嗣延平王位。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战舰三百，精锐水师二万，由福建铜山（东山）乘南潮进取澎湖。

经过七天激战，郑军守将刘国轩败回台湾。

澎湖失守，台湾上下“莫不解体”。

台湾遣使诣军前乞降，清军进驻台湾。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台湾的开发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粉碎准部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

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强盛起来。

当时沙皇俄国正疯狂向外侵略扩张，中国的西北、东北和北部领土，成为他们侵略的重要目标。

他们极力想把厄鲁特部人民及其所居土地攫为已有。

为此，沙皇于1666年（康熙五年）特派“使团”到准噶尔部向首领僧格等人威胁利诱，要其归顺俄国。

但遭到拒绝和痛斥。

僧格死后，准噶尔部的封建领主噶尔丹自立为汗，势力日益强大。

噶尔丹为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遂与沙俄侵略者勾结起来。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春，噶尔丹对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进攻，使土谢图汗前后受敌，陷入困境。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万多骑兵，以追喀尔喀为名，公然向内蒙大举进攻，前锋到达距北京九百余里的内蒙古乌珠穆沁部，形势相当紧迫，清廷大为震动。

康熙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先后三次亲征。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秋，清军初战失利，噶尔丹乘机深入到离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克什克腾旗境内）。

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噶尔丹又率骑三万，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漠南”。

清政府对噶尔丹的扩大叛乱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政策。

清军分三路出兵。

噶尔丹败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政府极表敬服。

康熙帝遂划阿尔泰山以西的辽阔土地，使之放牧。

但策妄阿拉布坦在势力逐渐强大之后，也走上了叛乱的道路。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十月，派兵进入西藏拉萨，杀拉藏汗，掳其妻子，清政府派失前往镇压。

次年九月，清军战败。

康熙帝再次派兵遣将，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分两路入藏，八月进入拉萨，在西藏人民的帮助下，迅速驱逐了叛军，使西藏的局势稳定下来。

1723年（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部封建主罗卜藏丹津（顾实汗之孙）发动了叛乱，并屡次大掠西宁等地。

清政府派兵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

1727年（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

1745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内部又发生了长期内乱。

1754年冬，阿睦尔撒纳因与达瓦齐发生冲突，力不能敌，也率众投归了清中央政府，受封为亲王。

为了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1755年（乾隆二十年）春，清军分北、西两路向伊犁进军。

在清军的进剿下，准噶尔部属纷纷迎降。

不久，阿睦尔撒纳的政治野心又膨胀起来。

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在伊犁发动叛乱。

1757年，清政府出兵平叛。

阿睦尔撒纳迅速溃败，叛逃俄境。

至此，准噶尔部封建主的长期叛乱活动，终于被镇压下去。

清政府设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都统等，率兵分驻伊犁、塔城等，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的斗争

早在明末，土尔扈特部因与准噶尔部不和，被迫西迁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

但他们始终不忘祖国，不断派人奉表入贡。

由于沙俄的压迫和奴役，土尔扈特人民曾于1761年发动了反抗沙俄的起义，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

到18世纪60年代，沙俄在对土耳其发动大规模战争时，企图把十六岁以上的土尔扈特人全部征去当兵。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六岁的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阿玉奇之孙），毅然率全族返回祖国。

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克服种种困难，特别是战胜了沙俄军队的尾追和拦截，历时半年，终于在六月末到达中国境内。

对西藏管理的加强

1652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亲到北京朝见顺治帝。

清廷赐给他金册金印，并敕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封号，就是这时正式规定的。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叛军在西藏叛乱分子的勾引下窜入西藏，杀害拉藏汗，清政府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间，派兵入藏，击败了准噶尔叛军。

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在西藏设置两个驻藏大臣，分驻前后藏，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

驻藏大臣的设置，说明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尼泊尔）封建主在英国殖民者的挑拨唆使下，大举入侵我国西藏。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派大将军福康安等率满、汉、藏、索伦等族军队万余人入藏征讨。

在西藏人民大力支援和积极配合下，清军很快就将廓尔喀侵略军全部赶出中国国境。

清政府击退了廓尔喀侵略者之后，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颁布的《钦定西藏章程》中，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其地位“与达不同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各级地方官员及管事喇嘛，都归驻藏大臣管辖，“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他们的任命，也“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克图“灵童”转世时的“金本巴瓶掣签”仪式，也要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进行。

对西南各族的“改土归流”政策

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清政府于1726年至1731年间（雍正四年至九年），进一步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将很多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改设为流官。

大小和卓木发动的叛乱及其失败

当清朝平定准噶尔封建主叛乱时，原来被准部俘虏的维族各城首领大小和卓木（博罗尼都与霍集占）乘机逃回老家。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四月，纠集维族各城上层反动分子，阴谋煽动和制造分裂，发动反清暴乱。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在各族人民的大力协助下，粉碎了这次叛乱活动。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大和卓木的孙子、萨木克的次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者的直接支持下，潜入喀什噶尔，煽动维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了一次武装叛乱。

在各族人民、特别是在维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军屡败叛军，并收复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地。

1827年（道光七年）十二月，清军追至喀尔铁盖山俘获张格尔，叛乱被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