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卓氏族志 唐代氏族志全文，唐朝前期氏族志姓氏录的相似之处

唐代氏族志全文，唐朝前期氏族志姓氏录的相似之处  

唐朝前期氏族志姓氏录的相似之处

武则天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改革家。她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以超人的魄力，无畏的胆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唐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参预朝政时期的改革 在唐高宗统治时期，武则天参预朝政20余年，帮助唐高宗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提高行政效率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包括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及对官制进行局部调整等。 《氏族志》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成的一部关于士族等级的书。唐太宗修《氏族志》的目的,是为了打击那些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旧门阀,扶植那些在唐朝建立和统一过程中立有战功,在逗玄武门之变地中支持自己的谋臣猛将,以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事实上,《氏族志》问世之后,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氏族志》成了维护元老重臣和达官贵人利益的工具，也成了阻碍逗寒族地晋升的一大障碍。当时,庶族势力发展很快。不少人在经济上发了迹,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但仕途多为士族控制；有些人虽然通过科举入仕,也常常逗挠不得进地,因而反感《氏族志》。这样,对唐高宗来说,就有了修改《氏族志》的必要。武则天此时虽已显达,但究其门第,不在《氏族志》之内。因此,修改此书,更是武则天的愿望。所以,武则天帮助唐高宗下达了修改《氏族志》的命令。《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六月载:逗丁卯(22日),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族以军功致位五品,预士流。时人谓之‘勋格’地。《唐会要》卷36也有类似的记载。从表面上看,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只是用不同的标准重新划分了士族的等级,实际上它对统治阶级各个阶层的地位作了一次大调整,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限制了唐初以来士族官僚的权势,维护了新兴官僚贵族的利益,为庶族地主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之后，武则天又帮助唐高宗对官制作了一些调整：如显庆元年(656),置骠骑大将军。龙朔二年(662)二月,废尚书令。总章二年(669)二月,令同三品入衔。永淳元年(682年)七月,置州别驾;令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以平章事为名。又如，龙朔二年(662)二月,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相为萧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名。在铨选方面,针对逗承平既久,选人益多地的状况,制定新的铨选制度。总章二年(669),根据裴行俭的建议，设长名姓历榜,分铨注法,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按照逗身地、逗言地、逗书地、逗判地四条标准录取人才。兵部课试,考骑射及翅关、负米。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派遣,令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仪凤元年(676)八月,又设置了逗南选地。为了改善民族关系，大量吸引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和邻国酋长作官。如龙朔元年(661)在吐火罗、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多以其渠帅为刺史、县令。 此外，武则天还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改革主张。史载，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武则天上表,逗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秦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覆;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廪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进阶申滞。地唐高宗下诏贯彻执行。象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通过这些改革，理顺了社会关系，维护了逗贞观之治地的成果，使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发展。 二 临朝称朝时期的改革 唐高宗死后，武则天开始临朝称制。文明元年(684)九月，改元光宅,大赦天下。同时下令改变旗帜,服色和文武百官的称谓；改逗东都地为逗神都地,改洛阳宫为逗太初宫地。这一做法引起了部分宗室成员和逗皇唐旧臣地的不满,发生了徐敬业的叛乱。武则天以铁的手腕派兵平定了叛乱。一年以后,社会趋于安定,武则天下诏逗复政于皇帝(睿宗)地。唐睿宗奉表固让,武则天继续临朝称制,直到载初元年(690)。这一时期，武则天的改革是围绕着改朝换代进行的。 （一）、广开言路。垂拱元年(685)二月,武则天下制:逗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击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地垂拱二年(686)三月,又令巧匠鱼保家作铜匦四枚,共为一室,逗四面置门地,分别为青、红、白、黑四色,置于朝堂,以收天下常人表疏:青匦在东,名逗延恩地,告逗养人及劝农之事者地投之;白匦在西,名逗伸冤地,有逗欲自陈屈枉者地投之;黑匦在北,名逗通玄地,献逗谋智者地投之。令正谏大夫、补缺、拾遗一人充使,于朝堂知事者,逗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地。逗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地。 （二）、扩大仕途。首先,使逗常举地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不以任何借口停止贡举。其次,调整取士科目。重点发展进士科,适当发展诸科,降低明经科的地位。与此同时，扩大制举，缩短制举时间，扩大录取人数。为了进一步搜罗人才,武则天还创立了殿试。载初元年(690)逗二月,辛酉(14日),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地。此外，武则天还采取了破格用人的办法。垂拱元年(685)五月,逗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地。不论是现任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才干,都可毛遂自荐,以求进用。在扩大仕途的同时，武则天也很注意对官吏的培养。为此,她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撰写《臣轨》一书,从十个方面对臣下提出要求，其中心思想是要求臣僚成为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人。 （三）、加强法制。武则天在临朝称制时期，曾派人重新删定了律令格式。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是约法省刑。她说:逗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邢措地。由于《永徽律疏》本身逗得古今之平地，因而修改时大抵依旧,逗惟改二十四条地。对于格式,则根据便于时而堪为当时行用的原则作了较大的变动,编成了《垂拱式》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二卷。由于武则天的主导思想正确,加上删修官韦方质、王守慎等精通法律,因而垂拱格式,逗议者称为详密地，施行之后,颇见成效。武则天本来是痛恨酷吏的，但当她的权位受到威胁时，便开始使用酷吏打击政敌。这种变化,史书中或多或少有所披露。如《旧唐书·刑法志》载:逗则天临朝,初欲大收人望地,逗然则天严于用刑,属徐敬业作乱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地。重用酷吏,以诬告、通供、诛杀等办法对付政敌,手段是残酷的。但这对武则天来说却十分重要。封建史学家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天网一举,而坐移唐鼎，逗卒笼八荒地。武则天的亲信大臣朱敬则也说,武则天开告端,重酷吏,逗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地。这些评论,从不同角度夸大了酷吏的作用,但无疑重用酷吏是武则天走向皇帝宝座的重要一步。 （四）、布政维新。在打击政敌的同时，武则天在洛阳修建了逗明堂地，并下诏说:逗时既沿革,或没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地阐明逗自我作古,用适于事地的思想,将大享明堂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并在永昌元年(689个正月，举行了大享明堂的活动。在大享明堂之后,武则天进行了一系列逗惟新活动地。如改羽林军百骑为干骑,牢固控制禁军，改正朔，优待阵亡战士家属，整饬风俗，制礼作乐，改革文字等。此外，还利用宗教，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史载,逗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闫浮提主,唐代合微,地。又说:逗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地薛怀义等人巧妙地将佛教旧经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所撰经疏突出了神皇受命于天的主题,因而武则天看后十分满意,立即颁布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时间,东起渤海,西至葱岭,南抵交趾,北迄大漠,人们都在谈论神皇受命的话题。 （五）、改唐为周。载初元年(690)九月,神都洛阳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武承嗣和李旦为首的文武百官,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数万人请求武则天改朝换代当皇帝。于是,武则天命有司逗正皇典地，逗恢帝纲地,准备改朝换代的礼仪。九月九日,武则天在洛阳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逗大宥天下,咸与维新地。五天以后,群臣上尊号曰逗圣神皇帝地。乃降皇帝(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逗令依旧名轮,徒居东宫,其俱仪一比皇太子。地至此,逗武周地取代了逗李唐地。武则天戴皇冠,穿龙袍,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正因为武则天足智多谋,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嬴得了大多数的支持,慑服了少数反对派,才使改朝换代得以顺利进行。以女子登皇位,逗不出宫闱地而易社稷,并且保持了社会的安定,这是前所未闻的奇迹。陈子昂所谓逗伏惟圣神皇帝陛下阐元极,升紫图,光有唐基,以君周室。不改旧物,天下惟新,皇王以来未尝睹也。地并非夸饰之语。登基大典结束后,在群臣的一片呕歌声中,武则天举行了尊崇武氏的活动:立武氏七庙于神都。不久,逗改置社稷于神都地,作为逗大周地的象征。接着,又改左右羽林军为左右羽林卫,加强神都的军事力量,形成居中御外的形势,以保障神都的安全。 三、治理大周时期的改革 逗大周地政权的建立,打破了千百年来男子专政的局面,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不少士大夫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拥护武周政权,也有许多士大夫抱残守缺,对武周政权怀有敌意。为了巩固武周政权,武则天忧劳天下,励精图治,推行并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 其一、统一思想。 儒家思想中,没有女人可以当皇帝的说法,但它提倡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地，对维护统治极为有利。所以武则天在当上皇帝后,便着手利用儒家学说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别贵贱,正名分,调整最高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在太宗、高宗统治时期,乃是李氏一统天下,李氏为宗室。武则天当皇后、皇太后时期,其娘家武氏为外戚,而武则天称帝后,改变了李武二家的逗名位地。李家原来享有的皇位,拥有的逗宗室地、逗太庙地和逗陵寝地,现在都要由武氏予以代替。皇位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天授元年九月九日逗革命地以前,睿宗居于皇位,九月十五日,武则天称逗皇帝地,降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降皇太子成器为皇孙。宗室就是皇帝的宗族。逗革命地前,宗室是李渊一系。逗革命地后,天授元年冬,武则天逗封建地亲戚,广树逗宗枝地：追封伯父武士让为楚僖王,士逸为蜀节王;异母兄元庆为梁宪王,元爽为魏德王。封元爽子武承嗣为魏王,元庆子武三思梁王。封众父兄子皆为郡王。改唐为周前,李氏有宗庙和陵寝。改唐为周后,武则天下令在首都洛阳立武氏七庙。长寿二年追尊三世祖先,并对其陵墓的称谓也作了相应的变动。 武则天认为，利用儒家思想，提倡礼乐是很有必要的，因而积极制礼作乐,借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方面的活动很多,除经常性的享祀明堂外,还有置七宝,封神岳和铸九鼎等。逗七宝地本来是佛教的七种宝物。唐制,天子有八玺,即神玺,受命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玉为之。逗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玺以封禅礼神,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皆封泥地。武则天即位后,逗改诸玺皆为宝地。长寿二年九月又称逗金轮圣神皇帝地。披上佛教面纱之后,又做了不同于佛教七宝,但与佛教相联系的七种宝绶,即金轮宝、百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和主藏臣宝。逗每朝会,陈之殿庭地。以象征自己超迈古昔的权力。封禅历来被认为是帝王的盛典。武则天称帝后,决心登封嵩山, 天册万岁二年腊月十一日,武则天逗御金跸,登玉舆,环拱百神,导从群后。遂陵桂萼,攀松磴,跨峥崂而出烟道,排烈缺而班天门地，登上中岳之巅。接着大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自制《升中述志碑》,立于封祀坛为丙地。又令李禅作《大同降禅碑》。崔融作《朝觐台碑》以记封禅之事。逗九鼎地是古代象征国家的传国之宝。相传离铸九鼎,以象九州。夏德丧,鼎迁商色。商德衰,复迁洛邑,及周室灭亡,秦欲取之,其一沉于泗水,余八下落不明。一说皆设于泗水彭城。武则天知周鼎难求,乃征铜五十六万余斤,以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重新铸之。神功元年(697)四月,鼎成,令书法家贾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钟绍京分题额鼎,又令画家曹元廊图写各州山川物产之像于鼎上,然后,令宰相,诸王率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及仗内大牛,白象,自玄武门外作坊曳鼎入宫。逗置于朋堂之庭,各以方位列焉。地 武则天封中岳,铸九鼎,无疑有宣扬天人感应,搞个人崇拜的意思。但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还要数接受尊号一事。改唐为周后,群臣屡上尊号。武则天批准群臣所请,称逗圣神皇帝地。意思是说,她和以前的封建帝王不同,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乃是具有圣明和神威的皇帝。长寿二年九月九日,称逗金轮圣神皇帝。地借佛教逗金轮王地之义,说自己就是象金轮王一样圣明的皇帝。三年五月十一日,称逗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695)正月初一,称逗慈氏越古金轮王圣神皇帝地;九月九日,又称逗天册金轮在圣皇帝地。从逗圣神皇帝地到逗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地,地位愈来愈崇高。此外,还有树立天枢的活动。延载元年(694),诸蕃酋长慕义,献钱请立天枢于瑞门之外,以记武则天的功业。证圣元年(695)四月一日,天枢成,武则天自书其榜曰:逗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地。武三思制颂文,纪武则天功德,以黜唐颂周。逗悉镂群臣,暮酋名氏其上地。天枢立。逗万国地会,群臣赋诗,皇帝临观,可谓盛况空前。这实际上也是统一思想的一种手段。 其二、重用贤才。 武则天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曾重用过酷吏,并造成了恐怖的政治气氛。但武则天深知酷吏的危害,她只不过是把酷吏当作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这个目的达到,势必要限制酷吏的势力。事实也是如此。改唐为周之初,因政局尚未稳固,武则天仍在使用酷吏,但武则天并没有让酷吏掌握朝廷要职。武周政权巩固后,武则天立即逗尊时宪而抑奉臣,听忠言而诛酷吏。地先后杀掉了索元礼、周兴、傅游艺、王弘义等人。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又发布了一道诏书,减大理丞、废秋官(刑部)狱,禁止为官残滥,表示逗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地。神功元年(697)元月,武则天又将最大的酷吏头目来俊臣送进了坟墓。至此,酷吏便退出了武周的政治舞台。 在抑制酷吏的同时,武则天通过多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让那些有经邦治国才能的贤能之士居要职,任宰相,掌中枢,协助她治理武周天下。为此，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制,令贡举人停修《道德经》，改学《臣轨》，更新考试内容，逗广搜遗逸地。使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她还经常要求臣下自荐并推荐人才。天授二年十月,逗制官人者咸令自举。地鉴于许多名士不愿自荐的情况,武则天特别强调推荐,把荐举人才作为官员的一项任务。证圣元年诏:逗其长才广度,沈迹下僚,据德依仁,韬声幽闭,怀辅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职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县令量各准状荐举地。有时武则天还特别要求某些大臣荐举人才。如圣历元年令宰相荐尚书郎,其后,令雍州长史薜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长安四年,令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并要求逗务取得贤之实,无贻滥吹之讥地。对于逗非举其士地者,予以贬责;对于逗荐若不虚地者,则予以褒奖。由于武则天通过各种渠道鼓励荐举人才,又不限门第高下、富贵贫贱,也不限种落族属,离亲远近,;求之恒如不及地,因而选司空前忙碌,以至出现了逗多士如林地的局面。对于选拨出来的人才,武则天皆逗量才授职地，委以重任。 为了使各级官员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武则天向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如此,还加强左右肃政台的力量,常派使者对官吏进行督促检查。对于无所作为或不称职的官吏,及时予以贬逐;对于政绩卓著的官员,则大力进行提拔。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许多有才能的人都被提升到重要的职位。武则天所任用的宰相,绝大多数都是有才华的人。姚崇、韦安石、狄仁杰等人就是如此。武则天用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成见,皆以是否称职为标准。中唐名相陆质说武则天逗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荐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地。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说:逗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地这些评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三、劝课农桑。 武则天认为：逗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地；逗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地,逗家足人足,则国自安焉地。她将所撰农书《兆人本业记》发给诸州来京的朝集使,颁行天下，以境内农田状况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还采取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在边远地区实行屯田。在屯田方面，娄师德、郭元振等人的成绩十分显著。娄师德逗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镶和籴之费地。武则天慰劳说:逗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返灵(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夏(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运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地郭元振在凉州五年,军威大振,屯田积谷，发展生产,使逗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地。除了在陇右等地区实行屯田,武则天还注意兴修水利。她统治时期,地方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就有十九项水利工程。与此同时,均田制也继续得到推广。武则天还比较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光宅元年(684)改少府监为尚方监,分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治等五署;改将作监为营缮监,掌营构宫室房屋,制作砖瓦等。当时采矿业很发达。除国家开采外,亦允许私人经营。规定逗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地。对商业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 其四、巩固边防。 武则天对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极为重视。有关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事,大都亲自予以处理。她以抚慰和怀柔的准则,对承认武周地位,向往中原文化的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皆予以支持,保护和优待。武则天规定: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所谓逗入番地,就是离武周神都较近的,应该来入贡的逗蕃国地;所谓逗绝域地,就是不受武周管辖的、遥远的国度。对于逗绝域地国家,武则天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如果这些国家派使者来,武则天皆予以厚待。对于逗蕃入地者,武则天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要他们各守其土,按期朝贡。如果其国王死了,武则一皆予以册封。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的要求比对逗蕃国地要严。所谓严,并不是要求他们在经济上能对中央有多在帮助,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中央,各安其地,固守边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武则天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实行了明显的抚慰政策。一方面，广泛吸收少数民族成员参予武周政治。当时少数民族成员在朝廷任职者很多。另一方面，允许少数民族酋长改过、和亲。此外，还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其五、移风易俗。 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逗移风易俗地,使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风俗习惯展现出新的姿态。在婚姻方面,武则天严格要求嫁娶以时,禁止逗别宅夫人地,力图使逗内无寡女,外无旷夫地。在丧葬方面,严禁逗富族豪家地丧葬逾礼,铺张浪费。故墓形制趋于规整,随葬明器与唐初变化较大,镇墓兽日渐高大凶猛,逗唐三彩地大量出现。当时,百官服饰略同上元、文明之制而稍有改作。天授二年二月,朝集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长寿三年四月,敕赐岳牧金字铭袍。延载元年五月,出绯紫单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至于百姓之服饰,皆随其所欲。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采取了不少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武则天特别强调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放宽了原来限制妇女社交活动的种种清规诫律。凡大朝会,允许命妇与百官杂处。在妇女的服饰问题上,也有很大改变。规定妇女出行,戴帷帽即可。还允许妇女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当时妇女骑马、射箭、穿男人服装,是很常见的事。神功元年,突厥入侵,古元应妻助夫守城,颇有功绩。则天下制对她进行褒奖，封她为逗徇忠县君。地万岁通天元年以后,令上官婉儿逗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地，使她成为活跃宫中的逗女强人地。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妇女的面貌。现在一些学者喜欢谈唐代女子的相对自由解放以及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等等。这种风气的形成,是与武则天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分不开的。 总之，武周时期，武则天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大部分对巩固武周政权、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国防力量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国家在其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史称其有逗贞观遗风地，号称逗武周之治地。

唐朝八大姓氏贵族姓氏和普通的贵族姓氏都是哪些姓？

唐朝贵族姓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

普通贵族姓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扩展资料：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或称世族政治、贵族政治、门阀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

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

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

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

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

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

隋唐时期是身份制的社会，世家富家在社会上享有高贵的威信和位置。

在一切高贵的世家富家中有五支最为高贵。

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专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戴)、荥阳郑氏(今河南省)、太本王氏。

个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二个郡望。

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者五姓七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_姓氏

唐朝历史！！ 武则天在位之时有贞观遗风的说法，那么“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算得上原因之一吗？

自封后起，延续半个世纪的武则天时代。

正如郭沫若所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其意在评价政治。 而氏族志之类的家谱资料，即使在当时也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意义。 治乱，时也，存亡，势也。使桀、纣在上，虽十尧不能治；使尧、舜在上，虽十桀不能乱；使懦夫女子乘时得势，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行不义之威。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旧唐书》

唐朝贞观年间有哪些大家氏族

唐太宗时期序列氏族高低的官修谱牒。一百卷。隋唐之际，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于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谙练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评定各姓等第，书中以山东士族崔民干列入第一等。书成以进，唐太宗仍不满意，认为全国统一后不应再以崔、卢、王、谢为重，应当重唐朝冠冕，根据当朝官职的高下确定等第。高士廉等依照皇帝的旨意重修，贞观十二年(638)成书，共收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在新修的《氏族志》中，崔民干降为第三等。虽然《贞观氏族志》贬抑门阀士族，但在肯定氏族高卑、士庶有别的前提下，以当代官爵作为升降主要标准，改定氏族等第，实质上是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以唐朝功臣(包括传统的关陇门阀和新贵)为核心的新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这对于巩固新统一王朝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征及李绩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唐代的田地制度如何？为什么说，有钱之后，就会土地买卖？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 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2]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3]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4]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5]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6]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7]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8]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9]。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1]。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12]。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13]，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14]，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15]。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17]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18]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20]。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21]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 “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2]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23]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24]，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25]，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 “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26]。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27]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28]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 “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36]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建时代的劳动者对于各种类型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和宋代的佃农同样也不能例外。这并非是将唐、宋间的租佃关系凝固化和等量齐观，但可以肯定，唐、宋间的佃农不是农奴与自由佃农的差别，即使同样在唐代或两宋，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之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大致说来，唐前期的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增。唐、宋时期，仍然有少数使用奴隶耕作。就是使用佃农劳动，各地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唐、宋之际川、陕一带的客户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随意转移，甚至随田买卖，客户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挠。凡此种种，体现了租佃制发展不平衡状况。其后。元代有随田佃客，明清时，不少地区存在佃仆制，从而也可说明笼统地强调宋代佃农已如何自由，甚至说成平等的经济关系，是不恰当的。 　　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 　　原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杜，1989年，西安 　　-------------------------------------------------------------------------------- 　　[1]《论韩愈》．载《金明馆从稿初编》第296页。 　　[2]《全唐文》卷236柳冲《请修谱牒表》。 　　[3]《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4]《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5]分别见《全唐文》卷337．卷428。 　　[6]《全唐文》卷790郑薰《仇士良神道碑》。 　　[7]《全唐文》卷885徐铉《周公（廷构）墓志铭》。 　　[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欧阳氏谱图序》；《嘉佑集》卷13《谱例序》。 　　[9]《王临川集》卷7《许氏世潜》。参看《宋史》卷299《许元传》。 　　[10]《史通》卷5《邑里》。 　　[11]《新唐书》卷95《高俭传赞》。 　　[12]《云麓漫钞》卷3。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 　　[13]《新唐书》卷172《杜中立传》。 　　[14]《册府元龟》卷59《兴教化》。 　　[15]《旧唐书》卷147《杜悰传》。 　　[16]《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17]《文苑英华》卷669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18]（宋）张纲《华阳集》卷33《题祖诰》。按《宋史》卷390《张纲传》．纲是两宋之际的人。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1020年)正月辛未。 　　[20]《宋史》卷377《王庠传》。参看王曾瑜《宋朝的官户》．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通典》卷35《职官·职田公廨田》。 　　[22]《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23]《唐会要》卷85《籍帐》。 　　[24]《旧五代虫》卷67《豆卢革传》。 　　[25]《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26]《五代史补》卷2《僧齐己》，“仅”疑为衍字。 　　[27]《魏书》卷114《释老志》。 　　[28]参看《敦煌资料》第1集，第885 388页。 　　[29]《全唐书》卷761狄中一《桃源观路基界记》。 　　[30]《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31]《嘉佑集》卷6《田制》。 　　[32]《东坡奏议》卷2《给田募役状》（元丰八年十二月）。 　　[33]《汉书》卷29《沟洫志》。 　　[3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103、105页。参看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1978年6期。 　　[35]《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农田杂录》。 　　[36]《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46《逃移》。 　　[3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4《农田杂录》。 　　谢谢！！

唐朝门阀政治走向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啊

唐朝门阀政治走向衰落的原因如下：

1、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大量寒门晋升，冲击了门阀政治。 2、三省六部制完善，皇权不断加强，皇帝不断打击门阀勋贵。 3、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小农经济得到保障，门阀失去存在的经济基础，以至不能保证门阀士族的经济特权,即不能保证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部曲、荫客等劳动人手。 4、门阀世族子弟素质逐步下滑，很多勋族绝嗣。 5、历次农民起义的冲击，唐末黄巢起义给门阀世族近乎毁灭性打击，很多世族灭门。 6、唐太宗修(氏族志》,“欲崇重今朝冠冕”，唐高宗、武则天修《姓氏录》,“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即按当时官爵高低作为排列等级,使军功入五品者,皆入士流。这些扩大士族范围的政府行为,都起到了削弱旧门阀士族地位的作用。

唐代史学的发展是怎样的？

唐代史学，有比较重大的发展，一为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二为史学著作中出现新的创作。

中国早在奴隶社会即已设立史官，以后帝王敕令修史的事也屡见不鲜，但史官职守甚杂，到隋唐时所保存的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只是经政府审定认可而已。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zōngPǐ）人物者，皆令禁绝。”明令禁止私人撰写国史，评论人物，表明中央集权的政府日益看重历史著作的作用，要将国史的编纂工作集中在封建政府手中，以便从中吸取统治理论和经验，树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点，以加强和巩固思想统治。这一禁令成为封建政府即将实行官修史书的信号，为唐朝官修史书创造了条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别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而由宰相监修，自此，南北朝以来掌修国史的著作郎罢史职。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下设史馆修撰、直馆，从事编述。这一措施是中国中世纪史书编纂工作中一个重要变化，从此所谓纪传体的正史都由封建政府掌修，私家著述越来越少。宰相监修国史也成为以后各封建王朝的定制。唐初专设史馆，多人合修。由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纪传体史书，即唐太宗御撰房玄龄监修的《晋书》（实为史官多人共同撰写，唐太宗只为宣、武二帝的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人的传写了论）、姚思廉所修《梁书》、《陈书》、李百药等所修《北齐书》、令狐德菜等所修《周书》、魏征监修《隋书》、长孙无忌等监修《五代史志》（后并入《隋书》）、李延寿等所修《南史》和《北史》。 除官修纪传体史书外，唐朝出现了两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一为刘知几的《史通》，一为杜佑的《通典》。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祖父是史官，父曾任侍御史，他幼年即对史学产生浓厚兴趣。“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则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十七岁时读完唐以前的主要史书，二十岁中进士，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氏族系录））200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如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乃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二二十卷。 古代名画《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休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如《六家》篇总结唐初以前史书著作的类别，六家指《尚书》家（纪言）、《春秋》家（纪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申述各家的源流兴废和优劣所在。《二体》篇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是不可偏废的，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史通》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不仅评论古人，也正是抒其所见。《史通》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指出修史必须广搜史料，明辨真伪，直言不讳，截去浮词；它认为“征求异论，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其《直书》、《曲笔》两篇，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篇，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篇叙述历朝正史（指官修的编年和纪传体史书）的源流和写作过程，问也有些评论；《疑古》、《惑经》等篇继承了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的批判精神，对古代史事提出一些疑问，对儒家六经和整理六经的孔丘，进行大胆的怀疑和批判，批判手止六经的孔丘，隐瞒歪曲事实，爱憎由己；提出对《尚书》的十条疑问；批判《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杂说》等篇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些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在《辨职》篇中，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级：一是敢于奋笔直书，不避强御，彰善贬恶，如晋之董孤，齐之南史，此其上也；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鲁之左丘明，汉之司马迁，此其次也；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礼部上书郑惟忠尝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pián南方大木）楠（楠的异体字）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在中国史学史上，刘知几第一次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尤为重要。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刘知几这一论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确当的评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代以前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进而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史通》成书时，同时人徐坚见而叹曰：“为史者宜置于座右也。”唐末柳璨于光化三年（900）著《史通析微》10卷，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明清以来流传渐广，为之作注、释、评、续者颇不乏人，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史通》是八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的缺点在于它对史书体裁的评论，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所说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也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至要求以生动的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讥评过当”，批评往往失于偏颇。 《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刻本为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的张鼎思刻本（源于1535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以张鼎思刻本为基础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淑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史通通释》校点本，即为目前之通行本。 刘知几在《史通》中批判了史书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认为历史属于“人事”的范围，不能用命定或命运来解释。如果用“命”来解释历史的事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主张写史书应清除神学迷信思想，对《汉书》等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斥之为“言元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刘知几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进步的。但他在重视人事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神武看成起决定作用因素，这就不能不陷于以伦理和心理来曲解历史，又回到唯心主义的范畴。刘知几在《史通》中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宣扬历史进化论。他认为把三皇五帝时代美化成理想时代，是春秋以来的传统说教，实际是没有根据的。在刘知几看来，远古生活简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刘知几把历史看做是发展的，变化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决不能按古人的标准要求今人，应当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在1200年前刘知几在《史通》中表达的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为杜佑编纂的《通典》。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著名史学家。他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任岭南、淮南节度使，在淮南期间，曾开雷陂以利灌溉，辟海滨荒地为良田，积米至50万斛。后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由于他历任财政大吏及地方和中央的行政要职，对经济、政治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又好学不倦，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刘知几之子刘秩仿《周礼》六官的职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写成《政典》35卷，宰相房瑁称其才过刘向。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以36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成《通典》200卷，《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是记述唐天宝（742-756）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的专书，内分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每一制度，必条贯古今，上自黄帝，下迄天宝，都作了系统的原原本本的叙述和考证。《通典》取材广泛，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渚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通典》的编撰目的既然是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为唐朝统治者提供借鉴。按照“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原则，他认为治理国家，经济条件最重要，所以列食货典（12卷）为九门之首，下面依次为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通典》自序说明备门编次的理由说：“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日财；《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里着重说明首列食货的道理，当时杜佑已知经济史的重要，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见。 《通典》源于纪传体史书的志书，发展而为经济政治礼乐等典章制度的专史，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为史书著述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影响下，宋代史学家郑樵、马端临分别撰成《通志》和《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再进而有“九通”、“十通”，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其中许多今已亡佚，赖《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因而《通典》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是关于唐代的，多取自当时的官方文书、籍账、大事记以及私人著述，如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天宝计帐等，皆为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

既然李世民有鲜卑血统，为什么还说唐朝是汉族的王朝？

唐朝是汉文明没错，判断一个朝代算什么文明，是要以总体文化而论，不是以皇帝个人血统而论。而且唐朝皇帝自我认同是中原人中原文化，使用汉制汉字，主体民族是汉族，汉族居于统治地位，唐朝自然就是汉文明。

唐朝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以汉人为主。唐朝时期朝堂上的文官武将，有各种服装和肤色的人种。唐朝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因皇室姓李，故又称为李唐，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唐高祖李渊(566-635年6月25日)，唐朝开国皇帝，西汉大将军李广的二十三世孙，李广是汉人，也就是说太宗父亲、开国皇帝李渊是汉人，所以他也是汉人。但是李世民身上也是有少数民族的血统的。李渊的父亲李昞的妻子是南北朝著名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鲜卑族人。

独孤信有三个女儿嫁给了皇帝，其中一个嫁给了隋文帝，另一个嫁给了李昞。所以说隋唐两代统治者身上都有胡人的血统。但是那时正值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也是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此之后许多少数民族都融入到了汉民族。所以说唐朝也应该是汉人建立的政权。

扩展资料：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强大帝国，都是必然走向多民族的。从一小块地盘，不断兼并，自然就会不断融入新血。何况中国一直是多民族国家，不过是大部分时间，中原人占主要统治地位，历史上很多王公贵族都有外族妻妾，王公贵族有点外族混血有啥好奇怪的。

自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全面大混血，你们祖先也有胡人，身体里都有着部分胡人的血统，匈奴还是源自炎帝部落后裔，蒙古族后裔遍布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大多成黄白混血，血统非常杂，那些称呼基本都是笼统称呼，并不代表血统。应该以文化认同感来区分才对。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隋末天下群雄并起，617年唐国公李渊发动晋阳兵变，次年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因皇室姓李，故又称为李唐。

唐太宗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唐高宗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之后武则天一度以周代唐，神龙革命后恢复大唐国号。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经济繁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天宝末，全国人口达八千万上下。唐朝是版图最大，亦是唯一未修建长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

唐朝自攻灭东突厥、薛延陀后，天子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又借羁縻制度征调突厥、回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攻伐敌国，并让南诏、新罗、渤海国、日本等藩属国学习自身的文化与政治制度。

在诗、书、画各方面涌现了大量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颜筋柳骨的颜真卿、柳公权，画圣吴道子、李思训，音乐家李龟年等。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开放的国际文化。

唐朝与当时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声誉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朝

之处(4)氏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