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公共政策 北宋内向南宋外向，从政治学关联角度，分析思想文化内敛转变之因

北宋内向南宋外向，从政治学关联角度，分析思想文化内敛转变之因  

《中国转向内在》开篇就说：“南宋王朝在错综纷乱的战火和灾难中诞生，然而，它最初几十年的政治、文化发展趋势却将塑造此后中国的形象，其影响绵延若干十几”所谓“最初几十年”，指的就是南宋高宗朝。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其实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

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文化领域。

以南宋而论，尽管在后宋高宗时代，生产力仍在持续地发展，海外贸易也有长足的拓展，商品的经济依然生机蓬勃，城镇化进程继续前行。但所有这些进步，并未有力摇撼君主独裁模式的顽固内核，使其改变既定的路向。相反，政治，尤其中央政权的结构模式在传统中国总是决定一切的。

君主专制集权王朝在外力打击下的政权更迭，或者极权统治出于政治考量而对经济政策的乖张改易（例如明清两代在海外贸易上厉行闭关政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的逆转或倒退。

尽管在宋高宗朝军权统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异，并影响了整个南宋政治史，但南宋历朝对北宋确定的主要经济政策未作根本性变动，兼之经济重心彻底南移，故而从总体上看，南宋社会经济的前行势头未见有明显的中断，反而仍有诸多值得称道之处。

至于君主政体的独裁模式对文化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士大夫层面，尤其集中在政治文化领域，具体表现即：士大夫的文化心态与精神意识大受压抑与害，进而影响到思想学术领域的独立性与创新度。

具体则表现为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授衔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

一方面，应该强调精英文化（尤其作为其内核的儒学思想）在整个时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引领作用；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南宋开国绍兴体制下这种思想控制毕竟还在前现代阶段，尚未如其后的明清独裁政体那样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达到全方位与全覆盖的程度。

其他社会阶层（尤其一般市民与工商阶层）与文化领域（尤其与政治较疏离的文化范畴）尽管页能感受到冲击波，但波及的力度仍是有限度的。正因为如此，其他文化领域（例如科学技术、美术工艺等领域），在南宋仍有令人瞩目的不俗成就；依托于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市民文化较之北宋页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宋金战争状态尚未结束钱，思想学术也难以继续北宋的路径。

随着宰相赵鼎在与秦桧的政争中落败，儒家程学相应失势，越来越边缘化。所幸绍兴体制并未制裁民间的书院，程学虽在官学系统内未获认可，却在民间书院的夹缝中依旧顽强传承并逐渐壮大。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的原创性，而南宋学术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

经过第二代宋学大家朱熹、陆九渊与吕祖谦等不懈努力，广开书院，授徒讲学，他们与弟子们或进入官僚系统，或成为后备梯队。其时，朱熹正在完成程朱学的集大成工作，以他为领袖的道学派作为程学传人，其思想倾向页渐趋独断，对与自己并存却有分歧的其他宋学派别往往持不假宽贷的批判态度，相对缺乏一种取长补短的宽容精神。这样，不仅导致朱熹道学派与其他学派间的门户之争，也激化了与非道学派那部分官僚士大夫的矛盾。

后来的独裁宰相韩侂胄在思想利于的高压整肃所付出了巨大代价：既不可能凭借国家权力将秉持道学价值观的士人连根拔除，反而留下自损形象的负面记录。

为了稳固权力统治，消解反对势力，宰相史弥远感到与其采取阻竭打击的手法，还不如通过国家政权的巧妙运作与适度调和，将新儒学的理论整合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新资源予以承认与表彰，将在世的新儒学领袖人物实行收编接纳的政策。

从嘉定元年（1208）着手拟议。到嘉定十三年（1220）朱熹、吕祖谦、周敦颐与二程先后获得了追认，朱熹的《论语》与《孟子》集注定为太学官定教材。嘉定年间的这些举措，启动了理学官学化的进程。

与南宋初年专政下的伪学之禁相比，南宋后期崇奉道学的是士大夫官僚在朝廷上取得了地位，在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反差后，新儒家们不禁沉醉在期待已久的胜利之中，寄希望于由此实现内圣向外王的转化。

这胜利却得不偿失，因为专制政体从未真心诚意地要把新儒家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正统本身反而成了专制政体的一种新的附和和依从，压抑了成长的动力和多元化的发展。

也就是说，新儒学在南宋尊为官学之后，已然丧失了北宋中期新儒学创辟期那种兼容思想、批判精神与原创活力，也标志其开始全面内转，新儒学原来就具有内省性与收敛性的一面，面对宋宁宗时期内外交困的形势，在专制政体前不能不取退守之势。

尽管在朱熹理学集大成的义理建构上，“内圣”之学仍是以“外王”之政为其诉求的，仍致力于回归君臣“共治”的理想，但这种形而上的新儒家理想一旦遭遇形而下的政治生态，就暴露出其软弱无力的另一面。新儒学尊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其原先设计的“内圣外王”经世路径，随即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折与断裂，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

也因此，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的变革要求，再独裁体制哪里却是绝无可能的。于是，南宋以后就始终呈现这样的局面：“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作正面的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