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乐观 苏轼被贬后以怎样心态面对

苏轼被贬后以怎样心态面对  

苏轼被贬后以怎样心态面对

考察苏轼贬谪经历，可以将其心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幽独孤高又坦然超旷；(二)皈依释道却执著现世；(三)历尽磨难而了悟人生。苏轼的影响是深远的，后代士人从苏轼精神世界中汲取营养，滋润着苦涩的人生。
关键词：苏轼；贬谪：心态
　
　苏轼万里投荒，九死一生，归至金山，作《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卷四十八P2641他将一生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不乏自
嘲意味，却道准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漂泊万里而眼界开阔，历尽忧患却境界升华，对尘世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感悟。黄州、惠州、儋州为其人
生政治之低谷，却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学成就之颠峰。因此，研究苏轼的贬谪心态，无疑是把握住了他生命律动之脉的。

一、幽独孤高又坦然超旷

　
　中国古代有贬谪经历的士人不计其数，但心态各有不同，苏轼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从“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卷一P581，《沁园春·古馆青灯》)
的朝廷命官沦为带罪之人，精神之孤独，生计之困窘，身体之衰病，都困扰折磨著东坡。他的心态首先表现为幽独孤高，困顿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
脱。两方面合而观之，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苏东坡。
苏轼贬谪时期，“幽”、“孤”字眼频频出现于其诗词中，传达出他幽独孤高的心态。他常常自
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卷二十P1032，《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关卧”(卷二十三P202，《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幽
人方独夜”(卷三十九2140，《江月五首》)、“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凉。”(卷一P576，《临江仙·送王缄》)、“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
愠”(卷一P590，《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二P603，《永遇乐·长忆别时》)、“幽”、“孤”二字
最能反映其幽独孤高的心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
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卷二P601)陈廷焯推崇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
到也。”(卷二)词中这只徘徊返顾，若隐若显的孤鸿就是词人的化身。“缺”、“疏”、“断”、“静”、“幽”极力烘托出词人悽清哀婉的心境，而孤鸿的
“惊”、“恨”、“冷”等心灵感受又尽为词人忧谗畏讥情绪的真切表露：“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行径则寄寓了他孤高自傲、不随波逐流的心志。其境界正如黄庭坚
所说：“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卷三十九引17268)
这样的孤独之感，每每是与苏轼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这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悽然北望。(卷一P569)
　
　上片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风叶鸣廊，词人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这是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下片则对这种悲凉
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贱”句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
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卷四P34)，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P156)。这两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
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
夫贬谪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对君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见逐，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态。屈原“信而见
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
悼，终抑郁而去，年仅三十三岁。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潮州刺史谢上辰》)，悲伤至极。柳宗元贬为永州
司马直至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寄许京兆孟容书》)。元稹被贬至通州司马后，以“饥摇困
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自况其苦境与悲哀。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
溼”之句，便是他借色衰失宠之娼女而摅写天涯沦落之苦恨。屈、贾、韩、柳、元、白贬逐期间哀号惨怛、悲悲切切、戚戚嗟嗟、哀伤自怜、青衫泪溼，足以见出前
代逐臣的狼狈之态。苏轼初被贬谪，虽借孤鸿、孤光、孤影、孤客，表达幽独孤高的心态，但这心态的又一方面，是他的坦然放旷，与韩、柳、元、白的悽苦哀伤不
可同日而语。
东坡有些诗句虽然表达孤寂之辞，但已不见幽独之隋，蕴含着审美的诗意境界，是苏轼贬谪心态从幽独孤高转变为坦然超旷的过渡。
《和秦太虚梅花》云：“……江头干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卷二十二P1184)后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范正敏《遁斋闲览》云：“‘竹外一枝
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卷十P273)江头千树引不起词人兴致，而独赏竹外一枝明如许!正因身为逐客孤独悽伧，故偏爱清幽孤寂
之美。《和陶杂诗二十一首》其一日：“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囚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卷四十一P2272)处境幽绝，如耿
耿缺月独挂晨空，却不怨天尤人。历尽坎坷。岭外归来之时，东坡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月明。”(卷四十五172444)《苕溪
渔隐丛话》评此句：“寓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卷二十七P564)
东坡的幽独孤高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卷二P595)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苏轼在徐州时写的《宝绘堂记》中
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P356)当
词人忘掉了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以豁达的心胸去对待贬谪的不幸遭遇时，就不再是“幽人”、“孤客”、“狂夫”，词人的生命状态由被
动转变为主动。豁达放旷的心境成就了一种沉浸于美的享受，坦然超旷的心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如《初到黄洲》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
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卷二十P1031)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长江鱼美竹翠笋香，不无“得”。而到
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卷四十P2192，《食荔枝》)，渡海时，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卷四十三P2366，《六
月二十夜渡海》)。几番化“失”为“得”，尽显坦然旷达。
苏轼贬居儋耳，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
去，比如事远游。”(卷四十三P2362)始终以贬地为吾乡，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旷达。史载，王巩的侍儿柔奴随王贬居岭南，北归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
应是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于是作《定风波》赠她，下片云：“万里归来平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
处是吾乡。”(卷二P581)这道出了东坡从容坦然旷达超脱心态的本质。心安，则随遇而安，无处为家处处家，摆脱漂泊失落的无归属感，找到精神之家园，获
得精神的畅适自足。 二、皈依释道却执著现世

儒、释、道对中国的文化和士人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在苏轼所处的北宋尤为明
显。北宋时期，中国士大夫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的人格。苏轼能坦然超脱地面对苦难忧患，是因为他始终立足于心灵之救赎，灵魂之自立。三次贬谪，让苏轼出入儒
道，濡染佛禅，思想巨集博开放，相容并采，成就了儒释道的人格。虽然贬谪后释道在苏轼思想占有主要成分，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摒弃社会的使命，人生的追求。在宗
教中净化灵魂，在现世中自强不息。这是苏轼贬谪心态又一对立统一的特征。
苏轼早期以儒家的经世思想为主旨，以儒家典范为楷模，苏辙论其“初
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卷二十五P4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乌台诗案”以后，庄、禅的思想便由表及里，登堂入室成了苏轼思想的
核心。少年时读《庄子》，苏轼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宋史》本传)苏轼受佛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在读禅宗的要典
《坛经》时曾说：“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
在贬谪黄州岁月的初期，他经常去城南的安国寺唸佛静坐，一修炼
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企望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佛境。在他的诗文中，还融入了大量的禅言道语，如这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
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卷四十七P2535)这可谓是悟道之言。从他晚年对陶渊明倾心不已，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便可看出他渐弃世
事而趋“自然”，在纷繁的尘世外寻找精神的家园。
《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
行也。”(P157)《庄子·人间世》：“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P122)《坛经·疑问品》：“随所住处恒安乐。”(p126)老庄的思想
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建立在人生的现世，它提出解决人类苦难的方法是恢复到人的自然状态，即精神和生存的自由自在，是形而上的关怀。“个体存在的形
(身)、神(心涧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构成庄子哲学的核心。”(P183)同样，“禅宗”则是把佛教世俗化，“‘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认
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它不离现实生活，一方面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因为它已是一种获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超越，因为这种超
越常常要求舍弃、脱离感性。”(P207)苏轼是深得《庄子》、《坛经》真谛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剧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
然”(P9)，苏轼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站在现世的立场，视庄学、禅学为学问思想，重新整合建构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以“现世”为
基点，在“现世”中找到精神的“自然”家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静子。”(P9)他既不同于愤世嫉俗的屈原，也不同于狂放不羁的
李白，他虽然也充满浪漫精神，却旷达而随意。屈原的人生体验充满为理想的痛苦，“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离骚》)。李白多少带有些
玩世不恭的意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万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而苏轼则显出的是执著于现世的平淡超旷，自强不息。
首先，苏轼执著现世的心态表现为一种兀傲倔强的文化品格。他贬黄州期间，有《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却坡头路。自爱铿然曳
杖声。”(卷二十二Pl183)“荦确坡头路”，确指也是泛指人间不平之路。而“自爱铿然曳杖声，”昭示出一种不畏艰险不平、生活中强者的步伐，一种自立
与抗争的精神，一种面对生活之艰窘与政治阴影之笼罩而兀傲倔强的文化性格。“平生傲忧患”(卷六P281，《十月二日，将至涡口王里所，遇风留宿》)，
“矫首独傲世”、“寄傲知今是”(卷九P350，《归去来辞集字十首》)，恰是一个兀傲倔强的苏东坡。
其次，苏轼在贬谪生涯中仍不忘国事，
孤忠不减。东坡虽于贬逐中自称“孤臣”，含不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哀怨心理，但实际上他始终未能忘怀君国之事。贬黄时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诗云：“臂弓腰箭
何时去，直上阴上取可汗。”(卷二十一P1117)给滕达道信说：“西事得其洋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卷五十一P1475)真可谓位卑未敢忘忧
国。“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卷二P607，《满庭芳》)、“平生多艰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卷四十四P2385，《次韵王郁林》)，一
句句写在贬逐期间的渴望尽忠报国而壮志未酬的诗句，表现了贬谪中的苏轼执著于人生、孤忠不减的一面。
再次，苏轼在逆境中豁达乐观，自强不
息，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精神世界，还表现在他的辉煌的政绩。“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卷二P596，《浣溪沙·山下兰芽
短侵溪》)旷达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干》)。苏轼正是这句古老格言的贯彻者：
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其动而不息也。维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卷八P227)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宋史》本传)；谪居黄州。既未消沉，又未怨世，亲耕东坡营地数十亩，从而自号“东坡”：两次到杭州，亲
领疏浚西湖，淤泥成堤，堤上植柳，后世称为“苏堤”。旷达中的“自强不息”，既不同于儒家的 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庄的逃避现实，这就是苏轼。他学老庄，
没有逃避现实：他习禅宗，也没有消极遁世。他以超然、旷达的情怀为后来者引以为知己。他的文化人格，也为后来者建立了一个非此即彼的精神家园。

三、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

　
　魏晋以来，士大夫形成的对人生及生命的叩问，到苏轼表现的更加深刻。如李泽厚先生所云：“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
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P160)历尽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意义是苏轼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
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
苏轼早年于未进之时与既进之后对人生就有过深刻思考，人仕后，第一次与子由分别时作《和子由蝇池怀旧》云：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塞驴嘶。”(卷三P96)前四句写人生行迹之无定如“雪
泥鸿爪”之不可凭依，结尾二句极写人生之辛苦，世路之坎坷，又有何种价值?诚有一种人生空寞之感。早年若隐若现的人生空寞之感，在他贬谪期间则表达为“人
生如梦”之叹!《西江月》中“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卷一P582)，《西江月·黄州中秋》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卷一
P592)，《念奴娇·赤壁怀古》云：“人间如梦，一尊还捋江月”(卷二P598)，《南乡子》云：“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卷二
P599)，“梦中了了醉中醒”(卷二P602，《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卷一P579，《醉蓬莱·笑劳生一
梦》)。这种人生如梦的感慨，显然以庄、禅阐发人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P327，《庄子·齐物论》)
这种人生如梦的空漠
之感，饱含着现实世界深刻的思考，《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卷二
P603)前两句化用《庄子》中“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语。营营，纷扰状，为功名利禄奔波。《庄子》又谓小人殉利，士殉
名，圣人殉天下。为客体而失去主体，陶渊明谓之“心为形役”。苏轼早岁就有“汲汲强奔走”(卷一P9，《夜泊牛口》)之慨，此时经历了宦海沉浮、市朝倾
轧，更有切肤之感。此身既非我有，营营之求又何益，倒不如驾小舟于江海寄其余生。“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卷二P587，《水龙吟·小舟横截
春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正是此意。范蠡携西子泛五湖成为其后世士大夫的理想归宿，处于逆境之中，更是心向往之。这里“扁舟”、“小舟”本
身的词汇意义具体指向消失了，具有某种象征性：它既是词人心灵的蜗居、载体，又是词人自己，可以随风坦荡于江湖，了无阻碍束缚。“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
用骑鹏翼””(卷一P571，《念奴娇·凭高跳远》)，当人作为社会人道德地存在(社会责任、价值的实现)不适意时，往往会去寻求作为理想人而诗意地存在
(个人自由的实现)。这或许还受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启发，也许还包含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意。可见，其人生思考出入届、庄、
范、孔、陶、李等哲人高人之间，升华成一种终极意义的哲理。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
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
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
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卷一P6)
此赋先是触景生情，生出古今如梦功业难久，人
生渺小年命不永，与求仙无望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生失意、生命无常的苦闷与感喟。继而又对这人生之大困惑作出超然的解答。既看到生命流逝，又看到其常住不尽有
永恒的价值存在，故无所慕无所憾恨。物各有主，人有定分，惟与江上之清风明月适值相遭，取之于自然而形成恬淡自适之审美人生，从哲思与历史的高度审视个体
生命的存在，获得一种超脱旷达快乐的人生观。谢枋得《文章轨苑》卷七指出，此赋得庄骚之妙。诚如此言，东坡贬逐黄洲，如屈子之远游，“如怨如慕”；而能以
庄生天簌，悟变不变之妙理，超然于万物超然于人生。庄骚两灵魂，其意绕缭于笔端。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提到“苏轼的意义”，内涵有
三：第一，苏轼是封建士大夫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达到最理想化融合的鲜明人格化身：第二，上述人格精神演绎在诗文中，便成了对人生空寞的深沉感喟：第
三，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与韵味的追求，在苏轼身上幻化成一种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并被“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P161)诚如李先生所言，苏轼对后人有着极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美学范畴，而且在哲学与宗教上也有所涉及，因为趣味的一致，最终还要皈依到思
想的认同、心灵的契合乃至精神的升华。
by:知道团队【写意天下】

苏轼被贬

提起苏轼，人们自然会记起他的很多为世人所传颂称赏的文学名篇，总会联想到他的那种笑对人生苦难的胸襟和他那种不屈不挠、自勉自强的坚韧，那份在逆流中前行的从容。林语堂曾不无深情地赞美“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的达士高人。综观苏轼一生，无论是他在顺境中的淡泊，还是在逆境中的从容，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当我们今天再次站在这个文化巨人面前时，我们选择一个什么视角去观察他呢？对人生目的的关注和思考，将是我们重新认识苏轼的一个视角。
一、人生目的探寻与阙失
综观苏轼的一生，其“致君尧舜” 、“奋厉有当世志” 的淑世精神始终占据其一生的主导地位。对人生意义的关切和追寻是他生命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成其思想主体和艺术风貌的一个基本核心。
(一)经世济时的远大理想
苏轼生长于四川眉山一书香门第，“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家乡既有灵动不息的岷江水流，又有峥嵘峻秀的峨眉山峰，“介岷、峨之间，为江山秀气所聚”（《眉山县志》）。不仅如此。四川、特别是成都及其附近，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古代的四川素有“天下诗人皆入蜀”之称。陆游曾有诗赞眉山云：“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陆游《眉山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这样秀美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对苏轼的影响自然是极大的。这不仅孕育了苏轼的聪慧和灵秀，而且也酿成了苏轼既洒脱、旷放，又稳重、执著的个性。苏轼自幼深受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影响,幼年时期便显出早熟和远大的志向。他八岁入小学,从道士张简易为师。有人从京师给张道士带来一本石介写的《庆历圣德诗》,苏轼从旁观看,出言不凡,对书中所歌颂的范仲淹、欧阳修等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十分钦羨;十岁在他母亲为他讲读《后汉书·范滂传》时,苏轼听罢问道:“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他母亲程氏夫人回答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良好的早年教育使苏轼从小便“奋厉有当世志”。成年后的苏轼更是以天下为己任，他广泛涉猎典籍，儒家的入世之道和治国之术均汲取于心，怀着满腔热情走上了人生旅途。
初仕后的宦途之顺，更加增强了苏轼有志于世的理想，增添了他一展巨集图的信心。宋嘉佑二年（1057），苏轼与弟随父进京赶考，双双及第；四年之后他应制举，又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取入最高等级，由此而声誉鹊起。就其成名之早、之顺利、之知名度大，当时举世几无匹敌。因此他曾深得欧阳修、司马光的赏识、推举，备受当朝皇帝的宠爱、重用。这些都更加坚定了他经世济时的决心。于是苏轼便以“忘躯犯颜”“直言极谏”自许，也以“建功立业”“致君尧舜”自勉。嘉佑年间，苏轼赴京赶考，高唱道：“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密州出猎，他在《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里表达“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为国立功的志愿；黄州贬谪期满，放归阳羨，仍惦记着“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满庭芳》（归去来兮）；直到晚年，苏轼仍存建功立业之雄心，正如他在《千秋岁》（岛外天边）里所唱：“君命重，臣节在”。这些完全是一副舍身报国、豪迈进取、风节凛然的儒者面目。初入仕的苏轼所提出的“执法要严”、“君主要宽厚爱人”、“省事而后精”以及“训兵旅”、“练军实”、“任人唯贤”等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的经世治国的精神和澄清天下的巨集伟抱负。
（二）不能知遇君王的忧伤
苏轼的思想虽是儒、释、道三家杂糅，但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及儒家传统上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始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条基线，虽有起伏偏斜，却始终贯穿其中。然而，北宋社会终究未给苏轼提供一个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把苏轼从湖州任上逮捕，打入大狱，期间垢辱备至，可谓命如悬丝，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点。诗案发生后，幸得多方拯救，苏轼死里逃生，结案出狱，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朝廷仍责成地方官把他当“罪人”看管，不得随便走动，“不得签书公事”。且常常担心“有饥寒之忧”，苏轼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迅，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苏轼被贬黄州由被宠爱、受重用的当朝重臣，变为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他的巨集大理想破灭了，他的精神支柱被彻底摧垮了，他的情绪从而变得低落且沮丧，他的灵魂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早在熙宁四年（1071）出任杭州通判时，苏轼的思想就已开始变得复杂和矛盾。仕途前景的曲折不平，他所憧憬的致君尧舜的理想也已有些遥远。
早在熙宁八年（1075），苏轼由杭州通判移知密州不久，做《超然台记》便开始思考人生的悲喜祸福：“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苏轼意识到了这一点，便能够“游于物之外”、“不为物役”、“无所往而不乐”。尽管密州“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他却“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但是，在经历了“乌台”炼狱贬居黄州后，苏轼的人生思考更加深沉了。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他在《答李端书》中写道：“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他对初仕时的“诵说古今，考论是非”的直言极谏行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苏轼苦苦挣扎在这庸俗、荒谬的黑暗空间中，感到彷徨无计，满怀沉重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在苏轼的追求中，我们可以察觉其追寻的悲苦和人生的幻灭感，人生目的在追寻中逐渐消弭。
苏轼既经顺境、复历逆境，得意时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绂银章的帝王之师；失意时是柏台肃深的狱中重犯，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啖芋饮水的南荒流人。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反差的巨大和鲜明，使他咀嚼尽种种人生况味。希望和失望、亢奋和凄冷、轩冕荣华和踽踽独处，长时间的交替更迭，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也促使他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中个体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

苏轼为什么被贬密州 苏轼被贬密州经历

密州知州——苏轼
讲到苏轼，我们都对他比较熟悉了，他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生平颇具有传奇色彩，经历多样而又坎坷，如同一部厚重的历史书，要在短时间内完全仔细的翻阅完是不易的。我们知道苏轼一生有多次被贬经历，但需要说明的是，苏轼不是被贬到密州的，苏轼的连续被贬始于“乌台诗案”，而此时还是在“乌台诗案”之前。这一期间在地方任职，是由于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方，苏轼难以应对封建王朝的官场争斗，于是自请离京外任，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时期苏轼的地方任职经历是自己“取得”的。
苏轼离京后最先在杭州任通判，从熙宁四年（1071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熙宁七年秋，任职期满，下一地方便是密州，苏轼调任密州，应该是又自己“争取”到的——苏轼主动要求到密州任职。只是这种“争取”与众不同：对比杭州和密州的情形，杭州有舟楫画舫、画栋雕梁、湖光山色；而当时的密州经济萧条、荒山连绵、生活困苦。苏轼会主动选择密州，表明他必有异于常人的思维想法、以苦为乐和敢于吃苦的魄力、忧民之心、可以改造现实的能力。

苏轼被贬几次？

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苏轼被贬经过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讯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讯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开启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讯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档案。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蛋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羨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义直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蛋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木会）》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悽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讯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薰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蛋、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蛋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苏轼为何被贬？

改诗的故事出自三言二拍 王荆公三难苏学士 王安石的两句诗是 昨夜西风过园林 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轼见了 心想 菊花枯死枝头 是风吹不落的 于是就续写了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 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回家看见了心中大怒 心想 苏东坡少见多怪 其实可恨 于是贬他做黄州团练副使 结果黄州与别处真个不同 秋风吹过 菊花纷纷坠落 苏轼才信服

苏轼多次被贬吗﹖

是的
说苏轼政治上不成功，是指他身处新旧两党政治斗争漩涡，历经乌台诗案，屡次遭贬，一生仕途坎坷。而又说他是政治家，是指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能够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努力地去实现，体现了苏轼“为官达济天下”的政治愿望。
1079年3月，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于是苏轼被抓进御史府，一关就是4个月，遭到严刑拷问，每天被逼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湖北省黄冈市民兵团副团长。后人把这桩案件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1086年，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丞相，苏轼也被平反并得到了提拔重用。但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并把新法全盘否定，认为其与“王安石党”不过一丘之貉，都是从小集团利益出发，并没有真正考虑天下百姓的愿望，他于是又上书弹劾司马光党。
至此，苏轼是既不能容纳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政治处境愈加艰难。于是他上书自求外调。再次来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市长。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被贬至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再被贬至更远的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1101年，宋徽宗即位，着力缓和新旧两党矛盾，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在自惠州后八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苏轼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他在渡过琼州海峡返北途中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苏轼被贬官几次

第一次: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第二次,元丰二年(1079年),被李定等人诬陷后被贬,史称"乌台诗案";
第三次: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至此新党势力倒台.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而后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第四次: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第五次: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
第五次是在第四次的基础上再被贬~
其他四次被贬都是作为京官被贬,所以有人说是四次~

苏轼被贬了几次?

苏轼生平大事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真正意识的被贬的话~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算第一次，接着的应该算是升官了，元佑年间的应该算是自请外放了几次，但每次还是被召还朝担任要职，也不算被贬，然后哲宗亲政算第二波被贬吧...这次是接连贬谪...定州（还算是实权人物，也还算不上贬）、英州、惠州、儋州。 这样勉强算5次...但其实英州是连下两道贬书，而且是没到就直接又一道贬书贬去惠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