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妻制 历史上奇特婚俗：妻后母，住妻家，抢女人，论婚价，娃娃亲

历史上奇特婚俗：妻后母，住妻家，抢女人，论婚价，娃娃亲  

北方草原民族，在游牧过程中，相互、继承、融合，形成了有别于中原民族的婚俗。其共同点在于，多实行族外婚，强调门当户对，有收继婚的习俗。但是因民族不同，也有差异之处。

北方草原民族最早的收继婚习俗，源于匈奴时期。《汉书》卷一一〇《匈奴传》记载：“父死，妻其母后；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种收继婚制，是远古群婚遗风，是人类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也是较为普遍的婚姻文化模式，体现着北方草原民族独特的伦理观念，对后来的北方草原婚俗产生了极大影响。

鲜卑的婚姻制度，保留了掠女习俗，通常以牛羊为聘礼，定亲后，要为妻家服役。女子婚嫁前有一定的性生活自由。有和匈奴一样的收继婚习俗。史载：“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或说：“常以季春月作乐水上，嫁女娶妇，凳头饮宴。” 比较独特的是，王公贵族多实行一夫一妻制。孝文帝改革后，方行纳妾之风。

隋唐时期，突厥人已经开始实行族外婚，婚姻对象为本氏族或部族以外的男女，也以战争中抢来的女子为妻。有收继婚习俗，即女子丧偶不得外嫁，由家族男性成员收继。收继方式有：父兄去世，子弟可以娶后母和嫂子为妻；伯叔死，侄子可以收继其叔母。但长辈不可收继晚辈为妻。女子出嫁后成为部族财产，可以被继承和转移。

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实行“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的族外婚制。皇族与后族两族间通婚,不以尊卑贵贱为限，但两族部落与外部族通婚，需得到皇帝认可。其他诸部之间通婚没有严格限制。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允许契丹人与汉人通婚。辽兴宗时，解除了契丹、奚、汉、渤海四姓之间不许通婚的禁令。契丹平民的婚姻，结婚男子要到女方住一段时间,待女子有孕，或住上三年之后，才能带着妻子回家。存在收继婚，在辽后期始有禁令，但禁而不止。禁而不止的，还有贵族豪强强抢民女为妾的风气。契丹人夫权占统治地位。

金朝女真人在部落时期，实行氏族外婚与部族外婚制。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开始执行氏族外婚，建国初期，有部落内婚旧俗，后被统治者以法律形式禁止。在灭亡辽宋以后，女真人以猛安谋克的形式嵌入中原内地，开始与汉族等其他民族通婚。金代皇族，婚配指定诸部首领之家。女真人普遍流行指腹为婚，或订“娃娃亲”，一旦约定之后，无论双方有何变故，均不得反悔。订婚的聘礼，官民有制，为七百贯至百贯不等。也可用牛马作聘礼。婚成，男子留女家，充当仆人、服劳役，三年后，携妻子及陪送财物回家。抢婚和放偷，是女真人婚俗的一大特色，抢婚是战争时抢掠别族女子成婚。放偷则是限于正月十六这天被允许偷人财务和妻女。大定十九年（1179），金朝规定，五服之内，亲缘关系，不得成亲。贫穷人家的婚龄女子，可以唱求偶歌的方式求婚，以民歌形式诉说家世、技能、姿色和求侣的心意。也有显贵子弟及富家男儿，聚以饮酒或驰马戏饮，寻情投意合者。金代也实行多妻制，但不风行于贫民间。有收继婚习俗。

党项羌族严禁氏族内部通婚，并且不婚同姓，也就是不与同一宗族的女子相婚配。实行氏族之间相互结亲。与汉族不同的是，到了婚龄，常常由女方请媒人提亲，清人张鉴在其《西夏纪事本末》中记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可见党项人的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态度比较开明。西夏允许自由相爱成婚，若受阻，殉情而死者，双方家人不以为悲，认为是男女之乐。在西夏社会，富豪之家，一夫多妻的婚姻普遍存在，但是，以正妻地位最高。买卖婚在西夏也有存在，《文海》中出现“婚价”一词，“结婚取女价，向亲戚、叔舅等馈赠之谓”。不过支付的不是钱币，而是以馈赠的形式出现。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婚姻，有高下贫富之分，皇亲“不取庶姓，非其族也，不居嫡选”“非勋臣世族及封国之君,则莫得尚公主”。虽族外婚，也讲究门当户对，部酋显贵之间，普通人家之间，分别相互联姻。除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外，一般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一般婚姻，要有媒人议婚、下聘礼、设宴会、寻新娘、交拜等礼俗，成婚后，婿住妻家,至生子后始回男家。元代有典妻陋俗，屡禁不止，多发于江浙一带。按照元代法律，夫亡可以改嫁，但是，统治者却提倡“合行依例于夫家守服，以全妇道，激劝风俗”，导致不少女人孤苦无依，饮恨终生。收继婚俗，风行于元代，延续至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