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陪都在哪里 中国历史上的陪都都是什么命运

中国历史上的陪都都是什么命运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前辈们曾独自创造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发明。

这些伟大的发明包括科学技术领域和生产建设的，也包括人文社科领域的。

广泛地利用陪都来加强社会管理，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一项伟大的创造。

他们赋予了这些陪都各种各样的名称，如：“陪都”“陪京”“别都”“留都”“东都”“南京”“行都”“下都”“圣都”“副都”等等。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陪都是有名有实者，因为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名实相符”，较少去做名实不符、甚至名实相悖的事情。

但世事变迁，人事难料，有实怎会没有虚？虚虚实实，相辅相依，而“实”的部分往往也会有所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国力的盛衰、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陪都的实际意义会与其名称的含义产生较大差距。

有实无名型

这是一种首都（京师）以外的政治或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它具有陪都意义。

但它与其他陪都不同的是，它没有带有“都”（如陪都、留都）、“京”（如陪京、盛京）等字样的陪都名称，是一种有陪都实际意义而无陪都名称的特殊陪都。

◆行在

“行在”，指天子行之所在。

“行在”有两个特点：第一，由于是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行在”实际上是权力中心；第二，尚有一个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京师存在。

如皇帝逃亡时被占的京师是万万不能改变首都的名义的，因为那样做相当于自己承认国家亡了。

所以“行在”虽然是权力中心，也不能冠以京师之名。

中国历史上的行在数量巨大，但并不是所有“行在”都可以作为陪都看待。

“行在”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陪都——行都（并不是所有行都都称为行在）。

“行在”转化为行都是有条件的，主要是皇帝居“行在”时间的多少。

若只是即走即过，一般不会转化为行都；若皇帝一住数年，或常来常往，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行都。

这些行都有的由“行在”正式成为有相应名称的陪都；有些则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始终不以“京”或“都”称之，虽然作为陪都的事实是存在的，但也只能以“行在”“行在所”称之。

这种情况就属于我们所说的有名无实的陪都，历史上著名的有南宋的临安和明朝的北京。

◆东魏之霸府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不堪被高欢玩弄于掌上，出逃关中投奔军阀宇文泰。

高欢则挟持部分北魏皇室成员北上，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北魏孝文帝的曾孙元善见为东魏孝静帝，改元天平，建立东魏王朝，定都邺。

高欢仍坐镇晋阳，其子高澄作为高欢的代理人坐镇邺都。

时称邺城孝静帝为魏朝，称高氏父子为“霸朝”，晋阳相府为“霸府”。

晋阳因是霸府所在，其实际地位远高于邺城，特别是晋阳承担了一定的中央政府的职能，因而具有陪都的内涵，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陪都，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两京制陪都——实际权力中心型陪都。

◆赫连大夏国的南台

“十六国”时期，赫连夏国的长安（常安）被称为“南台”，亦是有实无名的陪都。

“十六国”时期统治宁夏地区的是赫连夏国，建都于统万（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南下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常安），即帝位于霸上。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

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

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可见赫连勃勃占据长安后，因为惧怕北魏势力西渡黄河夺其根据地，所以舍长安而仍北都统万，仅在长安设置了“南台”。

这个“南台”，实际上就是“南都”，具有陪都的性质。

《魏书》有“以长安为南都”之句。

◆清代的避暑山庄

清代的承德避暑山庄也是有实无名的行都，清代皇帝在山庄内“日理万机，未尝少辍，与宫中无异”。

在清代文献上承德避暑山庄并没有陪都之名，它的名称包括避暑山庄、承德离宫、热河行宫或行在等，是一种别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特殊类型的陪都。

从康熙初创热河行宫，到避暑山庄全部竣工，这里一跃成为清朝皇帝“省方驻跸”的夏宫和陪都。

所以，必须有一套服务于山庄的机构和设施。

随即王府、衙署、馆驿、学校、茶楼和酒肆等逐渐增加和健全，陪都气象逐渐形成。

但必须指出的是，与历史上多数陪都不同的是，作为一种行都，承德避暑山庄是以宫殿、园林、寺庙建筑为核心的，并没有像其他陪都一样，有合乎规制的城池。

这一点即使与同时期的留都盛京相比，也是大为逊色的。

这大概也是只称“山庄”的直接原因吧！

避暑山庄作为行都大约存在了一百年。

期间，清朝皇帝每年有大量时间在此驻跸。

特别康乾时期，康乾二帝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在避暑山庄度过，他们在此处理军政要务，接见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政教首领，进行木兰秋狝等。

清前期许多重要的国家大事发生在这里。

承德避暑山庄成了北京以外颇具实质意义的陪都。

实胜于名型

一般来说，陪都的地位应低于首都。

否则，它就应该是首都而不是陪都。

陪都在某些特殊功能方面（如祭祀、物流等）超过首都是常见的，但其功能、地位整体上超越首都则不常见。

但事情总有例外，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会产生陪都的实际地位甚至名称高于首都的情况。

笔者这里所说的实胜于名，就是指虽然只具陪都之名，但实际上的整体功能和地位高于首都的陪都。

◆实胜于名之隋东都

隋朝实行东西二京制，首都大兴城（长安），陪都洛阳。

隋初虽建都长安，但这不是隋文帝杨坚的本意，只不过是他拉拢关陇军事集团、稳固大隋统治的权宜之计罢了。

此时中国早已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大帝国，偏于一隅的长安已不再适合担当首都大任。

在文帝看来，立都长安乃权宜之计，倘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权衡，则以洛阳为帝都似乎更为合适。

于是，他一方面经营大兴城作为首都，积极拉拢关东士族；另一方面，加强陪都洛阳的控制与建设，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迁都于此，大展宏图，并备不时之需。

但文帝在位期间，统一国家、兴盛百业、改革政治等诸事缠身，未能较多地顾及洛阳事务，更遑论迁都洛阳，洛阳的地位还不能和首都相提并论。

东京洛阳地位的真正凸起，是在炀帝统治时期。

杨广称帝后，即发生了其弟杨谅发兵声讨的事件。

虽然事情很快平息下来，但炀帝仍然心有不安。

隋炀帝认为：军事上，西京“关河悬远，并不赴急”；政治上，西京“关河重阻，无自由达”、“南服遐远，东夏殷大”，而洛阳居天下中，可以照顾全局；经济上，东都“水陆通，贡赋等”，漕运方便，可以解决粮食、物资供应的困难。

扭转长安作为统一大国的都城偏处一隅、独力支撑的局面，必须营建东京，以与长安成犄角之势，加强对山东地区（当时的山东特指崤山以东，又称关东、东夏）和南方的控制。

这样，统一的中央政权才有了牢固的基础。

于是，杨广开始营建东都，并使其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大业元年（605年）的春天，杨广命越国公杨素领营东京太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东都。

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工，十个月就建成了。

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这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由于迄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炀帝时期取消长安首都的地位。

因此，洛阳在隋炀帝时期仍然是陪都，但其实际地位和功能远超其名，起到了实际首都的作用。

为什么历史上洛阳多次成为地位崇高的陪都呢？而且主要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前者是因为其地理、历史、经济等多方面因素造成；后者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也是政治中心从西向东转换的过渡期，洛阳的实际地位已经逐渐超越长安。

但由于种种原因，暂时还未正式成为首都。

于是，就成了实际地位超越首都的陪都。

◆实胜于名之杨吴陪都金陵

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吴王杨行密所建，故又称杨吴）并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置了陪都，而是握有实权的徐温、徐知诰父子夺取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使吴的政治中心由广陵（今扬州）逐渐向金陵（今南京）过渡。

吴主在金陵建立西京是迫于无奈。

早在徐温在世时，徐温、徐知诰父子就开始修建金陵城，为以后篡权做准备。

金陵完全在徐氏父子的掌控之中。

到了杨隆演继帝位时，徐知诰篡位称帝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仪式，大臣们都赴金陵劝进，所以吴帝为了保自己的身家性命，只好宣布建立西都金陵。

在徐知诰正式篡位前，西都金陵作为陪都，其实际权力是高于首都广陵的。

有名无实型

一般而言，在首都之外的城市被冠以“京”、“都”之类的称号，多为陪都。

但也有某些这样的城市，虽有“京”、“都”之类的称号，如南唐的东都、清代的兴京与东京等，但它们并不具备多少陪都的实际功能，所以是有名无实或有名少实型。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般是该城市曾为都城，具名在先，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不再作为都城，但不便或没有必要去其“京”、“都”之名，于是就保留下来。

清代的兴京与东京，因是本朝早期的都城而被保留“京”名；南唐扬州则因为是前朝都城而被保留“东都”之名。

◆清代的兴京与东京

清承明制，突出北京与盛京的两京制，盛京为陪都。

但实际上，清朝有京城之名的还有“天眷兴京”和东京。

赫图阿拉位于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之老城，又名赫图阿喇、黑图阿拉或黑秃阿喇，即平顶小山岗之意，汉语译为“横岗”，为后金开国的第一个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山城式都城。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在此始建城堡。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汗位，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定都于此。

天命六年（1621年），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努尔哈赤迁都城至辽、金的东京——辽阳，称东京。

天聪八年（1634年），正式尊称赫图阿拉为“天眷兴京”。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兴京和东京被弃用后，保持了原有的京城名称，但它们已不存在实质性的都城功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陪都，有名无实或有名少实。

比较而言，兴京略有些实际意义（祭祀及机构的特殊性），为有名少实型；东京则只是徒具京名而已。

◆南唐的东都

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以江都（扬州）为国都。

在杨行密去世之后，吴的政权就渐渐落入徐知诰手中。

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徐知诰正式受吴禅，废黜吴帝杨溥，登上皇位，国号大齐，年号昪元。

次年，徐知诰恢复原姓，并改名李昪（徐知诰是徐温养子），改国号为大唐，史称南唐。

徐知诰在自己的老巢金陵（今南京市）即皇帝位，以建康为西都，广陵（扬州）为东都。

南唐的扬州，其地位已大大下降。

将其设为东都只是政权交替之际的一个权宜之计，并无实际意义。

则天大圣型

有一种陪都，不但实际地位高于具有京师名号的首都，而且也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崇高无比的名号，如武则天当政时的神都洛阳。

因武则天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故笔者称之为“则天大圣型”。

洛阳作为陪都，其实际地位第二次超越首都是在唐朝。

大业四年（618年）五月，唐高祖李渊在长安接受隋恭帝逊位，建立唐朝。

唐因循隋制，仍定都大兴城，但改名为长安城。

长安经唐二百多年的营修，成为中外闻名的一代国际大都市。

同时，随着国家的日益昌盛，统治重心逐渐东移，沿用隋东都城为陪都，用以辅佐长安城，实行东西平衡型的两京制都城制度，但其重心也曾发生过摇摆与转移。

如前所述，隋代时洛阳作为陪都在某些时间里实际地位超越了首都大兴。

而到了唐代，洛阳的地位依然尊崇。

尽管唐朝曾实行五都制、三都制等多都制，但在所有陪都中洛阳无疑是最重要的，其地位与国都长安相差无几，两京制是唐朝都城制度的主要体制。

而且，在唐朝，甚至有时长安与洛阳主客倒置，洛阳在历史上达到了陪都地位的最高峰。

唐初期，废东都为洛州，降为洛阳都督府。

贞观六年（632年），正式改称洛阳宫，这个是唐开始经营唐东都的第一个阶段。

这也是中国古代陪都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非都而宫，只是有行宫，还不是标准的陪都，但已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陪都含义，其地位和功能并不同于普通的中心城市。

唐代洛阳正式成为陪都，并且地位渐渐超越都城长安，是从唐高宗开始的。

显庆二年（657年），由于战事频繁，高宗下令把洛州升格为东都。

龙朔（661年后）以后，逐渐修缮洛阳宫。

并在洛阳增建宿羽、高山、上阳等宫。

高宗时，帝与则天皇后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驻跸洛阳的时间累计达十余年。

而武则天在洛阳的时间则长达三四十年。

唐朝的东都洛阳城新址位于“东去故都十八里”。

新址地理形势更为险要、交通更为便利，“北通琢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成为全国的水陆交通中心。

新址脱离了洛北邙南的小区城，置身于伊洛河盆地更为广大的空间，使洛阳获得了成为世界大都市的条件。

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对洛阳更加苦心经营。

永淳元年（682年）居洛后，不复西返。

公元684年九月初六，武则天当时已经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她为了神化自己，也是为了给改朝换代做准备，改元光宅，改东都为“神都”。

到成立武周前，洛阳已成为国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思想中心。

这时的神都虽名义上仍是陪都，但实际地位和名号都高于京师长安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陪都名称之尊崇胜于京师者，正所谓“则天大圣”者也。

此时习惯上仍称长安为“京师”，但此时所谓的“京师”长安已不是全国政治中枢，实际地位低于神都，仅备临幸而已。

洛阳作为陪都其名号、地位皆高于京师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仅见，属于极特殊的案例。

既然极特殊，不符合一般规律，显然也难以长久。

于是，东都更名神都两年后，武则天废睿宗，自号“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定都神都洛阳。

这时，神都洛阳由名实俱崇的陪都，正式成为了首都。

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李显发动政变，复辟成功，他排除了武则天的政治干扰，把神都又改回为东都，洛阳恢复为正常意义的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