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冒险向md约稿，一篇文章印证两位领袖的过人之处！

dp冒险向md约稿，一篇文章印证两位领袖的过人之处！  

33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一篇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的文章，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中央苏区正在“左”倾领导人的策划下，开展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倾向斗争”，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央苏区的创造者、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红军总政委md。他们指责md一贯“右倾”，是他们“全面进攻”路线的最大绊脚石，并在1933年2月剥夺了md的军权。不过，碍于md在中央苏区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心中的崇高威望，他们暂时对md还不敢“彻底”批倒，还保留了他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一职，让他专事地方工作，实际上是“靠边站”了。不能动毛，他们便来个“敲山震虎”之策，率先对“毛派头子”dp下手。

当时，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dp没有计较职务高低，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红星报》的编辑工作中。他看到，md正确的军事路线被排挤，导致红军战事吃紧，根据地越打越小。但“左”倾临时中央仍旧一味高调宣传所谓“堡垒对堡垒”的 “正规战”，混淆视听，这让dp心里十分着急。

他认为发表在《红星报》上的政论文，一定要风格鲜明，文笔犀利，针砭时弊，尤其在当前这个形势，更需要这样的文章以正视听。这篇文章，既要针砭时弊，又要出自权威之手，还不能给临时中央留下“把柄”，dp为此煞费苦心。直到1933年8月，在组织纪念八一南昌起义6周年的文章时，他有了主意。

一天晚饭后，忙碌了一天的dp信步来到几里外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元太屋。md正坐在大樟树下的石板凳上专心致志地看书。见dp来访，他笑吟吟地起身让座，关切地询问dp的近况。

dp一一作了回答，并告诉md，自己正在主编《红星报》。

md询问了办报的情况，同时谈了自己对如何办好报纸的看法。

随后，dp鼓起勇气对md说：“主席，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请您为我们的《红星报》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事例的文章，不知主席有没有时间？”

md问道：“我写的东西与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这个主编就不怕？”

dp知道md话中的意思，坚定地说：“您敢写，我就敢用，有什么可怕的！”

“好，你明天就来取稿！”md慨然应诺。

他对dp说，他写的战例是1930年红军攻打吉安一仗，还特别说要以笔名“子任”名义发表。dp体会md的良苦用心。

《红星报》第二期发表了署名“子任”题为《吉安的占领》的2000余字的文章。这篇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临时中央领导人主张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过苏区一寸土地”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广大红军指战员后来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子任”就是md时，纷纷奔走相告。受够了打所谓“正规战”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由衷地怀念起“游击专家”md来，盼望他早日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他们还对当时的《红星报》主编dp在这种紧张的空气下，敢于冒险向md约稿、组织这样脍炙人口的文章表示由衷的敬佩。

可以说，《吉安的占领》这篇文章印证了两位开国领袖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