惺1 两名诗人惜惜相惺，其中一人却因平凉这事受到牵连

两名诗人惜惜相惺，其中一人却因平凉这事受到牵连  

范仲淹回到京师后，立即建议朝廷在渭州设军，管辖六盘山之外的静边、羊牧隆城、笼竿、得胜四个城寨，充实军事力量，加强边界防守。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建渭州笼竿城为德顺军，掌管静边等四寨，并将刘沪等寨主都晋升为泾原路都监，每寨都增加五百名兵士，形成了稳固的防线。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召辅政大臣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到天章阁谒太祖、太宗御容，然后向他们询问治国方略，命令他们逐条上奏当世要务。不久，踌躇满志的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韩琦、富弼等新进大臣也都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革建议。仁宗看了之后，大为赞赏，从庆历三年十月开始陆续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再说郑戬主持西北军政以后，继续延用范仲淹筑城固守、联蕃制夏的方略，一方面修城筑寨，加强防守；另一方面积极收服沿边地区的蕃族，组建蕃兵队伍，加强作战力量。元昊见宋兵加强了

防守，严阵以待，便也偃旗息鼓，屯兵天都山下，寻找新的战机。

郑戬见战事缓和，便腾出手来调查滕子京挪用军费的事情。滕子京，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是同科进士，两人义气相投，交谊很深。滕子京受范仲淹的推荐，召试学士院，由泰州军事推官改任大理寺丞，后迁左司谏。他与范仲淹同样敢于直言，曾多次上书批评仁宗沉溺女色，言辞十分不恭，曾上奏道：“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这样尖刻的责词，仁宗当然难以接受，不久他就因言宫禁事不实，降知信州。西夏起兵后范仲淹举荐滕子京知泾州，时逢葛怀敏兵败定川寨，滕子京自度城中兵少，便召集了数千农民，身着戎装站在城上，范仲淹率兵来援，滕子京大设牛酒迎接，又到佛寺为定川寨阵亡士兵设醮祭祀，使人心得以安定。范仲淹调离西北时，力荐滕子京任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

郑戬刚到任后，就有人举报滕子京在担任知泾州期间，犒劳属下和馈赠游士故人，一共用去公使钱16万，其中有数万去向不明，一定是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公使钱实际上是朝廷拨付的公务经费，一般用于官府招待和馈赠过往官员，也有边臣用以犒赏将士的，但绝对不能私入归已。郑戬出身贫寒，从小受尽苦难，最恨贪官污吏。步入仕途以后，他发誓要廉洁从政，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绝不枉法徇私。因为他执法严苛，得罪了不少大臣权贵。这次他也知道滕子京和范仲淹的关系，但他太憎恨那些铺张浪费、滥用百姓血汗钱的人，下决心要把这件事追查到底。

滕子京得知郑戬调查他在泾州的事情，心中一点也不恐慌，当时之所以要犒劳士兵，的确是因形势所迫，也确实稳定了军心，阻止了西夏军队的东进，他相信皇上会理解他当时的处境和苦衷。当然，他也知道他的挚友范仲淹正在朝中大力推行新政，损伤了一些当权者的利益，引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别人会把他做为名义上的攻击目标，而暗中把矛头指向范仲淹。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滕子京决定自己承担所有罪责，将当时所有帐籍焚毁，不给别人留下任何把柄。

郑戬听说滕子京烧毁了帐本，十分恼怒，立即向仁宗上奏，揭发滕子京在泾州浪费公使钱。恰好此时监察御史梁坚也上奏弹劾滕子京和知渭州张亢，声称两人都贪污超支公使钱。仁宗大怒，当即命太常博士燕度赴邠州审理此案，并将滕子京贬为权知凤翔府，并让他到邠州受审。

此时范仲淹推行的新政也受到了御史王拱辰和夏竦等反对派的攻击，步履维艰。得知滕子京、张亢被弹骇，范仲淹不顾自己身处险境，立即上疏为二人辩护，奏道：“滕子京在陕西犒军，臣都在场，不曾有一兵一卒提出批评；至于说张亢骄僭不公，我已经作了调查，也无大的过错。倘若滕子京和张亢真的侵欺入己，将官钱揣入自己的腰包，臣甘愿一同被贬黜。臣之所以激切言之，并非滕有什么势力迫使臣如此，只因边上并无曾立大功可以服众者。”

　　谏官欧阳修也上书道：“目前正当边将效力之际，近来却听说燕度勘问滕子京一案，枝蔓勾连，直到用尽邠州诸县的枷杻，所拷掠的多是无罪之人，囚徒满狱。边塞军民将吏见大张挞伐，人人嗟怨，连狄青、种世衡等亦心灰意冷。朝廷本因御史上言滕用钱过多，未明虚实，遂差燕度勘察，不期如此行事，动摇人心军心。若不早加制止，恐元昊乘虚而人，谁又能为陛下卖命呢？臣又听说田况近日在庆州，见滕并无大的罪过，又见燕度过于张大其事，累次上奏，并不见朝廷答复，田况不得已，作书遍寄在朝大臣，意在让他们转达于圣上。大臣各避嫌疑，不敢进呈。田况为陛下侍从之臣，素非奸佞，其言可信，又身在边地，事皆亲见，必非虚言。”由于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有力辩护，仁宗下诏将滕子京降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仍为天章阁待制，不受审讯，正常任职。

仁宗的诏书刚下，王拱辰就立即上疏道：“赏罚是朝廷号令天下的工具，这个权柄一失，则为善不得鼓励，作恶不得惩处。今滕子京在边上盗用公钱，不待结案，即只稍作降责了事，大家都认为处理太轻。子京见事败露，即将所有开支文据悉行焚毁，乃是藐视朝廷。臣之所以不避嫌疑出面抗争，实在是怕后来有人效法，那陛下的法律就废弃了。臣明日再也不敢入朝，乞求赐贬，给臣安排一个小郡，以戒臣妄言。”

接着，监察御史李京又奏道：“滕子京在庆州所为不法，而只降一官，移知虢州。近闻兴元府西县又奏滕差兵一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辆载茶叶三百笼，令所到之处不得收税。滕职在近侍而乱法太甚。臣见先前推勘状中，尚未提及贩茶之事，所以奏之，请夺其天章阁待制以惩其贪墨。”其他御史见顶头上司王拱辰态度坚决，也争相列奏，仁宗为了缓和矛盾，遂重新下令，削去滕子京天章阁待制一职，贬为知岳州事。

其实，经过兴师动众的调查，滕子京乱用的公使钱只有3000贯，用于宴会时的随手赏赐及资助游士，他之所以烧毁账据，是怕牵连更多无辜的人，甘愿自己受过。王拱辰等人一定要攻倒他，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动摇范仲淹，从而否定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努力推行的“庆历新政"。

滕子京被贬知岳州后，为排遣心中郁闷，便重建岳阳楼，刻唐贤今人诗词于其上。后来范仲淹也因推行新政被反对派排挤，贬知邓州。滕子京便邀请范仲淹为岳阳楼写篇碑记，知道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就在书信中附了一张《洞庭晚秋图》，并说：“山水非有楼观登临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范仲淹知道滕子京性情耿直，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接到来信后便欣然命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并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来感染这位老朋友，却在无意之间成就了一篇千古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