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年前波及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波的思考

30年前，也就是1978年末、1979年初，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也许是因为官媒的刻意导向，也许是事件亲历者不堪回首那段往事，所以3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询问我们的成年同胞30年前的中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大概八成以上都会说出对越自卫反击战，而能说出那场波及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波的，恐怕两成都不到。

这场风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援引一组来自2008年10月14日云南日报网《1978年  知青返城从版纳开始》文章中的数字：

   『到1978年底云南知青大返城时，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和昆明5个城市的知青总数达到162万余人。据粗略统计，“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在2000万人左右，涉及1946年～1955年整整10个年头中出生的城镇学生，连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合并计算，全国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关联的人数约1亿人。』

而当时全国的人口总数是多少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8亿人。

30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披阅这段历史时，不禁产生了诸多遐想：

当年，这些下乡知青为了争取回城、回到自己父母身边，不惜采取请愿、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割腕、写血书、罢＝＝工、上访、卧轨、软禁官员等各种可能想到的手段，这些手段比起10年后那个春夏之交他们的大学生弟妹们的行动要刚烈、血性、悲壮得多。 

为什么时隔十年，会出现天壤之别的两种结局呢？

也许是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党政干部对于群众运动还残留着一定的敬畏之心？也许是那个时候，像国家农垦局局长赵凡、副局长刘济民这样的领导干部普遍秉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之心，贪腐之风、以权谋私之欲在社会上尚无栖身之地（试想，如果“钦差”赵凡、刘济民等将知青请愿运动定性为动乱——敌我矛盾，那将会是什么样结局？我不敢想像）？

也许是“二代”刚刚复出，和华、叶、李等人一样都不具备绝对的权威，即还没有形成“领导核心”，谁也不愿挑头兴师平“乱”？也许是恰逢十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高层反省后终于认识到了过去的极左知青政策，因而愿意“痛改前非”？而10年后，核心已成，大权在握，因文革而被压抑了多年的贪欲正在权贵阶层中得到空前的释放，因而容不得任何挑战权威的社会运动？

有太多的也许值得深思。

历史不能重来，但是后人以史为鉴，就能少走弯路，就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倘能如此，前人的血泪就没有白流。

【推荐读物】

邓贤的纪实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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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贤的另一篇纪实报告文学《大国之魂》，同样值得推荐。个人以为，它是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详细记述国军远征缅甸战场和后来的松江战役的悲壮史诗的文学作品。而在此之前，这段可歌可泣的爱国抗战史，因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竟然被官媒刻意埋没、抹杀达数十年之久。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戴安澜，竟然长期被诬蔑为反动派......

另一篇文章《文革后的知青返城浪潮》，也值得一读：

http://qkzz.net/magazine/1007-8215/2005/05/1637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