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

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

                        杨连旭

                      2007-4-19

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种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成灾！什么“人民社会主义”、“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风起云涌、目不暇接。

这引起了反对派的警觉，给予了迎头痛击。

一场论争好不热闹！可观战至今，深感双方不得要领，我老人家不得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双方指点一番。

最看不惯的是，现在反对派依赖着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呢！从南到北，左一个座谈会、右一个讨论会，可是把修正主义者们给搞得声名狼藉。

要说，这些修正主义者们倒也老实，在人声鼎沸的痛斥声讨声中，却个个装聋作哑、哑口无言了。但不知这是不屑一顾呢，还是理屈词穷了呢？

据我老人家看来，必定不是不屑一顾。因为任何一位理论者都企盼自己的理论能为社会所接受，有人攻击必定反击。当年的达尔文面对反对派，唯恐独立难支，还特地向赫胥黎求援呢！

那么，是这些修正主义者们被反对派击中命门要害、一蹶不振了吗？那倒也未必。

因为反对派的痛斥声讨多是引经据典，修正主义理论却是注重现实！

以俺之见，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有的本不过是逢场作戏、即兴应景，提出个理论以显不凡，本也不是深思熟虑，一遇指责自然一时也就无可辩驳；

有些修正主义则不然，他们是心怀鬼胎、深思熟虑、有着“小不忍则乱大谋”胸怀呢！他们自以为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引经据典修正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来就是如“巴山轮事件”蒙骗赵紫阳那样蒙骗决策层的、是经不住专业人士的引经据典考证的！所以，只要能抛出来，让决策层看到，再在小范围内游说，蒙住决策层就好，那时再反击也不迟、反倒能收获毛主席关于“稳、准、狠”的奇效。

可若是现在就反击反对派反倒会露出破绽、越描越黑，毁了大计。

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这些修正主义理论还是很有些说服力的，不仅有可能说服决策层，而且还可能颇得人心呢！

                           （一）

目前这股子修正主义思潮，不仅选在临近中共十七大出笼、显然是在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争取获得中共十七大后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还都是在以人民的名义说事、以革命的名义行事，乍听起来还又都说的实在呢。

不信，请看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和相关报道：

 一、 关于“普遍幸福社会主义”。

王占阳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提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实际就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由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徐景安教授（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指出，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最直白、简单、明了的解释。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二、关于“人民社会主义”。

高尚全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民的即公众的社会主义，简而言之也可以说是人民社会主义。

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并不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人民社会主义有五个特征，即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华文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从政策取向上看，人民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从根本目标看，人民社会主义又是给人民带来福祉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是为老百姓所喜欢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

三、关于“宪政社会主义”。

江平教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认为，探讨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这就是制度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一个社会制度最终还是靠人民来选择。如果制度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多的财富，那么人民就会拥护这个制度；如果制度不能为人民带来利益和财富乃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财富，他们就抛弃。如果一个制度长期不被人们接受，那么必然要改革，不改革只有失败。

在《我们应当坚持宪政的社会主义》中，江平强调：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如果能够满足人民的这些需求——各种方面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我想这种制度人民肯定会拥护。

四、关于“公正市场社会主义”。

吴敬琏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

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

                         （二）

除了上述四个新发明的修正社会主义理论之外，还有两个老牌的修正社会主义理论：

五、关于 “民主社会主义”。

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强调：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谢韬指出：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

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谢韬指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

谢韬指出：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六、关于“恢复新民主主义”。

杨启先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指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模式，这就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对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哪一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比较科学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两者都各有科学和不那么科学的成份，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权威而公认的结论。这就证明，瑞典模式的调整，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与比较科学、比较成功的；而苏联模式的调整，是不够科学和不那么成功的。

杨启先认为，我们应当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既不同于以国有制为主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以私有制为主的瑞典模式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并较好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那么，中国式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的呢？

杨启先没说，可能是他还没想好呢。不过纪坡民先生略胜一筹，他想好了。

在《乌有之乡》“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中，纪坡民先生认为，党的理论应当回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上来，党的路线应当回到七大路线，宪法应当回到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即《共同纲领》。这是三个一脉相承的执政体系。

纪坡民先生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是革命的理论，而且是革命成功以后建设国家的理论，宪政的理论。我们今天虽然在大体上可以“告别革命”，但是革命时代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宪政阶段仍能发挥巨大影响：由这个思想，可以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社会现实进行解释，与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种种论述进行比较、分析。

纪坡民先生强调：主席的这种思想最早形成于文，见于1939年。在成功解决了抗日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问题后，主席就开始考虑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思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经过《五四运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理论结构的逐步深入，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此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形成。之后，主席又逐渐对该理论进行了零星的补充，从七大的《论联合政府》，解放前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到解放后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止。

这个理论的酝酿、产生、成熟、完善，经过了毛泽东同志十几年的认真思考。

                          （三）

看看，人家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实实在在是处处都在为人民着想、句句都是在为百姓说话，这难道错了吗？

所以，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本可以据理力争的，可谁又知他们却鸦雀无声了，任意由人愤怒声讨。

尤其是高尚全老汉，反对派不仅利用1988年“巴山轮事件”中蒙骗赵紫阳之事做文章，而且还把所谓“西山会议”这个内部的秘密炒的满城风雨．

特别恶毒的是，反对派竟然揪着高老汉动用200万元公款为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事小题大做、不依不饶，大有将经济错误政治化、把改革失误刑事化之势。

结果，据报道：“来自网上不明真相的责难和攻击让高尚全深深自责，几夜通宵失眠”！

这也太过分了吧！不管怎样，老汉不仅也是年过七旬的高官显贵，而且还是为摧毁全国人民几十年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积累研制起来的、竟然能制造导弹这类杀人武器的万恶公有制企业、实现人间最美妙的私有化市场经济的改革，为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将士变成劳动力商品的改革，那是做出了严重贡献的改革大师呢！既有理论，也有实践。

可这高老汉也同样是装聋作哑。真真是愚蠢致极、窝囊致极！

这倒是惹恼了我老人家的侠肝义胆、路见不平，要为这些窝囊废物的修正主义者们说说公道话、争上一争！

在那个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研究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只有两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他原理最后都要服从这两条最基本原理。

这话说的多么好啊！句句是真理、字字值千金。

其一、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难道社会主义不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吗？当然是的。

难道社会主义不是“给人民带来福祉”吗？当然是的。

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满足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的要求吗？当然是的。

难道社会主义就是“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吗？当然不是的。

如此看来，这样的修正主义理论既符合毛泽东思想，又符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更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呢！

所以，这样的修正主义理论何错之有啊？！

其二、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页）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1989年，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更何况正如纪坡民先生所指出：“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光有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的诸多言论，就我们的革命胜利后的现状来看，有些也不完全对，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还是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既然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必然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修正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抱残守缺、保守落后，就是教条主义，这又怎么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难道结合现今的历史条件修正社会主义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吗！？

                       （四）

实事求是，既是传统文化的主张，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其三、1959年2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

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那么，现在是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呢？

现在的情况是：

一是从国际看：在“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中，纪坡民先生强调：“世界上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如此理解：它们既是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论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艰巨的建设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缺乏财力，建设资本主义制度缺乏观念和政府的建设。把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看成完全对立，你死我活的社会体系，是一种冷战思维。冷战结束了，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没有必要维持冷战思维。”

二是从国内看：在“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座谈中描述：“从实际情况来讲，我们虽然把国家的制度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也正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在坚持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现在私营经济资产却占了国民经济总资产的50％以上，产出上更是占了国民经济总产出的70％以上。而每一个人都很难把私人资本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为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坚持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就坚持出50％-70％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了呢？”

现在的问题是：

一是从社会看：“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的座谈中指出：“一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些人就马上反应：不就是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嘛，挂羊头卖狗肉。按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理论不仅没有征服群众，即便是赞成改革开放的人也很难信服并认真对待它。”

二是从党内看：如谢韬指出：“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

更为严重的是，还如谢韬指出：“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

这样的情况和问题，怎么解决呢？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靠我们自己解决。

这样的情况和问题，不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就是邓小平也不曾遇到过的，我们不修正社会主义怎么能行！？

正是有以上三个理由，正因如此，现今反对修正主义理论，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如谢韬指出：“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

正如江平老汉强调：“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痛苦的摸索，可以说，任何以原来的路子为模式来批判现在的做法都是落后的，都是保守的。”

再这样看看，“左派”、“老近卫军”，你们那些还有什么说词呀！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你们这些后生小子，本来就是理工科毕业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文盲，既然还是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那么你们不听我们这些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话，还想听谁的话呢！

如此一来，我老人家也算是替几近过街老鼠的这些修正主义者们正了名、出了气！

由此可见，俺可是主持正义、说公道话的真理派！既不是什么“左派”、“老近卫军”，也不是“右派”、修正主义者。

                    　　 （五）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尽管修正主义者或是为了理想、或是为了经济效益，已经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提出了修正主义理论，但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尽善尽美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样一来，我老人家既然自称是主持正义、说公道话的真理派，那么也就不能只是为修正主义者们评功摆好，也必须对修正主义理论说三道四，以示公道公正！

希望修正主义者们能理解，这也是革命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咱们可不能授那些被吴老汉讥讽为 “老近卫军”的“左派”以把柄嘛。

再说忠言虽然逆耳，可无则加勉、有则改之，不就能使你们的修正主义理论日臻完善、立于不败之地了吗！？

说来说去，其实俺这也使为了修正主义者们好！看以下，可不许生气哟，气坏身体，后果可要自负的。

一、所谓“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个“开国际玩笑的社会主义”。

你那众人可千万千万别当真啊！据俺判断，那纯系是俩位教授急来抱佛脚、临时信口开河而成！

想想看，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那是名家汇集，竟然也还邀请了俩无名鼠辈，哪个还能不是受宠若惊呀。

大会一开，大师们个个慷慨陈词，真格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呢，无名鼠辈倘若一声不吭，不仅越发让人瞧不起，而且也失去了一次成名的机会，只好永远是无名鼠辈了。

没奈何，只好凑趣说几句。可又实在是没有独到之处，只得跟着大师们的基调顺嘴胡诌吧！

于是，也就有了“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论调。

可是果真如此的话，那社会主义可就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啦！

卖淫得钱、嫖妓快乐、各得其所、两全其美，这可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建设一个“娼妓社会主义”了吧。

现如今，我中国麻将成风，上到显贵富豪、下到农妇老翁，大多乐此不疲，那么依据“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这样的标准，我中华就该建设一个“麻将社会主义”了吧。

只是可不要忘记，殷人酗酒成性，纣王不仅不予约束，反倒自己也乐在其中，建成了一个酗酒社会；结果商朝被周人推翻，纣王丧命。

“金三角”那里最适合种罂粟！种罂粟、制鸦片、贩毒品是最“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那岂不成了“毒品社会主义”了嘛。

这样的“毒品社会主义”在我国好些地区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有前途的呢！

可这样的“最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的社会主义能行的通吗？！

这样的修正主义，不要说世界人民，就是那些被谢韬老汉认为“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认可嘛！

由此看来，“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所谓“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我们与世界人民为敌，就是想让我们亡国呢！

王占阳、徐景安这俩个修正主义者，尽管还是无名鼠辈呢，可也毕竟是教授，通常不至于犯这等低级错误。

显然，是被当时的情形逼急了，结果就满嘴跑开了火车。所以，人们大可不必当真！

                           （六）

二、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实质就是“贵族社会主义”。

古往今来，自秦赵高开始，法学家就没有几个好东西，自高自大、指鹿为马、欺下瞒上、祸国殃民，这些那都是他们的祖传本行！江平老汉自然深得祖传，更要发扬光大！

“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如果能够满足人民的这些需求——各种方面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我想这种制度人民肯定会拥护。”

中国的老百姓就果真如此吗？

难道当年国统区的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成千上万的民众当国军、投八路，血洒抗日疆场，难道就“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那11岁的王二小们，为了掩护机关和乡亲宁可自己牺牲在刺刀下，难道就“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那16岁的刘胡兰为了保守机密，自己躺在了铡刀下，难道就“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那投江的八女们，难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那先吃棉絮和树皮、后坐监狱受酷刑、直至牺牲的杨靖宇们，难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那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们，难道他们也“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吗？

……

“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这话说得多么轻松实在，多么有人情味，多么人性化呀！

亏你江平老汉还是个老读书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人进出的门紧关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这些圣贤教导、祖宗遗训，尽管你可以忽略不记，但是亿万万中国老百姓却铭刻在了心里面，融入了血液中。

就是他们，在毛泽东时代，流血牺牲、节衣缩食，不仅同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把“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打出了我国的近邻；而且还独立克服了“三年困难”、把印度打出了国境线、实现了粮食自给、制造了“两弹一星”、进入了联合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冲到了世界的工业六强！

这就是你深恶痛绝的“原来的路子”，就是在那个“原来的路子”，钱学森教导年轻的科学家们：

“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而且要比他们干的更好！”

陈省身立志：“一般人认为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我就是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

结果，这一干就干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这一改就改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到那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重展我大汉雄风和大唐盛世的民族复兴的一切基础和条件都已经万事俱备了！

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物质利益，可同时也更重视做人的气节！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宣告：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就是我中华生生不已、绵绵不息的根本所在！

腐朽的势力和自以为是的人，从来就是以天生的贵族自居、从来就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居高临下地把老百姓视为只知吃喝玩乐、只配当牛做马的奴隶、至多也就是劳动力商品。

只有先进的人们、伟大的人物、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才敢这样公然宣告：

“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志气，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七）

与学者、学官修正主义分子相比，官僚修正主义分子那就要老道得多了！也就不那么容易丢人现眼了。

三、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实质就是“祸国殃民的社会主义”。

要说这高尚全老汉，那可不愧为人民政府的高官大吏，可就是比那不安分守己、钻营政治的学官江老汉要先进！人家重视人民呀，重视老百姓呀。

江老汉，您也别怪俺直言不讳的给你讲了些中小学的历史常识课，让你丢人现眼、脸上无光，您也虚心看看人家高老汉，看看人家是怎么重视人民、重视老百姓的、是怎么说的：

“人民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

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见高低。你说“老百姓无非是想饭吃得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可人家高老汉却说“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这是多么合乎胡主席关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论述啊！

如此对比，两者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那才真是天上地下、天壤之别呢！所以呀，江老汉，建议你可要按蒋委员长那常挂在嘴边的教导去做，“知耻而后勇”，向高老汉学习！牢记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

怎么样，服气了吧！白纸黑字，不由你不服嘛。

俺知道，高老汉跟你的主张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别无二致，可人家和你的表述不同呀。

这就是能力、这就是水平，这你不服不行！

其实，要论性质，这高老汉可比江老汉要恶劣得多！他竟然胆敢公开把胡主席关于“发展依靠人民”的论断，修正成“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这分明是在跟胡主席党中央、人民政府对着干呢。

有那么严重吗？是的，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胡主席关于“发展依靠人民”的论断，其一是说在发展中党国是主导、人民是依靠；其二、发展是社会的全面进步。

高老汉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却一是老百姓是主导、党国是配角，二是只要财富不要进步。

当然，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有错误有人纠正呢，更何况胡主席！修正他的错误不在话下。那么，孰是孰非呢？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

这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年]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写下的名言。

李斯特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李斯特所主张的生产力论和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国家主导和保护关税政策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国家主导和保护关税政策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的法宝！

胡主席关于“发展依靠人民”的论断，就是由党国主导、依靠人民，推动生产力升级换代、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可作为经济学大家，高老汉却将胡主席的“发展依靠人民”换成了“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其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尽量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849页）。

邓小平强调：“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的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8页）。

对于有战略性商业价值、却没有战术性商业价值的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落后国家的私有制企业很难产生兴趣的。这不仅是因为落后国家企业家的素质问题，而且还是因为落后所具有引进成熟技术的便利，而不用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那样只能开发创新，没处引进先进。所以，落后国家只能由国家主导有战略性价值、却没有战术性商业价值的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

关于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尤为突出。

我们中国当代的大多数所谓企业家，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投机家更合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游民和官僚子弟为主的一批人，凭着胆大敢干和人际关系，或从事商业投机、承包建筑工程起家，或投机股市、房地产、企业改制等实现了原始资本积累。

这样，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完成实现有战略性价值、却没有战术性商业价值的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呢！更何况，他们即便是心有余也是力不足。因为当代的新科学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往往是跨国公司才有实力承担。

所以，实现以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为突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必须而且也只能由国家主导、公有制企业充当主力军。　　　

可高老汉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却把人民政府定位“是创造环境的主体”，其祸国殃民的阶级本质就不打自招了！

                         （八）

凡心怀鬼胎之人，那是官大胆子小、官小胆子大。

照说这高老汉敢跟胡主席党中央、人民政府对着干可谓胆大包天了吧？不的，毕竟是部级高官，还是胆子小了点，有比他胆大的呢。

谁呀？吴敬琏老汉呗。

四、所谓“公正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反邓小平的社会主义”。

谁要说吴老汉不懂邓小平有关计划与市场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论述，那就是个白痴！也不想想，人家老汉那“吴市场”的桂冠因何而来。

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1992年初，邓小平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吴老汉所谓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不过是他1998年就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翻版。

依他的逻辑，计划经济反倒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或者什么也不是，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其作为经济学家如此荒诞无稽、贻笑大方，这自不必细说，单说这吴老汉还是依旧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这不是反邓小平又是在反谁呢！

这吴老汉鬼精着呢!他虽然是公开反邓小平，可却绝不赤膊上阵，而是还要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强奸邓小平的名义！看他怎么说的：

“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高啊，实在是高！这吴老汉的水平就是高。

要论水平，其实这吴老汉也只是比我老人家强点有限！对马列主义也是一知半解，却还愣是冒充权威。他竟然自不量力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

那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是什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又是什么呢？

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私有制经济必定要求资本主义政党掌权，公有制经济必然决定无产阶级政党执政。

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经济成果由全体成员共享；吴敬琏推崇社会主义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主，希望社会公正、共同富裕。

既然这吴老汉指责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经济成果由全体成员共享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那么他的没有“国家迷信”色彩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又由谁来实现呢？

由资本家自觉自愿吗？那要等到共产主义来临之时。

由劳动阶级自发自动吗？那就是社会革命爆发之日。

没有“国家迷信”色彩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空中楼阁。

可见，这吴老汉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不过是在给老百姓画饼充饥呢！

斯大林在许多文章和报告中，论述了苏联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说：

“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好生活，那就用不着在1917年10月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斯大林全集》下卷，第337页）

这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更全面，不仅有共同富裕，而且还有共同文明！

这吴老汉既然能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思想中，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但是却对斯大林关于“共同富裕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大肆攻击、全面否定。可见其人，不是无知，就是恶劣！

尽管如此，还有较之于这吴老汉有过之无不及的更甚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