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历史：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实际生活

血泪历史：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实际生活

　　　　　　农民工的悲惨生活

　　据200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当前全国农民工约有4000万人。

　　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说，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洲竟然爆发了“民工荒”。2004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情况如何呢？报道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在工资收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情况又如何呢？据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五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据“工伤律师”周立太提供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又有另一份发往北京的内参说，深圳外来工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合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患地说。

　　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经济非常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招待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起走投资者”。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老板白天付拖欠工资，晚上又派人抢回。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狂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

　　2004年8月，一位学者撰文说，他所在城市的农民工承担着全城市90%以上搬运重物的体力活，市民称他们为“棒棒”，谋生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个绳子。据一个农民工月账本的记载，每月收入770元，支出项目有：房租50元，管理费20元，餐费182元，日用开支70元，给儿子生活费350元，母亲医药费50元，意外支出60元。这个民工说，他只想每月多挣些钱，能多买点好药给母亲，多给儿子生活费，多给老婆买件好看的衣服。他很怕死，因为他要为这个家奋斗，他的母亲、儿子、老婆还要他养活。这些农民工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底层，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任何资助，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福利，他们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欺压的弱势群体。

　　　　　　下岗工人的悲惨生活

　　2000年10月，学者严元璋发表了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采访录如下：

　　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上访事经常有。

　　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

　　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上访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上访也参加过。

　　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

　　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是谁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革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2004年8月，学者陈寒鸣对下岗工人的采访录说，一位年仅37岁的下岗工人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一位40多岁的下岗工人，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医治，患了甲状腺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

　　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皆有, 随处可见。就连号称现代化大都市的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同样悲惨。外滩街道算是比较富的街道了，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居民都是穷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因家里穷上不起学，连个普遍的发高烧也无钱医，要不是好心人相助，恐怕小命也没了。这户人家爷爷老了，父亲有病不能工作，母亲没工作没医保，全靠母亲摆摆小摊，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说实在的，也的确没钱看病。现在的穷人啊，连病都生不起。

　　外滩街道还有三个家庭，一个家庭是回沪知青，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子里，这个知青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现在这女子来了上海，没有户口， 没有工作，靠着知青一人工作养活家里。而前两个月，这个知青查岀得了癌症，两个弟弟下岗，现在一家七口人靠着老母亲的退休工资过活，十五岁的儿子还要上高中。

　　第二个，一个老爸带着一个女儿，也是下岗工人，老婆离婚了。本来借了点钱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连连暴雨，进的西瓜在水里一泡全毁了。而那时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眼看着一万多的学费就要交，父女俩欲哭无泪。

　　第三个，老公岀车祸，瘫痪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 老婆是外来妹，在小饭店擦擦桌子，一个月三四百块而已。

　　然而这三个家庭里只有一家能得到补助，补助有多少？ 一次性临时补助三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