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13）反对拉萨尔主义的变种和流毒的斗争

　　两派合并后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多年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抵制了《哥达纲领》中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因而使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继续壮大。

　　恩格斯曾说过：“个别领导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害，已由群众的健全嗅觉弥补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16页）

　　但是由于两派合并是在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下进行的，必然带来严重的恶果：一方面是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进党内，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大大下降。这便是后来德国党内不断出现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重要原因。

　　两派合并前后，德国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柏林大学的讲师杜林，也适应德国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竭力鼓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

　　杜林趁德国党内思想混乱之际，出版了一系列反动著作，与拉萨尔主义遥相呼应，向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疯狂进攻。

　　杜林的机会主义谬论虽然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主张有所不同，但他们鼓吹的都是极右的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杜林和拉萨尔一样，以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作为其理论基础。

　　拉萨尔把自己炮制的“国家帮助”、“自由国家”等黑货作为“救世仙方”，杜林则虚构一个“世界模式论”作为世界的模型，这就是杜林吹嘘的只有象他这样的哲学家才可以从自己的头脑中制造出来的各种完善的“公理”和“原则”，而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必须和可以按照他制定的这些原则来解决；拉萨尔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的“救世主”，杜林也自我吹嘘他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

　　杜林主义和拉萨尔主义一样，要害都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拉萨尔鼓吹“议会道路”、“自由国家”，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杜林则妄图通过改良的道路来实现他的假社会主义，他把任何暴力都看成绝对的坏事，反对暴力革命和革命暴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拉萨尔鼓吹建立一个“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假社会主义，杜林也声称，他的社会主义是以“普遍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的自然体系”，“以等量的劳动交换等量的劳动”，使生产者得到“自身劳动的全部产品”。（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组织上，杜林这个野心家和混入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莫斯特等相勾结，建立新的宗派，妄图分裂刚刚统一的德国党，破坏德国的工人运动。

　　一八七五年以后，杜林主义在德国党内迅速蔓延，这是两派按照机会主义路线合并的一种严重后果。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

　　为了粉碎杜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于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写了名著《反杜林论》。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及其内在联系，全面地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反动“学说”。

　　《反杜林论》的发表，不仅是对杜林主义的毁灭性打击，而且也是对拉萨尔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公开清算。《反杜林论》的发表，有助于德国党的领导人和广大群众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界限，并将德国工人运动推向前进。

　　一八七八年十月，德国反动政府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法”、“非常法”），大搞白色恐怖。

　　这时，党内又出现了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组成的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这三人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机会主义刊物《社会科学年鉴》和《政治经济文丛》。

　　他们继承了拉萨尔的衣钵，抛出了一个名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极右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纲领。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无条件地服从“非常法”，只搞合法的议会活动，“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他们抛出的机会主义路线给德国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当即挺身而出，于一八七九年九月联名写了给德国党领导机关内部传阅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对三人团的极右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苏黎世三人团”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斗争的继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清算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结果，“非常法”时期反而成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胜利进军的时期。

　　一八九〇年十月，德国统治阶级眼见“非常法”已经破产，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统治阶级在策略上的改变，使党内的机会主义又猖狂起来。

　　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被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政策所迷惑，被德国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又把拉萨尔鼓吹的“议会道路”重新搬了出来。

　　福尔马尔鼓吹统治阶级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转引自《恩格斯对福尔马尔等人的批判》一文，《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因此，社会民主党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

　　福尔马尔的这一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得到了德国党内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奥艾尔、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的支持，形成一股右倾机会主义逆流，在新的形势下威胁着德国党的健康发展。

　　同时，由于“非常法”一废除，“修改纲领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3页）。

　　德国党的领导机关已决定于一八九〇年十月在哈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起草一个新的纲领以代替《哥达纲领》。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认为，由于德国党是在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七月在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建立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组织）内起着先导作用的党。

　　它的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兄弟党，也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所以有必要教育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进一步认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并使党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新的纲领。

　　这样，公开发表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为了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阻挠发表这部著作的，一是德国党的领导人，如李卜克内西，因为“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九一年五月一——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2页）。而倍倍尔由于担心公开发表会给敌人提供武器，也不赞成发表。

　　二是德国党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党内的一些老拉萨尔分子，这些人一贯坚持机会主义观点和路线，他们公开反对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

　　三是当时窃据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主编职务的考茨基，由于他从未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而也反对发表。

　　一八九一年一月，年迈的恩格斯不顾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阻挠和机会主义者的反对，冲破重重关卡，迫使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当时斩钉截铁地对考茨基说，如果《新时代》拒不发表，我就要在维也纳发表，“无论如何总是会刊印出来的……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一月七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页）。

　　恩格斯指出：“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

　　为了批判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在同年三月趁纪念巴黎公社革命二十周年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机会，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导言。

　　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

　　接着，六月底，恩格斯又写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批判》。恩格斯这三个坚决行动，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教育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一八九五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后不久，老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就跳了出来。伯恩施坦竭力为拉萨尔翻案，并完全继承了拉萨尔主义的反动衣钵，炮制了他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以后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就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拉萨尔这类政治骗子，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所鼓吹和推行的路线以及他们所玩弄的两面派手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和工人运动内的代理人，他们都千方百计地维护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机会主义纲领和路线的特点是开历史的倒车，搞投降主义，反对革命，反对前进。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企图把社会车轮“向后拉，开倒车”是“一切顽固党的思想”的共同特征（《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71页）。

　　拉萨尔当着马克思的面，一再声称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而在背后却从不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无耻地抄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词句，当作自己的发明，用以装璜门面，用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拉萨尔鼓吹“没有最高权力什么也做不成”（见伯恩施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他为了“伸手去取王冠”，无耻地把自己吹嘘为“科学的，发光的，纯钢武装起来”的“英雄”，群众的“救世主”。

　　拉萨尔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我们要从德国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吸取经验，进一步加深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长期性的认识，加深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的认识，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正是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

　　我们应当从德国党的历史经验中，进一步加深对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的理解。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