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是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吗？

炎黄春秋是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吗？　　

(批驳炎黄春秋：“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作“朱毛军事思想”)的去毛化进攻　　

康秀峰　　

我无意贬低朱德元帅，如果朱德元帅九泉有知，对于现今炎黄春秋和某些人把他抬高到毛主席之上一定会用手扙打人的。因为其厚实的性质和品格决定了他会如此做。　　

比如，赵于平（发表于《炎黄春秋》第7期）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作“朱毛军事思想” 。 赵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注: 凡赵原文语，均以兰字示，) [“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很显然，这个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是由朱老总　1928年4月28日　与毛主席会师后，带到井冈山上来的，毛主席还指出，在此之前“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说明在朱老总未到以前，他是不知道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　　

又如:朱德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主要提出者。[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国民革命军对红军的围剿胜利。初步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从游击战向大规模山地运动战转变，技战术水平有质的提高。]　　

赵还说:[上述史实，特别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毛主席的特长是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理论工作，还有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他特别善于总结汲取和发挥，擅长写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头，是朱老总的军事实践，这也是“红军之父”的美誉归于朱老总而不是毛主席的缘由所在。].　　

[铁的事实证明，朱老总的军事才干是第一流的，他不需要接受别人的“影响”，倒是别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请问，如果朱德那么厉害，为何投奔井冈山？打国民党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军旗帜的三万来人的八一起义，总指挥和前线指挥分别是贺龙叶挺将军，前委书记为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任(现网上都讲是军委书记，那是错误的。76年前总理还在世时，资料上都是记载为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朱德只是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没有部队。并未参加战斗指挥。　　

起义军南下时，左翼总指挥蔡廷锴在起义部队南下途经贤县时，趁乱清理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了起义军。1927年9月，起义军退至广东潮汕，起义军叶挺部的欧震叛变，率部在阵前倒戈。　　

起义军南下到广东溃败，剩下的红军号称一千多人，实际只有七百多人。溃败后无路可走，领导层四处分散离队。只留守在县三河坝朱德率的第25师留守免于全败，但又被敌军攻击后，残部辗转投奔驻守韶关的国民党将军范石生。在范部被人告密蒋后无法立脚，朱德丶陈毅率原人马沿途补充士兵到全队１２６０多人转湘南，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0四团。时近冬季，官兵们还穿着“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又无粮裹腹，薪饷更无分文，在此前提下，遵中央令发动湘南暴动，湘南暴动后实行“焦土战略” 和“湘南暴动中的“反白事件”使湘南暴动彻底失败。万余人所剩无几。到1928年4月底由毛泽东派人接上山。　　

请问扬右派们，朱德既然发明了战争的十六字诀，为何不在八一起义军南下广东时用呢？朱德此时为何不:“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呢？八一起义可是三万余人的正规军呀！只剩没参战留守的朱德部，而且也遭溃败。朱德为何不在湘南暴动后用呢？湘南暴动可是近万人的大部队了，而带上井冈山时才一千余人！又为何不在湘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非要把自己的＂绝招＂交给毛泽东？　　

解放时这些当事人都在世，他们怎么没发现朱德的[第一流的军事才干]，怎么让你这小子发现新大陆了？是否可申请发明权以申报博导资格呀！　　

右派说毛主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这就是证明毛泽东不会打仗，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朱德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1927年秋才建立，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1937年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文章不这样写又如何写？难道又跑出一个先知天才，在1927年秋成立军队，1928年就有战争理论指导战争？右派们的文化水平大学文凭是不是太高了？！难怪还没实践，没经过检验就说是＂真理＂了。　　

右派应读一读<<古田会议决议>>，读一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主席著作。　　
　

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9年12月28日　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案的核心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 ＂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⑶、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⑷、李闯^⑸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古田会议所批判的思想之一就是:军阀作风丶枪毙逃兵丶流寇思想丶流氓意识丶个人主义丶单纯军事观点----。这些大都均是八一起义残部上山后带来。因他们均是在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　　

朱德1928.4月底上山，会师后任红四军军长。林彪1929年3月任红四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 。　　

井冈山时期还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　　

　1928年7月22日　, ,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１２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1930年7月，毛泽东率领红4军、红12军再次来到赣西南，同红3军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黄公略所部直接接受毛泽东的指挥。　　

这说明朱德当红四军军长不到一年。　　

而第一次反围剿发生于1930年11月，第二次反围剿发生于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第3次反围剿发生于1931年3月。“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这是毛泽东1930年7月所写《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如果朱德那么厉害，毛泽东要把一个刚上山的“娃娃”林彪从连长直提到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吗？为何要偏师借重黄公略呢？从井冈山到解放战争，主席依靠的主要的主将是彭德怀，林彪，黄公略和刘伯承等这些能执行他的作战意图的将军。统帅自己去打仗那还是什么统帅？　　

赵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土城战役之后又经历了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改变过去硬碰硬的打法，采取避实就虚，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机动作战，以求取得战场主动。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
[1932年，中央规定：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朱德担任的职务都是拥有决定、指挥战役实权的职务。早在　1934年12月18日　通道、黎平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时，军队指挥的实权已经从李德的手中转移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手中。遵义会议决议规定：“仍由军事指挥者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中央委托的对军事下最后决心者，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协助总政委的工作。”]　　

这更是胡说八道！作者对历史是两眼一摸黑，连有名的宁都会议也不知。　　

毛泽东自1927年8月从武汉告别瞿秋白，离开党中央去发动秋收起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在这几年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几次易人。这些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则不认识。当时因条件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发展方略方面，交流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　　

1928年6月六大结束后，陆续返回的政治局委员们坚持认为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党中央要求红四军将斗争重点转向城市，并提出调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去学习。不久，党中央又派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去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传达贯彻中央精神。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同时对刘安恭在红军中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行了批评和抵制。毛泽东不愿与刘安恭妥协，还和朱德一起给党中央写信据理力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朱德的信件后，要求红四军派一个得力的人到中央，详细汇报和讨论有关问题。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来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建军思想和红军的作战方针。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毛、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

但是，此事过去不久，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次受到党中央的否决。　1930年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红军中贯彻。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毛泽东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　9月28日　，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1931年2月22日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会后，项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此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王明等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3月28日　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　4月17日　，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刻制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周恩来是1931年到苏区的，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毛泽东。但是在1930年苏区中央局成立时，政治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不可能分身，书记由先到江西苏区的项英代理。打“ＡＢ团”问题发生后，项英被指责为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遂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书记一职自然回到他的肩上。　　

　1931年11月1日　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难以避免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安毛泽东作战意图，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　9月23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　1932年7月21日　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9月下旬，临时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回电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同时前方中央局发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而不是临敌主动出击。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对此，后方中央局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于是，在　10月3日　至8日召开了宁都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932年10月3日　，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整个会议激烈争吵，并把矛头直指毛泽东。
在会议上，毛泽东坚持　9月26日　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据理反击，致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加重了对毛泽东的指责。对抗中央更是严重错误。
　　指责不仅没能使毛泽东屈服，反而激发起毛泽东的斗志。朱德、王稼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王还说，“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最后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一番话，使会议陷入了僵持之中。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但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所以，他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毛泽东则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王稼祥的发言，使会议形成了前后中央局对垒的僵持局面。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　　

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最后，会议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并发出了一条通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军权。第一次是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免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指导工作。第二次如同第一次一样，毛泽东也是离开部队专做政府工作。心情压抑的毛泽东，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分歧。　　

我们从宁都会议可看出，第一，当时党內军內的领导人不是只吃干饭，也不是一团和气，而且是争论十分尖锐和残酷。其次，对红军的建设和作战方针均是出自毛泽东。这就是要解除毛泽东军权而非朱德的证明。朱德永远只是一个虚职！　　

赵文中说:1932年朱德担任的职务都是拥有决定、指挥战役实权的职务。那么朱德负有牺牲大量红军和丢失根据地的重大责任！李德和三人团岂不大为高兴了。李德也可以去苏联翻案了！朱德又怎办？　　

赵于平说:[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首渡赤水，　2月18日　，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动，　3月4日　，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兼司令员，他提议毛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时毛泽东才参与对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　　

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　1937年4月12日　，朱老总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国民党的速胜论和党内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　1945年8月28日　下午，朱老总在送走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机场返回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　9月14日　，根据朱老总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他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得到复电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义电示全党全军遵照执行，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老总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朱老总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他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第一个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3．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4月30日　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老总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老总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抢夺朱德的。从井岗山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从四渡赤水到解放战争，从首先提出抗日战争持久战到提出进军东北，从辽沈战役到淮海战役，都是朱德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没有朱德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赵于平此文忘了一点没说，那就是;毛泽东一生没打过枪，在战争年代又没打过绑腿，身上又没带过手枪，这样一个毛泽东怎能有军事思想，又怎么是军事家？　　

右派们把毛泽东思想瓜分后，现在在危局时刻又要来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抹掉了，其最后的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毛泽东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毛泽东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合法的，这样国庆不要庆了，可改头换面，改为中华民国或中华联邦了。这才是资改派和右派们的真实意图。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倒，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无存在的理由！随之而来的是如网上一文说:X里撰稿说 [‘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共产党没有经过登记，那就是违法了。现是依法” 治国” ，违法了就要取缔。　　

这就是资改派和右派们要达到的目的。　　

借用钱老的一句话，不客气的说，这批中国人就是实足的混蛋！　　

作者还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句话是地道的四川方言，是朱老总用他自己的家乡话来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这项著名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其发明权是属于朱老总的。]　　

请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是四川方言吗？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之。那么发明权归谁？你跟别人打架，打不赢还不跑吗？在战斗中打不赢不走难道等全歼？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这＂四川方言＂就能战胜以全国财政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蒋军吗？何况，在实际作战中，尤其在决定命运的战役中，有时打不赢也不能走！你敢弃阵逃跑？　　

还说什么＂擅长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研究，并不等于会打仗，而且战略决策也不是由总政委一人决定，他负责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军委，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打仗光有战略部署不行，还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必须善于战场指挥，必须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具体的军事专业知识。比如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杀伤范围，各种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军、宿营、隐蔽、警戒、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等，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总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的。例如，1928年3月由于误传毛主席被开除党籍，任命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他表示为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这“军旅之事”正是朱老总、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军事统帅与战将的擅长。特别是朱老总，战略战术兼优，在战争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倚重于朱老总。从范石生部出走后，紧接着他又率部发动了湘南暴动，集结起近万人的大部队于1928年4月浩浩荡荡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新道路。他具备高超的军事造诣以外，更是与他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他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不忘党的宗旨，在关键时刻，领导了著名的“赣南三整”。经过“赣南三整”，即安远天心圩的思想整顿、大庾的组织整编、崇义上堡的军事整训，使部队获得了新生。随朱德转战的陈毅说，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赣南三整”，这个部队肯定会垮台。“赣南三整”前后20天左右，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对以后的整党建军产生了深远影响。＂　　

右派所说的上述糊话，要逐一加以批驳，篇幅太多，也浪费我的精力。但有一点，如果右派们在解放初说的上述糊话的话，有很大可能让朱德成为众人唾骂的靶子，并使众人反朱德而失去元帅衔。朱德还有脸面吗？现在这些革命先驱都不在了，所以为了推翻毛泽东及其缔造的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此发高烧胡言乱语了。你知道军事博物馆和历史挡案馆內有原始材料吗？还有，林彪丶彭德丶刘伯承等九大元帅，十大将，五十七位上将肯答应吗？叶剑英丶邓小丶扬尙昆也不敢做的呀！这不是翻案的问题，可是全推翻真实历史的大事呀！你胆子真不小呢！　　

“赣南三整” 整出了什么？此在1970年就众所周知了，还说什么是禁止谈“赣南三整” ，“赣南三整” 只是说明朱德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因为残余人员军心已散，逃跑的，投降的均日日发生，有全散伙的危险时。朱德此时站出来，用马克思主义凝聚未走的700来人，这作为在队的唯一领导，既是责任，也是必然。朱德当然不象百色起义的某领导人之一，在起义失败后借机逃跑。　　

三湾改编，除了将人数不多的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和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实行民主主义的具体表现是设立了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还有一条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平等废除军阀作风。　　

而朱德的带上井冈山的部队，依然保留着旧军队的一切恶习。除军阀主义作风严重外，还没有党的组织。会师后两支部队混编。这才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赣南三整” 岂能和 “三湾改编”相提并论呢！　　

在长征路上逢山开路，遇水筑桥的先锋是林彪！过少数民族区时是刘伯承解决，抬轿子的是林彪和彭大将军！朱德任总司令只是在国共合作时，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时称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左权分别为正副参谋长。此之前从未设总司令之职。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跑到张国焘那里去了，并随张国焘南下。真是好一个铁的事实证明！　　

朱德在军阀部队时曾被刘伯承打败，差点活捉。在75年前是众所周知。朱德也直言不讳说打仗不如刘伯承。你可知这些在你们宣传毛泽东＂禁言＂时代众所周知的。　　

还有，作者怎么不说成是连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也不是就当了什么＂中央秘书长，只参加八七会议丶遵义会义这二个政治局会议，而没参加其它的众多政治局会议的总*设*计师＂的军事思想呀？ 怎么不说成是你的军事思想？哈哈！真是笑死人了！　　

朱德一直是个虚职。在80年之前不存在造假，各当事人均健在，无人有造假的胆量！　　

不管井冈山时期还是瑞金时期，数万军队，天天打仗九死一生，谁都知道离开毛泽东就打败仗！打败仗在这里只三个字，很轻得很！但在战场上却是血肉横飞！如松山战斗失利后，红军被打散，我爷爷就在这次战斗中失散的。　　

战斗中有兵，兵上有排丶连丶营丶团丶旅丶师长，师长上有军长，那个环节不能体会并执行上级意图，战争必败。如上级意图／计划错了，战争必败，那是要死很多人的。没战死的也会有很大的怨恨情绪。　　

晥南事变，项英违背毛泽东早给的方针和指示，导致全军覆灭叶挺被抓，朝鮮战争时180师全军覆灭，就是军长处置不力。　　

叶挺被抓在狱中有一首著名流传于世的诗，　　

《囚歌》，全文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身躯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1927年10月。 “六面碰壁居士”　　

如果朱德那么厉害，怎不是在遵议会上推他负责全党全军？战略与战术是极不同的。战斗中战场的隨机处置只是局部能力，它不是首脑的问题。　　

还是刘伯承陈毅元帅说的好，＂除了毛泽东谁也发不出这样的电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能带领共产党和军队走出灭亡的危机！＂。这十大元帅十大将和上千的中少将，还有更多的其它职别的人，他们的亲身经历是允许別人乱说吗？你现在搬出肖克丶何长工丶粟裕，说的什么：“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 他们会这样说？那么把秘书的记录拿出来展示。他们级别的人退下来还有秘书的，谈话和接受采访是要笔录存挡的。我爷爷还有秘书，所以不可随便乱讲！况且粟裕在井冈山时是主席的警卫员，深得主席信任，他会如此讲吗？现均死无对证了，就可在此胡作非为，胡说八道了，就可在此篡改历史了对不？俄罗斯还存有原苏联时期中共政治军事上的一切原始材料！你这样做，无非让外国人看你中国人的丑恶是令人发指而已！　　

当然，不能否认不得志者或小人，在主席去世后假开放之名行报私恨之实！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诸多当事人均建在时确立的。是公认的。也是国际和国际共运所确认。　　

还有，各战役战斗及前方军事指挥，是有挡案存挡的，各指挥电文也是有挡案存挡的，并不是晥南亊变时项英把这些一把火全烧毁了，全烧毁了也有来往电文在中央存挡嘛！毛泽东全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均是根据署名和多个证人证明及毛泽东手稿编写的嘛！毛泽东手稿还在！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198封AAA级电报还在！连井冈山时期起的大小战斗的作战地图还在！右派们以为是你们专搞假的，把别人论文窃后发表就是你们的了吗？那时各当事人均健在，谁做了什么心里均明白。如是朱德的，别人自会提出，朱德自会提出。不是朱德的，说成是朱德的，会遭众人反对和耻笑！朱德的脸往那搁？你们以为朱德也和你们一样，无耻无义无仁不孝不忠吗？和你们一样如此低下卑鄙下流吗？　　

正如林彪讲过，那一个战役哪一个战斗是朱德指挥的？哪一个战略或谋略是你朱德提出的？　　

抗战后內战爆发，中央指挥在延安，是周恩来和任弼时跟着主席。主席让要撤离延安的朱德跟刘少奇去人多平安的地方，令他们组成中央前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后方中央工作委员会。　　

我不是说朱德元帅无功，他有他的功劳，谁也不能抹掉。他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第十八集团军时，蒋只承认三个师长和副师长并月薪500大洋。朱德是毛泽东委任掛的虚职。是为了扩军。彭德怀为副总司令。职务设置是为了安置人员和常设办亊机构，便于指挥。司令部就是虚职机构，真正办亊机构是作战室和机要处。如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一样，办公厅主任受胡主席令调度各部丶省，起上令下达下情上报的职责。朱德就是起这种作用。决不会办公厅主任指挥胡主席。中央总秘书长是常委会的记录人，邓小平就是建国后任弼时去世后才调京任此职，八大时毛泽东把中央总秘书长改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实是秘书处总秘书长，列席常委会但无表决权。和省委丶市委秘书长参加常委会而无表决权一样。它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和会议安排通知，领导外出的安排，文件的下发。　　

炎黄春秋的人应积点阴德！名曰实事求是，实则胡言乱语篡改历史。连国民党丶美国民主党党员也不如.不赞同共产主义思想,可退出共产党嘛.这才光明正大,退出共产党你可正大光明反毛泽东嘛.这是个人信念的权利.为什么披着马克思共产党员外衣来反毛呢?这不就是搞阴谋诡计又是什么?这不正是证明你们以前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是投机吗?怎么让掩耳盗铃的寓言出现在你们身上呢?怎么让欺世盗名的美冠出现在你们头上呢?不要把别人当傻子,在社会上还有上世纪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出身的人。我还保存了大量的八十年代前的资料,谁好谁坏，人们心里都清楚。.毛泽东思想不倒只好讲人心罢了。正如主席说: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　　

少做恶亊，半夜敲门心不惊。多行善事，天知地知鬼神鉴！抬头三尺有神明呀！　　

康秀峰  200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