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自强：《胡远鹏、苏三预言世界史必须重写》

                                                    作者：赵自强

                                                                           （一）

         胡远鹏先生是中国研究《山海经》的杰出学者之一。他在1993年写的《“山海经”及其研究》一文中，曾英明的预见到《山海经》研究的最终结果必“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我们看到，他先知先觉的主要观点是：

 “《山海经》的研究，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到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山海经》不仅可以证明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地理的沿革，文字的发展，神话的产生等等，而且，通过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它还可以证明世界历史的起点，世界地理的变迁，世界文字的演变，世界宗教的源头等等。质言之，《山海经》不仅是一部记述中国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况的书，而且是一部记载世界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况的著作。《山海经》研究的最终成果，它也许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

       我们还看到，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预言，是11年之后，即2004年，由苏三先生研究《圣经》发现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和西亚迁徙过来的。据于这一发现，她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一书的“自序”中是这样阐释她的预言和研究成果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幸运的时代，它不断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有生之年可以认识到更多上帝那美丽奇妙的创作秘密。但同时我们也是遗憾的，几百年前的问号依然挂在每个人的心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不仅属于生物学，而且属于“地理学”和历史学。在相对了解人类的地理位置之后，我必须说，我们有关人类历史的知识浅薄得与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不相配。许多荒谬错误的信息充斥在我们的社会，很少一部分可能是故意人为的，但绝大多数的荒谬与错误是无奈的，因为历史需要考古资料，历史需要文献，而人类具有语言的时间却远远短于人类生存的时间，更何况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留下记录的习惯——谁会知道他们的用途呢？所以无论怎样的高科技实际上都无能为力于一份理想的历史资料收集。这就是我们一直面临的难题。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挑战，它才留给我们当代人一个机遇：历史大发现很可能将出现在本世纪。科技条件与前所未有的社会开放，以及人类总体的考古积累，都给我们创造了历史大发现的便利条件，历史学的新局面假如不是今天会是何时呢！至于读者，所需要的只是当初人类承认“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的脑筋急转弯。”

        这俩位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杰出学者，他们研究《山海经》、《圣经》的重要成果，不仅开拓了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还为我们解放思想作出了贡献。可以说，他们研究上古历史的成果，已经登上了现阶段历史研究的新高峰！他们站在高山上看到和预见到，我们对《山海经》、《圣经》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这可谓，很准确、很科学、很智慧的预言！也可以说，这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但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预言在他们的文章和书籍发表两年和十三年之后，就被我的新成果证实了！

                                                            （二） 

        但为什么历史大发现只能出现在现在中国，而不是出现在科学最发达的美国呢？这是因为中国曾经是上古世界的宗祖国，以及文化中心——国都所在地，同时，又是上古世界文献典籍的中集地，所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最重要和最丰富的上古历史原典，由于中国人具有这一优越条件，并且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幸运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开放时代”，现在政府又出题目让学者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而这些问题，正是过去历史学家不敢涉足的禁区。可以说，“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最敏感的问题。

        并且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汉译著作了解埃及历史和世界历史，还可以通过电脑、电视和光碟等科技手段直接了解世界各地的考古信息和历史文化遗产。这就给我们创造了用中外文献文物进行比较研究中外历史的科学条件，从而使我们可以达到历史大发现的目的。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尽管德国学者基尔什尔早在1654年就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两书中准确的猜想到了“中华文化起源埃及”的史实，也尽管外国学者拥有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充足的研究经费，但外国学者为什么不能用确凿的物证来证明基尔什尔假说的正确性呢？为什么他们不能真正完成历史大发现的研究工作呢？他们还缺少什么东西呢？我们究其原因，发现外国学者致命的弱点是，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根本读不懂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因而历史知识就成了他们的奇缺要素。在这种孤掌难鸣的处境里，外国学者既使有翻天覆地的才华，也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他们不懂中国历史，既使外国出土的与中国文献相映的历史文物就摆在他们面前，也无法真正释读它。因为如此，外国学者也就不可能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来做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这样就限定了他们的智慧，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的研究也就得不到中埃两国文献文物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外国学者也就不可能取得历史大发现的最关键的科学成果。这样一来，外国历史學家也就与历史大发现无缘了！

         这一事实说明了，上古历史研究不是外国学者的强项。因为他们缺乏中华文化的熏陶，根本找不到文献史料作参考。所以別说140年前的摩尔根和恩格斯这样的“伟人”，在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下，对中埃兩国文献文物都不了解。在这种缺乏上古历史最重要、最基本的知识的情况下，这就注定外国“伟人”和学者，不可能在历史研究方面，也做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尽管他们也想在这个方面努力一把，并且他们还真的搞出了一部著作，但他们狭隘的理论，想象多于事实，虛构多于科学；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细石文物”证据，不顾“巨石文化”存在的客观真理；一叶障目，不识泰山；这种糟糕的理论，只能是小对大错的理论！故“伟人”在历史研究方面不仅“伟大”不起来，相反，还犯有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今天还认识不了这些基本事实，那就说明我们的奴隶思想还很严重，我们的史学成果离真理还相差很远！事实上，既使我们误夸“伟人”，“伟人”对解决上古历史问题也无能为力！相反，不实之辞和盲目崇拜，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