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变：奈何竟“打不醒”中国人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生，人之所求。死，人之所恶。和平，人类之所愿。战争，人类之所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前的战火，已似过眼云烟。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到正在进行的利比亚战争，但见“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下的文明世界，却原来战争依然。再从美韩“黄海军演”到美日“东海军演”，直到美菲及美越“南海军演”，乃至美国总统会见达赖以明目张胆地给“藏独”势力撑腰打气，我们虽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承认，战争的阴云也并未远离中国！只有正视战争，才有生的希望。一厢情愿地回避战争，最后必然难逃战争的惩罚。人类社会的历史定律，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这个战争定律。

现代中国人对战争最痛苦的集体记忆，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列强以“坚船利炮”对中国的不断蹂躏和宰割。最后，终于让中国人彻底扬眉吐气以重树民族自信的战争胜利，就应数“抗美援朝战争”。物质技术和军事装备，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战争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进而言之，就是人的文化思想的先进性。这个历史结论，也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么今天，我们又该怎样看待世界战争风云，怎样看待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威胁呢？我们还是不妨先进行一番历史回望，以便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更多的智慧启迪。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遥想大宋的“大蛋糕”》、《大道国学：股份制民主“大蛋糕”》及《弹指千年：大宋屡屡挨打为那般？》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发生在距今一千年前的“唐宋之变”，标志着中国从“大唐盛世”的历史巅峰开始转衰。接下来，以中国文化正宗传人自居的大宋帝国，在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尚全面领先于世界的情况下，面对西夏辽金蒙元诸“蛮夷”的轮番进攻，却腐败无能而丧权辱国苟且偷生，最后蒙元“赢者通吃”并一路狂飙西进，不但“打醒”了“中世纪黑暗”的欧洲，而且同时把中国先进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及航海技术，都“原装正版”成套地“送”给了欧洲。

这个东方来的“草原使者”，既是让欧洲人丧胆的“凶神”，却也是给“中世纪黑暗”的欧洲送去光明的“盗火者”。当中国把世界先进科技领航员的“火炬”输出传递给欧洲后，自己便开始进入了长达五百多年的酣梦。而在“丝绸之路”的西端，经过“文艺复兴”的精神准备，欧洲人即开始扬帆远洋探险领航世界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由此进入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故此，“唐宋之变”，也是东西方文明此消彼长的千年转折点。

当然，一千年的时间，在中华万年文明史上并不算太长。所以，我们再用一千年的时间来破解这个世界千年变局之谜，也应该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就中国最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来讲，如果说历史巅峰再难企及的“大唐盛世”，只不过是昔日秦汉接力勃勃雄起的一缕千古绝唱和回光返照。那么，大清帝国自1840年以来的腐败无能和丧权辱国，则是昔日“大宋遗风”的千年余韵袅袅。是故，中国的盛极而衰，起于千年以前的“唐宋之变”。而中国今日“汉唐雄风”的千年难振，也是首罪于大宋！经济发展富裕之极，文化科技发达之极，军事装备强大之极，却又是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之极！这个矛盾至极的大宋王朝，的确是创造了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历史之最！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如前所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大宋帝国衰败的体制根源。商业贸易市场经济的发达，是土地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助推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和尊卑贵贱等级礼教，是社会等级结构固化的文化根源。至于严法苛律的完备及“王安石变法”的改革努力，从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大宋帝国的“法治迷信”。如此社会体系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和加热过程。而用法治手段强行维稳的结果，便是导致出现“水泊梁山”之类的“内乱”。这个经济繁荣富裕而内部两极分化危机重重的大宋帝国，频频招来“蛮夷”的攻击抢掠，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再说“落后就要挨打”，大宋帝国的“落后”不在科技，不再经济，不在法治，也更不是因为不“韬光养晦”。要说最根本的落后，首先是对内，就是落后在其基于维护私有制等级化社会结构的“儒家礼教文化”，也就是开启“宋明理学”之先风的“宋儒理学”。最核心的思想，便是“私有制”和“等级化”。其次是对外，落后在对“蛮夷”之族的战争警惕和战争意志。最致命的思想，就是厌战畏战避战和割地赔款“买和平”。

固然，西夏辽金蒙元诸“蛮夷”，其内部的“私有制”和“等级化”贪欲，应该比大宋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也还存在着浓厚的奴隶制社会色彩。但对这些游牧民族而言，掠杀异族如猎杀飞禽走兽的原始“丛林遗风”，也同样比农耕民族要强烈得多。这便使得他们更容易形成侵略性的惯性思维和冲动，以便将自身内部的财物需求与分配的危机，转嫁给异族和外部世界。或者说，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就是他们经常性的一种集体“生产活动”。大宋帝国遭遇这样的外患，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问题。从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侵扰开始，中国农耕民族就始终面临着这样的战争攻击和威胁。甚至可以说，中国就是在汉民族抵抗和融化周边游牧民族的千年战火历炼中，不断成长壮大的。

客观来讲，人类原始野蛮的抢掠习性和“丛林意识”，也是脱胎于自然生物界“食物链”等级结构原理。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更给西方“蛮夷”提供了“民族达尔文主义”和“资本丛林法则”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从古老的游牧部落，到东方“蛮夷”和西方“蛮夷”，只要人类原始野蛮的“丛林意识”劣根还没有彻底褪尽，那么“热战”、“冷战”及经济殖民战争的冲动和危险警笛，就时时刻刻都在鸣响着。而西方“蛮夷”为缓和其内部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向中国转嫁危机的冲动与行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其实也已经领教不少了。

遗憾的是，截至到宋朝，尽管自匈奴边患以来，外部“蛮夷”的战争威胁，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大宋帝国似乎对此依然麻木不觉且疏于防范。而一旦战争突然来临时，又被吓得手足失措。当然，就更谈不上“知己知彼”的缜密布局和“血战到底”的精神气概了。而从大宋帝国内部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格局来讲，即使是出于保护自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应奋起誓死抗战的，也应该是“分蛋糕”最多的富豪和官僚文士“既得利益集团”。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却往往是“主和派”的主流势力，也是“主战派”的最大“拆台者”和“绊脚石”。这些贪权贪财而又苟且偷生的怯战避战者，由于其自私自利的近视和狭隘，因此他们不仅是制造内部两极分化危机而招致外患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正是大宋帝国逢战必败速战速败直至覆亡的千古罪人。

基于维护私有制等级化社会结构的“儒家礼教文化”思想，就如植入中华文化生命肌体里的可以自我复制的“文化木马”病毒，不但批量制造着自私自利的民族败类和千古罪人，而且严重戕害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这个“文化转基因”的最早人工“种苗”，是生成于春秋“百家争鸣”时期，主张“克己复礼”周朝奴隶制等级规范的“孔子之说”。其被官方推广进入中国“正统文化”主流体系，是始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国策。其与中国官僚体系的组织化融合，是始于隋唐时期“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其“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备及“官学商铁三角”利益集团的结盟，是成形于宋朝。

自“宋儒理学”承传至“宋明理学”并遗毒明清社会后，或是因为总结了宋朝“重商”而覆亡的教训，明清两朝便又开始“重农抑商”。于是，此后在“官学商铁三角”利益集团内部，“官学”地位远高于“商”，“商”的“寻租”成本骤然加大。故此，明清以后中国工商业的繁荣不及宋朝，也是必然的结果。而此时“官学”体系的主要经济基础，便是千年不变的地主土豪阶层。所以，研究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官学商铁三角”体系，对当今社会才更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标本意义。

再说儒家“文化转基因”的病症显现，其实随着唐朝“科举制度”的日渐成熟，就已经慢慢开始发作了。于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和边疆“蛮夷”的骚扰，便开始不期而至。所谓“藩镇割据”和“安史之乱”，就是这种内忧外患并发的结果。而“大唐盛世”的颓势征兆，即发端于此。旋至大宋，只是面临如何应对这个千年变局而已。

至于经济形态从农业逐渐向工商业的转变升级，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领先于世界的必然结果，更是“大唐盛世”的催化成果，而绝不是大宋之错。问题的关键，首先还是在于社会内部利益分配关系如何调整，其次就是如何应对“蛮夷”的侵扰。而大宋之过，恰恰是以私有制等级化的“官学商铁三角”，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同时，又对“蛮夷”的侵扰采取了丧权辱国的“韬光养晦”政策。这样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官学商铁三角”集团最大比例地切分了社会“大蛋糕”，然后又转“送”孝敬给了“蛮夷”番邦。而“蛮夷”的贪得无厌，又绝不逊色于大宋“官学商铁三角”集团，如此最终的结局，便是大宋成了“大送”，连自己的“蛋糕工坊”家底，都一并“送”给“蛮夷”了。作为大宋的国民，千载空恨悠悠，何堪“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宋朝上承唐五代，自公元960年立国，到1279年覆亡，存国长达319年。三百多年的大宋帝国，是一个被西夏辽金蒙元诸东方“蛮夷”们“打不醒”也“打不明白”的帝国。至“宋明理学”隔代传承到大明帝国，最后又亡于关外“蛮夷”的铁骑。而当满清部落融入中华并获得“宋明理学”的“文化真传”后，接着就又发生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被西方“蛮夷”们“打不醒”也“打不明白”的“文化返祖”悲剧。

回望历史长河，战争，原本就是民族或阶级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最激烈表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血与火的战争史。只要世界上还有民族之分和阶级之别，谁若想要回避战争，便只能是善良的愚蠢。战争是破坏生产的活动，战争也是创造文明的过程。人类的文明进步，就是“浴火重生”的过程。“取火”和“用火”技术的发明，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开始文明进化的起点。而“火药”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用火”技术的时代性大飞跃。以此为基础的人工“热能”转换，是人类从“冷兵器”向“热兵器”的时代跨越，也是现代工业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历史发端。故此，谁掌握了战争的先机，谁就占据了生产技术和经济竞争的时代制高点。

而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战争，自古以来就是民族集体“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冷战”、“热战”、“货币战争”及“文化战争”，本身就是战争形态的显性与隐性交替，也同样是民族集体“生产活动”的一部分。战争破坏“经济建设”，战争本身又是在搞“经济建设”，这是由战争“成本投入”与“利润产出”效果来决定的。昔日东方“蛮夷”和西方“蛮夷”，为何屡屡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不仅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把战争当做是在搞“经济建设”，而且他们也必然是屡屡尝到了战争“成本投入”与“利润产出”的甜头。或许，只有“丛林意识”最淡薄的中国人，才会把文化、经济与军事分辨得清清如水，故而也才最缺乏“战争经济”的系统性和战略性思维。大宋帝国的“打不醒”，思维盲点大约即在于此。

但从更长的历史来看，直到距今一千多年的“唐宋之变”以前，中国人在血与火的历炼中，还是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也正因为此，中国人告别“丛林意识”的野蛮便更久远一些。但此前中国文明发展的胜出原因，恐怕最起码是对“蛮夷”的“丛林习性”有深入的观察了解并保持高度的警惕。而“唐宋之变”以来，儒家“文化转基因”的病灶潜伏与激活，才使得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战胜“蛮夷”的思维和能力。

抚今追昔，基于维护私有制等级化社会结构的“儒家礼教文化”思想，最核心的是“私有制”和“等级化”。因此，只有建立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地位平等，才能保障“人民民主”的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这种民族的、大众的和科学的新文化，是儒家“文化转基因”病灶的强力“杀毒剂”，也是中国“大道惟公”传统文化的自我复归与复兴。而对外，则必须以“蛮夷之道”还治“蛮夷之身”。唯此，中国的内忧外患才会根本解除，我们才会迎来一个新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千年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