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上海的工人夜校工作

党一向重视在工人及城市劳动人民中进行教育工上海党从建立时起, 即把工人夜校及民众夜校作为对工人及城市劳动人民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文化教育, 以启发他们起来向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大革命失败后, 白色恐怖严重。通过工人夜校开展工人工作, 曾一度成为很重要的工作方式。日伪统治时期, 环境恶化, 工人夜校所在无几, 连坚持时间最久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女工夜校, 也从抗战初期的八所减为抗战后期的一所。



(一)


抗日战争胜利, 随着上海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 广大群众对政治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增多, 党除了通过各种斗争和民主报章杂志教育群众外, 对工人夜校工作也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 并部署了相当多的力量进行这一工作。当时的工人夜校及民众夜校, 大别之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伪上海市教育局管辖之下建立在各区的民众学校; 一类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女工夜校; 一类是少数较大工厂自办的厂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国民党反动派为装点门面, 便于欺骗群众, 在伪市教育局内设立了社会教育处, 并以俞庆棠为处长。俞在当时社会教育界有些声望, 是个崇拜资产阶级民主, 有一定程度事业心和好名思想的无党派人士。为了做好俞的统战工作, 党派了胡耐秋同志(俞在伪国立社教学院时的学生) 担任她的秘书, 并很快取得了她的信任。此外, 党还指定唐孝纯同志做俞的工作。因此当时社教处的重大工作, 俞事先都要和胡、唐二同志商量之后才做, 连录用人员也要胡耐秋同志先行审查和谈话。这就为党开辟工人教育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当时俞除了自己的亲戚朋友之外, 用人的方针是: 既怕用了进步分子引起国民党对她自己的迫害; 又因有一定的事业心, 也不欢迎国民党的党棍(因为她认为国民党党棍只会吃饭不会做事), 但她对过去的学生和亲友的关系则比较信任。党抓住这一特点, 一方面通过胡耐秋和唐孝纯同志掌握用人条件, 使一部分不学无术和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无法打入民校阵地, 一方面又把需派进去的党员用胡、唐的名义介绍到全市民校的中心——市立实验民众学校和各民校去打入负责工作。在这一时期, 民校的数字也有较快的发展。从抗战胜利到一九四六年初, 民校已从十余所发展到四十八所, 而其中由党员及党的同情分子打入主任或主要工作的达二十所以上。由于党的正确领导, 这些民校大部分设在工厂区和贫民区, 部分设在郊区, 因而贯彻了面向工农的方针。为以后开辟工厂和地区工作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在俞庆棠任社教处长期间, 还争取实行了民校主任专任制。原来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实行的是愚民政策, 办民众学校本是为了装点门面, 做些幌子, 并不真想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很怕群众有文化), 因此过去的民校都是由一般国民学校兼办, 由国民学校的教师兼课。这样, 很多民校, 名义上是成人夜校, 实际上是变相的儿童班, 甚至有的民校只挂空名, 领干薪, 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停办这种民校也非常容易。因此, 党要在民校建立起稳固的阵地就比较困难, 实行民校主任专任制后, 不仅民校工作有了专人负责, 工作有了保护, 而且又因民校主任列入了编制, 国民党反动派就不能随意取消或停办。这就使我党取得了通过民校开展工人工作的合法地位和增加了巩固党在民校阵地的有利条件。


当时在民校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这是全市唯一自有校舍(其他民校均系借用普通中小学的校舍)、规模较大的民校。党利用了俞庆棠兼任实验民校校长的有利条件, 使实验民校取得了对全市其他民校的合法的辅导地位。实验民校不仅可以参加各区民校的会议, 而且可以调查了解各民校的情况, 民校主任的全体大会也在实验民校召开。这就大大提高了实验民校的威信, 便利了党掌握全市民校的情况和全体民校工作者的联系与团结。当时, 为了宣传反对内战, 争取和平民主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真相, 实验民校出版了街头壁报。每期壁报的原稿都油印分发各民校抄写张贴街头, 使宣传效果增加了数十倍。对有些反派分子掌握的学校[ 拖]延不抄写张贴, 我们有时还加以催促和批评。


同时党也利用了实验民校自有校舍这一有利条件, 充分发挥了校舍的作用, 校内设有儿童组、妇女少年组、成人组及托儿所等部分。儿童组上午上课, 妇女少年组下午二时至四时上课, 成人组晚上上课。后来在四时半至六时半还开办了十几班由小先生教课的儿童识字班。这样, 从早到晚, 教室都坐满了学生, 使学校容纳了为一般学校四倍以上的学生。实验民校的招生也坚持了以下原则, 即除成人组仅可能招收工人外, 其他如儿童组、妇女少年组、儿童识字班及托儿所, 都以招收工人及劳动人民子弟为主。这些措施使得实验民校所联系的群众面大为扩大, 而且把工作建筑在巩固而可靠的基础上, 为以后的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对于这一民校的中心与堡垒非常重视, 派进了很多党员。在初期全校二十多个教职员中, 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几占二分之一以上, 使党得以完全掌握了实验民校的活动。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所设立的女工夜校创办于一九二七年, 最初设于杨树浦, 以后在浦东、沪东、沪西、南市等工人区都设有分校, 学生人数最多达到二千多人。女青年会本质上是一个贯彻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宗教性的“社会服务”团体, 它举办女工夜校的目的, 原想在工人中散布亲美思想, 宣传改良主义, 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这个目的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一致的, 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是个道地的洋奴, 对于洋大人向来是恭敬不如从命, , 就使得党获得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进行巧妙的斗争和利用宗教形式来进行党的工作。也由于此, 女青年会主办的女工夜校经历困难环境, 仍能坚持下来, 就是在日伪统治时期也没有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在党的推动下, 立即大力恢复女工夜校, 从胜利之初到一九四六年底已从一所增加到六所。


当时也有极少数较大的民族资本家认识到, 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人, 会给他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因此, 一方面在招收养成工时规定了小学毕业的文化条件, 一方面也愿意在厂内举办夜校, 以适当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时也可以藉此欺骗工人麻痹工人阶级斗争意志。党通过俞庆棠的关系(俞在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负责福利处的工作) 争取在申新二厂、申新九厂和统益纱厂建立了厂校。(后来还在申新五厂建立了厂校) 厂校的建立对厂里的工人工作, 大大增加了有利条件, 但因在资本家的直接监督之下, 所以活动仍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在党的领导下的工人夜校, 通过各种活动来启发工人学生的阶级觉悟,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与反动本质, 进而把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用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团体组织起来, 并在这一基础上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当时各工人夜校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种:


一、通过有计划的招生, 增加学校联系的企业单位和吸收预定培养的对象。

工人夜校不仅能对工人进行政治启发教育和文化教育, 以提高其阶级觉悟, 更重要的是: 在提高了工人学生的觉悟以后, 能通过他们回到本厂本单位开展工人运动。因此, 工人夜校的招生工作必须根据党的需要战争的形势并结合社会上发生的每一重大事件来揭穿及整个工人运动的需要来有计划地进行。各校在每学期招生之前, 都通过上级党组织了解有哪些空白工厂需要开辟, 有哪些工厂的工作需要加强, 有哪些工人需要送到学校进一步加以培养。根据这些情况订出招生计划, 采用各种办法, 尽可能地吸收预定的工厂的工人和预定的培养对象入学。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招生工作就必须深入细致地进行。当时招生所采用的主要方式是: 到预定开辟的工厂附近去宣传招生, 如得到资本家的允许则深入车间宣传; 通过学生中的骨干和老学生回厂或向亲友宣传; 入学考试时, 特别加重口试的份量, 严格审查政治情况。一般学校所采用的贴广告招生办法不是主要的。经过这些工作, 招进来的学生一般都是较纯洁, 避免了不少坏分子打进学校。这样, 工人入学后, 学校也可对预定培养的对象, 重点地加强教育, 促其早日成熟。同时, 夜校所联系的企业单位的数字也因此大大增加。如实验民校即有联系过一百多个大小企业单位, 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学生几乎包括了沪东、沪西所有较大的纺织工厂, 一般民校也都能联系十几个到几十个大小工厂, 这就大大增加了党开辟加强工厂和地区工作的有利条件。


二、通过教学及各种文娱活动对学生进行政治启蒙教育。

工人夜校与工人学生的接触, 主要是在课堂上, 因此, 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贯彻政治启蒙教育非常重要。有的学校为了便于进行政治教育还自编了课本。如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教师集体所编《女工秀英的信》, 即用尺牍形式叙述女工秀英如何由于农村破产跑到城市来找工作, 到城市做工后又如何受压迫等。这种教材很受工人欢迎, 因为既易理解, 且易受到启发。又如实验民校补习班(相当于初中程度) 所选语文教材, 即选了鲁迅、高尔基、茅盾等人作品。在讲解时, 教师再有意详细介绍作者生平, 就直接灌输了革命思想。上历史课着重讲近代史, 且实际上以华岗所著《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史》为主要参考材料, 使学生通过历史事件了解中国人民的出路。有的介绍还利用上课开始的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谈话时间讲时事与读报, 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并结合社会上发生的每一重大事件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和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真面目。这些内容都受到学生热烈的欢迎, 而讲解有关工人的切身问题, 如物价高涨的原因, 生活指数冻结的后果, 罢工运动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人民的残酷行为等, 则最能启发工人学生意识到工人阶级在反动统治下的悲惨地位, 激发阶级仇恨。


但通过课堂教学来进行政治教育毕竟受到客观的限制, 因为这样做, 一定要教师是进步的。为补课堂教学的不足, 各工人夜校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娱活动: 学唱进步歌曲, 如“黄河大合唱”、“茶馆小调”、“山那边呀好地方”等; 跳进步舞蹈如秧歌舞、农作舞、西藏舞等; 演出小型暴露反动黑暗统治的活报等。这些活动不仅深刻地教育了学生, 而且通过这些活动发现了大批积极分子。这种活动一般都很受工人学生的欢迎, 因为活动的内容喊出了工人内心的呼声, 而工人在一天劳动之余有这样的活动来调剂身心当然也是难得的机会。其实在当时国民党残暴的统治之下, 唱进步歌曲, 跳进步舞蹈, 其意义早已超过唱歌跳舞本身, 而代表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对和对解放区光明的向往了。

此外就是通过教师和进步学生介绍进步书刊, 最初是讲给他们听, 然后带给他们看, 再进一步就动员他们订阅。因此当时有许多民校的学生经常订阅苏商《时代日报》、《周报》、《文萃》及《生活知识》等进步报章杂志。至于阅读进步文艺书籍的则更多了。动员集体看进步电影也是当时教育学生的方式之一。

至于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则更利用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日及活动来进行实际上是政治内容的宣传。因此在这些活动中, 许多工人的阶级觉悟得到提高而却未受到宗教影响。


三、动员学生积极参加本厂的各项斗争和社会上群众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 在党的领导下, 上海工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资本家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为了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 民校教师往往通过学生了解工厂斗争情况并教育工人学生积极参加斗争。民校教师这种对工人命运和切身问题的关怀, 使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更加密切。有些学生还主动地把厂内情况反映给教师, 要求教师的帮助。利用这个条件, 党有时也通过民校来领导空白厂的工人运动。当时, 在很多工厂的工人斗争中, 夜校的学生往往是骨干与积极分子。著名的申新九厂“二·二”斗争及沪西毛纺厂的饿工斗争, 夜校学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学校也鼓励工人学生参加社会上的群众运动。但参加社会上的运动, 一般地都不以学校的名义出面。因为民校比一般工厂更易遭受打击, 为了保存这一阵地, 更好地积蓄力量, 学生一般都是回厂参加运动。有些夜校由于以学校名义参加社会上的活动, 遭到国民党的注意使后来活动增加了许多困难。

至于有教育意义的民主集会, 也尽可能动员学生参加。


四、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组织来教育培养和组织积极分子。


前面所说的各种活动, 对于教育工人无疑能起很大的作用。但仅此为止还是不够的, 还必须进行更细致更深入的工作。这就是需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 把他们组织在不同的团体与组织中去, 进行更经常的, 更深刻的教育。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工人学生在学校中的党组织去做, 而学校和教师则给以各种方便。为了使学生中的骨干能迅速地在学生中建立威信, 各工人夜校一般都把学生骨干部署到自治会、级联会或级会组织中去, 使他们有机会通过自治会和级会的各种活动锻炼自己和为同学服务。有些较大的学校如实验民校还办了合作社、导生训练班等来培养与教育积极分子。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则通过“光友团契”等合法的宗教性团体来进一步组织群众。许多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这些组织中经过一定时期工作的锻炼, 大大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和办事能力, 而又由于为同学服务获得成绩, 而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学生通常用各种秘密结社的办法来进一步组织群众。这些秘密结社中最常见而也最为群众所易接受的, 就是拜兄弟或拜姊妹。这种组织最初往往是由学生中的骨干团结一部分感情较好的学生组成, 结拜以后, 由于经常往来, 感情密切, 彼此有了了解,“心腹话”就好谈了。

有时, 学生与教师中的党员也有计划地配合工作。如教师上课时学生就要求先讲一点时事或提出某一有关时事的问题请教师解答, 这样教师就可以很自然地乘机进行时事教育。又有时, 由学生中的党员有意识地邀集几个培养对象在课余或假日找教师漫谈, 形式上是提问题, 实际上由于问题都带有启发性, 因此在漫谈过程中, 教师已直接教育了培养对象。

有些夜校每学期都举行热烈的迎新大会, 并组织老生为新同学服务, 使学生一进学校就感到异常温暖。据一位曾在民校读过书的同志回忆说:“进学校的第一天就感到不同。社会上碰到的冷酷无情, 而学校到处是亲切温暖。对几位热心为同学服务的教师与同学尤其有极深刻的印象”。这些工作的确是很重要的开始。

工人夜校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很多空白工厂通过工人夜校建立了党的组织, 更多的工厂通过工人夜校加强了党的力量。这些数字现在虽然不能统计出来, 但就已知的实验民校曾经建立和加强了三十多个大小工厂党的组织来看, 也可看出工人夜校作用之大了, 现在上海工会干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骨干(如汤桂芬、何彩东及沪东沪西很多的工人干部等) 当初都是工人夜校的学生并在夜校被吸收入党的。

但工人夜校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斗争和困难的, 首先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用各种办法来阻绕、限制和破坏夜校工作。他们把民校的经费克到最低的限度, 办公费少得可怜以致开班略多, 就不足付电灯费与纸张费。对于他们认为不可靠的民校, 则采用藉故撤换民校主任, 命令迁移校址, 唆使或强迫日校不得出借校舍等卑鄙办法来加以打击。有时他们还派遣流氓混入学校捣乱, 殴辱进步师生或在学校附近调笑侮辱放学女生, 使他们不敢上学, 资本家也与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 多方阻绕工人入学, 或公开威胁说夜校有共产党操纵, 去读书将来要受牵累, 或采取卑鄙办法提前关闭厂门, 使工人放学后无法回厂住宿, 但这些困难都在党的领导下一一克服, 工人夜校在与困难的斗争中胜利地前进着。
二)



“六·一三”以后, 国民党反动派扯破“和平”的假面具, 一方面向解放区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 一方面在蒋管区采取一系列的反动措施, 加紧迫害和平民主力量, 残酷地镇压群众运动, 对于工人夜校这一阵地, 敌人也开始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企图夺取。在新的形势下, 党在工人夜校的工作必须进一步贯彻“精干隐蔽, 积蓄力量”的总方针, 积极面向工厂, 面向地区, 为巩固与扩大阵地而奋斗。

在工人夜校战线上, 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了。

敌人首先进攻的是全市民校的中心, 我党的坚强堡垒——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敌人选择实验民校不仅是全市唯一校舍规模较大的学校，在市立民校中威信日增，更重要的是，实验民校是全市民校的中心，进步的旗帜。敌人如能首先拔到这面旗帜，攻破这个堡垒, 就便于进一步打垮进步民校, 从而肃清民校中的进步力量。我党充分估计了敌人的阴谋并认识到保卫实验民校的重要意义, 遂以全力展开了护校运动。

还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 敌人已开始从各方面向实验民校进攻, 首先是迫使俞庆棠辞去伪教育局社教处处长职, 并企图进一步把俞庆棠从实验民校排挤出去, 继而撕毁实验民校出版的街头壁报, 扬言实验民校宣传共产党的言论。伪警局也不时派人来校“调查”, 流氓校舍捣乱的事件日有增加。伪教育局则有意限制实验民校扩充班级, 或迟发经费造成学校工作上有许多困难。

针对这一系列的进攻, 我党认为只有紧密地依靠群众, 积极发动群众, 扩大群众基础, 才能取得保卫学校的胜利。因此特别加强了成人班的工作。在一九四六年的暑期中, 除了展开补课和举行纳凉晚会等活动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学生的联系外, 还举办了十几班的暑期班, 招收了一批新学生入学。这批暑期班除了由一部分留校教师授课外, 还组织了几十个学生担任教师和辅导教师的工作。这些学生都是学生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党把他们组织起来, 并通过工作加强教育, 因而使他们成为学生中的核心力量。为了扩大与地区群众的联系, 在暑期中还办了儿童识字班, 招收了四五百个儿童入学。招收的对象主要是附近的贫民区居民的子女。识字班的教师主要由儿童班及妇女少年班高年级的学生担任。儿童班及托儿所的教师也在暑期展开家庭访问并召开家长会议以密切与家长的联系。


在教职员中也通过各种生活性的活动, 如开晚会, 集体看电影“过生日”和集体读英文等团结了大多数职员在党的周围。这是以后护校斗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其次, 我党加强了对俞庆棠的统战工作。当时俞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之下, 由于清高思想和害怕斗争曾打算辞去实验民校校长的职务。我党针对俞的好名思想, 个人事业心和一定的正义感, 通过俞亲友中的进步分子和民校学生对她进行说服教育。说明: 实验民校的缔造和所获得的成就是不容易的; 劳动人民对文化做为首先进攻的对象是有着更进一步的阴谋的。因为学习的要求是如饥如渴的; 放弃这个学校, 今后想找这样有利的条件是不可能的; 对国民党的迫害, 如能坚持斗争是可以胜利的。民校学生恳切的态度使俞受到很大的感动, 俞也因此感到群众力量的的支援。最后表示坚决不辞实验民校校长的职务, 并说:“如果他们(指伪教育局) 不要我干校长, 下撤职令好了”。

为了扩大影响与麻痹敌人, 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 通过俞庆棠的社会关系, 实验民校展开了紧张的上层活动。在这半年中, 被邀来校参观的团体与个人很多, 其中甚至包括了宋美龄, 基督教女青年会到中国来开会的各国代表以及伪市参议员等。每次参观之后我们都设法通过报纸发布新闻以扩大影响和巩固合法地位。这些很多为以后的护校斗争增加了有利条件。

这时, 伪市教育局为了孤立实验民校, 削弱实验民校对其他民校的影响, 极力设法切断实验民校与各民校的联系。实验民校的街头壁报被迫停止出版和分发各民校了。民校主任全体大会也改在其他地方举行, 不再集中到实验民校来了。伪市教育局为了进一步控制各民校的活动还分区组织了民校干事会, 布置特务和他们认为可靠的人加以掌握。

党还击了这些挑衅, 除了加强各区的活动, 与敌人争夺区干事会的领导权外, 还改变了实验民校活动的方式来突破敌人的封锁。街道壁报不能出版, 就出版歌选发给各民校, 民校主任全体大会不在实验民校召开, 就派人分头参加各区民校会议。同时, 还以学生自治的名义加强了与各民校学生的联系。

一九四七年一月, 伪市参议会, 国民党反动分子×××等提出了撤销实验民校, 改实验民校为国民学校的议案。×××等提出这个议案, 虽然主要是秉承主子的意旨, 想拔掉实验民校这个“眼中钉”, 打击进步力量, 但他们也有着个人的目的, 就是想在撤销实验民校之后, 由他们来占领这块地盘。这就不能引起敌人内部争权夺利的倾轧。在斗争的策略方面, 敌人企图“不战而胜”, 以为只要运用参议会的压力, 迫使俞庆棠自动辞职, 去掉俞这块“挡箭牌”, 实验民校的撤销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在伪市参议会开会之前, 党就得到了敌人企图撤销实验民校的消息。俞庆棠也从她的社会关系那里知道了敌人这一企图。但当我们与她商量对策时, 她却再三坚持不能告知群众和发动群众。她还威吓说:“如果你们告诉学生, 闹出事情, 我就自动辞职”。为了争取俞共同对敌斗争, 我们一方面鼓励俞庆棠展开上层活动, 一方面同意暂不公开告知学生这一消息, 但也向俞指出光靠上层活动不会得到好结果, 同时通过党的组织暗地通知学生和各市立民校的骨干, 积极开展活动, 准备迎接斗争。俞庆棠的上层活动果然没有得到什么效果。伪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开【展】, 不但不表同情, 反而给了俞庆棠一个难堪。有些参议员虽表同情, 但又都说无能为力。俞庆棠写出的求援信也都没有回音。这一切都给予俞庆棠以极大的刺激和教育, 也打【消】了她对斗争能够胜利的信心。但她仍然害怕发动群众, 因为在她的想象中, 如果发动学生, 就会牵连到工厂, 事情闹大了, 国民党就会血腥镇压, 就会出惨案, 那时她俞庆棠负不了这个责任。这时伪参议会已开会, 撤销实验民校的提案也已公布。党一方面大力发动群众, 一方面加紧对俞庆棠的教育与争取, 以她进行上层活动失败的教训为实例, 说明不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同时还发动学生向俞庆棠表示对学校的热爱和对俞庆棠的支持; 表示一定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在党的说服教育和群众的支持与压力之下, 俞表示同意发动各市立民校主任签名声援, 向伪市参议会书面要求撤回撤销实验民校的提案, 也表示愿意坚持斗争, 不自动辞职, 但仍不同意发动学生请愿。

国民党反动派见“不战而胜”的策略失败, 便进而散布空气说, 改国民学校后, 教职员全部留用, 晚上仍办成人班, 这样, 教职员的职业和学生读书都不受什么影响。校内国民党分子在敌人这一攻势下大肆活动, 说什么再搞下去一定要失败, 不如在这样好的条件下收场, 以免将来大家吃亏, 参议会这样做, 已是让了步, 如再坚持, 参议会下不了台, 通过了撤销的议案, 那就更不好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美丽的谎言来瓦解教职员和学生的斗志, 把进步分子孤立起来然后加以打【击】。这时俞庆棠也表现了动摇, 向我们表示愿意辞职, 只要大家职业有保障, 学生有书读。党揭穿了敌人的阴谋, 向群众说明: 既然撤销不撤销和原来一样, 那又为什么要撤销呢? 既然提案不对, 参议会就应撤回, 又有什么不好下台呢? 这明明是谎言, 不能相信。群众识破国民党的诡计之后, 斗争情绪更为高涨。我们便在这一基础上面开了动员大会, 学生一致表示要坚持斗争到底。俞庆棠在群众的教育下, 也表示愿意和大家一道斗争, 并说:“就把我这条老命拼了, 也要与他们斗争到底”。还对校内国民党分子表示:“我决不自动辞职, 如教育局认为我有什么错, 撤职查办好了。但如果事情闹大了, 我俞庆棠不负责任”。学生也散布空气说:“如果通过这个提案, 我们就放火把学校烧掉”。又说:“你不让我读书, 我也不让你办学校, 看谁敢来接办”。这些消息都通过校内国民党分子传到伪教育局去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组织了请愿队到伪市参议会请愿。第一天去了三百五十余人, 为了避免疲劳, 先乘汽车, 到会场附近再下车列队于礼堂门口。参议员入场时, 我们就摇旗呐喊, 高唱“民校是我们的, 民校万岁”等歌曲。一部分教职员则进入场内散发宣传品并向伪参议员说明事件真相和宣传民校办理的成绩。这样就逼得伪参议会无法按原订计划讨论而推迟了讨论时间。请愿队不顾伪参议会代表的“劝导”一直坚持到散会, 才整队回校。回校后立即开大会打气, 并动员再接再厉坚持请愿。由于请愿队伍中有不少是白天有工作的工人, 不能长期坚持, 我们把请愿的组织做了调整, 以没有日间工作的工人和学生家长为核心, 其他学生轮流参加, 这样就使得请愿队伍一直保持百人以上, 连续请愿了五天。终于迫使伪参议会最后通过了实验民校不予撤销的决议。

在请愿的后几天, 一部分群众中产生了急躁和悲观的情绪。有的在参议会楼上旁听席上说:“如果他们通过, 我们就跳下去压死他们”。党针对各种不正确的情绪进行了教育, 一方面鼓舞群众胜利的信心, 一方面也与干部研究万一伪参议会通过撤销议案如何坚持斗争的对策。

伪参议会决议通过后, 群众欢欣若狂, 回校途中高呼口号, 鸣放鞭炮, 并于回校后立即召开了庆祝大会。

敌人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实验民校的护校斗争获得了全部的胜利。实验民校的胜利保护了党在民校的工作中的坚强堡垒, 教育了教职员学生, 鼓舞了他们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 阻碍了敌人进一步迫害全体进步民校的步骤, 对以后民校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与进攻实验民校的同时, 敌人也未放松对其他进步民校和工人夜校的进攻。一九四七年三月, 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教师张莲华。国民党原要逮捕的张黎已于事发前一星期去解放区了, 因此错捕了张莲华。我们抓住了敌人这一弱点, 一方面通过女青年会上层董事交涉释放, 一方面通过国际人权保障会(是一些开明人士组织的国际组织) 在报上呼吁保障人权, 迫使敌人释放了张莲华。张莲华被释立即去香港, 并在密勒氏评论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我控诉》的文章, 说明被错捕的经过, 揭露狱中黑暗, 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因而阻碍了敌人进一步迫害女工夜校的步骤。

伪教育局和伪警察局也常派人到女工夜校去“视察”, 我们当他们来人时, 就拉出女青年会的美国干事去“招待”他们。有一次伪警察局长来, 外国人对他说: “我们办学校全凭宗教热情”。伪警察局长连说:“很佩服, 很佩服”。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还利用女青年会的特殊地位, 始终未向伪教育局立案, 也避免了不少的麻烦。

对其他进步的市立民校, 敌人利用迫使日校不借校舍, 限制扩充班级, 迟发经费和唆使流氓捣乱等手段予以打击。较突出的如市立十八民校原来设在绍兴中学内, 但“六·二三”之后, 绍兴中学即拒绝继续出借校舍。十八民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决心自建校舍, 但当地基刚奠好, 木架刚树立, 伪保甲长却带了狗腿子来, 威胁学校在二十四小时内拆除。等到我们一夜间把房子搭好, 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后不久, 一群流氓又捣毁了学校, 打伤了教师。虽然流氓问题也由于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并利用流氓关系得到完满的解决, 但十八民校五、六百学生(连日校) 却只能从伪教育局处拿到班的经费, 教职员只能够维持吃饭。国民党反动派用尽种种办法来迫使十八民校停办, 但我们依靠了群众, 却把十八民校的工作日益发展起来。

在这一时期, 敌人采取了另一种卑鄙的办法来扩大它在民校阵地的势力。他们用行政特权把民校的数字大大增加了, 仅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七年已增加到一○二所, 后来不久又增加到一百四十余所, 到解放前夕连批准开办实际尚未设立的共有一百七十余所了。这些新增加的民校主任大都是国民党的流散军官与逃亡地主或社教处的“皇亲国戚”, 政治上大都反动。民校中反动势力大大增加了。不仅如此, 敌人还指派了些特务或复员的反动军官到各进步民校担任专任教员, 以监视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活动。

一九四八年初, 敌人在前线被迫转入重点进攻。为巩固后方, 敌人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上海相继发生了申九“二二”惨案, 同济学潮和舞女打伪社会局的事件。伪市教育局也在这时对民校发动了一次进攻, 下令撤销十三个民校主任的职务。敌人假借的名义是这些学校办学不力, 实际上刀锋针对着进步力量。在十三个民校主任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 一个是庄志华, 她是民校工作者的群众领袖, 一个是赵梦宾, 他是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的联络员。敌人显然是企图通过这次打击后, 再发动对其他进步民校的进攻。对敌人这一进攻, 我党决定给予还击。首先是以党员团结被撤销的民校主任作为斗争的核心, 并发动民校学生及其他民校教师向伪教育局要求收回成命。其次是在梅龙镇招待各报记者, 争取社会同情。尤其是在民校主任全体大会上, 公开揭露社教处的黑幕, 陈诉办理民校所碰到的困难, 和得不到社教处支持的痛苦给予敌人的打击最大, 博得群众的同情最深。伪社教处民校工作负责人孙月平在打击下不得不中途退出会场, 由于群众情绪高涨, 因而敌人预先布置的打手也未敢动手。

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 这一斗争并未能使被撤销的民校主任复职, 但已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教育了群众, 使敌人不能立即组织进一步的进攻。而敌人所得不过是派来了一个光杆主任, 学校内部由于进步的兼职教师加学生仍然坚持原地工作, 所以阵地仍然是我们的。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 党要求各民校开辟地区工作。地区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小厂工人和贫民。通过民校开辟地区工作, 是党联系基本群众的有力方式之一。因为只要党能从民校过渡到地区, 在地区建立了据点, 扎下了根, 则在环境恶化时, 党也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时上海的贫民多集中在沪西、沪东、闸北、北站和南市等地区。他们大多数是由于天灾人祸从农村到上海谋生, 到上海后又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流氓恶霸的欺凌压榨, 因此对敌人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但他们也带有农民的散漫、狭隘和保守的习性, 因此还不能对敌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这时, 正好传来联合国文教组远东委员会要在上海召开会议的消息, 伪教育局为装点门面, 摆出好象也在努力推行联合国所提倡的所谓“基本教育”, 匆忙成立了民众教育推进委员会, 全市设立了□个民众教育推进区, 而以实验民校所在区——江宁区做为实验区。党利用这一合法机会, 大力开展了地区工作。

当时成立的江宁区民众教育推进委员会以俞庆棠为主任委员, 江宁区中心国民学校校长为副主任委员, 另外还吸收了伪区长、地方士绅及一些资本家做为委员。实验民校的工作人员则担任秘书处的实际工作。利用这一机会我们深入了各工厂动员宣传, 并要求资本家出资协助。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资本家也不得不同意出钱作为办理夜校的经费。如当时设在怀恩小学、xx小学等校的联合厂校及中国化学公司的厂校都是由资本家出钱。伪教育局对这一工作虽然大叫大嚷, 但却不肯出钱, 我们便以实验民校的师生来担负全部的工作。

当时党的着眼点, 主要是放在沪西最大的贫民区——余姚路棚户区。这是一个约有一万人口的贫民区, 居民多是附近工厂的工人, 三轮车工人, 塌车工人和小贩。区内住屋是搭得杂乱无章, 拥挤不堪的低矮的茅棚, 人走进屋, 还要低着头, 一条污水穿过棚户区的腹地伸向马路, 沟水已淤塞得腥臭发黑了。一下雨路就成了河, 室内也变成池塘。而这么多人家却只共用着一个不能自由开放的水龙头。地方上被流氓恶霸控制着,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藉口来剥削群众。一会儿要做阳寿, 一会儿要做阴寿, 一会儿小孩子满月, 一会儿又是小孩子过生日, 藉着各种名目来发帖子“打秋风”。谁不送礼或送礼较少, 他们就找上门来, 兴师问罪, 打得你半死不活。就是一些小商家也免不了受他们的敲诈勒索,“开张”要送钱打招呼, 扩大门面也要送钱大招呼, 否则用石头碰碎铺面的玻璃, 或在晚上把死小孩或死猫挂在你的门口。对于这些流氓恶霸的罪行敲诈, 是敢怒而不敢言。棚户居民的确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选择这个地区作为我们工作的对象, 最初曾遭到俞庆棠的反对。她认为这里太穷太脏, 一下不易做出成绩, 外国人看了印象不好, 因此她主张在南姚开辟工作。南姚这个地方房屋虽较整齐但因工厂少, 居民多是一般小市民, 因此党坚持在余姚路建立施教站, 并用各种理由说服俞庆棠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开始了在余姚路棚户区的工作, 为了掌握情况, 首先对居民的职业文化程度等做了粗略的调查。五月, 即深入区内宣传招生, 当时, 区内设有一所类似私塾的育强小学, 我们就借了他的教室开了二班夜班, 但来上课的学生都是些失学儿童, 成年人只肯在外面听上课, 而不肯报名入学。外面的教师于是在空闲的时候就找他们谈话, 了解到他们虽有读书的愿望, 但觉得与小孩子一齐读书难为情。外面当即同意为他们另开一班, 并由他们自己设法借得学校附近一家人家的灶间和客堂作为教室。这一批区内青年就是后来在棚户区开展工作的种子和主要力量。

开学不久, 居民程大华家不慎起火, 由于当地缺乏水源, 居民中又无消防组织, 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火区附近的居民都惊慌失措, 纷纷把自己的要紧的东西搬开。学校教师在这个紧要关头, 立即组织学生抢救。因为水少, 就用臭沟里的淤泥往火头上压。一部分学生还奋不顾身地爬上房子去砍断火路, 经过几十分钟的搏斗, 终于在国民党消防队来到之前扑减了火舌, 并立即用学校的急救箱对伤者进行治疗。这次火后, 学校师生在群众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群众也在学校的领导下建立了消防队的组织, 并聚资买了一些消防设备。

党知道要在地区迅速生根, 取得居民的信任和拥戴, 仅靠文化教育工作是不够的, 还必须从协助居民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切身福利问题着手。

救火之后不久, 学校即以学生为主力, 依靠实验民校师生的帮助, 发动群众疏通污水沟。经过一天的努力, 淤塞的积水终于缓缓地向马路上的总阴沟流去。很多居民一下工, 或踏车子回来, 马上就参加了这一工作。

暑期中, 学校又依靠基督教青年会派来的大学自助生中几个同德医院的学生, 设立了一个小诊疗站, 免费为居民诊治轻微的疾病和注射防疫针。每星期还请实验民校的电影放映队来放映科学教育电影。平时则利用晚上课后纳凉的时候坐在茶馆门口和群众一道谈天说地进行时事教育。

成人学生一天天增多了。我们和居民的关系也一天天密切了, 学校的教师进出棚户, 沿路都有人热情地招呼。但正在这时, 育强小学负责人刘某忽然表示不愿继续出借校舍了。刘某这样做, 据分析, 一方面是受了流氓的指使; 另一方面也是怕我们发展起来夺了他的饭碗, 因而想用不借校舍的办法, 逼我们退出棚户。党为了在棚户区建立固定的据点, 并根据群众的需要, 决定发动学生自建校舍。在学生的努力和居民的协助下, 一个臭水塘很快被填平作为地基。许多学生和居民还自动拿出钱来做为建校的经费。我们也把学生的热情向俞庆棠大大宣传了一番, 争取她同意从实验民校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钱作为建筑校舍的经费。到十月, 新校舍落成了, 上梁的时候, 许多居民都来鸣放鞭炮致贺,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学校。

新校舍建成后, 办了三班儿童班和三班成人班, 成人学生增加到近百人。学校还利用自己的电表给棚户的主要弄堂装了路灯, 接给一些最需要电灯的人家, 并把他们组织成电表管理委员会。为了取得合法的掩护, 又吸收几个流氓头子、保甲长组织了棚户区改进委员会。半年之中, 党胜利地完成了在棚户区建立据点的任务。


不久, 我们以实验民校的名义与上海市儿童福利促进会在棚户区合办了江宁区第一儿童福利站。上海市儿童福利促进会是一个藉儿童福利之名来散布崇美亲美思想的所谓慈善机关。但由于会内有党的力量, 因此工作还能坚持向贫民区发展的方向, 儿童福利站建立之后, 我们领到了大批的奶粉, 淡奶、布匹、花生米、医疗用品和旧衣等物资, 因而使得党可能用这批物资大力地开展居民福利工作。

怎样运用这批物资呢?是大批发放, 暂时满足群众的一些需要, 还是长期运用这些物资来教育和组织群众呢? 党经过研究之后, 认为就是把所有的物资都发光, 也不能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 因为群众的困苦问题只有依靠自己组织起来,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彻底解决, 因此党根据后一方针来进行工作。

最初, 我们把活动限制在领牛奶方面。后来进一步举办了儿童午餐, 来吃午餐的儿童在吃饭前后由福利站的工作人员领着他们唱歌游戏。最后, 就索性让儿童到站上来饮奶, 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

从福利会领来的旧衣裳, 我们分发了一部分。但分发这些东西, 最易引起群众争执, 我们就拿出申请名单, 让群众评定, 结果最需要的人得到了救济, 群众非常满意, 而我们也在评定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主持公道的积极分子。

另外, 我们还把领来的缝纫机组织了缝纫组, 一方面教一些青年妇女学技术, 一方面把一些不合穿的衣裳改制后发给儿童。这样, 儿童穿到合身的衣裳, 青年妇女也有了组织。(下略)

三)

一九四九年初, 淮海战役结束, 战局急转直下, 解放军进逼长江, 京沪解放指日可待, 这时的民校工作, 已随着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调整完全转向地区工作了, 并且有了飞跃的发展。如沪西区的主要里弄南北英华里、大旭里、西滩药水弄、太平里、梅芳里、闸北潭子湾、东京路棚户区、余姚路棚户区、南姚、北姚、金家巷等地的工作均已先后打开, 并建立了据点。徐汇区、北站区、南市等地的地区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这时候的工作已经不仅是地区居民, 而且直接深透到工厂和学校中去了。

党在地区上分别不同对象吸收了大批工协、职协和教协会员。部分地区还根据地区居民的特点, 建立了贫民团的组织。这些组织都发展得很快, 仅沪西区一部分地区在三个月中即发展了贫民团八百余人。至于工协、教协、职协及贫民团为基础而建立的各种合法的群众组织, 如消防队、纠察队、应变会等所团结与组织起来的各种合法群众则更数倍于此。解放军渡江前后, 在党的统一号召下, 又进一步组织了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 同时发展了党的组织, 这些力量在后来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 维持秩序, 保护地区安全及解放后协助接管, 开展群众工作均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发展工作中还不够慎重, 因此有不少投机分子或坏分子钻了进来。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 余姚路棚户区又发生火灾。我们组织的消防队立即出动, 金家巷的消防队也前来援助。但国民党消防队来后却只救那些曾给他们贿赂的房子。其他没有给他们钱的房子虽然烧起来也不浇水。金家巷消防队员王渔书遏制不住愤怒就跑上去抢水龙头来救火, 但竟被国民党的消防队员推倒在电线上触电牺牲。王渔书的被害激起群众的愤怒, 一拥而上把伪消防队员们揍了一顿。伪警察局闻讯, 又派了飞行堡垒来镇压。正当伪分队长讲话时, 一个群众上去一棍把他击昏倒在地上, 其余群众也一拥而上, 吓得伪警察都躲在装甲车里不敢出来, 最后还是伪警察局出动了大批飞行堡垒, 抓了十几个群众, 群众才退下来。

第二天各报刊登了消息, 竟说这事件是流氓组织××党有计划造成的骚乱。党分析敌人这样造谣可能是进一步打击棚户区的预告。因为一九四九年以来, 敌人已临崩溃前夕, 可能在垂死之时最后挣扎, 打击党在上海的力量, 而以余姚路大火事件做为他们开刀的藉口, 根据这一分析, 党布置了全区的力量进行反击。

首先我们组织了被捕家属到伪区长哭诉, 要他设法出面保释(因为名义上消防队是区长领导的)。

同时发动居民签名向伪市府及伪市参议会、伪警局呼吁, 要求释放被捕无辜。

敌人用新闻封锁, 隐瞒了事件真相, 我们则用登广告的办法, 说明真相, 突破了敌人新闻封锁, 争取社会同情, 使敌人无理下手。

最重要的是: 党发动了区内各工厂学校前来慰问救济, 形成社会同情和准备迎接的气氛。

由于解放军已兵临上海市郊, 再加上我们的反击，敌人终于被迫释放了被捕的群众, 我们在被捕群众出狱时, 召集了群众大会欢迎。会上许多人讲了话, 群众再一次感到斗争胜利的喜悦。

敌人企图从沪西区开刀的阴谋被粉碎了。

在这一时期中, 敌我斗争是很尖锐的。敌人在崩溃前夕, 垂死挣扎，对人民采取疯狂镇压的手段，地区上捕人事件屡有发生, 但由于我们随时警惕, 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 因而未遭到严重的损失, 只有金家巷棚户区, 在五月十一日被捕去了二位同志—— 李志云和冯林同志, 但因他们坚贞不屈的斗争, 敌人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进一步的线索。因此, 当解放军迅速解放上海时, 他们就获得真正的自由了。

解放军渡江前后, 国民党反动派的基层政权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伪保甲长(包括部分伪区长) 见到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 均力图向我靠拢并讨好群众。我即乘此展开策反攻心工作。当时除寄送约法八章或根据对象情况寄送信件, 告以不得继续为非作歹, 欺压群众并负责保护地方外, 对一部分上层分子, 我们还采取过直接访问的办法。对于一些流氓头子, 也分别予以警告, 要他们约束所属不得在解放前后破坏社会秩序, 这一工作的收效是很大的。如沪西江宁区的伪区长即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凡遇重大事件, 都要先向我们“请示”后再办。在他们的“合法”掩护下, 我们大力发动群众, 组织应变, 成立消防队、纠察队来保护地区, 遂使在解放期间, 地方秩序未受严重破坏。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义警, 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如江湾飞机场的防空修护连, 即在我之影响下, 公开反抗蒋匪命令不去台湾。部分地区、工厂的驻军, 在我影响下放弃抵抗, 尤其到临解放前, 反动军队要与我们拉关系的更多, 如江湾要塞司令部与我们联系, 但因上海迅速解放, 未起作用。至于义警则我们所控制的就更多了, 如江宁、普陀区的义警, 大部分均在我的掌握之下。

为了配合解放, 地区还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诸如伪军警驻地、重要工厂仓库、流氓系统的主要人物等都通过各种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查, 这对解放以后的接管工作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