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谈谈军衔制：毛主席为什么赞同取消军衔制？（下）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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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文《谈谈军衔制：没有军衔就不能打胜仗？（上）》所言，近代军衔制的出现，既是平等主义的产物，但也体现了平等主义的匮乏。

　　军衔制与战斗力的关系是：

　　当军衔制体现了平等精神时，对战斗力的提高就会产生促进作用；当军衔制蜕化等级制的一部分，体现并且固化了不平等时，对战斗力的提高就会起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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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衔制产生于欧洲，晚清时，作为向西方学习的一部分被引进中国。从1901年到1905年，以颁布《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陆军人员补官体制摘要章程》为标志，清政府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新式军衔体系。

　　此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实行了军衔制，只是当时没有使用“军衔”一词。清末使用的是“官阶”、“品目”、“品级”等，北洋军阀时使用的是“官佐士兵阶级”、“军官佐士兵等级”，国民党军则使用“阶级”、“军阶”等称呼。

　　作为建设近代军队努力的一部分，晚清引进军衔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中国和欧洲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大约从秦汉时代开始，贵族从军的传统就中断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凭借血统上位的士族也消失了，平民子弟从军，博得“封妻荫子”，“万里觅封侯”，一、两千年来一直是科举之外的另一条重要出路。

　　因此，“军衔制”进入中国后，就不能像在欧洲那样因为促进了社会平等而对军人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相反，军衔制反而成为军队内部阶级压迫的方便抓手，使阶级压迫制度化了。无论是清军、北洋军还是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共同的特点都是腐败无能，凝聚力、战斗力都很低，既不能对外御侮，也不能对内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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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后，从一开始就拒绝采用军衔制的深意了，这并不是由于“没有条件”之类的技术性原因，而是因为毛主席要建立一支综合素质远高于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军队之所以“新型”，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贯彻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平等原则，彻底抛弃了近代军队身上的封建附着物。

　　因此，从井冈山出发的这支队伍，尽管规模很小，武器装备很差，甚至连统一的军装都没有，但由于它政治上比当时所有的军队都更进步，内部关系比所有的军队都更平等，军民关系比所有的军队都更密切，所以它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军队，比它的主要对手“国民革命军”——这是一支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私人军队——要整整领先两个时代。这支军队一出山就无敌于天下，“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建立了新中国，并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当时装备最现代化的美军。

　　所以毫不奇怪，当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时候，解放军内部出现了强烈的“排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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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质上说，解放军从没有军衔到实行军衔制，并不是像现在一些研究者说的那样是什么更加“现代化、正规化”——这是只看到表面的皮相之论，是错误地把军衔制等同于正规化——真正的效果是“去平等化”，其负面效应当时就浮现出来了。

　　有少数干部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要军衔，不满意就闹情绪、哭鼻子。有一位老红军得知自己被初定为少将军衔时，大发脾气，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在一支军队内部，要建立起平等主义的文化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教育和思想改造，但要建立等级制，却可能非常容易。对此，毛主席保持着高度警觉。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毛主席自己的态度也很明确：拒绝军衔!对许多人认为是代表了无上荣耀的大元帅军衔，挥挥手就放弃了。他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观看实行军衔制后的新军服展，当他看到缀有金线和元帅星，显得既神秘又威严的大元帅制服时，笑了笑说：“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显然，毛主席是希望用自己拒绝军衔的实际行动，为全军指战员做一个表率，尽量减轻实行军衔制对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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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毛主席，许多身经百战的元帅和将军，也对军衔制持负面看法。

　　五十年代末，彭德怀元帅就曾在接见外宾时谈到：“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余立金中将等6位空军将领曾联名向中央建议“取消编制军衔”，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等也都向中央提出过取消军衔制的建议。

　　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不少将领对军衔制提出了质疑，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一位少将在发言中说：“军衔制度我本身就怀疑。古今中外，新旧式的国家军队都有军衔标志，但这并不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必须挂牌子……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牌子摘下来，大操大典时再戴。”

　　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曾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有“花”（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点和国民党差不多。

　　正是因为实行军衔制并没有给军队建设带来太多的积极效应，所以到了六十年代，取消军衔制已基本上是全军共识。1964年8月，贺龙元帅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当面提出取消军衔制的建议，并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和支持，其实已经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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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1月，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认为：

　　“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今天看来，《意见》对军衔制的批评，仍然是准确的、中肯的、切中了军衔制的要害。

　　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换上了至今闻名遐迩的六五式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面貌为之一新。“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军装成为全国青少年最向往的服装。这一时期的军政军民关系，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是我军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军队的战斗力，则在不久之后爆发的珍宝岛之战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