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下的罪恶

千夫所指、十恶不赦、义愤填膺、人人喊打……，把汉语中这类用于形容描写愤恨情绪的成语，用于日前有良知的人们和正义的舆论对 “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中作恶多端的窑主、黑恶地方势力、地方保护伞、始作俑者的主流精英集团的态度是最恰当不过了。

而我则与众不同，在我刚得到这个消息到现在，我的做法都是尽量使自已麻木，尽量使自无怒，尽量使自已游离于这件事的评说与议论之外。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话了，就会象一个沸腾的高压锅，言语的激烈会使我口无遮拦，情绪的失控会使自已幽愤伤肝，此时此地，我会说出许多不合时宜不合主旋律的话，会影响到主流精英“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局，也会伤害到我革命的本钱，然时间流到今天，我压抑不住不得不说了。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兮。”（屈原）

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年年月月发生的煤矿死人伤人事故，月月日日发生的恶人恶警欺人杀人事件，日日时时发生的病人无钱致死穷人无钱上学的悲剧，无时无刻上演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财，分分秒秒演绎的权贵富豪逞凶恶霸骄横的活剧，所以这些在互联网、在耳闻目睹、在各种媒体上时时冲击着我本来脆弱的神经和懦怯的性情，让我愤怒，让我惊恐，让我茫然，让我无助，以至让我听到这些消息成为习惯，以至让我听到这此消息时习惯木然，如果几天不闻，反倒不自然而若有所失，好似太阳真的从西边过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天下乌云密布，世上弱内强肉，人间恶人横行，大地物欲横流，现在出现的“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在我们主流精英的眼里，是正常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这正是他们一手导演，证明是张维迎说：“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张维迎《要理性看待山西“黑奴”事件》）。因为在他们的设计中，为了GDP的增长，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强势集团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牺牲一代人、二代人或几个亿的贱民都是小事一桩，现在死几个矿工奴役几个小孩算什么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是啊，死几个矿工抓几个小孩奴役算什么事？你看，现在在全国各地黑媒矿中还有多少民工比这更苦？在遍布全国城乡的桑拿室、洗浴中心、发廊中有多少劳动人民的姐妹在泣血卖身？中国的大街小巷有多少失学的儿童在流离失所？中国老百姓中有多少人因无钱医病正躺在家中等死？这些人哪一个人的处境比这些砖窑奴隶好？哪一人的血泪比这些砖窑奴隶少？哪一个人对这帮右派精英的恨比这些砖窑奴隶轻？

现在出现一个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只是碰巧山西洪洞县这个窑主倒霉了，碰巧这些童工幸运了，碰巧曝光这事的记者该走运立功了，所以才出现今天的戏剧性的效果。

是中国人，没有几个不知北宋时贪官坏官高俅的；是中国人，没有谁不知《水浒传》中高俅的罪恶的。朋友，我告诉你吧，现在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罪恶，只不过是主流精英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把高俅的罪恶发扬光大到极致罢了。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北宋民谣，就生动形象的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阶级对立。

高俅下的罪行，是奸臣弄权，官场腐败，权贵逞凶，百姓凄凉。他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弄得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最终把一百零八个条好汉和无数走投无路的老百姓逼上梁山。

看到山西黑窑奴工悲惨面孔，看到全国各地处境凄凉的贫苦百姓，听到被压迫剥削的人们被逼发出的愤怒吼声，人们终于认识到，高俅，这个中国历史千古罪人的魂又依附在了当今右派精英的身上，高俅，这个中华民族不耻于人类走狗的胎又投到现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娘胎中。

《水浒传》一开篇先写一个市井无赖高俅的发迹史，而只字不提作为全书主角的梁山好汉，寓意甚明：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直至官逼民反，罪在以高俅为代表的贪官污吏。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这是多么的符合历史事实，和中国现在的社会多么的相似。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高俅不死，梁山泊起。精英不除，国无宁日。现在中国人民的一切困难，一切悲惨；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一切罪恶；中华民族的一切屈辱，一切的丧权误国都是这帮右派精英造成的。中国人民有权有理由要求这帮人拿出当年虎狼般掠夺国家人民财产时勇气来，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站出来对中国人民负责，站出来对中华民族负责，站出来向中国人民谢罪。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国际歌》）

　　在这全国人民群情激昂之时，在这中国人民人人喊打之时，右派精英们不要装聋作哑，集体失声，以为可以混蒙过关，须知血债要用血来偿，勿谓言之不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