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赌徒的哀鸣--《炎黄春秋》对朱厚泽的肉麻吹捧
一个不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前部长
——对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一文以及李锐吹捧朱的驳斥
怀德
今年第六期《炎黄春秋》把怀念朱厚泽作为这一期的重点。刊物的第一篇文章是朱生前写的“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还刊发了李锐写的“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一文以及邵燕祥写的两首怀念诗作。
《炎黄春秋》特为朱文发表了编者按,编者给朱厚泽戴上两顶吓人的高帽子:一曰“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一曰“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朱的文章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从全球化讲起。朱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地互相交往、互信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显然,朱厚泽心目中的全球化不是经济的全球化,是各个领域水乳交融、不分彼此,难分难解,连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疆界以及自然地域、国土疆界都统统冲破,一切分歧、矛盾隔阂都化为乌有的全球化。人们谈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这不是在做白日梦吗?作者硬是认为,于今,革命和战争正被和平与发展所取代,中国人民在全球化过程中,感受到什么呢?“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朱厚泽用了“伟力”这个词,这不是一般的词,它是要强调告诉人们这场全球化的力量源泉是来自西方文明制度,只有西方文明制度,才称得上“伟力”。于是,作者就把心窝里的话掏出来了:我国文明要吸纳西方这种“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那么,“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作者说得也够明白了:只有改朝换代,把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为西方文明制度,我国文明才能获得提升。
但是作者总是感到忧心忡忡,感到不放心,不踏实,他苦苦焦虑的是什么呢?作者说:“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朱厚泽认为,这种说“不”的焦虑心理,会“产生急躁”,产生一些极端主义反应。作者自己自然是死乞白脸地急于把西方那一套“弄”到中国来了,他是绝对要搞西方那一套的“中坚英才”和“思想重镇”。如果按照他的主意,对西方那一套处处说“然”,那么,人们的心理就平和了,“极端主义的反应”也就消失了,朱厚泽以及尊称他为“英才”、“重镇”的先生们也就不焦虑了。
作者认为,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是当前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其形成的条件一是科技信息化,再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作者的这段叙述恰恰证明了作者批驳有人认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真的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正是私有化、经济自由化的产物,而作者认为,构成全球化特征之一的精神文化多元化,其实应确地解读为思想和精神文化上的自由化。这些难道不正是“美国造”的吗?
作者还讲到了传统农业经济、近代工业经济、当代知识经济的三大经济结构转型和传统农业经济文明的近代工业经济文明以及近代工业经济文明向知识经济文明转型的两大文明转型。作者认为,正是各种不同文明压缩叠加的背景下发生了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焦虑的文化焦虑。而中国今后的发展,“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种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说来说去,作者焦虑之甚还是在于中国是否能如作者之愿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他唠唠叨叨,喋喋不休的正在于此。
作者认为,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四大思潮:法西斯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自身完善,以前苏联为代表 的社会主义。作者是把第一种思潮和第四种思潮视为同类的。作者说:“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20世纪初十月革命升起后又慢慢下来,最后到这个世纪末,以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作标志。希特勒就像一个尖脉冲,急剧升起又急剧掉下来。”一个是抛物线,一个是尖脉冲,都掉下来了,前者慢慢地下来,后者急剧地下来,这可正是“殊途同归”(在作者眼里,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视如同物,也可称为“同途同归”),反正命运是一样的。朱厚泽这位当代算命相士给共产主义算的命竟然和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政治家、学者对共产主义的诋毁惊人一致。正是美国学者福山说过“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20世纪是共产主义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独步天下的时期。
除去法西斯和前苏联,那末,我们中国自己呢?按作者的说法,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传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法西斯主义不可取,苏联共产主义不可取,“马克思加秦始皇”自然也不可取,剩下来唯一可取的就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和英国、美国这样一些不断完善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作者给中国人指引的应该走的路。
作者在整篇文章讲到思想精神多元化,讲到和谐,特别是作者在文尾强调提到在中宣部工作时讲到的三“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这是作者最得意之笔,也是全文的点晴之笔。谁都知道,在文化问题上的宽容、宽厚、宽松是有一定条件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的方针,历来都是交流、交融、交锋。只讲交锋,不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主张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应该是开放的、深入的、多方位的、多侧面的。但是对于那种诬辱诽谤,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我们理所当然地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文化工作(包括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不可动摇的国策是马克思主义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指导地位。我们支持思想多元,但我们同时坚持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引领、整合多元化,而不是放纵无边,可以任意跨越一切底线。尽管我们在工作中还有不少不完善,不尽如人意的缺失,但招待这样的国策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最根本利益所在,是万万不能放弃的。西方世界竟日价叫嚷中国人民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他们可曾对中国人民讲过什么三“宽”?布什在纪念所谓受共产主义迫害的人们的纪念碑前诅咒了我们什么,布什在参加北京奥运会前,未进入中国境内时又教训过我们什么,中国人民记忆犹新。别人正处心积虑地要谋你脖子上的首级,你能彻底解除自己的武装,完全不设防吗?在伊拉克国土上,打从美国侵略伊拉克以来,枉死的数十万伊拉克黎民百姓,他们就是在美国侵略者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掩护下,沦为无辜冤魂的。
长期以来,朱厚泽挂的是中宣部前部长的金字招牌(他在全总任过职,几乎很少见到他挂过那个头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以马克思主义立部的,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部的。但长期以来,从朱厚泽的笔下,口中几乎没见到他写过或讲过一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不为马克思主义呐喊,不为马克思主义开道,朱后半生的人生轨迹表明,他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完全脱离了作为党中央宣传部长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职业素质和岗位素质。但他的一言一行还偏偏要顶着中宣部长这顶“桂冠”,他深知这顶桂冠的含金量。这是他进行种种非中宣部长活动的绝佳筹码和迷彩保护服。他把不讲任何条件制约的三“宽”叫得山响,恨不得把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一块块地割让给别人。这样一个不讲马克思主义、诬辱马克思主义、不务正业的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宣部长竟然得到了李锐和《炎黄春秋》的热捧。李锐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这些人一生,无愧于人民和国家,也无愧于这个党,我们都是好样的。”李锐做了那么多背叛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恶事,竟然还称自己是“好样的”,不管自己的脸有多难看,却偏要把脂粉涂抹得三尺厚,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而《炎黄春秋》编者对朱厚泽的肉麻吹捧,所谓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也者,其实正是推进反共反社会主义祖国事业的悍将;所谓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也者,其实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顽固堡垒。李锐一文最后一句说:“他是真正铁肩担道义的,他能死得瞑目吗?”如果对这句话作一番解读,那就是,朱厚泽肩膀上担负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道义上的担当,他在离开人世时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他和他们是注定完不成这个使命的,他自然是死不瞑目的。李锐的这句话听来,简直就像是一伙赌徒的哀鸣。(2010的6月17日)
(《环球视野》2010年6月28日第298期)
附文:
| 三宽部长朱厚泽可以休矣!--读徐庆全《三宽部长走了》有感 | ||
| 作者:taihangbuyi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11212 更新时间:2010-5-16 文章属性: 热 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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