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亡国十五论之六：错误的改革路线使苏联走上了绝路

错误的改革路线使苏联走上了绝路　　

——六论苏共亡党亡国　　

社会主义需要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中间要经过不少的发展阶段。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整体上是适应的，但也有不适宜的一面。这就需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来调整生产关系，使之更加适合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根据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生产关系，这就是改革。这样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强调的，“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来使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就是改革。” 　　

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脱胎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现代工业不发达、封建残余非常浓厚的沙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西方国家组织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外国干涉军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勾结在一起，企图摧毁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红军与外国干涉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集中一切物质力量，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通过战时供给制，余粮收集制，取消一切私有经济等手段，集中一切财力、物力，打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反对外国干涉军和镇压反革命叛乱取得胜利后，苏共错误地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果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危机。列宁及时调整政策，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勇气，探索出“新经济政策”。列宁不光是在经济上，而且还在政治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925年4月，年仅54岁的列宁因病逝世。列宁逝世之后，他为之而进行的许多探索也就戛然终止了。列宁之后，斯大林建立高度计划、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经济政治体制。作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是非常简陋的（也不可能不简陋）。但苏联践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比如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的经济运行体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使苏联的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从1924-1935年，苏联仅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治还是在经济运行体制过程中，苏联模式积累了大量的弊端。比如过度强调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没有发挥私有个体经济的有力补充作用，方便人民群众生活；比如，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从电机到纽扣的生产都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决定，使企业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过度强调重工业的作用，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在具体的企业管理中，通行的“一长制”，劳动人民群众并没有成为工厂企业劳动的主人，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非常普遍；通行的是干部委派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人民群众基本上没有享受到政治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参与管理社会。苏联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体制都需要大规模的变革。1945年二战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当时苏联存在着很好地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机遇，但是苏联国家声望如日中天，掩盖了忽视了客观存在的政治体制弊端。而且在当时，苏联模式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唯一正宗被输入到东欧、亚洲、拉丁美洲等社会主义国家，使这些国家都害上了程度不同的“苏联病”。这就为日后社会主义阵营遭受重大挫折、20世纪90年代发生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历史最低谷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到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体制机制弊端越来越深，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赫鲁晓夫打着“改革”的旗帜走上了历史舞台。赫鲁晓夫从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解开了改革的序幕。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未经苏共政治局讨论，也未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讨论，抛出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苏共十七大召开前，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领袖”，“最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战略家”，转眼之间，斯大林被攻击成了“暴君流氓”。在“非斯大林”的浪潮中，赫鲁晓夫开始了他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广泛改革和政策调查。一是高度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负担。1953年9月，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1954年6月取消义务交售制，对农产品采购，鼓励集体农庄的社员发展副业经济。二是改变计划管理体制。1955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计划工作的决议》，宣布从1955年起只下达国家收购的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三是开垦荒地，扩大玉米生产。1954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地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四是改组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体制，决定由农庄收购拖拉机。五是合并农庄，大力发展国营农场和大农社。从1953年到1964年，农庄数由93300减少到36300个。六是大力培养高受高等教育的农庄主席、农艺师和拖拉机手。应该说赫鲁晓夫的改革，使苏联长期滞后的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观。1950年到1960年间，苏联农业人口减少了3100多万，而农产品数量大幅度增加，从1953年的8250万吨，到1964年的15210万吨，增加了54%。农产品价格1964年比1952年增加2.5倍。但是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瞎指挥给农业生产发展造成了重大失误。一是过快地改变农业管理体制，引起了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二是不顾实际，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玉米播种面积仅为350万公顷，赫鲁晓夫要求到1960年增加到2 800万公顷。1957年5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人均牛奶和黄油产量要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在1960-1961年赶上美国。1957年，苏联人均肉类产量为36公斤，而美国是97公斤，要求在3-4年内增加1.7倍，这对缺少饲料和优质牧场的苏联来讲，显然是不可能的。改革政策并没有顾及到农庄内部的机制改革，劳动力分配制、集中劳动的大锅饭，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赫鲁晓夫不加分析地宣布把农业部的大中农业机构及高等院校的农业实验通通搬到农场。1962年，赫鲁晓夫决定将党组织分为农业党和工业党，造成管理体制上的巨大混乱。在工业领域，从1953年起，赫鲁晓夫开始探索改革。首先把1500个中央企业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管理并扩大地方管理权限。1957年2月，苏共中央通过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由中央管理工业，地方管理建筑业。1957年5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法令，将25个中央部和11个加盟共和国部撤销，全国划分为105个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为：苏联部长会议—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和建筑业。这次改革，在改变过度中央集权，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综合发展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只是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并未根本改变国家用行政管理手段管理企业的办法，未能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尽管赫鲁晓夫在突破斯大林体制、解放思想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取得成功。一是赫鲁晓夫认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仅仅归罪于斯大林的个人品德，而没有从体制、制度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二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的框架。他能感悟到战后新时期的到来，但是又无力自觉把握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改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三是改革的策略存在严重失误。1957年工业、建筑业大改组，只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是从中央的行政指令计划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计划，而不是把改革的中心放在调整它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四是改革的过程中，过于频繁地人事变动，侵犯了许多人的利益。五是赫鲁晓夫的性格缺陷给改革带来了不利影响，比如急躁、主观、唯意志论等。赫鲁晓夫改革对突破斯大林体制、解放思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分裂，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以及超越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奋斗目标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内部发动“宫廷政变”，将赫鲁晓夫逼迫下台，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执政18年，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政策做了调整和修改，改变了社会混乱的局面。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了改革，史称“柯西金”改革。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向以经济方法为主转变，加强了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实际上，柯西金改革并没有达到上述的改革目标。原因是这样的：一，改革是在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进行的，既然是发达社会主义，当然就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二，改革一开始就强调不影响集中统一的原则下进行，在整个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改革过程只是在增加某一个计划、某一个指令性目标之间扭来扭去，成就自然有限。三，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改革不允许涉及所有制的问题，不允许发挥个体私有经济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帮助作用。四，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重新悄悄斯大林化了。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落后，整个社会充满着衰亡的气氛，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积聚危机并逐步走向衰败的时期。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苏联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短期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走上历史舞台的。经历了几十年的死气沉沉的停滞时期和毫无活力的老人政治，苏联人民对年富力强、经历充沛的戈尔巴乔夫寄予了厚望。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召开，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戈氏把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作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应该把人作为主人，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戈氏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体制，目的是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发挥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是，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戈氏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要对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这就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整体上是错误的，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产生了直接影响。　　

首先，戈尔巴乔夫实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强调要通过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改造，使生产社会实现集约化，确立了1986年-200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达47%，15年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但是，戈尔巴乔夫出台的几项经济改革措施都是错误的。比如，“实施加速发展经济发展战略”就很有问题。几十年来，苏联经济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衡，结构很不合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加速经济发展战略”只会使农、轻、重关系更加失调。比如，开展反酗酒运动。苏联人民生活在寒带，酒是必备的生活资料。贸然开展反酗酒运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改革措施的不满。比如，急于向市场经济过渡。戈氏认为，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戈氏急于求成，引进了新自由主义，接受了沙塔林院士的“500天计划”，试图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由计划经济快速转向市场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实行经济私有化。确定在两年之内把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从而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遭受了巨大的阻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戈氏不认真反思改革的措施是否适当、是否正确,而是简单、草率地认为改革的阻力来自于政治体制。于是，将改革的目标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之初，戈氏提出“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口号。这些都应该加以肯定。1988年，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戈氏决定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全盘照抄西方的政治模式——总统制、议会制。戈氏先是提出有限制的民主化公开性，后来又彻底地丢掉了“有限制”这三个字。这样，民主化就变成了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同时，把民主化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又宣布改革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而改称“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的联盟”。此后，苏联各种党派团体迅速膨胀。1990年9月，全苏有9万多个党，成员上千万人。“公开性”则是把赫鲁晓夫对前人的否定发展成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历史，说“以前的社会主义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自我毁灭。历史表明，失控的“民主化”“公开性”产生了两种势力，一是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一是民族分裂主义的势力，最后导致政局动荡失控，直至国家崩溃解体。　　

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出现严重失误。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教条主义严重，不重视理论创新，对舆论和理论控制过严，形成了一团死水。戈氏上台以后接受了党内右翼势力的建立，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带头否定和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戈尔巴乔夫著成《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这实际上是在西方核讹诈的面前，奉行阶级投降主义，是赫鲁晓夫诺亚方舟的翻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思想理论上的背叛。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根本改造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把共产党改造为社会民主党。西方著名反共政治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敏锐地指出，“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架起了一座从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的桥梁”。　　

四，党的自身改革也出现了严重失误。毛泽东讲，“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和重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不需要党的领导，而是要不断地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长期以来，苏共党的建设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不管党，不重视自身建设；二是在党政关系上一党代政、大权独揽。在思想深处，戈尔巴乔夫认为党是改革的“绊脚石”。在改革的过程中，他借用和歪曲列宁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把权力从党转到政府手中，使党的大权旁落，条件成熟时，他又主动适应党内外、国内外反共势力的需要，动手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对苏联来说，这是致命的。戈氏放弃党的领导，苏联马上党派林立，组成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政党，这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顾问德林认为，苏共放弃党的领导是后来发生巨变的最重要原因。　　

五是在民族关系改革上出现了重大失误。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苏联建立以后，自觉不自觉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致使各民族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戈氏上台以后，过分相信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取得的成就，对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严重估计不足，对民族分裂势力缺乏警惕，对内迁就妥协，一让再让，最后酿成民族危机。最先闹独立的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小国，格鲁吉亚紧随其后，他们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即便民族分裂势力这样大，广大人民群众对联盟并未失去凝聚力。1991年3月，在全民公决中，仍然有76%的人赞成保留苏联。但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签订的《别洛韦日协议》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不复存在。在民族政策上，一硬一软，举措失当，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矛盾加剧，危机重重，他宣布实行改革，这是民心所向，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本文一开头就论述过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的改革，即便是在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时期，都没有放弃对改革的探索。　　

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原先设想，社会主义国家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而来，但是后来的历史却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在边缘国家取得胜利。革命从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突破，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但是在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是十分不充分的，这就必须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这个国家的国情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那么在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就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必须使公有制经济更加健全、更有实力、更有发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保留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非公经济实行限制、利用和改造的原则，如果让非公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这就是搞历史倒退，搞资本主义复辟。《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所奋斗的一切就是消灭私有制。搞私有化让私有经济重新国民经济的主体，让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重新普遍出现，这就是搞历史倒退。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要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更真实的、更广泛的、更健全的民主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铲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经济基础，但民主严重缺乏，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苏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体制机制弊端。不改革，生产力就不能快速发展；不改革，社会就不能快速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搞政治改革，一是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确实妥善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状况；二是必须逐步彻底废除干部的任命委派制，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和严格规范的任期制；三是正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系。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建设真正的、广泛的、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有勇气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创造真实的、多样的、受群众普遍欢迎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同时，人民群众不仅要享受真正的政治民主权利，而且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还要在劳动过程中真正当家作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翁。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必须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人类最终必然归于计划经济，这是历史的规律。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边缘落后国家发展起来的，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现代化程度不高。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把计划经济等同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误区解放出来，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者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同时，也要坚决地反对市场主义的倾向。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要把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结合起来。苏联经济质量不高，效率低下，浪费大，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整个经济增长方式都是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资金和耗费大量原材料来保证经济的增长，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反映了苏联经济的脆弱性，这是苏联被资本主义国家击垮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无论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消费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要从体制机制上提供保证。　　

作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粗陋的。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建设社会主义，他做了前无古人的探索，他的英年早逝使他的探索戛然而止。由于列宁的早逝，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多由斯大林创建，因此也可以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叫斯大林模式。由于脱胎于封建社会、封建残余非常浓厚的沙皇俄国，由于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重重包围封锁之中，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下，也由于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粗陋性是必然的，必定会存在种种体制机制弊端。作为马列主义者，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使社会主义更加完善更加健全。这是后来者的使命，也是他们继承前人又突破前人的功业所在。　　

历史注定是在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的起伏中前进的。应该说，历史给予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机会。但赫鲁晓夫是理论功底浅薄、行事鲁莽草率的行政官僚；勃列日涅夫是惰于思考、因循守旧、贪恋钱财、爱慕虚荣的政治庸人；戈尔巴乔夫是夸夸其谈、缺乏坚定理想和意志的江湖郎中。他们居于苏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但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功底，没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因而就不可能使苏联的改革事业走上正确的道路，而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邪路上狂奔不已，致使苏共亡党、苏联解体，71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灰飞烟灭，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我们要肯定苏联——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历史功绩，但是我们也得实事求是地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严重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的存在，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说明，社会主义建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正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体制设计，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正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普遍存在，历史也就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继承前人、又不断超越前人的历史机遇。苏联的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是非常严重的，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甚至使很多人丧失了信心。也正因为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的严重存在，这使很多人都迫切希望改革。无论赫鲁晓夫，还是戈尔巴乔夫最初打出“改革”的旗号时，苏联人民都给予了厚望。但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了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错误。同时，又由于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毫无计划，毫无掌法，反而制造了社会混乱。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虽然调整了方针、政策，稳定了社会，使苏联的国力达到鼎盛时期。但在表面繁荣背后，掩藏着两个巨大的危机。一是由于领导人保守和平庸，苏联社会主义的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不断积累和固化，使社会主义失去了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二是虽然赫鲁晓夫下台了，但是他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没有得到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不断恶化，使这套修正主义路线不断潜滋暗长，并不断得到同情和支持，最终发展成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并最终苏联走上了绝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亡国。　　

近年研究苏联历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现象。有很多人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同事，对苏联改革进行反思，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人的叛卖和改革中种种失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对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深刻的批判，这也说明修正主义路线是多么迷惑人，使人长期不能醒悟过来。这里还想补充说明一点，只要是稍稍对苏联历史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决不是当时最优秀、最有水平、最有能力的共产党人。他们能走上苏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是种种机缘巧合的结果，但决不是苏联人民的选择，这也是苏共缺乏民主的又一恶果。有真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有水平的、有能力的共产党人手中。这也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国对我们的又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