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经济学之经济学的数据

一般而言，我认为看文章或论文，只要梳理好其逻辑关系就可以了，是不怎么管数据的；因为写出的数据毕竟是处理过的，有没有使用筛子甚或造假呢？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就当它是真的好了，省心些。当然，这种阴暗心理也不是只我一个人有，比如张五常在《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就说：“作为一个副产品，技术和统计学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一种危机：它们为‘让事实说话’提供了某种巧妙的和表面上有说服力的方式。”　　

可是，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们的数据连表面上的说服力都没有。明白这一点，我要感　谢余斌　先生，是他的文章敲醒了我。　　

第一个例子是张五常的。他在《经济解释》中为了说明复息的威力，为我们计算了1776年￡1.8的2001年所值：　　

年息率     2001 值                   上升倍数 　　

2%          ￡162                     90 倍 　　

4%          ￡14, 586                 8, 103 倍 　　

6%          ￡1, 312, 949             729, 416 倍 　　

8%          ￡118, 187, 944           65, 659, 969 倍　　

说这数据有错误，你会相信么？但是，仔细的　余斌　先生一核算，说错了！我赶紧按按计算器，果真错了！而且四组都错。天呢，张五常的计算器有系统误差？再一看，　余斌　先生的《经济学的童话》是2008年出版的，引用的《经济解释》是2002年出版的，而我看的《经济解释》是2010年出版的。看来张五常是没看过余斌的书了，这也正是其作风了。　　

第二个例子是科斯的。大家知道，科斯有篇很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我在“科斯定理的神话”一节曾谈及过，但并没留意数据上的矛盾。一句话就是，　余斌　先生发现：按科斯给出的数据看，农夫在种地净收益只有2美元的情况下，却愿意向养牛者支付3美元以请求其少养牛，那么结果就是，农夫的净收益成了-1美元！真的搞不清楚，是农夫白痴还是科斯白痴？　　

第三个例子是张维迎的。这个例子就复杂了些，出现在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就是张维迎推导出了一个“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公式。公式我们就不写出来了，我们直接引用火眼金睛的　余斌　先生的结论：“通过重新设定经营收益，我们发现，张维迎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一句话就是，放款人都是白痴。我在“由张五常想起钱钟书”一节说，“经济学教授们在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往往又会把一部分人当白痴：比如马歇尔把地主当白痴，科斯把种麦子的当白痴，阿尔坎则直接搞个白痴理论，并且被张五常发扬光大……”现在则又多了个　张维迎　教授，把放款人当白痴。经济学里白痴还真是多啊！　　

第四个例子是林毅夫的。但是这个例子和上面的有些不同。林毅夫在《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一文中说：“然而，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年至1961年间严重的农业危机。……与Sen(1981年)说描述的因食品的取得权（Entitlement）而引起的灾害不同，这场估计约有3000多万人超常死亡的危机，是作物失败的直接结果（Ashton et al，1984）。”也就是说，林毅夫认为死人是因为作物失败减产，而不是食品的取得权或者说分配的问题。我认为林毅夫的这个反驳是很无力的，因为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论证。为了　向余斌　先生学习，我也决定研究下　林毅夫　先生文中的数据，看是否支持他的观点。相关数据如下：　　

年份     人口（百万）   粮食产出（百万顿）   人均粮食（顿）　　

1958     659.9          200.0                  0.303　　

1959     672.1          170.0                  0.253　　

1960     662.1          143.5                  0.217　　

1961     658.6          147.5                  0.224　　

1962     673.0          160.0                  0.238　　

1963     691.7          170.0                  0.246　　

其中最后一列是我根据原有数据计算添加的。从上面的数据，尤其是1960-1962年的数据中不难看出，人均粮食最低的1960年并不是人口最低的一年；当然，如果说当年的粮食主要是用于下一年的话，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但从1960年到1961年，人均粮食增加了7公斤，人口依然减少3.5百万；而从1961年到1962年，人均粮食增加了14公斤（如果考虑粮食后移效应，增加更少），人口却增加14.4百万。那么小的人均粮食变化，居然就是几百万的人命，如果粮食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无法解释人口的增减！难道说，那时人们的生命对那点粮食是那样的敏感？我认为，数据并不支持林毅夫的观点，恰恰相反，这场估计约有3000多万人超常死亡的危机，正如Sen所说是因食品的取得权而引起，直白了说就是人祸！　　

       好像是兰小欢博士，曾引用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话说：铁打的数据流水的假说。如果林毅夫文中的数据都是真的话，那么他的结论真的是很“流水”的；至于前三个例子，连同数据都是很“流水”的了。呵呵，一笑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