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大政府、高成本、低效率

         德先生OKOK： 为什么是大政府、高成本、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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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天都市报》9月2日报道：湖北鄂州的郑女士经人介绍来到黄石市“两会医院”诊病，主治医生徐某给她号脉后，告诉她患有9种疾病，一次就开下了34500元的天价处方。治疗70多天共花费了24.8万元！后来，郑女士到鄂州市人民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复查，均诊断为膀胱炎，并不是徐某所说的“子宫癌”。

     郑女士认为是上当受骗了，今年8月10日找徐某讨说法未果，于是前往黄石市卫生局投诉，工作人员说她应该找市卫生监督所，市卫生监督所又推说应找工商部门，而黄石市工商局认为应该找药监局，药监局说这样的事应该找物价部门，最后，郑女士来到黄石市物价局，但有关人员表示：医保目录以外的药品价格放开，他们不便管理。

     五部门互相“踢皮球”，郑女士非常无奈：这事到底该谁管？

     中国政出多门、权力交叉、责任不明，遇到麻烦事相互推诿，而遇到有利可图的事又如饿狗扑食般地一哄而上。这是典型的大政府、高成本、低效率的表现，五部门就管不住一个庸医！

     所谓“大政府”是指国家管理人员队伍庞大，同时也是指管理者独自尊大、高高在上；“高成本”则是费用支出过高，这种高成本除了上述之类的不作为，更还有乱作为，把好事办成烂事坏事再进行补救，更增加了成本；“低效率”就不用说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为什么不将五个部门合而为一呢？即使不把五个部门合并，也应该将责任划归明确，使之不可能出现上述的混乱局面。

    大政府、高成本、低效率，三者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大政府必然高成本，高成本就不可能是高效率。大政府是因，低效率是果。

    与之相反，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小政府、低成本、高效率。仅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例，据称，香港廉政公署只有区区的29人就把香港的官场治理得水不动鱼不跳，哪怕贪污一元也要查，所以香港的反腐行之有效。

    中国的管理成本和效率不仅不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不能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我们常见到，为围剿一个犯罪嫌疑人不惜动用几个市甚至几个省的警力，还调集武警部队协助，其声势浩浩荡荡，最后得胜回朝还要弄个庆祝表功会。但如果仔细一算账，其成本不知高得多么离谱！

    德先生记得小时候全公社（相对于现在一个镇）的警力就一个特派员，但一连几年不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为什么呢？因为依靠了人民群众！一个人在未来得及犯罪之前，可能他的家人、他的邻居、村里的干部群众就已经阻止了他的犯罪，所以根本用不着派大批的警力。

    小商小贩占道经营与城管执法躲猫猫，有管理者不明就里，一味地扩大城管队伍，所谓“加强执法力度”，但效果仍然不好。但怎么不想想为什么小贩要占道经营呢？你指定的市场收那么高的费用，小商贩经营得起吗？不找出真正的原因，靠增加执法人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城里有一万个小贩是不是该配一万个城管呢？

    各管理部门遇到管理不到位的问题都在推说人手不够，都在喊渴，要增加管理人员。

    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人以为找到了万能的良方。司机闯红灯、超速，靠电子眼监控，但不可能每公里装一个电子眼吧。如果旁边坐的家人或朋友提醒、阻止司机违规，这抵得过千百双电子眼。

    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场就设在原校，监考老师就是考生的任课老师，但是很少有作弊现象。现在考场安装了手机屏蔽仪甚至摄像头，但作弊现象还增加了也更隐秘了——高科技并不能降低执法成本。

    虽然科技越来越发达，硬件越来越先进，但如果忽视对软件——人心的管理，那只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矛与盾之间的博弈更为剧烈。

    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忘记了依靠人民群众，加之全民道德素质的退化，无论怎么加强政府力量，也无论借助什么高科技手段，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管理模式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