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改造宇宙世界——论当代哲学的出路(讨论稿)

　　按：毫无疑问，做法大于看法，方法论是经验与世界观的统一体；实践论大于本体论，实践论是方法论——是科学与世界观的总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论哲学而非仅仅搞世界观的本体论哲学。在亿万劳动人民以其天然、朴素的实践论取得新中国以来巨大成就的同时，没落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本体论哲学却仍然冒充“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处说今不如昔，样样说没法做，与时代的发展很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历史性地搞清楚这个问题——

　　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改造宇宙世界

　　——论当代哲学的出路(讨论稿)

　　曹 曙

　　一切哲学，无论哪种，也无论它自己怎么说，其实都是因为改造宇宙世界而产生出来并且得以形成的，当然也就都不可避免如何改造宇宙世界会成为自己的根本问题：怎么做？

　　处于没落中的某一些哲学被反动派用来把历史拉向倒退,被中间派当作“不改造世界”的借口用来泯灭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处于革命中的另一些哲学被人民用来推动历史前进，这都表明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改造宇宙世界。

　　一、实践论和本体论

　　如何改造宇宙世界——人类在实践中是根据自己力所能及的需要直接而主动地改造实践所到之处的宇宙世界呢？还是被实践未到之处的所谓“宇宙世界”的“发展”牵着、间接而被动地改造这个“宇宙世界”“发展”到实践中来的现实宇宙世界呢？这两种做法从根本方法上把哲学区分成实践哲学和本体哲学两大阵营。凡是把改造宇宙世界当作自己的根本问题，从一个事物到更多事物及宇宙世界，直接地从而也就主动地改造宇宙世界的哲学，就是实践哲学或实践论哲学，简称实践论；而凡是仅仅把解释宇宙世界当作自己的“根本问题”，预先对事物及宇宙世界搞一个“终极解释”——即想象出实践未到之处存在一个所谓绝顶“宇宙世界”的“本体”，然后再拿这个“终极解释”即“本体”来还原成现实中的所谓“事物”及“宇宙世界”，间接地从而也就被动地（即哲学要隔着科学地被自己的“终极解释”即“本体”牵着）改造宇宙世界的哲学，就是本体哲学或本体论哲学，简称本体论。

　　现实的例子是，在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对人类在没落资本主义社会里遭的痛苦，立刻就用力所能及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方法加以解除，“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就是现实中的实践论，毛主席（1893～1976）这句词意思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只有争得当前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反之，对人类在没落资本主义社会里遭的痛苦麻木不仁，臆想着等待这些据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自从新兴阶段就从娘胎里带来的所谓“原罪”发展成一个因自惭形秽而退出历史的“罪过”时，再由所谓正版的“社会主义”被动地接管它的后续历史（即按原罪论的说法去搞），这就是现实中的本体论。思想理论上，实践论只搞宇宙世界中唯一的一份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从来不去搞据说是另外还存在着的一个远离现实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的所谓本体“共产主义社会”；实践论只把那当作包含在现实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的发展方向而已，并不把那当作另外单独存在着的一个等待着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去无限接近的绝对“共产主义社会”本体。实际情况是，从列宁-斯大林苏联到毛主席中国，不但口粮、住房、医疗、教育以及紧俏生活消费品的分配实行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基础上不断增长着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古代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垄断市场“价格调节”分配）的原则，而且整个社会实行了越来越多的统购统销交换（而不再是旧商品那样的市场交换），以保障“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基础上不断增长着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持续实行；另外，在毛主席中国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甚至普遍以“困难职工生活补助”的形式直接实行着这一分配原则，解放了的劳动群众从物质生产快速增长中产生出来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生活实例数不胜数。而本体论则不顾这些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基础上不断增长着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大量事实，歪曲马克思主义，胡诌一个仅仅“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所谓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另外一个完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谓远大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不过是黑格尔（1770～1831）“精神”本体论那一连串相对“概念”无限接近绝对“概念”的套用罢了。其实，不但“共产主义社会”与实践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同一个社会，而且分配原则也只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个，只因为达成“各尽所能”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重心一开始又在“各尽所能”上，之后才会随着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向“按需分配”方向移动，所以，就被一些人误解成（一个实现了的和另一个未能实现的）两个社会的两个分配原则了。本体论正是这个误解的哲学推手。此外，本体论还推动了另一个误解的泛滥——即把“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个不可避免的载体本末倒置地误解成资产阶级法权不平等在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即共产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根本原因；从而忽视前进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即共产主义国家必然会水火不容地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通过“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措施）及时限制住一些和彻底破除掉一些资产阶级法权不平等，否则，经过限制的滞后和破除的不彻底积累起来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不平等就会变成前苏联那样的“官僚阶级法权”不平等——就会形成现代官僚和平民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分野。

　　区别实践论和本体论的生活例子很多。例如上世纪50～60年代，以王进喜（1923～1970）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做法，就是实践论；因为在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手里，并不存在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有条件”或“没有条件”这么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本体，而只有同一个实践的内部区别：在有条件之处做“上”的实践，在没有条件之处先做“创造条件”的实践随后做“上”的实践。再例如，现在压在全世界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霸权”，这东西有没有一个绝对固定的、不随世界人民的斗争而变化的本体呢？是用实践论的坚决斗争每天消灭它一点？还是用本体论的“研究”先“研究研究”再说？也就是说，面对各种帝国主义、即算它是过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样的庞然大物，是像毛主席那样用实践论立刻就每天消灭它一点、创造条件，以便在条件成熟之处彻底消灭它一些呢？还是坐等它的据说是在某种“高人”能预见到的“条件”下的“自然倒塌”呢？这本身，大概从来就不是实践论的问题，而是本体论的“博士”论题吧？

　　与实践论发自现实内部的、人民群众自身的解放运动不同，本体论的所谓“革命”只不过是由“救世主”从现实外面施舍给人民群众的“救赎”；与其说本体论总是被所谓的宇宙世界的“本原”牵着，被动地改造宇宙世界，还不如说本体论总是被宇宙世界本身（主-客观对立统一体）即实践所改造。本体论到了教条主义社会伦理，就变成了“原罪论”或“天才革命论”——脱离历史阶段不分古今胡扯一通：反动的人和事天生反动一贯反动或者革命的人和事天生革命一贯革命；本体论到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手里，就变成了“唯生产关系论”或“唯生产力论”、“跨越论”或“补课论”等等……。这些玩意儿从一开始就是亿万人民群众解放运动的改造对象，只不过它们的“精神”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哲学上的彻底批判，还在虎着一张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假脸，糊弄群众、吓唬小孩儿。

　　哲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历史形态

　　人类文明一经形成，哲学即包含其中。文明体系的运动不是笼统的、平铺的；与之类同，哲学体系的发展也不笼统、也非平铺。实践论与本体论的体系运动从哲学刚一产生直到现在，一直存在，致使人类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大的阶段：经验阶段、本体论阶段和实践论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可以理解为原始整体发展阶段、本体论片面发展阶段和近-现代实践论整体发展阶段，还可以理解为笼统一体发展阶段、哲(学)-科(学)分层发展阶段和系统整体发展阶段。

　　既然是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当然也就形成了人类哲学的三种历史形态：笼统一体形态、哲(学)-科(学)分层形态和系统整体形态。

　　随着量子力学的哲学任务的完成，以及后来系统科学的成熟及其在哲学上的任务初步完成，人类哲学正在经历从本体论到实践论过渡的决胜期，处于系统整体形态代替哲-科分层形态的完成期。说到这，顺便插一句：当前帝国主义矛盾空前地、不可逆转地加深，世界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未来必将出现一场大的哲学风暴，年轻一代肩负的历史责任很重，不要轻视自己！

　　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

　　人类哲学历史中的经验阶段、本体论阶段和实践论阶段及其笼统一体形态、哲-科分层形态和系统整体形态，这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体论最初产生于柏拉图（前427～前347——本文注）的理念论中”，“……他提出在我们的可感世界之外存在着某种确定不变的东西，即理念，并以理念去说明事物的本质。”“虽然‘本体论’(ontology)这个词直到17世纪才出现，但是人们一般都把它当作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干，或‘第一哲学’。”⑴

　　从泰勒斯（前642～前547/前546）到苏格拉底（前469/前470～前399），西方哲学还在积累经验，本体论还没形成，实践论也就无从谈起；但这并不妨碍本体论和实践论在哲学的经验阶段形成各自的雏形。本体论的雏形用 “水”、用“气”、用“火”、 用“土”……甚至用比较抽象的“数”等等已经感知的世界里变化多端的东西来充当事物及宇宙世界的本原，实践论的雏形先用“无定”、后来干脆整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来满足实践的需要。苏格拉底的伦理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中最完善的实践论雏形，这不仅仅在于它是西方传统哲学中“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第一个，而且更在于它用精神“助产术”式的方法在不断深入的实践中把握事物及宇宙世界的本质。

　　物极必反，西方传统哲学以最完善的实践论雏形结束了经验阶段的、笼统一体形态的历史，就该轮到本体论阶段的、哲-科分层形态的哲学上场了。在不断深入的实践中把握事物及宇宙世界本质的方法，引起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新兴专制实践的不满，社会需要哲学对万事万物都给出超前的“标准答案”了——本体论上台了，实践论似乎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实践论既没有离开也没有走远，它就在台下，换上了科学的外衣，被看作科学了。例如，几乎同时代，也就是柏拉图的学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以伟大的科学家身份开启实践论历史的，他对柏拉图的“理念”本体论不以为然，说“他们为了把握我们周围事物的原因，引进了另外一些东西（指理念——编者），其数目与事物相等。这样做，就好像一个人要想清点东西，却认为东西少了数不清，企图把东西的数目扩大了再来数一样。”⑵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形式逻辑是用来解释范畴的工具，当时和后来都不是本体论的内容；逻辑历来只是一把双刃剑，既对范畴又对概念，形式逻辑随后被本体论用来推演概念，这完全无损于形式逻辑的创立是一个本体论时代的实践论成果。

　　在“实践”、“实证”成为科学的代名词的同时，本体论也强迫人们把“理念”、“形而上学”甚至“神学”等等当作包括已经潜入了科学的实践论在内的整个哲学的代名词。无论本体论装什么内容，装“理念”，装“形而上”，装“神”，装“绝对观念”，甚至装“物质”，它的体系都是实践论穿着科学的外衣来为它提供的。因为不同的“理念”与“理念”之间、不同的“神谕”与“神谕”之间、不同的“绝对观念”与“绝对观念”之间、不同的“物质”与“物质”之间，总会和不同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一样，发生关联，形成体系；而哲学，即使是占统治地位的本体论哲学，要了解这个体系，也只能靠科学，也就是靠实践论。但是，本体论也不是啥都不干，因为这时的政治在它手里，所以它用政治来规定体系；对自然的体系挑挑拣拣、摘取所需，拼凑成一个社会的体系并且宣布：哲学。

　　哲学在本体论阶段以哲-科分层形态存在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哲学在经验阶段笼统一体形态结束时，人类实践的快速发展需要在更广阔更深邃的范围内把握事物及宇宙世界的本质，希望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走到实践的前面去；另外，快速发展的社会也亟需逻辑，以免进步的、革命的阶级与保守的、反动的阶级在无休止的、无谓的诡辩中陷入虚无而使整个社会文明停滞甚至毁于武力的诡辩。另一方面，实践论在实践中不断把握发展着的事物及宇宙世界本质的方法在苏格拉底手里还不成熟，当时还不足以把自己（像后来用形式逻辑那样）与诡辩明确区分开，接下来的历史由本体论领跑，理所当然。

　　到黑格尔（1770～1831）时，情况则发生了逆转，一来科学已经空前全面地完成了有史以来的资料收集工作和大部分整理工作，实践论在不断地用科学给本体论名下的哲学挖掘自然体系的工作中也已经把自己锻炼得强壮无比；二来本体论用以挑拣它需要的自然体系的工具——专制政治，正在欧洲大陆崩溃，本体论虚弱得再也不敢到天上去找“神”或“上帝”来做自己的内容了，只能先从人身上找出绝对“精神”然后再返回来安抚信众。总之，实践论走上哲学领导岗位，到黑格尔时历史只剩下一个问题：选谁来做？历史选择了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来做，就像当年本体论上台时历史选择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来做一样奇妙。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

　　中国传统哲学“……自孔子（前551～前479——本文注）至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本文注）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前179～前104——本文注）至康有为（1858～1927——本文注）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⑶可见在子学时代，中国传统哲学还在广泛积累材料，而整理这些材料，加工制作成大一统的中国传统哲学——经学，在于经学时代。（本体论）哲学之于中国，就是经学，经学之于西方，就是（本体论）哲学；这大概是按西方传统看中国没有哲学和按中国传统看西方没有经学的原因。一般地，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类似西方的“经学时代”； 柏拉图之前类似西方的“子学时代”。而把经学窄化成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则是董仲舒以来自欺的过客们颠倒主次、只看体系不计内容的一个骗局，这在下面很快就会揭开。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原是道（及其名），宋明理学后发展成道理，现在质变成实践论的摆事实-讲道理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⑷总之，道，及其名，都是可言不可及的“天”上之所在；人们用天上唯一的“非常”之“道”来把握宇宙世界整体的性质，用各种不同的“非常”之“名”来分别把握宇宙世界中各个事物的性质。关于道的思想散见于各家之中，只是每每赋予了各家自己的内容；道经则充当着经上之经、经学中的经学角色。虽然道家成名在后，因之对道的思想总结得较完备，但是儒家成名在先、运用道的思想也在先，因之处于以道为本原的中国传统哲学之首；按照道家的称谓习惯，儒家及诸子百家都可以称：“道-儒”家、“道-德”家及“道-ｘ”家……，而按照儒家的称谓习惯，道家及诸子百家则可分别称：“德”家及“ｘ”家……，这可以帮助我们现在对道及其与（包括道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诸子百家的关系进行理解。

　　道成为中国本体论的“本体”，是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先秦道家的道，是法“自然”的；而“独尊”之“道”则妥妥的本体论了。中国本体论统治的时期大致与经学时代相吻合；在此之前，本体论和实践论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还都是雏形。道家自己也用德，来把天上的道实践于人间；孔子及其弟子组成的团队用儒，把天上的道“拉回到人间”，实践得最具体且最全面，给后世提供了一个体系蓝本。最彻底的实践论雏形是先秦法家，直接用方法论，啥《经》都不经，因为各《经》讲的原理，都已经被法家暗含，融入实际方法或行政方案里了；例如卜商（即子夏，前507～前400）开创的西河学派，看起来都是给国君做方案的，其实个个都兼原理高手。子学时代以法家即最彻底的实践论雏形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就必然由这个一统天下的胜利者自己新造出来的比自己更成熟的反面即本体论来宣告新时代——经学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哲学家都要“依傍经学之名”了呢？因为中、西方本体论统治别无二致，一切被实践论发现的自然体系都要经过它的“审查”筛选，“政治正确”才能录用为经学。

　　表面上看，除法家以外的先秦诸子百家“……虽不相同，然皆从人民之观点，以论政治。其专从君主或国家之观点，以论政治者，当时称为法术之士（《韩非子·孤愤篇》），汉人谓之法家。”⑸而实质上，除法家以外的先秦诸子百家主要是对统治者讲统治原理、讲文化，而根据这些原理和文化，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为最高统治者加工出实际统治方法及政治方案，却是“法术之士”的本职工作；两者并没有矛盾。在社会实际情况简单且统治规模较小时，个人资质优秀的最高统治者自己也能包揽“法术之士”的工作，被视为“英明”之主；即使被他挫败，国内外旧贵族也都没话说。到了社会实际情况越来越复杂且统治规模较大的时代，各诸侯国就必然要比拼“法术之士”的工作了，尤其大国之争。战败国失尊的旧贵族和战胜国失宠的旧贵族对法家的忿忿然，以及法家作为胜利者自己的孤愤，必然充斥着从子学向经学过渡的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高明在于把整个社会的进步如实地展现为斗争各方的共同胜利：先秦诸子百家胜利了——他们积累起来的以先秦儒家为代表的庞大体系享有了“独尊”；法家也胜利了——他们凭借伟大政治胜利确立起来的本体论内容装进了早已被全社会高度接受的庞大体系里，彻底摆脱了那些只讲所谓“原理”而不讲方法的“百家”腐“儒”们指责他们为峻“法”的种种纠缠，轻装前进了。被骗的是过客，还真把经学当成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了；看看三纲吧，孔儒明明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自然可变的内容，而董“儒”却突兀出来一个叫很多的目归一的“纲”做内容了，因为铁器时代大大发展了的经济基础上的大一统新兴专制政治需要“纲”了。

　　中国本体论和西方本体论对比

　　表面上看，与西方传统哲学比起来，中国传统哲学在经验阶段、本体论阶段和实践论阶段这三个阶段上的分布比较模糊；在笼统一体形态、哲-科分层形态和系统整体形态这三种历史形态上的分野也没有西方传统哲学那么泾渭分明；本体论阶段特征即哲-科分层形态特征较弱（简称“中间弱”或“一弱”），经验阶段、实践论阶段特征即笼统一体形态、系统整体形态特征较强（简称“两头强”或“两强”）。这个“中间弱两头强”或“一弱两强”，大概与中国文化中象形文字直接表达对象形成的特质有关，因为与西方传统哲学使用的拼音文字比起来，中国象形文字因直接表达对象而大大弱化了语言体系与事物体系之间的中间环节的作用，减少了隔阂。但这，也或许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相对“弱”于概念及其论证的原因，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很早就借助逻辑学发展自己了，而同期中国的经学却几乎不直接找类学帮忙。

　　但要从哲学本身直接解开中国传统哲学强于经验、强于实践和弱于本体这个“中间弱两头强”或“一弱两强”的迷案，还要回到整个人类哲学本身来搞搞清楚。

　　这里还不得不先插入一个对实践的“定义”引起的问题，即现在的“物质”本体论把实践定义成“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⑹，落脚点仅仅在人类的活动；而我们的实践论却把实践当作人为对立着的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的自然整体及统一体，因而归根结底：事物就是实践，实践就是事物，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一切体系都不过是实践体系罢了。正是因为“物质”本体论把实践仅仅看做人类的活动而忽略了对象的参与，所以总是问出“人类诞生以前宇宙世界存在不存在”的傻帽问题，殊不知现在的人类考古实践早已经因为对象的远古而到达人类诞生以前很久的时间处了。实践论现在不再把浑沌当作已经随着一成不变的绝顶“宇宙世界”的形成而结束和消失了的“东西”，而是当作从古至今的实践正在不断向着过去和未来同时劈开着的“东西”——这“东西”类似相对论实践以来的速度极限（光速）所及之“外”并且黑洞所在之“里”，如果把人类实践发展的速度极限比作光速，人类对浑沌要么“看”不到、要么啥也没“看”见。宇宙世界是这样被浑沌限制着：既被当时一切事物总成之外的浑沌暂时包围着又被任何一个事物内部当时极深处的浑沌暂时阻挡着。实践所到之处，浑沌一分为二——分裂成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

　　这样一来，至于人类过去为什么会形成中国和西方这两方面传统哲学形态，就容易理解了。因为人类的实践总是从宇宙世界与浑沌的“界面”上某个点——当前事物开始的，所以，从外向里，透过现象抓本质必然成为哲学形态的一个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方面；而从里向外，通过分析归纳各项内容（即不断探索到的事物内部的小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来得出事物的本质，也必然形成哲学形态的另一个方面——西方传统哲学所代表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中西结合的现代哲学。这里，现象是事物的外部结构——是事物的唯一统一体与（周围、前后）其它事物之间的任何一个联系，形式是事物的内部结构——是事物的唯一整体内的所有（方面、阶段）小事物之间联系的全部方式；现代哲学同时从广泛了解事物的各种现象和深入分析事物的内部构造这两个方向来掌握事物的本质。当然，作为宇宙世界与浑沌的联系，实践是宇宙世界的、天然的总现象；作为宇宙世界中各项实践之间的联系方式，数和逻辑（在后面的“二、世界观和方法论”会稍详细说到）是宇宙世界的内部结构——是各项实践的基本形式。通俗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在实践中更多地采用了“黑匣子”式的思维方式，例如传统中医——人类很悠久很浩大的一项经验系统工程，把人体当做一个暂时不能打开的黑匣子（瞎“打开”人就完蛋了），通过对人体这个“黑匣子”输入一些刺激（例如掐掐这个经扎扎那个穴）后得到相应的一些输出（例如出汗了病好了）来了解人体的性质，用精气、阴阳、五行这些中国传统哲学来掌握事物即实践的性质；而西方传统哲学在实践中更多地采用了“解剖”式的思维方式，例如传统西医，通过解剖尸体了解细胞、了解组织、了解血液循环系统、淋巴系统、神经系统等等来了解“人体”的性质，用“细胞”本体论来掌握事物即实践的性质。现在的医学早已经是中西医结合的现代医学了，毕竟人体不是尸体，类似于因解剖找不到经络系统就否认其存在和一定要用“体液快速通道”来解释中医的经络系统，这都是传统西医的片面思维；人体也不是绝对不能打开的“黑匣子”，在外科手术的主、客观条件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打开弄弄，又快又好，局限于片面的传统中医思维也没有必要。中国传统哲学“黑匣子”式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传统哲学“解剖”式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思维在实践发展中同时运用着的；是不可分割的思维统一体内的整体和各个局部，是由于事物即实践总是分层次存在的结果——是宇宙世界的系统性在思维实践中的表现。李约瑟（1900～1995）之所以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⑺，正是因为他分割了人类思维统一体内的两层不可分割的范畴——分割了一个事物的整体和各个局部，来比较一个事物统一体内“整体”和“各个局部”对于这事物的“优”和“劣”，怎么会有答案呢？看清这一点，对人们在更自觉的基础上打造中西结合的当代哲学，很有必要。

　　“物质”本体论凭借着把实践“定义”成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即让实践的落脚点仅仅在人类的活动，它还制造了自己的一个翻版——认识论。表面上，认识论强调它的“认识”来源于它的“实践”，满满的“实践论”姿势，但只要把它的“实践”代入一下，说：“认识”来源于“人类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就立刻显现出它的“认识”其实是一个没有获得人的活动以外的那部分宇宙世界（即对象）直接参加的东西。但是人的认识总是要有对象的直接参加才可以形成被当做“精神财富”（即目的性）并随时用于下一步实践的成果，也就是说，“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是精神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些对象——客观宇宙世界——被当做条件、并暂时停留在条件反射状态的东西也同样是精神财富的源泉。于是，认识论一开始只好到它的所谓“实践”之外去预订一个对象；正因为是“一开始”，它的预定对象的这个“实践”是没有任何目的性（即精神财富）可用的，结果，它预定来的对象是一连串条件反射背后那个被它视为永恒不变的反射条件“本体”。而实践论由于把实践当作人为对立着的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的自然整体及统一体，是知行统一的，知就是其行，行就是其知——实践论的认识及其对象只不过是表现为“认识”的实践或表现为“对象”的同一个实践。

　　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本体论不是遵循人类的实践让自己的哲学从宇宙世界与浑沌的“界面”上——即当前事物开始，而是一下子跑到包揽宇宙世界和浑沌的绝顶“宇宙世界”尽头去，拿到那个绝顶“宇宙世界”的尽头尖尖上只剩下一个东西时的东西——柏拉图叫“理念”，中国的经学家叫“道”，黑格尔叫“绝对精神”，现在的哲学课老师没留神、叫“物质”，拿它来搭建来自绝顶“宇宙世界”尽头从而也就能抵达绝顶“宇宙世界”尽头的哲学。结果是，各种本体论哲学大厦都在现实里“烂尾了”，因为现实总是从时间上站在绝顶“宇宙世界”尽头的下一秒钟或在空间上站在永远达不到这“尽头”的地方。现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在发展形态上的侧重不同——即中国传统哲学侧重透过现象抓本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方面，而西方传统哲学侧重从里向外，通过分析归纳不断探索到的事物内部的小事物（即各项内容）及其之间的联系来得到本质的发展方面，因而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各自的本体论思路也不同——即中国本体论的思路是一下子就飞到一切事物即所有实践的“外面”去，透过绝顶“宇宙世界”塔尖尖上只剩一个现象处的顶级“大现象”看本体，而西方本体论的思路则是一下子就钻到事物即实践最深处的黑洞里面去，分析归纳绝顶“宇宙世界”牛角尖尖里只剩一种东西处的极限“小东西”找本体。

　　实践论起而代之

　　中国、西方本体论的崩溃及现代实践论的兴起大约同时，源于人类民主解放运动的初步完成和进一步向彻底完成前进时开启的共产解放运动。这时的人类交通发达、信息灵便，全球化了。如果说本体论在民主解放运动初步完成之处还能勉强混得下去的话，那么到共产解放运动时就彻底玩不转了；因为民主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选贤能的人来代替君王治理社会，而再进一步，又发现真正最“贤能”的社会治理者是广大被治理者本身，《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解放运动要实现人类的本真——抛弃人治于人的局面，实现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统一，这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六亿神州尽顺尧”。这时，本体论的思想显得格格不入了。既然本体论总是要搞出一个凌驾于各种“具体”之上的“本体”来统帅各种具体，那么这个“本体”就必须接受各种具体、尤其是不断新出现的具体的考问；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到现在一百大几十年来考问的结果：“本体”不存在。西方传统的“哲学死了”，死去的是西方本体论，分析归纳得本质的体系却绿树长青；中国传统的“经学死了”，死去的是中国本体论，透过现象抓本质的体系却生机盎然。现在，这两个体系正联合在当代实践论里，荡涤尘埃。

　　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扫除本体论时，大约还会遇到下列问题：

　　1.“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副面罩：它被本体论借来为自己“护盘”，剧情是中国本体论与西方本体论互相扒疵，剧终是双方握手言和——中、西方本体论在其不同历史阶段都对促进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决定性贡献嘛。放屁！来看看科技的发展究竟是实践论的存在本身还是本体论的“功劳”吧！前面说过，一切事物体系都不过是实践体系，各种本体论哲学的体系、包括逻辑，这都是那时的科学即实践论为它打造的，本体论的所谓“贡献”只不过是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科学即实践论打造的自然体系进行筛选，然后规定为“哲学”罢了。要说本体论对人类科技发展的“贡献”，大概就是它在这些筛选和规定中履行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吧，然而，这种“历史合理性”能不能超出统治阶级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的“历史合理性”呢？能不寓于各种统治阶级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之中吗？显然不能。本体论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科学即实践论打造的自然体系进行筛选并随后规定为“哲学”时所履行的人类“历史合理性”，恰恰是科学即实践论在当时还不能冲破的本体论对自然体系的统治阶级裁剪——恰恰是科学即实践论在当时失去的自由——这就是本体论对人类科技发展的“贡献”。1600年2月17日，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在遭受罗马教庭宗教裁判所长达8年的监狱酷刑折磨后，被“上帝”本体论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这大概是因为他坚持的体系在当时还不符合像“上帝”本体论那样“促进”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吧！？1889年，掌握了政权的世俗政府迫于科学发展的压力，给布鲁诺平反并恢复了名誉，但直到1980年，罗马教庭才颁布教皇教谕，宣布为其平反昭雪。424年后的我们，在这件事上要不要“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380年太久，只争朝夕”呢？

　　2. 除了揭穿本体论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历史合理性”骗局，还要剥掉它从体系绑架来的“合理成分”外衣。本体论统治人类哲学两千多年，它把人类自有史以来科学及实践论打造的体系绑在了它的名下——本体的归本体、实践的也归本体。现在是“本体的归本体、实践的归实践”的时代了，在彻底抛弃本体论内容即本体论本身的同时，彻底解放被它绑在其名下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创哲学新时代即实践论时代之处，正是这么做的。除了本来就是科学即实践论打造的体系，难道本体论还有什么其它神秘的“合理成分”需要实践论加以继承吗？没有。

　　3.逻辑从来都不是本体论的内容，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都只是被本体论所使用。彻底抛弃本体论完全不是要废除逻辑，相反，恰恰是系统实践论提供的系统“逻辑”帮助人类抛弃了一切本体论。这在后面专门说明逻辑时就会看到。

　　4. 最考验当代实践论意志的问题在于：既然“物质”和“唯物”总是滋生新的本体论，那么，当代实践论能不能完全豁出去——我不要了！像割阑尾一样把“物质”和“唯物”从哲学身上割掉——实践主义！实践主义既然把实践当作人为对立着的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的自然整体及统一体——事物及宇宙世界就是实践，实践就是事物及宇宙世界；那么，还要在实践之“外”再另搞一份“物质”和“唯物”做啥？

　　实践主义！这会不会搞成实用主义呢？当然不会。这种担心一方面是“物质”本体论长期利用它对所谓“实践”的“定义”把实践窄化成人的活动所造成的心里反应，只要了解到实践主义中的实践不仅仅是“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及其对“人的活动”起制约作用的“对象”共同构成的整体及统一体——即是主观和客观的整体及统一体，这种对实践主义会被实用主义袭扰的担心就会消除。另一方面要看清，当今世界上有两种“实事求是”：一种是大的、宇宙世界范围的实事求是，它是把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当成不断变化、可以改变的实事，从中求出这个大的、宇宙世界范围的是，这是毛主席提倡的事实求是；而另一种是小范围的“实事求是”，它是把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看成不可改变的所谓“实事”，从中求出这个小范围的所谓“是”。实践主义是毛主席提倡的大实事求是，而实用主义在哲学上则是这种小“实事求是”。你若是对小“实事求是”讲现实中的事物都是会改变的，它反而会说你讲的不是“实事”，说你讲的是“虚事”，你若是对小“实事求是”搞实事求是，它反而说你不“实事求是”，说你是“虚事”求是。看见了吧：实用主义其实是在现实中抓些它需要的阶段性小东西当做不可改变的“本体”来供奉（例如要求已经抛弃了市场差价交换而发展起来的统购统销等价交换返回去“尊重市场规律”），是小本体论，连世界上的大本体论都往往看他不起；而实践主义是要把大、小本体论统统都反掉，与实用主义没有任何瓜葛。

　　实践主义！这是不是实践“本体论”呢？当然不是。拿“实践”——拿窄化成“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的所谓“实践”做本体，其实这是费尔巴哈式的“物质”本体论防止人类逃出它的牢笼的最后一道枷锁。殊不知，实践主义掌握着的打开这道枷锁的钥匙正是前面说的“实践论却把实践当作人为对立着的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的自然整体及统一体”，因为这等于说：实践“本体论”的“本体”是宇宙世界本身！额外的“本体”并不存在。“本体”对实践的纠缠一旦就此失效，即便实践主义还身处本体论的牢笼，还穿着实践“本体论”的囚服，也可以凭借“‘本体’是宇宙世界本身”自由走出本体论囚禁人类两千多年的牢笼了。

　　实践主义！这是不是实证主义呢？当然不是。证明的前提，是掌握不需要证明的东西；实证主义证明不了它自己，就是因为它不掌握最终证明自己的前提。而当实践主义宣布“实践是人为对立着的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的自然整体及统一体”时，实践就已经成为宇宙世界的同等存在——就已经成为唯一不需要证明的东西了。例如，当实证主义还需要证明“从高楼顶上跳下去会不会摔死”时，实践主义由于早已经掌握着主观判断的“会摔死”和客观发生的“会摔死”的自然统一体，因而立刻就会负责任地回答说：“会摔死。”总之，实践主义是实践论的践明，而不是本体论的证明。如果本体论的实证主义明明知道实践主义的践明本身就是已有的证明且并不需要再给出另一份“证明”，而又要强索“证明”的话，实践论也就只好拿自己的第二次践明给它——即拿客观（对不愿意与其自然地统一起来的那些主观）的惩罚给它——第一次践明叫“发现”，第二次践明叫“惩罚”。

　　结论

　　总之，人类哲学史上两次大的裂变把人类哲学史截成了（本文所述）三个阶段和相应的三种历史形态，中、西方传统哲学都是如此。西方传统哲学的第一次大裂变由古希腊智者运动开启，到柏拉图本体论完成，第二次大裂变由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开启，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初步完成；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一次大裂变是从西河学派兴起，到董仲舒本体论完成，第二次大裂变从泰州学派兴起，到毛主义实践论初步完成。无论智者运动还是文艺复兴运动，也无论西河学派还是泰州学派，都是早早就在前一阶段的内部悄悄摧毁自己的阶段，为自己造出的新的反面建立下一个阶段铺路。

　　哲学的裂变总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的变迁，上面说的两次大的裂变也不例外。那么，是社会的什么大变迁滋养了哲学的两次大裂变呢？这首先要看到人类哲学在这两次否定前后的三个阶段的实质：即经验阶段的实践论雏形、本体论和实践论的实质——实践论由于手、脑一体（雏形是笼统一体，成熟是系统整体），就只有唯一的一份事物及宇宙世界；而本体论由于手、脑分家，搞出了两份“事物及宇宙世界”来：一份是现实的——麻木的、根本没有触觉神经向大脑反馈信息的“手”中的“事物及宇宙世界”，另一份是本体的——万灵的、创世的、不断压迫着“手”去兑现的“脑”中“事物及宇宙世界”。其次要看到社会劳动创造着社会本身：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剩余劳动的出现和后来大量涌现，供养了哲学的两次大裂变。从类人猿到人，意味着地球上出现了社会劳动动物——社会是人区别于非人的外表，劳动是人的内容整体；社会劳动与其他动物行为的不同在于——社会劳动改造环境而不是仅仅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与仅仅适应环境的不同在于——改造环境能够追赶时间；社会剩余劳动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在这里，剩余劳动等于剩余时间）。社会剩余劳动造就了文明、造就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造就了哲学。哲学首先崇尚“神灵”赐予人类的手，把手当作使人类在物质上走在时间前面的唯一原因，于是哲学还处于只有手中这一份事物及宇宙世界的形态——经验的、手和脑笼而统之的一体形态；哲学继而崇拜居住着“神圣”的脑，祈求在精神上从而也就在物质上更多更快地走到时间前面去，于是哲学搞出了脑和手这两份“事物及宇宙世界”的形态——本体的、手和脑分而层之的双层形态；后来从社会剩余劳动大量涌现的过程发现，脑的“神圣”来自手（当然还有耳、鼻和眼等等）的感知，并且这手也不是“神灵”赐予的而是人脑的本领超越了其他动物脑的本领，于是哲学再一次发展到仅仅只有一份事物及宇宙世界的形态——实践的、手和脑系而统之的整体形态。

　　哲学裂变对社会变迁的反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处在历史这样的一瞬：人类的前一只脚迈进了哲学的第三阶段而后一只脚还没有从第二阶段拔出来，众生表情各异，或急切、或惊讶、或犹豫、或不情愿、或想退回去。时间不会倒流，无论啥表情，等着后一只脚落上去的，只能是哲学的第三阶段——实践论哲学及其系统整体形态。

　　二、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何改造宇宙世界？哲学的这个根本问题为什么会首先把哲学从方法上而不是从别的什么上区分成实践哲学和本体哲学两大阵营呢？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方法及方法论的注意。当然，我们自己现在已经是中西结合的现代哲学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已经是实践论及其系统整体形态的注意，融 “透过现象抓本质”与“分析归纳得本质”于一体。

　　从现象上看，在改造宇宙世界时，实践论一类方法是直接的、即时上场的；本体论一类方法是先差遣着被它剥夺了哲学名分的、贬低叫做科学的实践论为它打前站，然后自己却跟在后面间接地、延时上场。结果是实践论只有唯一的一份事物及宇宙世界，带领大家主动改造它；而本体论有两份“事物及宇宙世界”、叫已经在天然地改造着宇宙世界的大家回过头来跟着它那份本体的“事物及宇宙世界”的指引，去改造它用本体的“事物及宇宙世界”还原出来的另一份现实的“事物及宇宙世界”（“补课论”和“跨越论”都这么干）。结果大家被本体论搞得太累了：既要承担改造宇宙世界这份天然工作，又不得不每天跑到本体论课堂去打卡，甚至把一些才华横溢的人逼成了皓首穷经的呆子。

　　对改造宇宙世界的方法的内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方法就是做法，它包含着对事物及宇宙世界的经验和看法，是经验与看法的对立统一体。

　　也就是说，方法论包含着经验和“总看法”，是经验与世界观的对立统一体。实践论搞方法论，是完整的“做法”论哲学；本体论只搞世界观，是把经验排除在哲学圈外的、片面的“看法”论哲学，是半吊子。正因为此，马克思才对截止到费尔巴哈的哲学下结论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⑻因为在这帮本体论“哲学家们”去面对事物及宇宙世界的所谓“方法”中，经验只不过是用来提炼“看法”即提炼世界观的载体，而不是应对事物及宇宙世界的方法本身的一部分（即不是用经验和“看法”共同构成他们所谓的“方法”）；所以，他们应对事物及宇宙世界的所谓“方法”只是给出“看法”——即给出世界观，当然也就只是“解释世界”交差完事。与实践论比起来，本体论离着改造宇宙世界的方法总是隔着一层，总是问别人：你怎么看？到解释宇宙世界这一步就停止工作了。而对本体的解释是不能直接拿来给新实践用的，把“解释”加工成方法还有很艰难的一步工作要做——即把进行着的实践中不断冒出来的零散经验提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检验之前的解释哪些仍然符合现时的实际而哪些已经不符合了，所以实践论总是问自己：我怎么做？实践总是新鲜的，实践中生出的经验也是新鲜的，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中提升出来的科学理论（刚开始总是表现为假说）更是新鲜的，而对宇宙世界的解释总是之前的、陈旧的；可见，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只能是存在于之前对宇宙世界的解释与新得出的方法之间，存在于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之间的艰难的工作当中。这也造成了只“解释世界”的本体论除了“养活”着一大批毫无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寄生虫之外，就只剩一小撮用旧世界观及其现成的旧方法论把历史拉向倒退的精神害人虫了。

　　马克思上面的话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马克思说了本文的命题，他在他“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里所说的“问题”，当然是既包含本体论也包含当时还刚刚萌芽的、随后才统计为哲学的实践论在内的一切哲学的问题；而作为十一条论纲的最后落脚点的“问题”，当然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试问：那些“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何尝不“在于改变世界”呢？二是在马克思手里，本体论的历史不是截止到黑格尔，而是至少延续到费尔巴哈（1804～1872）——作为某种唯物主义代表的费尔巴哈（其实他的唯物主义落实到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时是妥妥的唯心主义）。或者直接了当地说，机械唯物主义是搞本体论的。

　　机械唯物主义搞先验的、本体论的哲学，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的所谓“物质”是一个甩开经验的、先于实践“看”出来的东西，与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没有本质的区别。片面的经验论，它是不会孕育出本体论的，因为它永远也不会“经验”到理念世界里去；只有“看法论”会孕育出本体论，因为它往天边一看，就“看”到理念世界里去了，又由于它能从科学即从实践论那里剥削到哲学体系，长上了“科学”的翅膀，于是，“看”到现在仍然意趣盎然。

　　关于费尔巴哈的传人们怎样用甩开经验的、先于实践“看”出来的、窄化成客观的所谓“物质”自欺欺人，在后面的“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里凑在一起分析会更清楚；接下来先用肉眼围观一下“物质”本体论是怎样招摇过市的吧。

　　“物质”本体论喊得最响的一句是“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在不说明“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个啥关系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诡辩——高级诡辩。因为方法大于看法，是经验与看法构成的整体，所以说“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的人就好像在说：“大象既是（它的）眼睛又是大象”。这个诡辩的目的在于通过“哲学既是看法又是方法”来达成“哲学是看法”——即“哲学是世界观”的目的；因为“A是A”这是不言而喻的（逻辑判断），没必要说，用“A既是a1又是A”（这里a1代表集合A的一个元素）叠加上去的“A是a1”才是它的目的。

　　为了清除这类高级诡辩，就要掌握高级逻辑；而要透彻地掌握各种逻辑，就不得不把容纳着各种逻辑的整个哲学——系统实践主义哲学框架展示出来，既在这个哲学框架的展示中自然形成对各种诡辩的破除，又把这种破除兑现成逻辑的知行。

　　系统实践主义哲学框架：事物、数、逻辑、系统——逻辑是不统之系

　　对于（现在知道是系统地存在着的）宇宙世界，人类首先摸到了它的元素——事物，浑沌初开，宇宙世界被量化为各种事物；随即又摸到了宇宙世界的结构——数，事物以数计；后来又摸到了宇宙世界的元素与结构的混合体——逻辑，事物及其数量呈现为逻辑；再后来，现代系统科学摸到的，是宇宙世界的元素与结构的化合物——整体。事物、数、逻辑和整体集大成者，即系统。

　　在这个历史顺序中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一摸到宇宙世界的元素——事物时，经验的、笼统一体形态的哲学就借助神话形成了雏形，由于人类的一切学问从一开始就具有智慧性即哲学性，人们把先前的数学经验甚至连同后来的数学科学也曾经归入过那时的哲学；由于先形成数学，人们又把先前的逻辑经验甚至连同后来的逻辑科学也曾经归入过那时的数学；由于先形成逻辑学，人们后来又把先前的系统经验甚至连同后来的一些系统科学归入了逻辑学。这些“划归”起初只是人类必不可少地要经历的困境，后来则往往显现出肤浅和不符合实际，越是到后来就越多地得到了纠正。集合最初是作为逻辑判断的加强工具打造的，由于集合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这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把一些系统经验带入了逻辑学，例如“非集合概念”；⑼ 现在为了哲学体系的清晰，应该把带入逻辑的系统经验“清退”给系统才对。

　　系统实践论哲学借助系统科学的成熟及其哲学任务的初步完成所提供的底盘，把人类以往的一切哲学成就初步安装成了一台严密有序的当代工具。

　　1.系统是事物及宇宙世界独立与联系的并存，是分立统一体——是事物及宇宙世界在独立与联系并存这个性质上的别名及道理，它由内部的若干个元素（即方面或阶段）以结构构成整体，结构即元素内部的小元素。系统具有分立统一基本规律下的体系运动规律和质-量并存规律。系统中各个元素分别与系统整体呈无条件的同一关系，即系统元素与系统整体具有同一性并完全排斥分立性；系统中各个元素之间呈分立关系，即各个互不等同的系统元素之间具有分立性并排斥同一性，各个元素的等同是系统呈相应的同一状态的条件。

　　矛盾是只有两个元素的系统，是对立统一体——是事物及宇宙世界在对立与统一这个性质上的别名及道理，它由内部的两个矛盾元素（即方面或阶段）构成整体；矛盾具有对立统一基本规律下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发展对称规律；矛盾中的同一性存在于各个矛盾方面（或阶段）分别与其整体及统一体的关系上，矛盾中的对立性只存在于互不等同的矛盾双方之间，矛盾双方的等同是矛盾呈相应地同一状态的条件。

　　自然系统映入人类知行的，是时空形成的运动着的体系或体系的运动；规定系统造成的，是运动着的质和量或质和量的运动——质的运动表现出否定之否定规律，量的运动表现出发展对称规律。

　　2.各事物即各实践，都是宇宙元素。哲学与科学没有截然界限，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整体（即质）和元素（即量）这两个层次的规定性：哲学是关于事物即实践及宇宙世界整体和统一体的方法论——是整体方法中整体经验与整体世界观的统一体（或者说：是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中哲学经验与哲学世界观的统一体）；科学是关于事物即实践即宇宙世界的内部元素（统一体）的方法论——是元素方法中元素经验与元素世界观的统一体（或者说：是科学方法论——是科学方法中科学经验与科学世界观的统一体），它表现为实证和假说的对立统一体。用中国的语言说，哲学是整体的知行或知行的整体，科学是元素的、方面或阶段的知行或知行的元素、方面或阶段。

　　注意，整体和统一体是一体两面。整体是事物即实践即宇宙世界对其内部各元素显现出来的、可分解的、从全部元素汇总而来的唯一性质；而统一体却是一个事物即其实践对其它事物即其它实践表现出来的、不可分割的、具体的唯一存在。以中国为例，中央政府是对内的，是整体，问：某省政府是中央政府吗？答：不是；而中国政府是对外的，是统一体，问：某省政府是中国政府吗？答：是的。又例如，时空意义上的“宇宙世界”只有整体而没有“统一体”，时空意义上的“量子”只有统一体而没有“整体”，我们生活在大到以光速膨胀并以光速收缩（黑洞）的上限和小到“量子”的下限之间。各个时代的人们都触到了当时的宇宙世界的整体，各个角落的人们都触到了其视域的宇宙世界的整体，例如古人看到的“尘埃粒子-蓝天、星空”和我们看到的“量子、黑洞-星际、极限”，这都是当时的宇宙世界边缘即整体范围；因而对宇宙世界整体从一开始就只有哲学而不存在唯一的一般“科学”。宇宙世界当然没有绝对的统一体，不同时期相对的统一体是当期从（实践所到之处的）最小存在到（实践所到之处的）最大存在的总成；而一连串宇宙世界的相对统一体形成的哲学运动，却有它的一般科学——即哲学史（学）。

　　事物作为宇宙世界的元素，且由于它与宇宙世界的同一性，不仅以它的名表现自身，而且使宇宙世界的道理显现出来。这是实践论“摆事实-讲道理”的由来。

　　3.数是宇宙结构。数学是关于事物即实践即宇宙世界结构的方法论。点连成线，线排成面，面叠成体，体联成系，系构成统；人类最初仅仅掌握着标量，后来又在物理学实践中掌握了矢量，现在，除了标量和矢量以外，人们实际上还在系统科学中运用着系量。例如衡量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大小，一要看他做事的能力大小，二而要看他做事的政治方向，两方面综合成一个矢量（即文科生常说的“又红又专”）。又例如，衡量某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能力大小或强弱，就是着眼当时其社会各个方面综合而成的那个系量——“综合国力”（而GDP仅仅是个标量）。再例如对战争力量的把握，就是衡量双方社会力量的对比，而不是单单考量军队或武器等等标量，所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社会力量上其实也还是以大胜小的——因为，战争双方的社会力量才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系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那三年解放区社会力量超过蒋管区社会力量的结果。

　　作为概念，世界上本没有数，人们用得多了，便有了“数”。

　　数作为宇宙结构，从点到线、到面、到体、到系、到统……，本无所谓有理无理、正负、虚实或连续不连续……，只不过在实践中人类对数的知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罢了。数的概念最初是点，自己的手指、小石子、绳结、算筹等等……。公元前6世纪数的概念向“形”发展，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前490）起初还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点的认知阶段——他的学派当时用来充当度量单位的“小线段”其实仍然是点概念时的数，因此理解不了无理数这些“点”；一百多年后才有欧多克斯（前408～前355）把数的概念落实到线——他提出的新比例理论初步理解了无理数；直到19世纪人们借助极限过程对无理数做出严格定义后，人类才在空间与量的关系上理解了无理数；而到了20世纪后，由于普朗克（1858～1947）对量子的发现⑽，这种“理解”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时空与量的关系上的了，当然，这种“理解”还可以借助相对论及大爆炸宇宙模型而来得更有形一些——既然宇宙世界中的人类总是从宇宙世界与浑沌的“界面”上看到宇宙世界的边缘即浑沌的表面，那么，人们看到的无理数既似正光速中量子外表的精确和“内里”的不精确，又似负光速（黑洞）中的一切，即，虽然无理数的“精确”在黑洞“里”即在浑沌“里”，但是它的外表是宇宙世界的一种确定的数——一种结构。当人类规定数的正负时，实际上就把事物的起点（即实践的出发点）从包揽现实和浑沌的绝顶“宇宙世界”的尽头拉到现实上来了，这在后来笛卡尔（1596～1650）画出的数轴上表现得很明显——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现实（原点0）上追溯历史和展望未来、并且在每一个“追溯”和“展望”上向周围延伸，现实发展到哪一步，“历史”和“未来”就被清算并延伸到哪一度。正、负数的规定又带出了虚数（即√-1）的麻烦，其实虚数并不“虚”，它只是面积落入第二、四（Ⅱ、Ⅳ）象限时因边长数一正一负而积成了面积负数的问题而已；例如，一块两国之间有争议的国土面积，两国互为虚实，这大概能算虚数与实数的实际例子。“纯粹数学”在完全脱离内容之处，纯粹瞎折腾，“数”是连续的吗？答：连续的，既然这个问题是人类在观察到量子现象之前的自问自答，那么，量子时代就应该说：数是量续的；“无穷小”的问题也就随着“测不准”而“解决”了，即使牛顿（1643～1727）和莱布尼茨（1646～1716）看到这个“解决”，大概也都不会反对，因为宇宙的性质——即那时的所谓“连续性”，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从点到线、到面、到体、到系、到统的系统性。集合不单单是数，集合论之所以很快被罗素悖论（1902）搞出破绽，是因为集合乃是逻辑，而逻辑并不是完整的宇宙性质；更完整的宇宙性质是系统，“确定性”走到了尽头——系统来了，贝塔朗菲（1955《一般系统论》）把数学完全带入了系量时代。宇宙本身是自洽的，人是一切悖论的原因；每一次数学危机过后都会使人类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作为数学基础的宇宙性质还不够完整；于是，新的、更完整的宇宙性质被数学所发现或印证——这已经不是数学自己的事了。

　　作为宇宙结构，自然的数映入人类知行的，是时空中耗散着的数或数的耗散；规定中的数，是耗散着的整数和非整数或整数和非整数的耗散——整数的耗散表现出数的独立性（即每一个数都是唯一地存在于其它数中间），非整数的耗散表现出数的连续性（即所有的数连成一个数）。

　　数由于仅仅是结构，它不能（像系统和矛盾那样）作为所属事物的别名及宇宙世界的道理。

　　4.逻辑是系统内的不统之系。逻辑学是关于事物即实践即宇宙世界系统内的元素及其结构的方法论。所谓“没有逻辑关系”的两个事物或两项实践，其实是指两个系统内各自的元素及其结构；因为宇宙世界是唯一的系统，所以不存在绝对没有逻辑关系的两个事物或两项实践。不涉及统一体的“矛盾”是逻辑矛盾，不涉及统一体的“系统”是逻辑系统——即集合。关于集合是逻辑而不是系统这一点，可以从集合的表达式A={ a1,a2,a3,…,an}和这里的系统表达式A={ A-a1…A-a2…A-a3…A-an }所区别的情况来理解。一是，逻辑“共性”（集合A）包含各个集合元素的“个性”（a1～n），这是逻辑的即集合的实践；而系统共性（整体A-）分别寓于每一个系统元素的个性（…A-a1～n…）之中，这是系统的也是矛盾的实践；因为这两个实践意义不同，各是各码，前者在逻辑频道上而后者在系统（全）频段上，所以这两个实践之间关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分歧仅仅是逻辑学与系统法及辩证法的区别、仅仅是集合与系统及矛盾的区别，两者的“争论”除此以外本身毫无意义。二是，集合不涉及整体和统一体，所谓的“集合体”只不过是全类、全集——即集合中的“全体”元素或“全体”子集罢了，它是被规定成“集合体”的可分割的全体，不是整体；系统不仅有自己的统一体（A），也有自己的整体（A-）。三是，不同的集合（或子集）之间可以存在着交集，即不同的集合（或子集）可以存在着共同的集合元素；而不同的系统（或子系统）之间不存在“跨”系统，即不同的系统（或子系统）中不存在共同的系统元素，所谓“‘跨’系统”大概是集合对系统的误解。任何事物都是唯一的，“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⑾。只要不像本体论那样先用“两份”事物中的一份去制作事物“本体”，然后再用另一份来充当现实事物自身，就不会混淆集合与系统。

　　逻辑由于是不统之系，它不能（像系统和矛盾那样）作为所属事物的别名及宇宙世界的道理。

　　以往的逻辑学作为思维科学，仅仅是关于人的思维活动规律的科学，是概念的逻辑（科）学；它只是说明了“人的思维必须要符合如此这般的规律才不至于混乱”这个表层的问题。在此，我们的实践论用“逻辑是系统内的不统之系”再造的逻辑学，显然不再仅仅是关于人的思维活动规律的科学——即不仅仅是概念上的逻辑学了，而是关于包括人的思维对象的规律在内的哲学——是事物中的逻辑（哲）学。这是因为，我们的实践论逻辑学更进一步，解答了“是由于客观世界中的什么东西（现在知道是作为思维对象的‘不统之系’）反映到主观世界中来，会使得人的思维必须要符合如此这般的规律才不至于混乱”这个问题。

　　逻辑学历来表现为“是”论，这是啥，那是啥……等等。而“是”论就是“系”论——在此，“系”不但与“是”相通，而且从“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从“是”到“不统之系”（即从“是”到逻辑学对象——事物及宇宙世界中仅仅只涉及元素及其结构的部分）的桥梁。在认知逻辑即系这一点上，象形字文化直接表达对象的优势明显大于拼音字文化，例如，从“system”一词中是拆解不出“logis”这个字的。

　　逻辑学的三层形态

　　诡辩是逻辑学的老师。人类掌握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即矛盾逻辑）和系统逻辑的过程，是运用这三个形态的逻辑学破除相应诡辩的过程。到目前来看，历史依次出现过原始诡辩、辩证诡辩和系统诡辩，也可以称之为低级诡辩、中级诡辩和高级诡辩。现在，我们还仍然在使用的“形式逻辑”只能是系统逻辑下的基本逻辑而不应该再是原始的、曾经被认为具有绝对意义的形式逻辑了；而辩证逻辑和系统逻辑又都越来越多地超越了逻辑本身，带着矛盾体和系统体的背景，成为向辩证法和系统法过渡的判断工具了。现在，处于明确并运用系统逻辑来扫除系统诡辩即高级诡辩的时代了，因为，用辩证逻辑（即矛盾逻辑）扫除辩证诡辩即中级诡辩的哲学工作已经大致完成了。

　　逻辑学的规律体系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其中同一律是核心，其余是推论。仅就同一律来说明三种诡辩和对应地破除它的逻辑学三层形态，可以简化问题。

　　在原始的、曾经被认为具有绝对意义的形式逻辑中，同一律的公式为：“A是A”，已经被它扫除的原始诡辩“偷换概念”的把戏是：先在集合A里人为塞入一个非A元素，然后用它来得出“非A是A”的谬论。

　　“A是A”作为形式逻辑，全名其实是“A之一各自是A”，即，形式逻辑的“A是A”允许各个“是者”各自是同一个“是”，但不允许一个“是”既是这“是”又是那“是”。语言上，“是”论中的形式逻辑允许“是”字前面是逻辑所属的“事物”即集合（A）中的任一元素，但“是”字后面必须是逻辑所属的唯一“事物”即集合（A）；也就是说，当a1、a2、a3、……an是逻辑所属的“事物”即集合A中的元素时，说“a1是A”，形式逻辑认为这话没毛病，因为它既不排斥“a2是A”也不排斥“a3是A”及“an是A”。对于“哲学是方法论——是经验和世界观的对立统一体”这个正确结论，形式逻辑并不象对待诡辩那样拒绝反过来把这个正确结论零散地、在系统逻辑看来并非完全正确地（这在下面讲系统逻辑时就会看到）表述为“世界观是哲学”、“经验是哲学”、“世界观是方法论”或“经验是方法论”。总之，在“是”论中的形式逻辑看来，“是”后面的落脚点出现非唯一的范畴或概念，即为诡辩；“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被形式逻辑当作诡辩毫不奇怪，因为它违背排中律。

　　当传统的形式逻辑扫除了原始诡辩后，诡辩并没有停止；因为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逻辑而是完整的事物、都不仅仅是集合而是系统，而完整的事物即系统却总是要占据一些空间和时间的——总是一个体系的过程。于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⑿ 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了实际上事物A等于系统{ A-A t1…A-At2…A-At3…A-Atn }（t代表时空），也知道了在逻辑即集合中既不涉及统一体“A”也不涉及整体“A-”而只有全体，逻辑所属的所谓“事物A”是同于集合{ A t1,At2, At3,…,Atn }的，并且还知道了A t1、At2、At3、…和Atn中的任何一个在传统的形式逻辑看来都具有非（本体）“A”的意义——逻辑所属的所谓“事物A”似乎总是存在于A t1、At2、At3、…和Atn等等“非（本体）A”的状态中；但是，恩格斯的这句话还是从源头上预示出：一种比原始诡辩更隐蔽的、高一级的诡辩——辩证诡辩，可以选取逻辑所属的所谓“事物A”中的 A t1、At2、 At3、…和Atn等等任何一个，作为“非A”来否定逻辑所属的所谓“事物A”的性质“A”。即，与原始诡辩不同，辩证诡辩用来否定逻辑所属的所谓“事物A”的“非A”不是人为地从事物A外面拿来塞入事物A的，而是从事物（A）内部选取的其固有方面或阶段（At1～n）——这似乎是本体自己在不断“偷换概念”——是“上帝的诡辩”。本体论对事物自己的“偷换概念”和“上帝的诡辩”是无法抗拒的，于是终究逃不出自掘的不可尽知论陷阱；但是，给本体论打造体系的工匠们——实践论有办法：改逻辑学——把传统形式逻辑学体系改进成传统形式逻辑基础之上的辩证逻辑学体系就OK了。

　　在辩证逻辑中，同一律的公式为：“A主要是A”。至此，传统形式逻辑的排中律“A或者非A”在一般情况下显然是瓦解了，因为“A主要是A”的全名是“A既是A又是非A并且主要是A”。其实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瓦解的并不是排中律，而是整个传统形式逻辑的绝对意义。人类当然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的形式逻辑，而只是把它改造成辩证逻辑学的基础部分了。辩证逻辑即逻辑矛盾，它与事物矛盾即辩证矛盾的不同可以从逻辑矛盾表达式A={ a是,a非}与事物矛盾表达式A={ A-a是…A-a非}所区别的情况来理解：逻辑“是非”不涉及双方的统一体和整体，遵循排中律，而矛盾“是非”具有统一体（A）和整体（A-），不恪守排中律。

　　即使到现在，也还有一些半吊子“辩证法”把“A既是A又是非A并且主要是A”中的“并且主要是A”拆除，拿着“A既是A又是非A”这半截棍子满大街耍诡辩。这只是陈旧的、被人类铲除了的辩证诡辩的余孽绝望地无效抵抗罢了，不足为怪。“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也常常沦为此例。

　　真正令辩证逻辑恼火的是另一种更高级的诡辩——系统诡辩。例如某一个摸着大象某一部分的明眼人问你：“我摸到的是不是大象？”你可能回答说：“你摸到的是大象的一部分”；而存心玩弄系统诡辩术的明眼人可能会再一次问你：“我没问你我摸到的是不是大象的一部分，我只问你我摸到的是不是大象？”你该怎么回答呢？如果你向他屈服，回答说：“是，……”则所有摸象的盲人都有可能是“对”的，而只有你这个明眼人总有可能是“错”的，因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大象的任何一部分都有可能是其“主要部分”（例如在区别“象眼”“马眼”“鸡眼”“蛇眼”“绿豆眼”等等各种眼睛形状的条件下，大象的眼睛就成为其“主要部分”了）。与辩证诡辩不同，系统诡辩用来否定事物A的“非A”不但是从事物（即实践）A内部选取的其固有方面或阶段（At1～n），而且偷换事物概念，把不涉及事物整体及统一体的逻辑“事物A”（即集合实践A）偷换成具有整体及统一体的系统事物A（即系统实践A），从而利用系统事物A中的各方面或阶段（A-At1～n）与整体（A-）及统一体（A）的同一性来达到以偏代“全”的目的。与原始诡辩及辩证诡辩不同，系统诡辩用来否定事物A的“非A”既不是人为地从事物A外面拿来塞入事物A的，也不是简单地从事物（A）内部选取的其固有方面或阶段（A-At1～n），而是先混淆系统和集合、混淆事物系统元素（A-At1～n）和逻辑元素（At1～n），然后利用并不含有事物共性（A-）的逻辑系统元素（At1～n）对事物系统的性质（A）搞逻辑的“是”论判断，以便随意否定事物的性质。

　　现在，系统诡辩混淆系统和集合很容易，因为空前严格而明确地区分系统和集合才刚刚开始；混淆系统和集合后对事物性质搞单纯逻辑的“是”论判断也很容易，因为（在稍后的“系统判断——全体现象系统成本质”中就会看到）空前严格而明确地把“分析归纳得本质”与“透过现象抓本质”连成一气的系统判断也才刚刚开始。

　　在系统逻辑中，同一律的公式为：“A全体是A”。也就是说，当玩弄系统诡辩的明眼人摸着大象的一部分说：“我没问你我摸到的是不是大象的一部分，我只问你我摸到的是不是大象？”时，系统逻辑会用一只“巨手”把经验到的全体“大象元素”托给他，说：“这是大象。你摸到的不是。”

　　因为，什么是大象？这对盲人摸象来说，摸到大象鼻子(像管子)、尾巴(想绳子)、身体(像墙)、耳朵(像扇子)和腿(像柱子)的每一个盲人按各自摸到的特征来说大象，就可以了。于是，明眼的人们想到了要把大象的所有特征不多不少地罗列出来说大象，而要做到“不多不少”地罗列出大象的特征来说大象，明眼的人们只好说：大象是大象——前面的“大象”是所有局部特征的全体，即：大象1,大象2,大象3,…,大象n ，后面的“大象”是表述对象，即：大象；当然，前面的“大象”是复数，是世界上所有的“大象”元素或真子集（老象、幼象、古代象、现代象、非洲象、亚洲象……，象鼻、象尾、象身、象耳、象腿、……），后面的“大象”是世界上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叫做“大象”的唯一。总之，按逻辑也就是集合来说，{大象1,大象2,大象3,…,大象n }是大象。

　　至此，基本逻辑、辩证逻辑和系统逻辑的公式可以分别了然如下：“A之一各自是A”、“A主要是A”和“A全体是A”。形式逻辑从最初的“A是A”到现在实际运用的“A之一分别是A”，它已经成为只能在系统逻辑的“A全体是A”前提下使用的基本逻辑了；离开这个前提单独使用就是系统诡辩。例如，在明知道“经验和世界观全体（组成的方法论）是哲学”的前提下，撇开这个前提一味强调“世界观是哲学”，这就是系统诡辩。

　　同时，原始诡辩、辩证诡辩和系统诡辩的公式也分别了然如下：“混淆是非以非为是”、“主次不分以次定性”和“以偏概全以系篡统”。凡此种种，谨防上当！

　　实践论与本体论在运用逻辑时并没有形式上的区别；对“A全体是A”的运用，两者在内容上的区别在于是否把现实宇宙世界和浑沌合并成一个绝顶“宇宙世界”。实践论如实地把宇宙世界当作已有的实践劈开浑沌之所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知道的东西是宇宙世界，不知道的东西是浑沌，因之随时得到发展着的宇宙世界全体，且不断地用这个全体来把握着日新月异的宇宙世界；由于把实践、把宇宙世界的无限发展当作“自”然而非任何“它”然，实践论并不替实践即宇宙世界的无限发展负“原因”责任。而本体论则一劳永逸地拿一个所谓绝顶的“宇宙世界”包揽无限发展着的现实宇宙世界和浑沌，企图替实践即替宇宙世界的无限发展负“原因”责任，靠灵机一动随手抓来的绝顶“宇宙世界”反过来包揽无限发展的实践及宇宙世界绝对“全体”——即现实宇宙世界加浑沌，这虽然能临时搪塞一下信众，结果却是在宇宙世界的每一次哪怕是细小的发展面前都会失信——要么被自己臆造的绝顶“宇宙世界”拖入不可尽知论（实践未到之处的浑沌谁能知道嘛！），要么把现实世界的一切都贬低成绝顶“宇宙世界”投影下来的相对过程。害死本体论的是它自己大包大揽的“造世主”情结，不是逻辑，更不是实践论！

　　系统判断——全体现象系统成本质

　　逻辑是(系统内的不统之)系，不是完整的系统，因而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系统逻辑不是系统法。

　　逻辑判断是系判断，是从事物系统的内部元素归纳出事物性质（A-）的判断方法，最高公式为“A全体是A”。这是以西方传统哲学为主要代表的判断方法。

　　系统判断是从整体的事物统一体出发对事物进行本质判断，乍一看似乎也可以顺着逻辑判断的轨迹表达为“A整体是A-”，但由于整体的唯一性及统一体的不可分割性，即由于从一个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去“归纳”它自己，“A整体是A-”其实毫无意义，更不可能有逻辑意义。由于对事物统一体和对其内部元素的规定是相对的，“a本身是a”也没有任何意义。

　　系统判断要对整体的事物统一体完成其本质判断，就必须在事物内涵逻辑判断的同时从这个事物外延与各种其它事物的联系上找答案。事物与各种其它事物的联系，正是事物的各种现象；系统判断的方法正是从事物内部“A全体是A”延伸到外部的透过现象抓本质。于是，一些肤浅的逻辑人立刻就给出了他的“系统判断”公式：“A全体现象是A”；哈哈！你上当了——“A全体现象是A”只是罗列现象的公式，而仅仅罗列一个事物的各种现象，是得不到这个事物本质的。只有（在对事物内容进行逻辑判断的同时再）把一个事物的各种现象进行一番系统化加工，才能抓住这个事物的唯一本质，因此，系统判断的公式是：“A全体现象系统成A”。抓宇宙世界的本质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实践论的宇宙世界（与本体论的“宇宙世界”不同）对各种浑沌表现出各种现象——系统现象、矛盾现象、统一体现象、逻辑现象、数现象、元素现象……，如果我们的方法是仅仅去罗列这些现象，则我们的方法论就会因为没有抓住宇宙世界的本质而不成其为实践论了，至少不是抓住实践是“人为对立着的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的自然整体及统一体”这个宇宙世界本质的实践论。为什么我们的实践论用自己的全部哲学同时对待每一事物呢？因为我们的实践论方法是抓住一个事物唯一本质来改造宇宙世界的实践论系统哲学工具（改造宇宙世界的功能100%），而不是罗列一堆事物各种现象去展示宇宙世界的本体论逻辑哲学零件（改造宇宙世界的功能为0%）。

　　为什么在“A全体现象系统成A”这种判断中看不到“是”了呢？其实，“是”就是“系”，“是论”就是“系论”，“A全体是A”就是“A全体系A”。“A全体现象是A”就是“A全体现象系A”——这仍旧是（逻辑的）系判断而不是系统判断。如果一定要照顾一下逻辑人对系统判断的理解，“A全体现象系统成A”也可以是“A全体现象是统成A”。

　　由于逻辑判断只是从事物各项内容的是与非上对事物的性质负责，而系统判断则在此基础上同时从事物对外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上对事物的本质负责，所以，系统判断是最终把握事物性质的完成式判断。现在，以西方传统哲学为主要代表的逻辑归纳判断方法和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要代表的仅仅“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判断方法已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系统判断——彻底地铲除诡辩的是系统而不仅仅是逻辑，是系统判断而不仅仅是逻辑判断。例如：“处于没落中的某一些哲学被反动派用来把历史拉向倒退,被中间派当作“不改造世界”的借口用来泯灭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处于革命中的另一些哲学被人民用来推动历史前进，这都表明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改造宇宙世界”，这就是一个用来开启本文命题的系统判断。

　　人类改造宇宙世界时，遇到的各种经历系统成经验；形成的各种看法系统成世界观；各种经历及其各种看法又系统成各种方法，最后，各种方法系统成对事物及宇宙世界的整体方法论。

　　结论

　　方法论包含经验和看法，是经验与看法的矛盾统一体；实践论搞完整的哲学，是事物及宇宙世界整体方法论，它可以直接用于改造宇宙世界；本体论是不完整的哲学，仅仅搞世界观；它因有待于与整体经验统一成事物及宇宙世界整体方法论而还不能直接用于改造宇宙世界。

　　宇宙世界是实践所到之处的唯一系统，浑沌是实践未到之处的笼统；事物是宇宙元素；数是宇宙结构；逻辑是宇宙元素及其结构组成的不统之系；系统是宇宙元素及其结构构成的整体及统一体。

　　实践论不仅以逻辑判断出哲学是方法论而非仅仅看法论，并且以系统判断出哲学搞的是对事物（即实践）及宇宙世界整体和统一体的方法论，而非仅仅搞世界观——对宇宙世界整体和统一体的总看法。

　　“哲学是关于事物（即实践）及宇宙世界整体和统一体的方法论”要彻底结束哲学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除了让这个分歧经历“本体论还是实践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的磨难，还必须让这个分歧到“唯物主义与否？”上走一遭，因为，现实中的实践论还在被人们当作某种容留着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因而也就别别扭扭地运用着。

　　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

　　如何改造宇宙世界？即，要实践论不要本体论、要方法论不要单纯的世界观；在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现在被明确强调之前，还有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恩格斯挑明并解决的。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做了肯定的回答。”“……

　　“但是，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有说服力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⒀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根本问题的区别及其关系

　　恩格斯在这六个连续的自然段里完整地说明了本体论哲学的基本问题。

　　当时的“全部哲学”，只是全部本体论哲学而并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正在开创着的实践论哲学。在当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派加上德国古典哲学，再也没有比这更代表集历来哲学成果之大成的了；既然要“终结”它（即过往的“全部哲学”），那么，“终结”中所使用的工具——新的、开创着的实践论哲学就当然不可能归在被终结着的对象——“全部哲学”里。这也顺便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传说中那样从所谓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中各取一半、折中一下地被推导出来的，而是在终结所谓“全部哲学”——即终结本体论哲学的过程中作为科学式的方法被使用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的哲学系统不同，他不是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而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而是一种贯串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同时这种方法又以这些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得的成就，而更加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所有以前一切哲学最完满而坚决的否定。”⒁

　　现在一些“折学”之所以还可以打着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搞“补课论”和“跨越论”，正是因为这些“折学”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哲学对全部本体论哲学的终结，并进而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哲学搞成某种吸收了黑格尔主观唯心主义所谓“合理成分”的唯物主义了；具体地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上把客观制约性折下来单独用——搞机械唯物主义的“补课论”，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上把主观能动性折下来单独用——搞主观唯心主义的“跨越论”。这就不得不啰嗦一个常识：由于质和量这两种规定性的存在，宇宙世界的继承和发展有两种：一种是新事物（B）终结旧事物（A）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是事物本质上的新、旧扬弃；另一种是一个事物自己范畴内的新阶段（B新）对旧阶段（B旧）的继承和发展，那是性质上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是同一个本质（B）内部新、旧阶段的扬弃。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类似于生物的同化作用，例如人类对食物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吃进的是五谷杂粮鸡鸭鱼肉细胞、长出的是人体细胞；一脉相承性的继承和发展例如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存在——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毛主义（或称马列毛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只要当代哲学不忘记上述这个常识，不搞“折”学，就不会给（物质）本体论留下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上把客观制约性折下来搞机械唯物主义“补课论”或把主观能动性折下来搞主观唯心主义“跨越论”的余地。当心！这类“折学”还经常用演双簧的形式复活着被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终结了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跨越论”与“补课论”互相掐架，双方连半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都没有。

　　尽管我们经过对实践论和本体论的分析以及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析，现在已经知道了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哲学”仅仅是指世界观哲学、仅仅是本体论；但是，由于实践论既不抛弃本体论从科学（即实践论）身上剥削来的体系，也不抛弃世界观，只是捡回被世界观哲学抽象掉了的经验，还原出完整的方法论哲学，因而现在的实践论哲学仍然是包含世界观的。于是，从现在起，哲学的基本问题就可以成为包含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之内的一个专用名，与哲学的根本问题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根本问题中的世界观问题——是包含在改造宇宙世界的做法中的（对宇宙世界的）看法问题。

　　做法即方法，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从改造宇宙世界的方法上把哲学区分成实践论和本体论的同时，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把本体论区分成了思维（或精神）本体论和存在（或自然界）本体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且，只有当这个“存在（或自然界）”与包括思维（或精神）在内的整个宇宙世界等同时，唯物主义才重新与实践论一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这也就是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只具有（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为本原的意义，并不具有（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为本原之外的“何为派生、何为第二性”这层意义——后来的混乱由此而生。

　　当代唯物主义面临着选择——搞（科学式的）实践论还是搞“物质”本体论？

　　随着实践论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哲学即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终结，唯心主义确实历史性地结束了；到目前，一切以思维或精神为本原的方法论都已经把本原追溯到了存在或自然界。例如，一向作为思维科学的逻辑学，也在我们的系统实践论这里把本原追溯到了“系统内的不统之系”；又例如，现在人类用人工智能（AI）制作出了与人对话时的“个人情绪”，说明心理学也早就把本原从思维或精神追溯到了存在或自然界……；总之，一切以思维或精神为研究对像的工作都把其本原追溯到了存在或自然界，其实唯物主义早就一统天下了。

　　但是，一统天下的这个“唯物主义”一旦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解决里失去了自己的对立物唯心主义，就不可能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里的唯物主义了。这时的唯物主义其真实的涵义只能是以存在或自然界为无须证明的唯一本原的“存在或自然界”主义——科学和哲学的天然统一体——实践主义。但是，怎样实践呢？面对浑沌，主动创造条件、直接开天辟地呢？还是跟在费尔巴哈想象的“物质”的“发展”后面被动等待条件、间接地一步步爬行？这轮到实践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以来的唯物主义一分为二、再次前进了。

　　现代唯物主义用意识对物质的关系接管了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因为这个接管在哲学命题里只具有语言学的意义，故对这个接管本身不必进行哲学上的追究。问题在于：接管了存在和自然界的“物质”是什么？

　　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以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都遵循着一致的逻辑：即存在或自然界都是包含着思维或精神在内的整个宇宙世界。因为我们现在明确地知道了一个事实——“系统中各个元素分别与系统整体呈无条件的同一关系，即系统元素与系统整体具有同一性并完全排斥分立性；系统中各个元素之间呈分立关系，即各个互不等同的系统元素之间具有分立性并排斥同一性，各个元素的等同是系统呈相应的同一状态的条件。矛盾是只有两个元素的系统，是对立统一体——是事物及宇宙世界在对立与统一这个性质上的别名及道理，它由内部的两个矛盾元素（即方面或阶段）构成整体；矛盾具有对立统一基本规律下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发展对称规律；矛盾中的同一性存在于各个矛盾方面（或阶段）分别与其整体及统一体的关系上，矛盾中的对立性只存在于互不等同的矛盾双方之间，矛盾双方的等同是矛盾呈相应地同一状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恩格斯是把“存在或自然界”都当做包含着思维或精神在内的整个宇宙世界的，因为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是从他的“思维或精神”与“存在或自然界”的同一性来确认宇宙世界的可认识性的。“但是，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有说服力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可见，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不但把物质当作包括意识在内的整个宇宙世界，而且是从意识向物质的同一性——从意识→物质的方向确知了宇宙世界的主动可知性。

　　那么，现代直至当代的唯物主义的“意识”与“物质”呢？是不是从意识对物质的同一性来确认宇宙世界的可认知性呢？不完全是。起先，主观宇宙世界对整个宇宙世界的同一性，这个恩格斯用来说明人可以认识世界、可以主动认识世界的“工具”被束之高阁；主观宇宙世界受整个宇宙世界的派生性、第二性，这个认识论用来告诫人的认识受宇宙世界的派生、被动接受宇宙世界的派生的“戒律”得到乐此不疲地遵循。后来，除了一部分在科学工作中一贯坚持实践论而外，现代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强调意识来源于物质的认识论陷阱，它给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原来的物质本原性（即第一性）基础上加了意识“派生性、第二性”；这看似也从物质→意识的方向解释了宇宙世界的被动可知性，但是，这却同时让费尔巴哈的传人们重新陷入了恩格斯早就预料到的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解混乱：物质——这个当代唯物主义与生俱来的灵魂，被费尔巴哈的传人们窄化成意识的天然对立物（而不是同一物）了、窄化成“思维”或“精神”的客观对象了，同时，他们还把意识对物质的（同一）关系当作（主观与客观）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了。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把物质窄化成客观宇宙世界，进而仅仅用主观宇宙世界与客观宇宙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完全替代了主观宇宙世界与（包括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在内的）整个宇宙世界的同一关系。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主观要遵循客观！”为了这个目的的需要，主观能动性——这个本来与客观制约性相同层级的、并存的天然存在，就只好随着意识派生性、第二性的牵连，屈居客观制约性的下属了。

　　一个局部对其整体、或一个整体分别对其各个局部，这不是系统范畴中两个系统元素之间的分立关系，而是系统中的某一元素与其系统整体的一个同一关系、或一个系统整体分别对其多个元素的多个同一关系；一个矛盾方对其整体、或一个矛盾整体分别对其两个矛盾方，这也不是矛盾范畴中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而是矛盾中的一个矛盾方与其矛盾整体的一个同一关系或一个矛盾整体分别对其两个矛盾方的两个同一关系——系统方法来了，当代唯物主义营地中竖起了继续前进的大旗！

　　再一次解剖系统、解剖矛盾，搞清楚系统及矛盾所包含的同一性及分立性、对立性（即斗争性）问题，势在必行。

　　关于宇宙世界具有怎样的普遍联系性，这是系统论科学到来以前的哲学普遍忽视了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普遍联系着的事物中都并存着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上、下或高、低两个层次的事物联系——同一联系，由于上一层次或高一层次的大事物里总是包含着下一层次或低一层次的小事物，在同一联系中总是存在着小事物与大事物里的“小事物”自己与“自己”联系的情形，即，这种同一联系具有同一性并排斥相互性；另一种情形是同一个层次的三个及更多个分立着的事物或两个对立着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分立或对立联系，由于多个或两个同层次的事物（都像排中律说的那样）互不包含，这种分立或对立联系具有相互性并排斥同一性。

　　在系统A={A-a1…A-a2…A-a3…A-an}中，元素A-a1、A-a2、A-a3和A-an中的任何一个都分别与系统整体及统一体具有同一性而没有分立性、相互性，即，不但A与{A-a1…A-a2…A-a3…A-an}是同一个东西，而且A-a1、A-a2、A-a3或A-an也分别与{A-a1…A-a2…A-a3…A-an}首先是同一个东西其次才是其中的一部分；宇宙世界中既不会有两个系统A（一个统一体A本身和另一个各元素里整体A-中的A），也不会有两份A-a1、A-a2、A-a3或A-an（一份元素A-a1、A-a2、A-a3或A-an本身和另一份{A-a1…A-a2…A-a3…A-an}中的A-a1、A-a2、A-a3或A-an）。在系统A={A-a1…A-a2…A-a3…A-an}中，元素A-a1、A-a2、A-a3和A-an互相之间仅有分立性、相互性以及同一状态的条件，而没有同一性；在a1=a2=a3……=an这个特殊条件处，系统与之相应的分立性、相互性消失，系统处于相应的同一状态；宇宙世界中并没有实际上因统一体及整体消失而处于绝对分立状态的系统——这种“系统”只是人类规定为逻辑的东西，宇宙系统的逻辑状态只是人类的一种主观工具。

　　在矛盾A={A-a+…A-a-}中，矛盾方A-a+和A-a-中的任何一个都分别与矛盾整体及统一体具有同一性而没有对立性（即斗争性），即，不但A与{A-a+…A-a-}是同一个东西，而且A-a+或A-a-也分别与{A-a+…A-a-}首先是同一个东西其次才是其中的一方面或一阶段；宇宙世界中既不会有两个矛盾A（一个统一体A本身和另一个各矛盾方里整体A-中的A），也不会有两份A-a+或A-a-（一份矛盾方A-a+或A-a-本身和另一份{A-a+…A-a-}中的A-a+或A-a-）。在矛盾A={A-a+…A-a-}中，矛盾方A-a+和A-a-互相之间仅有对立性以及同一状态的条件，而没有同一性；在a+=a-这个特殊条件处，矛盾中与之相应的对立性消失，矛盾处于相应的同一状态；宇宙世界中并没有实际上因统一体及整体消失而处于绝对对立状态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是人类规定为逻辑矛盾的东西，逻辑矛盾是人类的一种主观工具。

　　当主观宇宙世界与客观宇宙世界作为矛盾双方的时候，矛盾的整体及统一体是整个宇宙世界，主观宇宙世界是向着包括主观宇宙世界和客观宇宙世界在内的整个宇宙世界同一的。意识是向着包括意识及其客观对象在内的物质同一的；现在验证这个同一的不是恩格斯时代的“实验和工业”，而是最时髦的AI（人工智能），这比恩格斯时代的“实验和工业”更加说明意识是向着包括意识在内的物质同一的，而不是像“物质”本体论说的那样仅仅向着意识之外的、对面的那部分“物质”同一的。

　　被“物质”本体论当做“物质”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客观宇宙世界，是客观物质。但是这样的回答瞬间就引起了下一个问题：客观宇宙世界是什么？客观物质是哪些物质？截止到目前的哲学回答说：“主观在哲学上同‘客观’相对，构成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主观指人的意识、精神、认识；客观指人的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或认识对象。”⒂ 这也就是：截止到目前的哲学只确认了客观是与主观相对的、在主观“以外的物质世界”，并没有给出与主观（“指人的意识、精神、认识”）同等仔细层次的解答。这“球”传给了当前：与主观相对的（主观）以外物质世界——客观是什么？

　　在实践向着浑沌分出来的宇宙世界里，并不是实践所及之处的所有东西就一下子全部都移入了人脑并加工成了具有能动性的主观宇宙世界。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首先像其他动物一样适应环境随后才以之为基础作为人来改造环境的，对应地，人在实践所及之处得到的东西，其一部分还仅仅作为条件和由条件刺激引起的反射而存在着，而另一部分移入着人脑进行着加工形成着能动性以主观存在着。看：条件及条件反射，这就是客观的内涵上限！严谨一点说：客观是实践涉及到的条件并且因为它暂时仅仅处于条件反射状态而与主观相对的那部分宇宙世界。也就是说，在宇宙世界里，“实践涉及到的条件并且因为它暂时仅仅处于条件反射状态”，这是客观的内涵上限；“（与主观相对的那部分）宇宙世界”，这是客观的内涵下限。这两点值得注意：①客观还完全没有上升为主观，还不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已经在人脑里进行了个别地、孤立地而非联系地、系统地加工过的物质的东西，②客观已经被实践所涉及，以实践为依据存在于宇宙世界“里”而非超出实践。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⒃ 这就等于：与主观相对的、主观以外的物质世界——客观，不外是暂时还没有移入人的头脑并暂时还没有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那些物质世界的（部分）东西而已。在内涵上，这些东西——即客观，它的上限是条件——实践的条件——上一次实践中的条件反射和下一次实践中的天然依据的总和，下限是“宇宙世界（即实践所涉及）”；在外延上，这些东西——即客观，它的下限是非主观——实践所及之处暂时还没有移入人的头脑并暂时还没有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上限是实践所涉及（即浑沌表面）。

　　总之，客观的内涵上限与其外延下限交界——即条件及条件反射与主观交界，客观的内涵下限与其外延上限交界——即实践所及与混沌交界；如果这样清晰地界定客观，“物质”本体论是不会有栖身之处的，但实际上很不幸，“物质”本体论一开始并不是故意要用客观物质代替物质，恰恰是对客观的界定模糊，造成了“物质”本体论在现代唯物主义营地里一直流行到当代。

　　物质，这只是实践论在本体论统治年代潜入科学并靠着那时的科学做掩护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总遗产，而现在的科学早已经使物质和宇宙世界融为一体了；例如在爱因斯坦的能量公式E=mc2里,⒄ 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现在作为实践论的助手，物质仍然被留用的前提是它只能作为宇宙世界的同等存在或历史遗留的别名；否则，稍有差池，就会使（刚刚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前期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的）当代唯物主义重新陷入混淆着客观与浑沌的窘境。

　　在这个窘境里，费尔巴哈的传人们骗领着当代唯物主义的口粮，举着客观唯物主义的旗帜，由于单独使用客观，客观成为他们手中如同物质世界一样至高无上的礼器，但它实际上却像在费尔巴哈本人手里一样对现实无能为力：要么把科学及实践论交给唱诗班去搞，要么把教条主义完善得比AI（人工智能）还令人惬意。在这个窘境里，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一众传人冠冕堂皇，处处向当代唯物主义伸手，举着“物质”本体论的旗帜，通过他们自己永远不便公开说明的秘密“途径”，他们的“物质”本原像特工007那样先于人类实践溜进了浑沌“里”做了绝顶“宇宙世界”的本体，凭着这非凡的身手，预先对还没有到来的实践指手画脚……。

　　总之，以客观物质代替物质并且误把客观物质当作宇宙世界的本原，就形成了客观唯物主义；又由于这个代替变相地使物质本原具有了客观物质“本体”的性质，客观唯物主义就具有了“客观物质”本体论的作为，故简称：“物质”本体论。客观唯物主义与“物质”本体论是同一个哲学分别在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中的双重意义。当代唯物主义必将在完成批判客观唯物主义和“物质”本体论的历史任务中实现自己的继续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在实践论中的历史位置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当时还没能像现在这样明确界定客观并区分客观与浑沌。那时还间或以客观物质代替物质并且误把客观物质当作宇宙世界的本原，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对客观的了解不如对主观那么详细，进一步的根本原因是混淆着客观与浑沌。

　　对于主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搞得很清楚：既移入了人脑又在人脑中改造过因而具备了能动性的那部分物质；对于客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还只能从具有当时具体内容的主-客观辩证法去理解：既没有移入人脑又没有在人脑中改造过因而也就不具备能动性的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相互作用性在此处是当时辩证法自带的、不必另加内容来证明的）。巴甫洛夫（1849～1936）给主-客观辩证法增添“条件反射”这项内容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此后才有可能像现在这样把客观当作“实践涉及到的条件并且因为它暂时仅仅处于条件反射状态而与主观相对的那部分宇宙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当时还不可能用“条件反射”这项内容来界定客观，这完全属于人类的困境，是历史本身；即便是“条件反射”被发现之后的一定时期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没有用条件及“条件反射”来界定客观，这完全属于哲学的困境，是哲学史本身。任何历史本身作为现实之母是天然不受现实审判的。但是霸占现实的历史排泄物，终究会被现实扫除干净。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受当时科学条件的局限，还没能像现在这样明确界定客观并区分客观与混沌；即便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也还没有替当代唯物主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既给后来直到现在的客观唯物主义或“物质”本体论留下了可乘之机，又给当代唯物主义批判客观唯物主义和“物质”本体论提供了出发点。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初步打倒了本体论，开创了人类哲学的第三个里程碑——实践论时代。人类哲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哲学的产生，它意味着人类思维中的抽象部分受到人类自己前所未有的重视，以至于被当做一门专门的学问对待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哲学随后脱胎于神话。虽然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告诫过：“对于那些可以通过计算、测量、权衡弄清楚的事……，”“凡对于这一类事还要求问神的人就是犯了不敬虔的罪”，⒅“不敬虔”什么呢？这显然是指不敬虔神身上的“自然力”；但是到了柏拉图时，神身上的“自然力”已经满足不了新兴专制政治的需要了，神身上的“人格化”这时更能满足新兴专制政治的需要；于是，柏拉图发展地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发现”了《理想国》，“找到”了理念——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不过是不断地分有了各种理念的结果罢了……，这是哲学的第二个里程碑——本体论时代开始。实践论也随后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手里以科学的名义形成并且潜行，由于各种“理念”之间的关系总是要靠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摸清楚，甚至新、旧事物对同一个“理念”的不同分有也要靠劳动人民的实践来创造，因此，科学掩护下的实践论始终在为本体论哲学挖掘出丰富的体系原料。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继奴隶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领跑人类社会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劳动阶级破天荒第一次参加领跑人类社会了（这当然不排除专政以后的无产阶级还有分裂出新型剥削阶级的可能性）；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进哲学：既然劳动实践搞来了人类一切哲学的体系，劳动阶级领跑人类社会的哲学就完全不需要用各种宇宙世界“本体”再造“现实宇宙世界”的繁琐，把所有经验到的科学成果毫无遗漏地汇总起来系统成唯一的东西就够了，并且，这个简便还产生了开天辟地的主动和消灭了等待象牙塔回传指令的被动，这就是哲学的第三个里程碑——实践论时代开始。

　　万事开头难，在阐述自己的世界观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与以往的哲学似乎没有形式上、现象上的区别，也是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来搞的。例如恩格斯说：“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⒆ 然而，实践论对一种哲学的最终判断不是仅仅根据他怎么说，而是考察他怎么做。一涉及人、涉及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方法论内容及其实践论本质就扑面而来。看！“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⒇“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21)“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22)“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23)过去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现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手上变成了改造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工具”，过去关于“阶级斗争”的辩证观念变成了履行阶级斗争历史的唯物辩证法。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是辩证的实践论或处于实践论的矛盾论阶段，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唯物辩证法。

　　如果一定要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开创时代的实践论与我们当前搞的实践论有些什么时代印记上的区别的话，那就是在工具上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还主要地使用着（唯物）辩证法，那时的系统方法还蕴藏在联系和发展的原则中；而我们搞的实践论拜时代所赐，已经主要地使用着系统法了；因为时代不但完成了把联系和发展的原则深加工成系统法的工作，而且也比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在其联系和发展的原则中的位置，把辩证法安装在了系统法中。

　　从这个实践论哲学变化的意义上说，历史从辩证实践论阶段来到了系统实践论阶段。当然，系统实践论的时代也会有拒不使用系统法的情况，这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存在不少拒不使用辩证法的情况一样；是人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弃儿。

　　“一条新的道路被开辟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即方法论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物主义呢？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只在其世界观上才是唯物主义。而在由经验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体——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实践主义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费尔巴哈派是人类最后的唯物主义。至于费尔巴哈的传人们的“唯物主义”，要么是“物质”本体论——搞单纯世界观哲学的需要，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方法论哲学——对实践论的无知。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论之后，自然科学从自然辩证法发展到了自然系统法；相对论-量子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发现，需要一个具有更大整体的实践论来承载这些科学了，这个具有更大整体的实践论当然是系统实践论。

　　总结论

　　实践论是做法论——即方法论，是既包含经验基础又包括世界观形而上学的完整哲学；它把如何改造宇宙世界做为自己的根本问题。本体论是看法论，是企图脱离经验基础（实际上它靠从经验中获得体系）仅仅搞世界观形而上学的半吊子哲学；它把用何种本体来解释宇宙世界做为自己的根本问题。实践论哲学并不把各种事物的具象抽掉，因而实践论哲学不是抽象的而是汇总的，它只是把宇宙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汇总成一个宇宙世界自身。

　　就纯粹的经历来说，人和其它动物没有区别；但是人有思维且人的思维可以在实践中走到自己的经验前面去。于是，实践论还是本体论？问题变成了人的世界观超越自己的经验多少才合适？“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24)可见，当世界观以科学假说的进度超越经验时，它是实践发展的存在形式，因而是合适的，这是实践论；而当世界观企图一步就到达绝顶“宇宙世界”尽头去超越经验时，它并不是实践发展的存在形式，因而是不合适的，这是本体论。

　　人类的哲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经验阶段、本体论阶段和实践论阶段，对应着笼统一体、哲(学)-科(学)分层和系统整体这三种历史形态的哲学。在经验阶段，人类的各种学问或知行笼统一体，实践论还只是渐趋雏形；到了本体论阶段，实践论化身成科学，替本体论打造哲学体系；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倒本体论、开创实践论以来，现在实践论正在引领着人类哲学向系统整体形态深入发展。

　　在当代唯物主义的营地里，除了到处活跃着实践论以外，还每每流行着客观唯物主义即“物质”本体论；它的荒谬在于既把落后于当代科学实践的客观物质当作人类意识之外（例如人类产生之前）从来就有一成不变的“宇宙世界”来固守，又叫自己的世界观一劳永逸地混乱到实践未及之处（例如未知领域）的绝顶“宇宙世界”里去拿一个本体“物质”来，否认已经出现的、新的人类实践；轻者夸夸其谈，不解决实际问题，对实践毫无帮助，重者妨碍历史前进。“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5) 这话在此处的哲学含义是说，做事时经验比世界观多就蠢，世界观比经验多就飘，世界观与经验不断相互看齐、齐头并进，才是哲人的做法。

　　哲学啊，走实践论的路，向系统整体形态前进吧！

　　注释：

　　⑴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版)》第135页、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⑵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Ⅰ.9,990a；《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25页，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1版。

　　⑶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卷第3～4页、上卷第18页。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 版。

　　⑷《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第一章。

　　⑸《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卷第257页。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 版。

　　⑹《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122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⑺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提出，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两段式的表述: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又，本卷下第715页《注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写的,写在他的1844—1847笔记本中。另：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单行本第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4月第1版）。

　　⑼参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逻辑学教研室编《逻辑学》第12页“三、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3版。

　　⑽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4.23～1947.10.4.)在1900年研究物体热辐射的规律时发现，只有假定电磁波的发射和吸收不是连续的，而是按份进行的，计算的结果才能和试验结果相符。这样的一份能量叫做能量子，每一份能量子等于hν，v为辐射电磁波的频率，h为一常量，被称为普朗克常数。h=6.626196×10-34J·s。普朗克时间=普朗克长度÷光速。普朗克时间指时间量子间的最小间隔，即5.39×10-44秒。普朗克长度指长度量子，即1.6×10-35米。我们的时空形式里没有比这更短的时间和长度存在。

　　⑾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D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3页，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1版。

　　⑿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第239～2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⒀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第219～2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⒁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8页，李立三译，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一版。

　　⒂《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145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⒃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⒄ E=mc²，其中E代表能量，m代表质量，c代表光速。这个公式表明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可以相互转化。它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的一部分，并成为了原子能利用的理论基础。

　　⒅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9月第1版。

　　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第208～2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下第332～3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5)《雍也》，《论语》卷三，页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