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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工人日报》为药家鑫找的杀人理由

火烧 2011-05-23 00:00:00 网友时评 1030
文章批评《工人日报》对药家鑫案的评论,质疑其传统价值观与社会道德的关联,指出其忽视现实问题,强调文化重建与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前两天偶然见到《工人日报》4月13日韩昌雪的一篇评论药家鑫杀人的文章,《“不忍其觳觫”应成为一种普遍表情》,觉得非常荒谬。

作者说,“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才显得更加重要。”——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蒋介石政府当年喊这些类似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都动听,特别是当他们用机枪大炮刺刀砍刀铡刀宰杀共产党人、穷人的时候更是如此。《工人日报》上的这篇文章翻出了这句“传统的”口号,让人觉得蒋介石的后代们又回来了,又开始边喊口号边杀人了。

作者说,“早在30多年前,李泽厚先生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大量军事术语充斥在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大打一场……的人民战争”……在孩子成长的所有细节和环节中,潜移默化地宣扬这些东西,较之宣扬和善、慈悲、宽容,其高下判然有别。”——李泽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些知识不多的人弄不清楚,但30多年前,当共产党还在组织人民大打人民战争的时候,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是什么样的局面,还是有很多活人可以证明的,还是有很多数据可以证明的,不是李泽厚们写几本书、本文作者这样的人写些文章就否定得了的。把如今的一切罪恶,都归结为那些年的“人民战争”,归结为没有大力宣扬“和善、慈悲、宽容”,真佩服作者这样的人,嘴巴一张,黑的就成了白的。药家鑫不正是出生、成长在共产党里许多高级领导人决定不再搞群众运动、人民战争的后三十年吗?在这个年代里,媒体不是每天都在宣扬着和善、慈悲、宽容么?按作者的逻辑,不应该有药家鑫这样的人啊。

作者说,“如果我们的环境是和善、慈悲、宽容的,便会拥有一个爱意融融的社会,完全可以有另外一个“药家鑫””。——这是高等人理想中的社会状态、社会秩序。文章在提醒高等人在吃着喝着工人农民们的血肉时,大家要仁慈一些,文明一些,不要破坏了规矩,不要逼得低等人走投无路,再次掀翻这吃人的筵席。低等人们也应该和善、慈悲、宽容一些,被打左脸时,把右脸也伸过去,被杀光了,连祖坟也被刨了,也要和善、慈悲、宽容。这样,世界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了,吃人的筵席就可以一直排下去了。

正如黎阳一篇文章中所说,越大喊什么,就越缺什么。“重建”一词本身就是不打自招,承认美好的东西已经被糟蹋完了。边破坏边喊“重建”,不过是边当婊子边立牌坊的老一套。越大喊“弘扬文化”越不为文化,越高唱“重建道德”越不屑道德,越声称什么实际上越没什么。只有强者才能玩弄“仁”,弱者没资格——打工仔能对老板说我对你如何如何“仁”吗?下岗工人、农民工、叫化子能让社会承认自己有多“仁”吗?强者说什么是“仁”,什么就是“仁”了——毒奶粉吃死了孩子,赔你一顿午饭钱就算“仁”了;豆腐渣工程砸死了人,嚎两嗓子掉几滴眼泪就算“仁”了;砸你的饭碗夺你的生计,说两句漂亮话就算“仁”了,……

如今药家鑫二审也被判死刑了。估计《工人日报》以后还是会继续大力宣扬“和善、慈悲、宽容、仁爱”的。他们宣扬这个好东西已经有好些年了。我不看这个《工人日报》也有好些年了。而“人民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提都不敢提的。

2011/5/23


《“不忍其觳觫”应成为一种普遍表情》

《工人日报》4月13日韩昌雪

  学音乐的大学生药家鑫交通肇事后因为受害人要记其车牌号码,“激情之下”便杀了对方。

  之所以强调药家鑫的“大学生”身份,是因为这个群体总的来说,应当是文明、理性、对生命有着起码敬畏的。但不幸的是,药家鑫恰好没有这个群体所应当有的基本素质。他骨子里缺乏那种人类最起码的“觳觫情感”,这值得整个社会深思,而非只是对其家庭、教育、人际环境进行指斥。

  “觳觫”意指因恐惧而浑身筛糠般颤栗之态,语出《孟子·梁惠王》。作为一种宗教祭祀活动,有人要杀牛,取牛血衅钟,梁惠王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与此相联系,孟子还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不忍其觳觫乃恻隐的外显,恻隐为不忍其觳觫的内情,所谓“人性”,大约就在于此。

  面对生命,“不忍其觳觫”应当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表情。

  自己把人给撞伤了,非但不救,为灭口免责,居然将伤者致死——药家鑫骨子里的“恶”难道与现实社会中无所不在的非良善因子的浸淫毫无关系?

  常识是,一个孩子从发蒙起,应给他营造一个宽容、和谐、宁静、慈祥的世界,而非营造一个狼性和仇恨的空间。当然,这个环境远远不是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个“纯教育”体系所能完成的,它还包括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建构。

  儿子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放学接他回家,他低着头对我说:“爸爸,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您别骂我,老师要求我们为灾区捐款,我有多余的两块钱,帮一个没有钱的同学捐了。”我当即俯下身去,在他小脸上亲了两口:“儿子你做得对,不仅不骂你,还要表扬鼓励你!”

  当然,遇到这样的事,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教育”孩子:“你傻啊?自己钱不会自己花,你给别人干吗?”孩子以后会“很聪明”、很自利,同时也可能开始变得缺少同情心。

  今天的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好多人认为要培育并放大自己孩子与其他孩子争执时的狼性基因,不然他长大后会吃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才显得更加重要——在谁都不傻的情况下,谁拥有善,谁就拥有潜在的道德感召力,也就是作为个人的“软实力”。

  也因此,我强烈反对“教育孩子”的说法,其实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而往往是作为父母的我们,以及我们所在的环境。

  早在30多年前,李泽厚先生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大量军事术语充斥在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大打一场……的人民战争”、“建立……桥头堡”之类。战争是人类利益冲突的流血政治,是人类相互仇恨的现象,在孩子成长的所有细节和环节中,潜移默化地宣扬这些东西,较之宣扬和善、慈悲、宽容,其高下判然有别。

  如果我们的环境是和善、慈悲、宽容的,便会拥有一个爱意融融的社会,完全可以有另外一个“药家鑫”:不小心把那个妇女撞伤后,赶紧停车,设法把她送到医院急救,同时给交警报案,听候现场勘查,接受法律处理。妇女的生命被挽救,自己的过失犯错或者犯罪会得到人们的谅解和法律的轻判……

  可惜没有,“激情杀人”的药家鑫于是成为丧失起码人性和社会道德失范的“范本”。

  倘从这个角度看,要阻止个别人的残忍,靠的是全社会所有人共同营造和善、慈悲、宽容与仁爱的心灵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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