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岂应遗忘，人民英雄永当牢记

纪念张先玮烈士殉难八十五周年

今年是张先玮烈士华诞一百一十五年，又是他殉难八十五周年忌辰，值此建党九十周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英雄，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勇于献身的革命烈士，具有深远的意义！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他的精神能继续传承，发扬光大，永远放射灿烂的光辉！

苦难童年

张先玮，湖北省鄂城县(现鄂州市)葛店黄金里村（现岱庙邓平村）人，1896年9月3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塾师家庭，有兄弟姐妹5人，他是幼子。你名张海峰，教教馆养家。因生活贫困，过度劳累早逝，时张先玮年仅存岁。他的两个姐姐被迫与人当童养媳。母亦因生活折磨，不久随父西去。幼小的他只能靠两个做皮匠的哥哥抚养。八岁时给他人放牛，干的是脏、重累的活，吃不饱穿不暖，还挨打受骂，家中不忍，接回由兄姊共同负担，让他读书。他聪敏勤奋，成绩优异，终因家贫，十三岁被送至糕饼铺当学徒，再次与人民奴，吃的残菜剩饭，睡觉板凳当床，冬天棉衣单薄难以御寒，夏日蚊叮虫咬，终日劳累，直至深夜才能。苦日子实在难熬。他幼小的心灵里对黑暗旧社会充满了仇恨。梅香来自苦寒，也磨炼出了坚强的意志。

走上征途

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直得到大姐夫杨少卿的帮助。14岁那年他就随杨少卿至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旁的迎宾客栈当“茶坊”。只靠收取点小费难以养活自己，大姐夫又托人介绍他到武昌新兵营，在鄂城同乡彭楚藩当小伙子（勤务兵），他聪敏能干肯吃苦，深受彭的喜爱，对他照顾很周到。彭思想进步，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残害百姓的行为深恶痛绝，鼓励他学文化学本领，学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使他受到深刻影响，为能遇到这样的好人高兴不已。

彭的老师是革命组织“日知会”的负责人。组织遭破坏入狱，彭涉嫌被逐出清军炮队。张亦被迫重返迎宾旅栈。对此杨感到焦急，四处打听，从葛店同乡，工程营的马荣口中得知彭楚藩现已由宪兵学校毕业，升任宪兵营正目，辛亥年正月托马带张至彭处。彭此时正同革命党人密谋起义，正缺一充当“交通”的贴心人。他既要筹划起义，又要处理兵营的日常工作，就将通讯联络、发通知、传递书刊的重任交托给张，并告诫他说“这些工作比生命还重要，不能疏忽大意，豁出性命也要保证完成。张不负重托，在为武昌起义作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圆满地完成了通讯联络的重要任务，保证了武昌起义按时举行，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

武昌起义前夕，中秋节前，彭楚藩为集中精力按时举行起义，就将妻秦玉枝，女彭宜娣交由张护送回华容凉亭老家，嘱其安置后速回武昌。张返回途中，至行青山据人告知，武昌混乱，无法进城，无法返回，只得过江至花楼街四彩里10杨少卿家，方知彭与刘复、杨洪胜三烈士于10凌晨遭清军杀害。马荣在鏖战中被擒被剥皮处死，他对此深感悲痛，誓为苦难烈士复仇。刘星阶是同盟会员，留日时与三井洋行老板相识，是大姐夫杨少卿的好友。1912年春节后，杨托他介绍张至三井洋行当“西崽”（童工）、“小倌”（学徒）。年稍大后干过炊事员。他工作勤奋、诚实、肯学习钻研，有文化、有工作能力。被老板看中晋升为“庶务卦”（管财务），他的优越地位，受到人们青睐羡慕，连他在福洋里（现麟趾路）法租界的住宅也被称为“张公馆”。这时他有了优惠的工资待遇和优厚的生活条件，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条件变了志向未变。没有忘记过去的苦，继续与命运抗争，寻找光明前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一个九陶的革命志士，在武汉革命者的支持下，在汉口华清街创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张入该校学习。中共党建立前后，在汉革命的董必武、恽代英，陈谭秋、黄负生等革命人士常来此讲课，董必武与张的姐夫家是亲戚，与张见过一次面。1914年董再次赴日时，杨曾让张找三井洋行老板为董搭乘便船提供帮助。上船时，张、杨、三井洋行老板三人曾为董送行。这次在夜校，张就托来校任教的化名李先生的进步青年王平璋带来再次见董必武。董对张印象很深刻，很信任他，就让王一道从事一些革命活动。此时张早已与孝籍女士李秀英结为伉俪。1920年喜得贵子，但他并未迷恋这温馨家庭生活，毅然加入战斗行列。

在此期间，张看到很多进步刊物，如《新青年》、《中国青年》、《光华》、《先导》等进步刊物，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受到董必武的教诲，进步很快，董见张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为彭楚藩搞过交通联络，就将与外省党组织联络的任务交给了他，这任务事关机密，责任重大，张先玮不负重托，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重任，先后去西安、湖南等地与杨明轩、何叔衡、毛润芝等及时地进行了联络，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对湖北党组织初期的发展与建设起到了一定作用。

与此同时，张在三井洋行建立组织了工会。1923年陈谭秋领导铁路工人开展“二七”大罢工时，张先玮亲自带领工会前往声援，积极投入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行列，表现得很出色，董必武给予高度评价，对他更加信任和重视。不久就亲自吸收他入党，并取名张树棠。

肩负重任

张先玮加入党组织，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重大转折，这时他已成为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一切献给党，愿为革命奋斗终身。党给他的任务也更为重要。董必武认为他家在法租界住地安全，又有洋行身份掩护，党组织在此活动安全。他的夫人李秀英又可靠，让他巡风放哨能放心，他岳父为人力车工会秘密党员，担任交通员。张毫不犹豫的将个人住宅提供给党作为秘密联络点，岳父有时间就协助李夫人，巡风放哨。共同负责保护党组织与领导同志的安全。此后，党组织经常来此活动，董必武、陈谭秋、向宗发、向警予等不少领导他家。由于李夫人人缘好，同邻居关系很融洽，由他巡风放哨绝对安全可靠。

曾亲赴莫斯科受到十月革命深刻的影响的董必武，从“二七”惨案中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决心开展“军运”，建立人民武装，走武装斗争道路。董认为张是担此重任的最佳人选，就让张同王平璋，共同组织武装组织任务。由于开展这一工作还属首次，董必武非常慎重，只打算建立小型组织秘密，在汉开展活动，摸索经验、探索道路，为大规模建立武装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打基础。对人员挑选也非常谨慎，由张、王二人负责物色，董亲自审查核定。最后确定，由张、王及刘子谷等七人组成。董并要求张，要在洋行好好干，争取洋行老板的信任，利用洋行工作作掩护，利于更好的开展工作。在武装组织开展工作前一是要利用洋行的关系，购买武器为开展斗争作准备。按照董必武的要求，张先玮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勤奋学习，并学会了一口的流利日语，老板对更加信任，常派他一人出外采购，后来外出无需指派，由自己安排。他借机以洋行“买办”身份，先后找到了四川万县的王天仲，湖北宜昌的夏斗寅、黄冈的刘佐龙，湖南岳阳的樊钟秀等，利用新军中思想进步的军官联络事宜。由于他日语讲得流利，都对他的“日商”身份深信不疑，从而达到了购买枪支弹药的目的，并由他们安全的运回。他买的枪支，不仅武装了武装组织，也为策应北伐，支援湖北的革命暴动和武装斗争，准备了武器，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支武装组织建立后，就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开展活动，不与任何组织和个人往来。除本身任务外，不介入任何革命行动。一切行动向董必武请示报告。为因特殊情况不能与董见面，就由王平璋负责董张之间的联系，代为请示与传达。后来还增派张先玮的继岳父张世国从中担任交通员。组织据点依然设在张公馆。闲时分散隐匿，有事按规定联络办法来此集中。

武装组织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给予那些极为反动，作恶多端的地主豪绅以严厉打击，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给反动政权构成威胁，为革命造声势、造影响，为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铺平道路。在开展武装斗争同时，购买武器需要大批资金，来资也是他们报党组织同意，自己动手向那些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典当行、钱庄主、地主老财、豪绅手中以革命暴力手段强行征集的。国共合作后，又增添了策应北伐的新任务，也是靠以上手段，征集了不少钱财物资，除购买枪支外全数上交。这些财物和武器，后来给予北伐军尤其是叶挺独立团的补充给养，加强装备以极大的支持，给后来的革命暴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是华中重镇，强敌统治的中心城市，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在这里开展斗争，异常艰难，风险极大，没有胆量魄力难以担此重任，在武汉的“军运”活动中，张先玮表现出了对党的无限忠诚，显示出了革命的英雄气概和胆略，出色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战斗艺术。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英勇顽强、无私无畏，迎难而上，身挑重担，他对战友高度负责，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次行动，他总是走在前面，遇到艰险，他第一个向前，撤离他总是在后，直到看到别人安全离开后他才最后动身。他把同志们看得比同自己一样，在他的影响下，个个奋勇向前。他遇事慎重，从不盲动，事前亲自认真侦察，然后才周密部署行动，由于情况明，几年来从未出现意外。他带领大家在碉堡密布、岗哨林立的敌群中，在敌人枪口前，眼皮下，刀光剑影丛中穿棱、游弋，纵横驰骋，由于轻车熟路，驾驭自如，如入无人之境。有时遇到异常情况，险象环生，他仍镇定自若，临危不惧，指挥大家安全脱险。由于他们的路线熟，一次次甩开敌人，化险为夷，消失得无踪无影，使敌人扑空，无功而返，江城人民无不将这支无名英雄视为神秘传奇人物。由于他们机动灵活，敌军警对他们的行踪难以捉摸，难以防范应对，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危险。在全体人员中，数张先玮最辛苦、最疲劳，他们的行动都在夜间，完成任务后他们都有时间休息，他为不引起怀疑还要坚持到洋行上班，他的这种不畏疲劳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钦佩和尊敬，视为榜样。

几年来，他们在武汉搞“军运”开展的武装斗争活动，虽然这支队伍人数不多，也从未与敌军警真枪实弹对面实干，但他们在武汉造成了声势，打出了声威，扩大了影响，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人民志气，给予了北洋军阀政府赖以支撑的社会基础，反动的地主老财、豪绅恶霸以沉重打击，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加快了北洋军阀的倒台！

这支武装的建立打响了向反动政权宣战的第一枪，标志着党自己的第一支人民武装的诞生，是人民军队的雏形，拉开了在规模建立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对革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为各地的武装起义，农民暴动树立了榜样。

这支队伍本人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为革命培养了干部和军事指挥人才。据已知的，王平璋后来在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任过军政治委员，后来不幸在苏区的战场牺牲。刘子谷，建国后任至中央内务部长。

浩气长存

张先玮是在江城开展武装斗争牺牲的唯一烈士。他们在江城开展的武装斗争坚持到第三年时，1926年初，农历年底，一次张从洋行租用小火轮，驶往葛店白浒镇，在黄家湖张的二姐家中落脚，对位于葛店二会的残酷盘剥人民的典泰当铺俟机进行袭击行动时，遭院走狗的拼命抵抗，鸣枪示警仍不罢休，只得将其击中倒地，完成任务撤离后，被敬延殒，尚存一息，说出了昏暗中辨出张先玮的真情。反动典当主与北洋稽查勾结，跟踪寻找。武装组织完成任务将所得财物上缴后，于1926年元月14日（乙丑年腊月初一），小组全体成员聚集张公馆，稽查团闻讯赶来，被“巡风、放哨”的李秀英夫人发现及时将窗台上的花盆打落。听到警讯，张先玮见情况危急，果断让王平璋带领众人翻窗突围。当大家要他一同逃离时，他毫不犹豫说：敌人是要抓我，我走了你们就难脱身。你们走，由我应付，拖延时间，你们就能安全离开。迅速转告组织，这里已经暴露，应立即停止来此活动，否则后果堪设想。并转告组织放心，拼死我也要保证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他，话音一落，就迎门走去，将敌拒之门外，巧妙地与之周旋。赢得了同志们安全脱离的时间。李夫人了机智的将家中的有关党的机密文稿、革命文献藏匿于室内的煤球堆中，免于遭到敌人查获。敌一无所获，张先玮强忍悲痛别离妻儿，被敌人带走，在居巷北洋军阀稽查处关押两天后，转至敌武昌军法处。

在汉的北洋军阀陈嘉谟、刘玉春等闻讯大喜过望，令酷刑审讯，查清同党，一网打尽。敌动用酷刑，百般摧残、疯狂逼供，他虽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筋断体裂，仍坚贞不屈，强压怒火，强忍悲痛，咬紧牙关，严守机密。任凭敌人凶狠毒辣，残暴折磨，摧毁不了一个革命者的钢铁意志，得不到点滴口供。北洋军阀的阴谋无法得逞，仍不死心，进一步加紧逼供，软硬兼施，毒刑用尽，张先玮早已看穿敌人的罪恶目的，誓死保障党组织和战友的安全，决不让敌人阴谋得逞，他义正词严，正气凛然，怒斥敌人，横眉冷对，头断血流，也要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决心以实际行动实现他平时在家和对同志们讲的，粉身碎骨也不能让党蒙受损失的豪言壮语。他的义这种义薄云天，气壮长虹的壮举，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和英雄气概。敌人在他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一筹莫展，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万般无奈，恼羞成怒，为挽救北洋军阀即将倒台的败局，就极凶残的在关押了18天后于1926年元月31日（乙丑年腊月十八），以“奸党作乱，煽动军心、颠覆政府、打劫民财”罪名将他杀害，暴尸于武昌文昌门江滩上。忘图以此杀一儆佰。其遗体由杨少卿出面，安葬于葛店故里。

烈士殉难时，年仅30岁，他将韶华的青春，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张先玮烈士虽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的精神浩气长存，有如日月霁天，江河行地，永葆革命的青春！

张先玮烈士的慷慨，更激起了同志们的同仇敌忾，由他在江城点燃的革命的斗争火种越烧越旺。安全脱险的战友王平璋、刘子谷依然在江城坚持斗争，并将战线扩展到江城周边外围百余里汉川等地，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后来编入了苏区中央红军。

张先玮烈士短暂的一生，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出色地完成了开展“军运”和策应北伐的艰巨任务。由他负责建立和带领的武装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在党的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功绩的。

告慰忠魂

张先玮烈士倒下了，他的战友王平璋等接过了红旗继续战斗。党对他的丰功伟绩，高尚气节给予了高度评价，给予遗孀遗孤以极大的关怀，烈士夫人李秀英立志为革命养育后代，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成年后，先后为革命作出贡献，足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张先玮烈士安息吧！

张先玮被捕后，党组织派王平璋将李秀英夫人，6岁的长子张陶（乳名臻气），几个月的幼子绍荣转移安置至下何家墩何理成家。遇害后又让杨少卿出面安葬。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经董必武提议，由武汉国民政府追认张先玮为烈士，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张先玮为代表的这群神秘传奇的无名英雄的面纱才揭开，武汉人民才知其真象。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党组织再次转入地下，为解决李秀英夫人母子三人生活困难，董必武又让王平璋去三德里法租界找向大姐（向警予）写信介绍李夫人进英资颐中烟厂当工人。并送去一幅古代名条幅作为今后找党的信物。

抗日时，国共再次合作，1938年春节时，董必武去杨少卿家作客，依然怀念张先玮烈士和惦记他的家人。此时长子张陶业已成人，闻讯后，李夫人亲到武汉“八办”送子参加抗日。前两次因董必武外未遇，第三次去时，受到董必武热情亲切接待。对张先玮烈士的不幸殉难，表示沉痛哀悼，高度赞扬他在武汉开展“军运”建立革命武装和策应北伐的丰功伟绩。并说：“树棠同志，是党的最优秀的儿女，在狱中表现很坚强，党永远不会忘记他。”

董必武见张陶长大成人，很高兴，勉励他继承先父遗志为革命作贡献。并对李夫人为革命培养后代感谢信！当得知为意时，立即让秘书填表吸收张陶加入抗日“民先队”安排张陶在武汉搞“抗日救亡”，这一次，还告诉了王平璋和刘子谷的真实身份。

1938年，武汉沦陷前，李秀英夫人已与英资颐中烟厂办妥避战难的遣散手续，领到了500元的遣散费，拟全家随继父张世国去孝感农村。董必武知道后，决定安排张陶随母前往，将抗日救亡工作扩大到孝感农村，并交代了联络的办法。

建国后，张先玮烈士家人在迁居地孝感申请，经湖北省民政厅审核，重新颁发了张先玮烈士的“烈士证”。之后不久，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率中央慰问团慰问老苏区烈士家属来鄂，他知张先玮烈士家人不是老苏区，就让民政部门代他邀请李秀英夫人列席烈属代表大会。届时由次子绍荣代母参加。在孝感县青山口的大会上，见到了董必武，领到了中央慰问团的的有毛主席像的革命烈士纪念章和慰问物资。董副主席对张先玮烈士及其家人的重视，增加了张先玮烈士的知名度，现住地人民更加敬重，更加拥戴。

李秀英夫人是位对党作出重要贡献的革命老人，又是他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将两烈士遗孤教养成材走上革命道路。她的二儿媳也在她的影响下，成为知名的女劳动英雄人物。张先玮烈士在天之灵也定会为能有这样的革命英雄母亲和家庭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烈士的长子张陶从1938年起就开始作抗日救亡工作。董必武将他安排转至孝感后，在他继外祖父张世国的帮助下，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领导人取得联系，接上关系，武汉孝感相继沦陷后，报于1939年起，就在这里开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发展抗日“民先队员”和为革命输送人才。长期以来，在当地的许金彪、许明清、饶明太、郎子林等的领导下，以行医职业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利用日军“反战同盟”和策反的日伪人员，收集了不少军事情报，参加了许多抗日行动，受到了鄂豫军区领导的表扬，并将他的工作从1945年起，由“民行队”转移到鄂豫军区直接领导，调入城工部门搞地下工作，并转为中共党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奉命打入三青团，继续在敌伪人员中搞策反和搜集军事情报和窃取军事地图，为革命作出贡献。武汉临近解放时，又奉命潜入武汉充当鄂豫军区联络员，为解放武汉做准备工作。建国后才被调入孝感地区的卫生部门工作，多数时间当医生，工作关系，组织关系仍留在城工部门。

次子张绍荣，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夫人亲送他参军抗美援朝，停战后，转到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他爱人肖菊香积极带头入社，是孝感县出名的女劳模，长期在农村从事妇女工作。

这些是足以告慰烈士的。

英烈蒙尘

这样的革命烈士，革命家庭，谁不敬仰，谁不尊重，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尊敬。可是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却遭诬蒙冤，打成为“假烈士”招致全家受到株连！

1964年孝感县的“四清”运动，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无数人受到迫害，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和血腥惨案，数心千计的人被迫害惨死，诬孝感县是“反革命两面政权”，全县上下，党政机关和所有部门全被砸烂夺权，由社教总团分团工作队取代。诬孝感县是“和平演变”典型，全县干部坏透了，所有机关和部门单位的全体领导都被当作“犯人”，在看守所和各单位关押起来，看管和强迫劳动，全县各级干部都当成“四清“清查对象，被关在一起失去自由。县公、检、法机关被夺权后还在各区、镇压和朱湖农场增设法庭看守年各15个，全县工作组都有权和政法机关一样行使办案权力和履行法律程序，全孝感变成为一座大监狱，行署副专员因坚决反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被无罪判刑下狱。他们以此手段胁迫和欺骗外来的上万干部违心地帮他们制造冤案，其惨象目不忍睹，老红军的副县长刘淮华和许多县、区领导也被迫自杀，许多县区领导和不少干部受到逮捕判刑和各种处理。12级的高干县委书记王振明，被诬罪名长期关押。贯彻二十三条后，依然受到“双开”，为防止翻案，交由社教盆带回安陆县看管，长期折磨，最后遭汽车撞死。死因传闻，有人目击，疑为蓄意谋杀。连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了，中央号召学习过的著名劳模官木生也惨遭毒手，长期折磨。“四清“运动前从外地的沈太真是一位好县长，原蒲圻县要他回县接受“四清”时，被告看到的孝感惨案吓得回去后即投水自杀。在孝感连一个小队的农民会计也被迫蒙冤，因经济上无力“退赔”被逼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数以万计的人被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此残酷手段，古今中外实属少见。关于“四清”情况，我将另行写出，附录其后。

张先玮烈士的“假烈士”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制造出来的。他的二儿媳肖菊香是孝感县妇女中的拨尖人物，多年被评选为县劳模和省劳模，多年来是烈士军属模范代表，时任新卜公社妇联主任，这次是重点清查对象。由于这样，才引发出张先玮烈士的“假烈士”案来。在制造假案时，家人据理申辩和拿出党留的名人条幅和烈士纪念章作证，一再指出董必武副主席是烈士的直接领导，最可靠的证人，建国后中央慰问团来湖北时还让民政厅代表他邀请李夫人列席参加过“烈属”代表会，他们也置若罔闻，竟蛮横无理，不顾事实，将张先玮烈士诬之为“匪”，被打成冒充的“假烈士”。他们为伪造假证据，硬逼着对张先玮烈士情况概不知情的孝感人仅凭他听烈士家讲述过烈士的历史中的遇害情节，斩头去尾，断章取义，作为诬陷造假根据，写出材料，作为“检举”证据，然后据此去找那为维护反动剥削阶级和革命组织拼命博斗而遭击毙的护院走狗家属，再次写出诬蔑革命的反动言论，作为诬陷张先玮烈士的“罪证”，鼓励和支持仇视革命的人猖狂的向党进行反攻倒算，对党、对革命、对革命烈士进行污蔑，其用心何其狠毒！将烈士家中保存的党留下的证物条幅、革命烈士纪念章和许多革命文献作为罪证收走，更荒唐的是将颐中烟厂发给的证明李夫人身份的遣散证，仅凭上面同时印有英、日文等，作为“证据”污蔑李夫人是外国收买的间谍，还根据她领到的遣散费，认定为逃亡地主，一位革命老人，革命英雄母亲也难以避免遭此劫难。

烈士家人为此遭诬受到迫害的还有长子张陶，在朱湖医院工作组对他逼供时，他据理申辩，工作组就掏出手铐，在桌上猛敲，并威胁他，不承认就戴上手铐关押起来。诬他是“政治骗子”。运动后期，被下放到五分场管制劳动。停发工资，每月只发给35元的生活费。他家除老母外，还有人住在城区，靠他的工资维持生活和付房租。

烈士的二儿媳肖菊香那时正在产假期里，身体虚弱，四清工作队推行刘少奇的桃园经验残酷迫害，在数九严冬，工作组况惨无人道的将她浑身棉衣剥光，强行接到室外空旷场上，顶着刺骨寒风，开大会批斗逼供，将她冻得嘴青鼻乌，皮肤发紫，失去知觉，长达数小时仍不罢休，一直关押到运动尾期，最后被开除公职，勒令退党，回农村管制劳动。她的大儿玉珍也受连累丢掉了教师工作。她远在北京工作的丈夫绍荣也因遭诬，打成政治骗子，在单位生产基地下放劳动时被判劳教刑，这些就是他家在四清运动中的遭遇。

在清查时，在民政部门审核和颁发烈士证时写过证明的人也都受到了连累。

杨少卿是张先玮烈士的大姐夫，张走上革命道路得到杨不少帮助，张牺牲后，杨为他家帮过不少忙，就他同董必武的关系就能证明他的证明可靠，这些情况1938年董同杨见面肯定会告诉杨，可是他就是由于如实写了证明，被连累便宜吊销了武汉市的户口，押送回农村劳动。

张必先暑期在武汉测绘局工作时，从事地下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党公开了张先玮的共产党员身份，知道了张先玮烈士的一些情况。他和张先玮的继父曾充过交通员的张世国是好友，曾听讲过张先玮的革命经历，1957年换发烈士新证时，他因曾受张世国临终嘱托，写过证明，这次亦被诬为合谋为张先玮骗取烈士荣誉，受到牵连，所幸他是受国家保护的，在部队工厂工作的测绘和地图印制专家，周总理还亲派一名处级干部负责他安全保卫和照顾生活，才没有受到连累，还应说的是，像他这样的证明在认定烈士时，并不重要，他们去京调查，放着董副主席这样的重要证人不找，却去查这些无关紧要的证明。其用心何其毒辣。

拨开迷雾

制造孝感“四清”惨案的王任重，极为毒狠，手段胜过“极左”路线。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政权全体干部，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二十三条”下达后，他扣押近两月之久，至三月底才传达，并将文件精神歪曲为反右，加快步伐加紧制造冤案。后期将不利于他们的文件全部收缴销毁。并安排亲信进一步控制孝感政权及要害部门，恐怖程度不亚于“四清”时期，以防中央察觉其罪行，私人信函也遭邮局截留，发现有人进京上访，立即派人跟车，在去北京途中，从火车上拦截押送回，轻则批斗，重的还要受到严厉制裁，乃至下狱，不少人险于罗网。

张陶是个不怕事的人，自信董必武是他父亲领导，他参加革命也是董必武亲自安排的，只要找到董老，他父亲遭诬的真象定能大白，“假烈士”假案不攻自破，坚持喊冤，有恃无恐，权势者也无可奈何。文革开展后，权势者稍有收敛，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唯他一人获恩准进京自找证人。在中央接待站见到了中组部李部长、内务部韩慎司长和他父亲的生前战友，内务部长刘子谷，但毕竟不熟，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交谈，经他帮助，安排他亲去找董必武，受到何莲芝夫人及其子女，良羽、良翼的亲切款待，他们将张视若亲人。因董老时任国家代主席，已陪阿尔巴尼亚贵宾去了上海。就让张去找董老关系密切的郑位三。张陶去郑老家时，家人简单招待饭食后，留下了申诉信函，郑老见后，立即派小车将其接至他家，当面了解情况（另述当时谈话内容）。

郑位三与董老联系后，听到计张先玮的事迹，对张先玮很敬佩和怀有亲切感情，一直关切他的家人，这次见到张陶，他非常高兴，他说，你父亲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他若还在，和我们一样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按农历算，我是你父牺牲的那年入的党，从未见面。我多次听董老讲过他，对革命贡献很大。在武汉开展“军运”建立和领导了我党的秘密武装，是他们打响了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的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革命筹集了资财，购买了枪支弹药，策应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斗争，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你父亲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他的气节令人敬佩，宁死不屈，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湖北的一些老领导李先念、王新亭、郭述申、戴季英等一提起他无不感到佩服。你父亲生前的战友王平璋，一次在苏区会上，讲自己的脱险经过时，也提到你的父亲。在苏区红军战士中，有深刻的影响。王平璋后来在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担任过军政治委员，不幸在苏区的战场上英勇牺牲。他的儿子王水清也从老家汉川来，现住我这里。

他对张陶说，王平璋是董老的学生，也是董老最信任的人，他是你父亲的老师，参加革命比你父亲早，你父亲第二次和董老见面是他带去的，可是他直到1925才入党，时间比你父亲晚，可见董老对你父亲的信任还超过了他。

郑老提到张先玮烈士遭诬的事时，气得青筋直冒，怒容满面地说：“我得知你父遭诬时，很气愤，气得一夜未睡。你父亲的身份早已向社会公开，早已不是秘密，董老威赞他是党的最优秀的儿女，知道他的人很多。他们这样诬陷他是侮辱党、污蔑革命，这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整了活人还要整死人，太恶毒了，这情况我已电告董老。他也很气愤，对你们很关心，说你写的材料都是事实，你38年还和你母亲一块找过他，是他批准你参加工作的，要我亲自出面帮你们落实好。你就安心同王水清一道住我家等结果。回家后，有什么情况去武汉部队的王平政委，我会打电话同他讲。讲完后，他立即拨通了湖北省民政厅的电话，找到一位姓张的厅领导，气愤的说：张先玮烈士的问题，你们是怎么搞的，问过他家人没有？调查过没有？看没看过他家使出的证物？我档案，看过文献都有记载，张先玮确是烈士！我打电话问过董代主席，他说张陶写的都是事实，张陶三八年参加工作就是董老批准的。他的家人现坐在我身边，在这里告你们的状，我等着听你们的处理结果。

打完电话后，郑老亲笔写出证明：张先玮确系烈士，因身体原因我不能多写，如有疑问，派人来京笔录，由我口述。（见附件）

张陶见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春节临近，离京返回，途中还去河南郑州，去省二招看望了戴季英。在京期间，他还见到郭述申老人。后来，他弟弟绍荣还在董老家见过李先念，到过郭述申及郑位三等家中。

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张先玮烈士的“假烈士”案得到解决。湖北省民政厅在春节后，很快给予彻底平反昭雪。后来郑位三和武汉部队王平政委出面，在张张先玮烈士故里，葛店郊外的山岗上修建一座烈士墓。

劫后余残

张先玮的“假烈士”案得到上级重视，很快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并且是“四清”运动案中有此结果的唯一案例。这是张陶兄坚持抗争的结果，但效果并不理想，并不乐观。落实中，遭权贵玩弄手法，大打折扣，只是在烈士家人住地新铺公社的不足四十人的小会上，走过场，简单宣布了一下平反结果，人们还未开明就草草行事。会后也不让人再议。一个大张旗鼓制造的假案，偷偷摸摸平反，影响岂能肃清挽回，烈士英名大打折扣。如此伟大的革命英烈，能有几人知晓，几十年来，仅见孝感市（县）志上出现过一次张先玮烈士之名，再未见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他的名，介绍他的事迹，该烈士是谁，有谁知晓，早已被人遗忘。这些情况无异于将革命先烈隐瞒匿藏，让人们无法得知烈士的真象，使之隐匿尘封达到销声匿迹完全消失的目的。烈士功绩人们何能铭记，烈士精神何能传承发所光大？实在愧对为构建共和国大厦有着丰功伟绩的人民英雄先烈，人们期盼着将隐藏着的张先玮烈士的事迹予以公开搜集整理，大力弘扬，使之立于众多英烈之林，让他的精神同放光辉，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

在烈士故里鄂州市，由于遭“四清”变故后，烈士家人住地孝感未能通报平反情况，虽然在葛店荒野建有一烈士墓，但鄂州市委领导尚不知该市有此伟大烈士，直至前年底，市领导为褒扬革命英模，进行采访搜集时，才引起重视，现正为张先玮烈士编写传记。令人欣慰。“假烈士”虽然彻底平反，但家人遭受株连并未减轻。张先玮烈士获昭雪后，长子张陶只是因院中缺少医疗人员才收回工作，发放工资。在单位仍受歧视，对他进京上访极为不满。诬他是与“右倾机会分子”串连，张陶进京时，董老家人视他为子侄，董老病逝就是不讲，过去父亲的关系，也应略尽子侄之谊，连他给董老家人发的唁电也遭人到邮局拦截，查扣。他休息时理应办理离休手续，却将他革命历史全部勾销，原档案和审干结论不予承认，只作一般人员退休，多次申请无人过问。实在无奈，才由其二子昌震四处打听，亲至武汉、西安等地找到抗日时期鄂豫军区的老领导郎子林等作证，参加工作时间才由1945年转入鄂豫军区城工部门和转党时间算起。1938年至1945年转入鄂豫军区前的工龄仍不承认。由于董老现去世多年，无法再次取得证明，这段工龄就被抹消了，离休时间只从1945算起，地委组织部据此拟定为17级，而单位却以高过医院领导，改为19级。而且还只能作为技术干部离休，不能享受人员待遇。工资也不按数补足，通过诉讼途径，才得到了部分解决，尚欠近万元仍未着落，更大的问题是，其他离退人员都分有福利房，他现已超过九十高龄，多年没有分到住房，靠自己在外花钱租房，孙子二十几岁，因房屋找不到对象。张陶为此深感愁苦，望能政策迅速落实。

张陶的妻子、儿女也受到他的连累，长期过着穷苦生活，造成幼子早丧，几个子女失学，两个儿媳过早离开人世，老伴也含忧去世。二子昌震聪明能干，工作勤恳、踏实，在部队、单位都受到领导重视，均因家庭影响，不能入党、提干、晋升。

烈士二儿媳肖菊香一家命运更苦，肖被开除公职，但“假烈士”案平反后也得不到平反。拨乱反正时也和孝感县大多数的受害者一样，仍含冤难雪，被无理拒之门外，不予复查。幸董老的夫人全国妇联主席何莲芝出面，让当地领导以照顾烈士家属名义，安排到新铺供销社旅社上班，给予生活出路。由于有冤无处伸，忍着悲痛，不久含恨去世。她长女玉珍，年纪很轻就受牵连，失去教师工作，恢复无望，不愿在此再过屈辱生活，远嫁回葛店故里。肖的丈夫绍荣，判劳教刑后，为受其父连累“政治骗子”的帽子不予摘除，刑满后仍被作为刑满人员安排回湖北劳改企业新生玻璃厂就业，他不愿受此屈辱，加之病重，依然是何莲芝等出面，由民政部门在生活上给予定期补助，才延续了几年生命，一个曾参加抗日、抗美援朝的战士就此了残一生，最终仍是饮恨长眠。

最可悲的是李秀英夫人，一个对党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老人，一个为革命抚养烈士后代的革命英雄母亲，遭此变故，张先玮烈士“假烈士”案平反昭雪后，仍不见家人命运有所改变，心情忧郁，患上精神分裂症，在张先玮烈士平反后两年饮恨长逝。

一个革命的家庭，最终难以逃脱命运的摆布，如此结局令人哀叹，望能得到公平正义的落实，让高龄的张陶能安享几年，不至于同二弟夫妻一样，含悲忍痛离开人间，这是他家人的最大心愿，借以告慰烈士在之灵。

关于“四清”情况，我另写出附录为后。

湖北省孝感市

                        辛耘       电话：13733511744

            2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