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美国走”是汉奸卖国主义

一．         划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唯心主义庸俗唯物史观界线　　

二．         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前夜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纲领　　

三．         新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理论基础及其实践的历史回顾　　

四．         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吗？只有退回去搞资本主义才有出路吗？现在中国走的是哪条路？　　

五．         跟着美国走中国才能富强是汉奸卖国主义，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六．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家为什么反对继续革命？这个既得利益特权阶层的资本主义道路必须铲除　　

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哪个阶级鸣锣开道？“唯一标准”炮打谁？　　

八．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团结斗争胜利！　　

一．            划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唯心主义庸俗唯物史观的界线。人类社会发展靠的是什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生产力)固然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但不是唯一决定作用，必须把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遵循这个规律推进社会革命。唯心主义唯生产力论，不承认上层建筑反作用，不主张使用暴力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有生产关系，它不准革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庸俗唯物史观片面强调经济基础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决定因素”。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晚年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青年派”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无深入钻研和理解，就急急忙忙的站出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唯一）作用是经济因素，其余的因素都不过是消极的。此时，又有一位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巴特尔，也跑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观点。他们别有用心地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戴上了“经济唯物主义”和“技术经济历史观”帽子。“青年派”和巴特尔出于政治需要，一齐喧嚣“经济基础唯一决定作用”。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唯物论辩证法。马克思不在了，根据新的情况恩格斯担起了对唯物史观作进一步阐述和发挥的历史任务。恩格斯指出：“如果巴特尔认为我们否定了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经济反作用，那他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恩格斯致康施米特》）。恩格斯把这些变种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恩格斯致保·拉法格》)。在中国，自1978年以来，变种马克思主义“跳蚤”比比皆是，始作俑者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千古不艺的文章。三十多年来，各色“跳蚤”像苍蝇一样嗡翁叫，都来自这个“恐龙蛋”。他们打着“唯一标准”的旗号弹压反复辟斗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唯一标准”天幕之下，把毛泽东思想打入另册，诬蔑毛泽东思想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错误思想或者是极‘左’思想，他们攻击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搞早了搞糟了”，他们主张要“退回去搞资本主义才有出路”。他们这么说，也这么干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重要思想”粉墨登场，唯生产力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先富带后富、科技专家治国、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管姓资姓社、三十年不争论等等，以及资本家入党、剥削有功、中国靠资本家富起来、高薪养廉、全民政府、亲美富国等创新理论，却登堂入室成为经得起“唯一标准”检验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和“重要思想”都明明白白地贴上了“经济基础是唯一决定作用”标签。在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往往出现不协调的杂音，历史往往被颠倒，指鹿为马，指鬼为人，以假乱真。改革开放启动之先，为了给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当时党的总书记胡yaobang起劲地批“二个凡是”，接着又特别卖力地炮制《唯一真理》，并冠之以“解放思想”掀起“真理大辩论”。这个新中国共青团总书记对别人说，文革期间他通读了马、恩、列、毛的“三部五卷”。马、恩、列、毛的书他确实读了不少，但没有读懂，所以搞了一个“唯一标准”欺世盗名，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他以“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存在政治原则上的错误”被赶下台，长期深居简出，抑郁寡欢。他在湖南老家“闭门思过”期间，正赶上湖南宁乡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活动，党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到长沙参加纪念活动，他却回避政治风月，一个人单独去了花明楼，天马独步，陶冶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情操”，寄哀思和怀念于刘少奇。这就是胡yaobang当时处境和精神状态。批“两个凡是”，发动真理大辩论，为地主、大农奴主平反昭雪和万里到西藏胡说八道等等。可是，他不谨慎不小心，一旦“飞鸟尽良弓藏”，他想不通了。胡yaobang还有一个特点，好邀功。他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慷慨激昂一番，他要群众给他轰动效应。这里有一段xxx和邓立群的对话　　

       xxx问：“你对胡yaobang看法如何？”　　

       邓立群答：“胡yaobang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越多他越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意见符合实际。”　　

       xxx听了说：“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邓立群　1986年9月18日　同xxx谈话）。　　

陈永贵对胡yaobang这种心态和作风很反感，他批评说：“什么胡yaobang是胡乱邦。”胡yaobang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最早的身体力行者，功莫大焉。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了，现在，“跳蚤”们又创造出新声，他们说：“中国老百姓贫穷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总路线三面红旗使三千万人饿死了。”“30年前中国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等等。老百姓要问，资本主义复辟究竟调动了哪个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究竟给哪些人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究竟推动了属于哪个阶级的经济社会大发展？老百姓说：我们还是穷光蛋一个。他们都把唯生产力论，把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发展唯一决定作用，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们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能检验这些“理论”和“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吗？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搞出个资本主义复辟来呢？“唯一标准”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庸俗唯物史观破产了。　　

二   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前夜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纲领。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很多地区仍处于战争状态，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国家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美国封锁，蒋介石轰炸，敌特破坏，匪患频仍，更是雪上加霜。早在1949年7月，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的工作：1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2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3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作和农业生产。这三项工作必须在三年内完成。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毛选4卷1428页）。七届二中全会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文集5卷315页）。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上海是重中之重，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83%—47%。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有二千多个，失业工人达20万人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4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工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被称之为“上海四月危机”。对此上海市市长陈毅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求在不妨害中央财政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的松动和协助。当时，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少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问题，还要全力支援战争。负责财政工作的陈云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能碰破一头”（陈云文选2卷91页）。有没有两全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他认为：要实行土改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当时党内在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上，存在着错误而混乱的思想。他们主张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击，要挤垮私营资本。他们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左”的错误思想。他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 ，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 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强调要认真实行《共同纲领》。他批评党内有些干部：“很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以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待遇，在原材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荣毅仁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在后期的处理中，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把荣家企业定为“基本守法户”，报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四顾》）。中共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认真贯彻实行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我国历史最高水平1936年还高出20%。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3.5%。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短短的三年里，在全国很多地区还在打仗的状态下，在抗美援朝艰难环境中取得了三年经济恢复（1949—1951）全面胜利，并获得较大发展。1950年6月30日，为了彻底解放农业生产力，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土改中，在新解放区，党对富农经济采取了保护政策。《土地法》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均不得侵犯。”《土地法》又规定“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对于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得征收其一部或全部。”这样在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和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没有出现重大的问题。《土地法》的出台和实行，大大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大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它对恢复经济支援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没有土地改革，三年经济恢复不可能顺利进行，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剿匪斗争、抗美援朝战争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一运动中，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国家体制是多么的重要。三年经济恢复之后，新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工业、商业、手工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在“一五”中进行的，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三   新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理论基础及其实践的历史回顾。毛泽东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文献》2003年4期）。他确定，“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建国以来主要文献选编》4册）。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他着重批评了右倾表现的三句话。1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2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3确保私人财产。他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深刻的时期。‘新民主主义秩序’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是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他认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确保私有财产’他说：“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毛泽东把过渡时期总路线概括为“一化三改”，比作“主体和两翼”。它的基础或者主体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认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国家工业化，才能迅速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文集》6卷）。他说：“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的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反复辟这些目的”（《毛泽东文集》267页）。他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文集6卷）。毛泽东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工业。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18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3卷）。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思想和理论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的。毛泽东再三强调：1中国工业化，要富强，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2要把握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不断革命，不允许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之中“横插一个资本主义。”3创造条件和平过渡，宣传教育干部正确执行政策，引导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1955年7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特别是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做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掀起高潮，加快了改造步伐。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私营工商业者震动很大，他们成天惶惶不安，得过且过，无心继续努力生产经营。他们向党中央反映：“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拉得太快。”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文集》6卷）。1955年10月27日，党中央召开全国工商联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还是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的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的进行。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的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废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炎培插话：还有下一代）。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荣毅仁：“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活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计划，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三反、五反’之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隔了两天，继续开会。针对工商业者的“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毛泽东讲了许多话。毛泽东说：“对共产党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富强，因为他们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讲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精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步加工订货，第二步公私合营，第三步到那个时候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意见要跟你们商量嘛。”　　

在这一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也就是“四马分肥”政策，“国家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合计100%。”荣毅仁说：“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五百亿资金可以办一个二万五千锭的厂，可赚100亿左右。”黄炎培说：“在这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荣毅仁说：“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1905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40多年，我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1933年到1935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仁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投资766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不过33亿元，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产不过7000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着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其他的工商业领导人如黄长水、胡子昂、李烛尘都作了发言。主任委员陈叔通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兴奋、愉快和感谢。”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全国工商联执委会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1955年11月初，毛主席前往杭州，在那里一方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为什么可以争取和平转变的方法呢？《决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阐述：1具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2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威信和执政能力。3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4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政策的正确性。《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和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决议》还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能解决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毛泽东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践，总结了过渡时期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健康的发展，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我们没有重蹈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强制没收俄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并把他们赶出苏联，“白俄”在全世界流离失所，对俄罗斯民族和社会主义经济造成伤害。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当时的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表示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表示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速度问题也已经解决，为稳定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搞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猛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1956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15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到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继续宣布实现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资本家们以他们不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的转变而欢呼雀跃。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是想在俄国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斯大林干脆犯了错误。在中国，唯有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特有方式成功地顺利实现了。　　

四   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吗？只有退回去搞资本主义才有出路吗？现在中国走的是哪条路呢？　　

1958年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是过渡时期实践“一化三改”总路线的主要阶段。回顾八年历程，展现今后发展，毛泽东十分欣慰。他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是“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吗？不是的。1957年工业总产值从1949的140亿元增加到784亿元，每月以18.4%的速度增长，超过“一五”计划原定的指标14.7%。其中钢1949年为15万8千吨，增加到535万吨；煤1949年为3200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326亿元增加到604亿元，每年以4.3%的速度增长。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从1952年的41.5%增加到54.5%。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是很高，美国3.7%英国2.9%（《毛泽东传》7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请问这些数据表明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化三改”总路线“搞早了”还是“搞糟了”呢？　　

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　12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会。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他说：“在第二次访苏之前就开始动笔了，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谈一谈。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工作的一个总路线”（　1958年12月18日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乘风破浪》的社论，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1958年1月毛泽东来到了南宁。这里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毛泽东在这里召开规模较大的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分散主义”和“反冒进”。他说：“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他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1958年南宁会议讲话）。　1月12日　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这个工作方法指的就是“多、快、好、省”。南宁会议出台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六十条》内容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六十条》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1958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毛泽东文集》7卷）。中共中央1958年南宁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毛泽东同志在“一化三改”运动之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胜利，他要继续革命，要珍惜爱护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和积极性、创造性，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争取避免“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要力争早一点快一点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愿望，还要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教育、培养、提高干部，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他意味深长地告诫全党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去了（《毛泽东文集》7卷）。1958年到1978年新任务来了，大家都一门心思搞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搞的怎么样呢？是不是搞糟了呢？请看下面数据：　　

“跳蚤”先生们，你们看了这些对比资料之后有何感想呢？搞早了吗？搞糟了吗？是封闭吗？是僵化吗？睁着眼睛说瞎话。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主张“阶级合作，共同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请你们再看看中国的现状，复辟资本主义搞阶级合作、共同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给95%以上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阶级合作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的唯一“好处”是剥削压迫的锁链和桎梏，给他们带来的是失业、贫困和新的三座大山！　　

俄国十月革命前并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却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汇集得最充分的地方。列宁、斯大林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没有像迂腐极点的机会主义那样，无所作为地坐等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而是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地抓住历史机遇，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恢复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七倍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是被恩格斯完整准确地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实践应用及其胜利。旧中国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更落后，但却是资本主义世界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是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这里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受灾难最深，反抗也最激烈，是革命形势比较成熟的地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坐等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是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慨和极严格的科学态度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在此基础上把民主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根据我国私有企业中已有相当的社会主义社会大生产的实际，采取一系列过渡形式，逐步地和平地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个社会大变动中，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平均年递增18%，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一百年。这同样是被恩格斯完整准确地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及其胜利（引自马蓥伯《指导时代潮流的巨人》）。　　

现在的中国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再请看下面数据：　　

五、“跟着美国走”是汉奸卖国主义，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xxx向全党发出韬光养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出头，不扛旗的号召。后来一批汉奸精英把小平这个嘱咐纂改成为“中国只有跟着美国走，才能富强”“世界上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强了。”这是典型的李鸿章哲学。李鸿章的卖国洋务导致甲午战败，中国百年沦丧的恶果  。改革开放中的“李鸿章”将中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和美国的附庸请看事实。　　

  美国在政治上顽固地打压中国、分裂中国。小布什执政时期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导弹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近期又制造了菲律宾与中国边界冲突和中美船冲突“偶然”事件。2008年西藏事件、2009年新疆事件都是在中国奥运会和中国世博会前夕制造出来的，并发起全球反华逆流。小布什和达赖、热内亚在华盛顿白宫草坪上会见，“快乐一家亲”。美国基金资助使得反华反共民运分子久孽不殆。　　

  在军事上，美国长期鼓励并武装中国周边国家包围中国，侵占中国领土、领海，蓄意挑衅中国，试图重演“甲午战争”断送中国现代化过程。当前中国周边的环境是世界上所有大国中最危险的。世界七个公认的核国家，五个在中国四周。在海上，美国不断纵容日本侵略袭击，先是把冲绳让给日军，然后又联合日本准备进驻与那国岛，这个岛屿离中国只有110公里。以“美日韩联盟”为起点，在加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基础上美国又秘密组织有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多数国家组成的南海军事集团，虎视狼顾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交叉组建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国海上联盟，美国提出把小鹰号航母免费赠送供四国分享以对付中国。围绕南海已建立的三个海军基地，又加设关岛基地和新加坡樟宜基地，正在谋求租借越南金兰湾军港。香港《文汇报》说：“金兰湾基地对南海任何一个岛屿的控制力、兵力的投射能力，都高于中国大陆任何一个海军基地。一旦美国进驻金兰湾，它就可以轻易扼住南海咽喉。”印度核潜艇已经下水，自制航母已经铺设龙骨，准备年内打造世界第二海军，联合美国掌控印度洋，而印度洋又是中国与非洲贸易通道的必经之路。中国海军已面临美国囚徒的困境。一旦，中国不听话或者美国要通过战争掠夺中国庞大市场和资源，它就可以悠闲地坐镇指挥，把太平洋、印度洋两扇兰色大门轰然关上，然后以南海联盟插上门闩，中国则成了瓮中之鳖。在动物世界里，食肉动物都是围着食草动物迁移的。非洲草原上的那些豹子、狮子都是跟着野羊群、野牛群、角马群走的，它们是被猎食的来源。美国国际战略焦点转移，也是跟着世界经济重心走的，中国是最大的“羊群和牛群”。美国决不允许一个崛起的强大中国同它搞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在陆地上又怎么样呢？从巴基斯坦（親美）、阿富汗一直伸到蒙古，在中亚地区美国已有18个军事基地，有的军事基地已直接威胁新疆、西藏。美国唯恐中国在东部还有一个出口，于是在朝鲜半岛大玩离间计，企图敲掉中国的半颗门牙。从态势上看，美国已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和钳击。地面和海上像一条大蟒，太空和空中像一只苍鹰，中国则像一只小公鸡，牢牢地被抓住了。这就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的“同舟共济”，中国总理予以附和的“携手并进”。中国“精英”30年来躺在“韬光养晦”的温床上，大谈美国的普世价值，大吹和平暖风，优游嬉戏，乐不思蜀，被流氓强奸了还说很舒服，这不是汉奸卖国贼能是什么呢？遍布中国的洗头城，包围党政军机关的大饭店，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诡谲可怕的房地产，居心叵测的股市，官商勾结吞噬社会主义的金融和资产，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早已定下鸩杀之策。二战之后，整个西方经济增长势头陷入停滞，美国也不例外。70、80年代石油危机、国际货币危机之后，美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中。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不仅牵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个势态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战略结构。美国担心这样下去西方统治世界的地位将被颠覆。于是美国这个“大哥大”就带领西欧“二当家”，使用各种手段压制中国经济发展。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在东南亚制造货币危机，波及整个亚洲和南美，使这些国家损失惨重。美国战略家一石三鸟策略大奏凯歌。1金融寡头摧毁了各国金融体系之后满载而归。2同中国（香港）狠狠的较量了一番。3摸清了中国的金融底牌，为美国制造次贷危机准备了条件。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是它征服中国的长期战略，对准中国软筋挖心掏空。（一）最近几年，中国银行业在完成改制的指引下，把银行的股权卖给了美国和西方，美其名曰 “资产投资”，中国汉奸把金融业的万亿资产白送给美国和其它外资。仅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损失就超过7000亿元，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000亿元。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赚走700亿元。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9%和5.1%股权，每股定价0.94港币，发行价2.35元港币，美国佬又净赚了1300多亿港币。2009年5月8日，美国财政部对美国十八家大型商业银行进行压力测试，其中有10家需要增资746亿美元，美国银行成为最大的困难户，需增资338亿美元。美国银行决定再次出售中国建设银行H股来渡过难关，2009年1月7日，该行以每股3.92港币出售56.2亿股，又净赚了164.1亿港币。这可是真金白银啊！中国汉奸卖国贼把中国银行业的大门敞开让美国金融业进来，是中美关于“WTO”谈判最后关头，在美国霸权威逼利诱之下，中国被迫签字同意的。负责谈判签署这个不平等条约的是那个骂中国劳苦人民为“刁民”的龙永图。这个李鸿章式的人物，现在居然洋洋得意在全国各地大唱他卖国的“阳春白雪”。当然点头的是江泽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十几年了，但是  中国政府没有向中国公民公布这个不平等条约的详细内容。滴水不漏，讳莫如深。民国新初，窃国大盗袁世凯同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也是秘而不宣的。汪精卫同日本人签订“大东亚共荣圈”的许多协定和条约，同样是绝对保密的。东北卖了卖华北，卖了华北卖华中，华中卖了卖全中国，老百姓却被蒙在鼓里。国人皆知国家金融体系是国家的命脉，岂能引狼入室，交给外国人来参股管理呢？三岁小孩都知道，手里的钱不能叫别人拿去，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这么做。（二）制造美元贬值或升值的假象，威逼利诱人民币升值，打垮中国金融墙。美国人打中国人民币升值的算盘不是一天两天了。朱镕基打造了100口棺材顶住了，温家宝笑容可掬但没顶住，这堵墙开始崩塌了，人民币已升值25%。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外汇储蓄破产了，国库被掏空了。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可能损失20%—30%”。近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掀起“中国汇率操纵案”美国人说：“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30%来获取不正当的贸易利益”，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中国同美国做生意，历来都是吃亏的，为什么老美现在还要反咬一口呢？要害是美国要转嫁经济危机给中国，把中国的外汇储蓄再流入美国。截止2009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2.1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8%。就在这个月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来中国访问时称：“若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大，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将有希望加快”。美国人希望在1—4年内，要把人民币升值50%—100%以上。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光是中国的外汇储备2万个亿美元这一条就得通通断送了。可这是中国13亿人30年辛辛苦苦的积蓄啊！美国2008年已开始展开全球布局，为其美元大幅度贬值做准备，它一方面致力于胁迫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度加剧，一面通过兑换其它国家货币的贬值，挟击中国，令人民币升值。尽管中国采取很多措施保护人民币安全，但对美元的失控和贬值，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三）软硬兼施迫使中国借钱给美国，耍尽流氓加强奸的手段。2009年一个明朗的夏日，美国财长盖纳特来到北京，他在途中表示“没有比我们更担忧（美国）未来的赤字”。他又说：“中国政府对美元资产的稳定持有，来保证美元币值稳定和美联储印钞机的持续工作”.否则就要“鼓噪”“中国汇率操纵案。”不仅这些，他还逼迫中国再购买500亿美元美国债券，并一再保证美国债券安全。你借不借？不借我就给你制造麻烦，再叫你尝尝“人权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售台军备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中国政府为了“同舟共济”和“携手并进”无可奈何又借给他们500亿美元。周瑜打黄盖，一个要打一个原挨。今年3月，中国已持有美国国债7680亿美元，还不包括美国两大联邦住房按揭担保机构发行的具有准国债的信用债券。保守估计，中国对美国的债权至少1万个亿美元，平均每个中国老百姓要承担700美元。美国人享受，中国人当了裤子给他们买单，这是什么逻辑。这种事情只有李鸿章和晚清政府干得出来。新中国毛泽东决不会让老百姓为美国人掏腰包，一分钱也不借。截止2009年9月30日，美国本年度财政赤字已达1.75万亿美元，接近上一财年4倍以上，相当美国GDP13%。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账房先生到中国来伸手借钱，还摆出一副黄世仁的面孔，岂有此理！中国卖国主义者在美国人面前一直都是弱者加奴才的心态，骨子里游灕着汉奸的细胞。中国银监会官员在美国纽约苦笑说：“你们太可恶了，但我们没办法”。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们对借钱给美国这回事非常来劲。”谈到中国是美国第一债权国，中国某些领导人眉开眼笑，洋洋得意，标榜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他们说：“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然而美国人却不是这种心态。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说，“中国已经将其自身推到一个美元陷阱中，既不可能从中脱身，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改变策略，不跳入这个陷阱。”赫尔森说：“越贫困越不幸的国家反而越有可能是一个债权国。”（迈克尔·赫尔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国际金融炒家罗杰斯放风“美元将在未来几年内贬值90%，”还要向各国借债8万亿—24万亿美元。下一轮，中国这块大肥肉又要被美国人放在砧板上了。可悲！可耻！“跟着美国走，中国才能富起来。”走到哪里去？亡国和奴役在等着你。　　

六、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家为什么反对继续革命？这个既得利益特权阶层的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彻底铲除。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这个问题有原则性的回答。毛泽东说：“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毛泽东选集》2卷638页）。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谁呢？它的动力又是谁呢？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它的动力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在凶恶的帝国主义面前，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也有反抗帝国主义的积极性。民族资产阶级更有它的两重性。在反帝反封建反官资本买办的革命中，有一大批党的同路人参加了民主革命，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成为共产党员，有的为中国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不愧是“同志”，他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的人还处于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地位。然而他们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失之世界观的改造，没有彻底确立唯物史观，他们的身体加入了共产党，而脑袋却留在民主革命纲领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党格格不入，磕磕碰碰，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他们成为社会主义革命阻力。他们不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革命”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情愿“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上去。”“他们以为只有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选集》2卷651页）刘少奇主张“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代表了党内一大批同路人的意志，他们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巩固”起来，他们反对继续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继续革命呢？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毛泽东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心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剥削阶级的阶级性和阶级烙印决定他们顽固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反抗那就奇怪了。民主革命时期，工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他们团结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革命胜利之后，天然地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当家人。然而，他们“官做大了，薪水高了，住好房子，还有公务员，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泽东在1960年“四清运动”之前就说过：“全国社、县、队有20%是坏的。”文化革命中被打倒之前或还没有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群众起来批评他们的错误，他们带着“镇反情绪”进行镇压。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革命左派群众记忆犹新。有个大军区，1967年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之后，凡给军区主要领导人写大字报或在公众场合批评他们错误的军官和战士通通逮捕，送进监狱给他们载上“乱军分子”“反革命”“阶级异已分子”“阶级报复”等政治帽子，并设立集中营对他们实行批斗和摧残。这个大军区的上将司令员是个放牛娃出身，当过和尚，民主革命时期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是经不起群众继续革命的“炮轰”，在既得利益特权受到侵犯时就对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67年12月，通过斗争，放牛娃上将司令员被迫做了检讨。检讨报告说：“八条命令下达后，我们错误的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报告接着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压制和镇压。对被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报告接着检讨说：“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借‘三支’‘两军’之机把革命群众下放并清洗出部队。”检讨报告最后以“沉痛”的心情说：“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8号）。武汉、福州、广州、北京、沈阳等几个大军区也发生类似事件，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向群众开了枪，死伤众多，这是多么可怕的历史回顾啊！事情到此似乎可以圆满结束了，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位既得利益特权阶层人物并没有真心改正错误，他变了，资产阶级法权和既得利益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他已经不是当年的放牛娃了，他高高在上，居功自傲，封建专制军阀作风，他统辖三省一市，党政军大权独揽，他蜕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混在军队里的土皇帝，比资本家还厉害。于是，赵老太爷不准啊Q革命的历史惨剧又发生了。1970年全国开展清查“516”反革命，这位上将军司令员旧恨复发，下令在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以及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市大规模抓“516”，反攻倒进行报复，他发誓：“挖地三尺也要把“516”挖出来”。1967年已被平反的革命群众又被重新逮捕归案，重演了“恐怖气氛”。“516家家有，不是親就是友”的民谣流行于南京市大街小巷 。仅江苏一个省就抓了13万，军区内部很多已被“清洗”出部队的“反革命”又被抓回来投入监狱。这同地主还乡团残酷对待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又有什么分别呢？1976年“四人x”打倒之后，全国清查了数千万“同四人x有牵连的人和事”，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指没有参加造反组织）以及同情造反的干部，一律纳入“清查”对象，然后又把这些人中的骨干以莫须有的罪名列为“三种人”投入监狱。其他受审查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列为所谓的“批评教育”对象，不予重用，不能进入领导班子，并下达“三十年不准讨论”的专制规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很懂得阶级斗争，而且极其残酷，但是他们现在又拒绝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又是为何呢？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就是资产阶级，有的还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的资本主义道路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甚至镇压，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同样受他们剥削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包括现在的白领阶层和兰领阶层必须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像“通钢”工人那样打倒他们，铲除他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天然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护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是天然合理合法的，任何人没有权力剥夺人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力。　　

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哪个阶级鸣锣开道，“唯一标准”炮打谁？　　

1“唯一标准”选择出笼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时机，暗藏重大的政治玄机。1976年毛泽东逝世，10月粉碎“四人x”并发动全国人民声讨“四人x”罪行。12月开展建国以来空前规模的大清查运动，打击参加文化革命的群众。1977年，党内一股政治力量不光明正大地利用人们对“四人x”的仇恨，以及对毛泽东的怀念，采取卑劣手段释放大量针对毛泽东诽谤性的流言蜚语，往毛泽东脸上抹黑。　1978年5月10日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yaobang，在他组织支持下，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月11日　《光明日报》向全国发表这篇文章。文章借批“四人x”篡党夺权“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肃清流毒”之名，把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意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79年12月18—22日，在“思想大解放，真理大辩论”的声势下，大造舆论。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继续批“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华国锋被迫做了检讨，全会做出《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重新评价毛泽东功绩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被戴上“三七开”帽子。会议达到了“毛以后时代第一次分水岑”的预期目的。党史记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重大的历史意义。1980年4月xxx同一批日本记者谈话中透露赵ziyang将任总理。1980年9月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ziyang接任总理。紧接着1981年6月华国锋不再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胡yaobang登上了总书记位置。一个值得回顾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大之前，xxx出访缅甸和尼泊尔。xxx结束缅甸访问后，并没有直飞尼泊尔，而是选择在四川成都稍事“逗留”，并在这段时间内同赵ziyang会晤，两人进行了一次战略交流，研究赵ziyang的改革主张及今后的安排”（《尘封历史》赵海峰）。30年改革开放实践过来了，这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在此时出笼了，它是为哪个阶级、哪条道路鸣锣开道呢？《唯一标准》炮打谁呢？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吗？这是一个高超的政治设计，没有超级设计大师是搞不出来如此奥妙的重大政治部署的。　　

2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图穷见匕首。《唯一标准》盖着一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华光耀眼的外衣，欺骗了人们的善良和老实，欺之以方，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肯定的，能被人们接受，甚至博得喝彩。然而，它经不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公然声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唯一标准》最大的内伤不敢提阶级性，更不敢触及“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什么不敢提这个原则？因为它怀了“鬼胎”，从牙根上这篇文章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为复辟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先声夺人，扫除障碍，为复辟铺平道路。30年前，研读这篇文章就令一些人隐隐约约产生怀疑，如果能结合30年前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时机加以分析，它就会露出马脚，司马昭之心暗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联系30年后今天中国的现状，再细读这篇文章，其居心险恶的政治图谋就暴露无遗了。文章的作者和它的后台老板似乎很高明，他们在哲学意念上搞诡异偷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理论上玩弄“不怀疑论”，多处引经据典罗列马、恩、列、毛语录，以取得信任效果来个通吃，风光无限。在逻辑上搞“变幻术”，制造心猿意马，表象遵守形式逻辑，据理判断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实则再通过思维逻辑的“转基因”，老母鸡变鸭，混水摸鱼。在文字上行云流水，朴实无华，决无蹒跚趔趄之感，实则学步阿基米德的“一点支撑论”，以小博大，取得文字技巧的应有效果。《唯一标准》有三处例证“马列毛”的权威性，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修正”《共产党宣言》，二是列宁肯定“修正”《共产党宣言》，三是毛泽东“修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文章说，“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他们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文章又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化不变的教条，它要不断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观点、新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旧观念、旧结论”。文章指责坚持马列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成条文上”。“凡是实践证明错误的或者不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坚持”移花接木地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唯一标准》号召人们：“不少禁锢个人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凡自奉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好一个“蒙昧、唯心、专制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这样被“定性”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唯一标准》把三顶帽子悄然给毛泽东戴上了。《唯一标准》的真话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圣经，它是一堆僵死的教条，”对这个“禁锢人们思想禁区，没有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有胆略、有责任心去弄清是非。”清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荒谬”。只有所谓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修正主义才能“永葆青春。”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为资产阶级服务，炮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意在根植其资产阶级大一统核心价值观于中国社会基础之中。文章企图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全过程中，不受到来自政治和社会的阻力障碍，一路畅通，平安无事。不只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取得合法地位，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上层建筑领域内取得资产阶级专政的合法地位和主导能力，他们的目的是长治久安。然而，《唯一标准》没有料到，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实践，大大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觉悟政治水平，老同志、中年同志、青少年娃子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向资本主义复辟冲击。我们的同志善于洞察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老、中、青三结合起而攻之，聚歼牛鬼蛇神。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高屋建瓴解放思想，无所畏惧消灭颜色革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人民来说这是最伟大最宝贵的收获。　　

八、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团结、斗争胜利。反复辟斗争是长期艰巨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说，推行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矛盾，是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适应相应的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近年来，我国发生航空飞行员罢飞事件，大城市出租汽车驾驶员罢工事件，吉林“通钢”数万工人拒绝生产资料改制事件等等，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打破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束缚，要求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满足工人要求，这是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斗争。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工人会起来同资本家斗争吗？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无地可种，丧失了生产资料土地，群起破坏农业资本家生产资料，从新夺回土地，官商套空粮食等农产品市场价格，疯狂榨取农民血汗，农民要吃饭要生存，反抗剥削压迫，同样是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必然发生层出不穷的“革命事件。”所谓群体事件归根结底是社会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一天也不得安宁，可能是短命的。”阶级社会里必然有阶级斗争，回避或否认这个现实不是唯物主义者，是修心主义者。《唯一标准》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炮打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害就在这里。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劳动阶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的政治觉悟，紧紧把握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紧密团结长期坚持，一定能够取得反复辟斗争的伟大胜利！（20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