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打假杀俩人震慑几十年

 毛泽东时代打假杀俩人震慑几十年，一谈到假冒伪劣的话题，当今的中国人无不恨之入骨，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到自己日常生活必需的东西，甚至危急生命；特别是今天层出不穷的“毒食品”“三害环境”包括让外国人都笑掉牙齿的“假老虎”对于整个中国或者世界都已经不陌生。但如果把它们译成今天的流行语这些就是“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腐败分子”，相信每个人一定更加清楚。而上世纪新中国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南海领导人集体“打假反腐”，连毛泽东都直接问身边工作人员：“你有贪污吗？”；造假影响最大而且罪大恶极的黑心资本家数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先后向25个国家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骗取国家大量订货,把过期失效和伪劣带菌的药品卖给志愿军,造成一些战士致病、致残,甚至死亡。1952年,王康年和另外一个黑心资本家田文华在“五反”运动中被枪决。俩人被枪决后，中国货物市场上出现了几十年纯净局面。

  共产党49年建立新中国后，私营工商业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但一些不法资本家不仅偷税漏税，而且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定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里，不法厂商制造和贩卖的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造成一些战士致病、致残，甚至断送了战士的年轻生命。这些行为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注，决定开展一场针对违法私营工商业者的斗争。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始了。中共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其中，偷税漏税是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不法资本家偷漏税款的手法有：设置假账、后账，伪造单据，少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等，总之是千方百计地隐瞒经营实情，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款。

　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他们有的把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的一刨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施“美人计”，然后送东西，开始“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指使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先后将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在被法办之前，王康年得意地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中山公园组织过临时法庭，公审贪污犯，沈钧儒任审判长，震慑力巨大。

　1952年1月26号中共中央指示开展的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现在上了年纪的人们一提到“三反”“五反”运动时说：“毛主席时代杀了两个制假造假之人，管了几十年”，它的警示和震慑威力之大不是数言万语就能够说清楚道明白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假冒伪劣猖獗，特别是“毒食品”其实就是亡族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