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经济殖民主义的重重包围——同时反对出口退税！

突破经济殖民主义的重重包围——同时反对出口退税！

当代中国，受到经济殖民主义的重重包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外资收购已经取代投资建厂成为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最重要的方式。2005年的国内并购案创下1251宗的新纪录，外资收购标的额平均高出内资收购的50%。外资按照“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龙头企业”、“必须预期收益率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在从2001到2006的五年之内，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几乎控制了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拥有 21个产业的多数资产控制权；国际资本已经全面渗入了银行、保险、电信、汽车、物流、零售、机械制造、能源、钢铁、IT、网络、房地等产业，产业资产的整体控制率达到75%。我国实体经济从“与狼共舞”向“群魔乱舞”全面转化，形成了“外资围困万千重”的奇异景观。　　

经济殖民主义的重重包围，使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受制于国际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困境之中。在受控日益加深的各大产业，企业内部的产品定价权、劳动用工权、工资分配权、资本运作权、经营管理权等，一概成为外资企业的自主权利，产业发展不断陷于外资大股东的全面掌控之中。国家政策层面一般形式的间接干预，在外资控制的各个领域，已经很难获得预期效果。涉及企业职工切身利益的内部经营管理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相当突出的社会矛盾。想在这一经济背景下，按照政策预期，以外部力量大大改善产业工人的民生状况，已经基本丧失可行性，所有政策优惠必将通过企业自身的日常经营、经济往来和利润分配等形式，于无形之中转化为国际资本囊中的“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甚至能用看不见的“四两拨千斤”的太极之手，把企业自身制造的民生问题，化作要挟社会索取政策的特殊手段，这就是经济基础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在经济殖民主义操控的外向经济产业中，即使外贸障碍再多、内部问题再大、产品定价再低、职工收入再差，也会经常提出并不断加码产品出口过程中的税收、补贴等方面的各种政策诉求，也会挖空心思地从子虚乌有或者任意编排的一般贸易项目中获取政策赋予的种种利益。有些外向型的合作项目，甚至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奇妙程度，存在着匪夷所思的合谋行为。当“两头在外”的企业经贸活动、已经明显受到全球市场萎缩的严重影响、甚至很难继续生存下去时，之所以有人仍然热衷于扩大出口退税等方面的行业诉求，实际正是所谓外向企业苟延残喘中的一种特别期望，或者仅仅想在临终之际再捞一把，却根本改变不了它们的最终命运，无助于解决就业与民生问题。而从这类产业的受控程度看，国家财政收入上的利益让渡，如果不能实行极为严格的条件限制和过程监管，无非是给控制国内产业的国际资本集团，弥补一块重要的海外收入。

对于当前外资控制的重点产业或主要企业，所提供的重大政策扶持，至少需要具备三方面前提条件。一是对于国有经济整体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连带作用，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必须给予实际支持。二是比较密集的就业群体能够首先成为主要受益对象，民生问题确实能够大大改善。三是属于新型产业的国有资产依然占有较大权重，在调整转型过程中根本不能放任不管。除此以外，没有其它足够理由，向外资控股股东或者少数私营业主，出让属于全体民众的国家财政利益。与其这样，不如把财力用于进一步投资兴办或深度整合国有控股的经济实体，致力于自主性的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即使改变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决策机制，比如把部分特殊企业的国有股份、以及对于困难企业的国家注资等，作为无票决权的固定红利的优先股，或者把中小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更大比例地让予经营者和内部职工，辅以其它制度性的用工分配等方面的约束机制，促进企业自主发展，也会大大优于把公共利益让予难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外资或民营企业。

经济发展必须服从安全、技术、质量、民生等方面的约束，必须从实际控制能力和控制主体等方面衡量企业的垄断特征（全民控制谈不上垄断性）。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地巩固、扩大与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如何进一步地增强政策调控的宏观效能与市场调节的微观活力，走出社会主义经济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调控与搞活之间协调发展的创新之路，并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经济殖民主义对于自主经济的重重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