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洋：1967年2月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是如何走向文革的》第19章（1）

　　1967年2月5日，上海市三十二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对中央文革小组批评道：“你们这一摊子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被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毛泽东年谱，6卷，47页。)

　　2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事情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毛泽东年谱，6卷，50页。)

　　2月1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专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个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谈到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造反革命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年谱，6卷，52页。)

　　毛泽东连续批评中央文革，而且语言非常严厉，这在过去的运动中是少见的。大跃进时刮起了那么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那么明显违背客观事实的错误，毛泽东认真观察了二三个月左右才开始纠正，并且是商量般的劝说。对“四清运动”的扩大化，更是观察思考了近半年的时间，才下决心批评刹住。但这次对文革小组的批评，却是在“夺权运动”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发出的，口气之重，过去少见。当然，和过去一样，毛泽东的批评不是针对运动本身的，而是针对运动中错误的作法和人。在运动刚刚发动起来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完全否定的，哪怕运动中存在一些极端行为。

　　事情的起因表面上是陶铸被打倒，但这时陶铸已经被打倒了，毛泽东也没有为他翻案的意思，说明是某种程度赞成打倒陶铸的。但从中暴露出的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极其严厉的话，是意味深长的，表达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严重不满。尤其是对陈伯达、江青二人，基本上就决定了未来的命运。说陈伯达“眼高于顶”，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其实就是明确表示二人能力欠缺，不堪大用。他说“把见面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是在暗示不要拉帮结伙，搞宗派主义。他警告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在毛泽东众多一语成真的预言中，这算不算一个呢?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失望，让毛泽东不得不进行人事上的调整，对当时最高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了参加人员范围，提名增加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表面上看，既有老干部，也有文革小组的骨干，但谢富治、关锋、戚本禹三人怎么能和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四人比，无论能力、分量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增加最高权力中心的老同志人数，可能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主导的造反派“夺权”运动，有了一定的担心，害怕真乱的不可收拾，所以要对冲制约一下。毕竟，几个老同志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本身，对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为，就是一种态度。

　　在毛泽东的话中，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词，叫“独立王国”，这是文革初期批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的话，是作为反对毛泽东的证据使用的。现在毛泽东说文革小组搞独立王国，是否也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在反对毛泽东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用“独立王国”来确认刘少奇等人的“罪行”，同样是理由不那么充分的。要知道，中央文革小组真正拥有权力，不过是在打倒刘少奇，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仅仅只有数月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就出现了很多不让毛泽东知道的事情，那刘少奇在十几年漫长时间里，出现一些没有向毛泽东报告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毛泽东的批评，并不是完全否定文革小组，对陈伯达、江青的失望，也不代表对小组其他人的失望。文革必须要搞，要彻底搞下去，是不可改变的。否则，就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但要搞下去，还是必须依靠文革小组。在与张春桥四人的谈话中，虽然有“独立王国”“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等很严厉的话，但语气与批评陈伯达、江青完全不一样，更像是一个长者对晚辈的谆谆教导。对于文革，他说“闹个一二年，总要停顿”，是在提醒四人，要想文革以后的事。结束以后怎么办?毛泽东没有明说。文革运动是一种非常状态，结束后自然是回归正常状态了。他说“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意味着未来还是主要依靠老干部的，现在打倒的厉害，将来要还的账就很大。可惜的是，不仅没有人听进去，连毛泽东提出的警告，也没有人放在心上，文革继续行进在打倒一切的道路上。(更多内容，见ywy001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