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首事件以“政府私了”而告终？

　　湖北石首一位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群体事件，少数不法分子在停尸的酒店内纵火滋事，并煽动一些围观群众，袭击前来灭火的消防战士和公安民警。目前事件已告平息，法医尸检认定，死者系自杀身亡，尸体也已经火化。24日政府召集死者的家属谈判赔偿等问题，据报道，湖北省公安厅的领导、石首市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参加了谈判。（《广州日报》6月25日）　　

　　“既然是自杀，为何政府要拿纳税人的钱来赔偿？”这是很多网民对政府处理方式的质疑。政府陷入了两难。从法理上说，死者系自杀，确实不用赔偿；即便要赔也应由酒店来担责。甚至可以说，政府并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原本就不应当直接与死者家属谈条件。另一方面，政府的赔偿意向倒坐实了网民们的“想象”。　　

　　然而尽快移尸火化、“平息”事件是政府的最优选择，哪怕所谓的“赔偿”、“补偿”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可以想见，当地政府被数亿网民紧盯，舆论和上级领导的压力之大，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太多的筹码。而这种“赔偿”并不能纳入“国家赔偿”的渠道，这种和解也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性操作”、 “道义责任”，或者说当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时，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违心的妥协，做了“政府私了”。　　

　　从高莺莺的“抢尸”、瓮安事件，再到石首事件，都是起于普通的意外死亡事件，以“尸体”为核心引爆了舆论，甚至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已有论者指出这些事件的背景是民间怨气积聚，社会公正欠缺，官民关系的紧张……而且这种怨气，没有通畅的表达、宣泄的渠道，往往在一个个公共事件中爆发。事件的解决同样很难在现行法治渠道中得到制度性安排，比如石首案当事人确系自杀，要政府赔偿，实在于法无据。但作为一个公共事件政府又必须解决，所以“政府私了”应运而生。　　

　　社会学里有“弱者的武器”的概念，即弱势一方通过既有的正规途径，比如诉讼、信访、请愿等，无法达致自己的诉求，无法与强者抗衡，转而寻求其他不正规手段，比如怠工、上演跳楼秀、聚众停尸等。现实中这些手段往往比正规途径便捷、及时和有效，基于本身的利害权衡，一些地方政府也乐于采用“政府私了”的方式来息事宁人，其实这是饮鸩止渴，其潜在示范作用将进一步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并非长久之计。　　

　　“群体事件”古已有之，《大清律例》有“激变良民”的罪名：凡牧民之官，平日失于抚字，非法行事，使之不堪，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即官员平日不作为，致使群体事件爆发，将受到杀头的严惩。这是基于“君权至上”的政治逻辑，百姓没有合理的渠道向作为君王代理人的官员说不，所以才发展成“激变良民”，官员自然罪责难逃。而现代宪政逻辑以“民本”为基础构建，官员由人民选举，受人民监督，人民对政府、对官员的意见和批评，原本应以选票、代议机构、媒体舆论、公益诉讼等等理性形式表达，所以“激变良民”的罪名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其实现在的“政府私了”和古代的“激变良民”在逻辑上具有同构性，即底层百姓缺乏正当、顺畅的诉求表达，而且经常受到公权力的侵害，酿成群体事件，这种事件往往以“政府私了”告终，这又产生了可怕的示范效应——“闹大了才可解决”取代了理性、合法的表达途径，造成恶性循环。　　

　　石首事件以“政府私了”告终，并非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值得地方管理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