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为什么风流

　　提起魏晋，许多人的头脑中都会浮现四个字：魏晋风流!眼前仿佛就有一个手挥麈尾、倜傥不羁的名士形象。他们或喜欢清淡，语惊四座;或嗜酒如命，不问政治;或弹琴作啸，放任不拘;或乐佛好道，寄情山水……如果让人大教授公知大V张鸣之流来评价，魏晋一定是个好时代。因为他们连军阀混战、列强欺凌、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民国都欣赏不已。张鸣不是说，民国是个“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好人坏人，都很有性格”……不过，民国比起魏晋，还是颇为不如，有哪个时代能像魏晋一样和“风流”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呢?一部《世说新语》便可证明魏晋是个比民国更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我想，张鸣等公知一定会比民国更为喜欢魏晋的。

　　不过，魏晋的风流却被鲁迅窥破了。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一向说他们(像阮籍、嵇康等名士)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魏晋的当政者)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阮、嵇等人)，表面上毁坏礼教，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阮、嵇等人放任不拘、不守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他们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

　　无论《三国志·魏本纪》对曹丕上位的过程如何进行美化，描述得如何顺天应人，名至实归，又是文人上表，又是百官劝进，又是地方献瑞，都难掩逼宫篡位的血腥味。司马氏掌握大权后，又如法炮制，从曹氏子孙手里夺过神器，建立了晋朝。这种做法，显然与长期作为意识形态、在当时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不相符合。如果魏晋政权继续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则按儒家思想观照，其政权的来源缺乏合法性;如果换用别的意识形态，要么不符合统治要求，要么无法对抗当时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因此，魏晋的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十分尴尬。经过权衡利弊，他们还是沿用了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不过对其进行了阉割，儒家讲的“忠孝仁义”，“忠”便不提了，只讲“孝”，以“孝”治天下。由于他们掌握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儒家思想便任由他们解释、改扮，别人虽有不满，也不敢质疑。阮、嵇等人见他们当作“宝贝”的孔孟之道、忠孝仁义被他们阉割、改扮得面目全非，只好反对“礼教”了。其实反对的是他们的“礼教”，要使自己的礼教与他们的“礼教”持距离，放浪形骸、名士风流，不过是表示不合作，消极的反抗而已。所以，魏晋“风流”背后，是魏晋政权的下流。

　　魏晋的统治者自以为得计，其实已经为自己的统治埋下了隐患。此后，王朝更换如走马灯一样频繁，魏篡汉，晋篡魏，宋、齐、梁、陈相继粉墨登场，长久点的几十年，短命的十几年。以“孝”治天下，终究治不了天下。要“孝”不要“忠”地阉割儒家思想，使意识形态难以自圆其说，背后掩盖着的“力强者王”的丛林逻辑让司马氏、刘裕、萧衍、陈霸先、王敦、桓温等权臣心神领会，一有机会便“奉天承运”。结果，那段历史时期成了中华民族最黑暗，最衰弱的时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兵速祸结，异族乘虚而入，五胡乱华，汉人被当成“两脚羊”任意残杀、奴役、奸淫，甚至被吃肉，差点灭种。这一切，都源于政治伦理的极端堕落、意识形态的难以自圆其说。

　　当前，中国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现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共产主义相感召，靠几千万人流血牺牲，革命取得的。本应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实行社会主义，落实公有制主体地位，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做的。但是很快，就以极左、错误为名否定了。现在，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实际上处于虚设的位置，指导改革开放的实际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名无实，私有化明目张胆瓜分全民资产;广大人民的社会福利都被市场化“改革”掉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如大山般压在人民头上;国家权益、资源、资产急遽流失，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中进了国际垄断资本、国内新贵囊中;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形成了新的尖锐的阶级对立，造成许多不可解的社会问题;广大人民的经济地位迅速降低的同时，政治权利也完全丧失，罢工等权利从宪法中删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被当作文革极左做法遭到批判、被“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干部知识化、专业化”代替，人大代表比例从工农兵占大多数变成了官、商、学、星包揽。在文化领域，“先富”精英利用优势的经济、政治、舆论平台等资源，大肆否定马克思主义，诋毁革命，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小资产阶级一头向右栽倒，成了先富精英兜售“民主”、“宪政”、“普世价值”等“特洛伊木马”的“消费者”与“推销员”。

　　现实如此背离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仍然自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却实际搞资本主义的吗?有名为共产党的政党却极力制造两极分化的吗?有宪法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却大肆推行私有化的吗?他们规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掩盖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剥削规律，把马克思解释成唯生产力论，只讲“经济建设”，大力扶持资本，镇压工人……哪里有半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呢?表面上继续尊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只是为了维护现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大幅的“无害化”处理，使之成了任由他们根据需要进行解释的工具。

　　许多人反感马克思主义，抹黑革命历史，大骂共产党，妖魔化共产主义运动，其实和魏晋时期的阮、嵇等人反对礼教的心理是一样的。一面好的旗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正直的人只好与之保持距离，洁身自好了。

　　他们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使其在意识形态上陷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尚不如直接宣扬豺狼道德的新自由主义更深入人心，这也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投奔“自由派”的原因。既然“公”的旗号被用于谋“私”，蒙蔽公众，那还不如直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被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被改造成了“特色”太监，一出场，一开腔，便让人反感、发笑。所以，这套东西只能在会场上念，官媒上播，谁要是在私人场合也拿这个腔调来发表议论，定会招来众人异样的目光。人人都知道这本是一件破烂不堪、长满虱子的“皇帝的新装”，但在许多场合，又不能揭穿，不光不能揭穿，还需配合“骗子”盛赞它的华美。这种无耻的政治伦理，催生了当今中国特有的扭曲分裂的人格，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溃败。

　　就以笔者所在单位的一些现象为例吧。笔者在一个县城学校工作，我的一位同事是行政人员，经常要应对上级布置的许多工作，特别积极卖力，但私底下与同事聊天，则常表现出对这些无尽又无聊的工作的极度厌恶。有一位同事入党多年，现在年龄已大，“上升”无望，就常表示要退党。但据我所知，当初提干、入党，既没有人拐骗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们，相反，他们是汲汲然的钻营。有一位同事作演讲，声情并茂的讲师德、说奉献、谈为了祖国与人民……但其实她最斤斤计较于工作量的多少，最在乎的是考评能加多少分，竞聘能上多少级工资。学校举行了一次课堂教学竞赛，经多位老师评选，一节最花哨作秀的课胜出了。我问一位参与评选的老师，在她看来，一节公开课，比赛的课，理所当然应该作假、作秀，而不是讲求实效。办公室里同事聊天，谈到当地某人新任某官，或是某人挣了大钱时，则羡慕不已;当某人因贪腐违纪而双规，或是因非法经营而锒铛入狱时，他们则常常归因于那人“跟错了人”或是“撞在了枪口上”，而非检讨其行为本身。就这样，在中国的社会里，枉顾是非，毫无廉耻，人格完全扭曲分裂。贪腐盛行、官商勾结、政绩工程、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钻营投机……只要有利，无所不为。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整个社会必将抽心一烂，大厦轰然倒塌。中华民族是什么下场，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就是。

　　但在当今中国，文人上表有之，那些专家、教授、舆体、经济学家，不是天天在歌颂“改开”以来的政策英明正确，今天的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吗?百官劝进有之，各级各部门的官员，不都声称与“……”保持高度一致，为“……”而奋斗吗?地方献瑞有之，哪个地方不在大吹大擂本地经济发展迅猛，百姓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呢?有像阮籍、嵇康那样洁身自好，敬而远之的名士吗?魏晋尚有几个“风流”人物，今天只怕只剩“下流”了。

　　(此文稿由Lisa整理，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