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反思：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到底是效忠社会主义的护家犬、还是吞噬社会主义的白眼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到底是指导社会主义前进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诱导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在充斥社会的纷繁意识形态中，真理是唯一的。追索真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脉所系。而若对真理疏于敬畏地不断“解放思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必然会泛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览百年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在生产力已经为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超熟的物质文明条件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其兴也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引领，其衰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阶级路线管理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已经被基本消灭了以后，走资派阶层还会再分化、再造出新的资产阶级——这是导致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核心内因。而在改革经过40周年的风雨之后，若能事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认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将不无亡羊补牢、转危为安之益。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分析，并不难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以下有关市场经济的简明等式，可以扼要地厘清这个问题：

　　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并且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劳动力商品化==雇佣劳动社会化==大多数劳动者沦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市场化==资本主义私有化）==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不可以没有劳动力商品化。而劳动力商品化的形成，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主体地位的形成，就是市场经济的形成，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

　　资本社会化剥削雇佣劳动的市场经济，是作为社会统治形态的资本主义独有的生产方式。它绝不是没有阶级性、没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所谓中性经济手段。它只“姓资”、绝不“姓社”。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像没有也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同样的道理。

　　从现实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市场化改革，没有成功的先例。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铁托的南斯拉夫就首开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先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只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层还有个运用什么阶级世界观、执行什么阶级路线的问题)。结果，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夭折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坐大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了，最终酿成了亡党、亡国和国家被肢解的悲惨结局。

　　进入八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正式走上了市场化改革之路。所不同的是，他们走的是动摇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式改革路径，结果比南斯拉夫更急遽地走向了休克式惨败。

　　九十年代初，中国也正式走上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之路，并于2010年宣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问题是,这能否证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功了?

　　我们是炎黄子孙，唱衰和棒杀中国，对我们百姓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若不敢正视真理，畏于触摸敏感现实，歌舞升平地粉饰市场化改革身上的泡沫，捧杀中国，对党和国家也绝不是什么福音。“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苏轼)。还是敬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指导，真正地实事求是(藐视真理指导、不讲无产阶级立场的“实事求是”，往往连儿戏都不如!)，不讳疾忌医，才能使社会主义复兴，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基本标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敏感现实是，我们的阶级分化、两极分化和官民撕裂已经遽升至世界前列(以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方豪绅为主体的新资产阶级，已成大气，有些家族都富可敌国)。这，是否表明“真是走了邪路了”、“改革就算失败了”?

　　如果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说明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了。那么，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否说明他们也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当然，中国的GDP里，确实包含了人民群众和国家历史性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GDP里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经济、政治隐患：

　　（一）我们的GDP里含有大量的外资成分；28个重要行业中有21个被西方控制(美联储在某种程度上挟制着中国央行)；中国的民族品牌遭到西方几乎毁灭性猎杀；中国购买的巨量美国国债，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白条子，这是实际上属于美国的财富，但在名义上却是中国GDP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GDP，有50%左右纯粹属于外资。外资作践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攫取了我们剩余价值，给我们狼藉了一地流血的鸡的屁!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外资在本国的产值，不包括本国在国外的投资和产值)统计标准，属于资本主义文化范畴。它掩盖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掠夺真相。采用GDP统计标准，就是用新殖民主义的统计文化代替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用和发展的统计文化(国民生产总值、即GNP统计——不包括外资在本国的产值，包括本国在国外的投资和产值)。这是霸权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文化同化、文化侵略、文化扫荡和经济掏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发达国家的GDP比其GNP要小得多，而发展中国家的GDP却比其GNP要虚肿得多。西方列强为什么不显摆自己的GNP强项、却以GDP弱项示人?不就是为了在GDP统计的粉饰下(掠走弱国的财富，再罩上一个艳丽的GDP泡泡)、狂吸发展中国家的血?他们打肿了发展中国家的脸，将其装扮成胖子，躲在后台偷着乐，而发展中国家却往往冲上前台，扬起红肿的脸，挥舞着艳丽的GDP泡泡，笑得灿烂，但却令人悲催……

　　（二）我们的GDP里含有大量的变卖“家底”的变现成分。

　　诸如，计划经济时代艰苦创业的巨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多数被出卖变现了;宝贵的资源被滥采变现、被跨国公司挥霍作践;生存环境被严重污染(治理环境又“创造”了大量的GDP!)。还有，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巨量人口红利，也被快速变现。这种“吃祖宗饭、造子孙nie”的“硬道理发展”，创造的是流血的鸡的屁!

　　（三）我们的GDP里含有大量的造假成分。

　　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按省计算GDP，这为追求GDP政绩的地方官员打开了方便造假之门。“中国各省市GDP增速远超全国的离奇现象，则长期存在，从2004年就高于全国3.9个百分点，以后逐年都高，普遍都高，快速增高，这只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普遍造假的结果。”(《王忠新：用GDP计算毛泽东时代是恶意污蔑》)

　　（四）我们的GDP里还有大量的重复计算等水分。

　　GDP只统计产值，所以，大量重复建设，都算GDP。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规模不可谓不大。这里面重复计算的GDP成分该有多大?就说建筑产业那些伪劣的“楼歪歪”、“桥歪歪”、“路歪歪”等一干歪歪，建起来是GDP，塌了拆又是GDP，重建起来又是GDP，因质量不过关经常维修也是GDP。这不是在吹GDP泡泡玩吗?

　　还有，中国按省计算GDP，就使得GDP在省际间流入流出的投资等，难免在国家GDP数据汇总上的重复计算。

　　GDP统计法，通俗地讲，凡是能卖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都计算在内。所以，GDP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黄赌毒黑等犯罪活动通过变项经营所提供的部分“产值”，而这是败坏社会的“有毒GDP水分”!

　　（五）我们的GDP里含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员队伍的大量非必需经费支出所“创造”的无效成分。

　　当今中国的官民比例属世界之最(这里的“官”应该是指“吃皇粮”的人员)。中国的官民比例，从1949年的1：290或600人;已经飙胀到当今的1：26或20人左右。当今的政府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官员的吃饭财政、消费财政和楼堂馆所等的形象工程财政，其中的“三公消费”，更是令世界咋舌的之最。官员队伍的膨胀与腐败的深化是同步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即便GDP如同中国古代那样雄踞世界第一了，不也照样跳不出历史兴亡周期律吗?当今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雄霸世界，但能遏制美利坚帝国正在冲向衰亡的疯狂吗?听听美国游行民众的呼声：“只有毛泽东能救美国！”

　　（六）我们的GDP因超发货币和通货膨胀形成了大量的泡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世界排名逐渐上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初的十名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名;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世界排名却在逐渐下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初的百名以内，下降到2012年的第112名(国家统计局数据)。这种“GDP排名逐渐上升、人均国民收入排名却逐渐下降”的离奇现象，恐怕与货币的超发和真实通货膨胀率的高位、GDP泡沫的增大、财富的输出和流失等因素不无直接关系(中国人口的低增长率，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差不多。故中国人口基数的缓慢增加，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应该重视的是，我们在采用统计数据时，必须首先认真推敲辨析其真实性。但总的来说，我国的GDP和人均国民收入的统计公布数据都在逐年提高，这确是客观现象，但以货币体现的人均国民收入的购买力却在不断走低，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

　　1976年以来(至2017年末)，我国的年均货币(M2)供给增长率约为20%左右，年均GDP增长率约为10%左右，故41年来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应为10%左右。但由于我们的GDP的一半左右出口了，基本上变成了巨量的外汇储备(且发行相应的人民币)，剩下来的一半左右的GDP，保守地扣除1个百分点的泡沫和无效成分，则余下的有真实产品和服务支持的真实GDP增长率也就是4%左右。所以，我国的年均真实通货膨胀率应为16%左右【年均货币供给增长率20%-年均真实GDP增长率4%=年均真实通货膨胀率16%】(在一定的货币存量基础上，金融越发达，货币流转速度越快，通货膨胀率还会有所抬升)。

　　由于41年来的年均工资增长率约为12%左右，所以，我国的扣除工资增长率后的年均纯粹通货膨胀率应为4%左右【16%-12%=4%】。

　　而统计局通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的2007——2016年的通货膨胀率，20年平均下来还不到2%(根据统计局1980年以来的所有CPI数据复合累积，我们的物价总体上不过上涨到六、七倍)，这是明摆着的失真。(中国特点的CPI统计，将房价等群众消费比重最大、价格上涨最凶的一类归于投资，并不计入消费。其实，群众高价购买的非生产性、非营利性、非炒作性的居住用房，显然属于非常无奈的生活消费，怎么可以算作生产投资?难不成当代的穷人在生命黄金时期的二、三十年里，宁肯当债奴、房奴也要非去做这种催命的“投资”不可?)

　　若按年均16%的通货膨胀率计算，2017年的1万元人民币，只等于1976年时的22.76元【1.16^41=439.32;1万元/439.32=22.76元】(注：439.32——指的是年均通货膨胀率16%时，41年后同样购买力的人民币膨胀倍数。如果仅从粮油、肉蛋、菜果的价格来说，现在也就是涨了十几到几十倍，但是住房、医疗、教育、供养老小等的综合费用，对比毛泽东时代的物价和全面福利，却涨了不止439倍——且这一部分占总消费量的比重超过95%。所以，439.32倍的人民币膨胀倍数，还是有现实基础的)。

　　严格地说，现在的1万元，还不能完全抵得上当时的22.76元。因为，总体来说，当时的22.76元，一般可以供养三口人以上，而现在的1万元，则只能供养两口人左右。况且现在的1万元工资，还必须扣除22%左右的三险一金和工资税，即使供养两口人都免不了啃老的尴尬。1976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为51.25元，大约等于2017年的22518元——大致等于2017年前后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的四、五倍(国家统计局：2016年职工平均年工资57394元，其月工资则为4782.83元)。

　　联系社会福利等全面因素综合地考量，1976年前的一个二级工人的工资(38元左右)，一般可以供养五口人以上，而经过40多年的发展(同时大量变现国家的“家底”、资源、环境和限制生育大量减少供养人口等)之后，现在的一个普通工人(甚至普通大学毕业生职工)的工资(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职工调查显示：2017年12月，全国职工的全部货币收入平均值为3608.4元)，反而却只能养活自己，如果想要结婚生子，就只能无奈地深度啃老。

　　2015年末，我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但是却难以根本扭转全国人口增幅总体下滑的态势——2016年的人口出生只起了点小波澜，而在接下来的2017年，则又开始掉头向下。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随着市场经济将劳动者的家庭供养能力锁定在劳动力成本的极狭小范围之内，随着真实通货膨胀的持续高位，很多年轻人只能供养自己，而无力结婚或婚后无力生子。

　　问题是，年均4%左右的纯粹通货膨胀率——其41年的连本变量已经积累到近500%的程度【1.04^41*100%=499.31%≈500%】(可以说，现在五个工人工资总和的购买力，等于当时一个工人工资的购买力;或者说，现在一个工人工资的购买力，等于当时一个工人工资购买力的1/5)——这，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在1976年前可以供养五口多人、而现在却只能供养一口人左右的客观数学关系。

　　而一个普通职工平均可以正常供养的人口数量(供养能力系数)，是标志不同时期工资收入可比水平的基础指标(而不仅仅是粮油肉蛋等指标，也不是什么高楼、宽路、豪车、靚衣、电脑、手机等指标)，也可以说是标志日子“越过越富裕”还是“越过越拮据”的基础指标。

　　对于毛泽东时代一个普通工人能够养活一家五六口人的历史，有些人持伤痕文学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那时候都吃些啥、穿些啥、住些啥、用些啥?那也叫人的生活?连饭都不让吃饱!对此，我可以回答你：那时候吃的是绿色放心食品，现在吃的是转基因有毒食品;那时候吸的是清新空气，现在吸的是雾霾;那时候穿的是非转基因纯棉衣服，现在能穿上转基因纯棉内衣都是奢望;那时候住的是温馨的平房，现在住的是要命的天价楼房;那时候骑的是自行车，现在开的是轿车。但是，那时候骑自行车的不是资本家的奴仆，现在开轿车的却鲜见主人。乾隆皇帝没有轿车、电脑和手机，你有，且有名牌可以显摆，但却不能说明你超过了乾隆皇帝。至于物质生活，那时候确实过得比较清苦一些，得用粮票、布票等票证，但那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适当向重工业倾斜和反侵略颠覆战争时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需要!人不能吃水却骂打井人;摘桃却骂栽树人!(就像一些纨绔子弟的爷爷辈，当初也是艰难创业、清苦起家的!你现在品喝着你爷爷当初忍耐饥渴打下的深井里的甘泉，挥霍着你爷爷栽下的果树结的硕果，潇洒地破败着你爷爷扎紧裤腰带积攒的家底，够人字俩撇的有脸辱骂你爷爷当初艰难创业是穷酸?!) 况且，现在的一个普通工人挣的工资，无论如何拮据清苦地生活，也供养不了一家五、六口人(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结婚、生子、入托等等)。而现在的普通家庭大量减少供养人口所节省下来的巨额社会财富，其去向主要是强国利民了、还是主要喂肥了中外资本家和贪官?再说，新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难道不是强得多?至于口粮比较困难(“饿死三千万”纯属造谣)，也就是1960——1962那两三年，其原因，既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犯错误的原因。而正是早已退居二线的毛主席鼎力纠正了一线某些领导人所犯的“共产风”、“浮夸风”等“左”的错误，中国才拨正了航向。在农业发展上，毛主席同样卓有殊功。辱骂毛主席的精英们，应该听听王震将军的天理怒吼：“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养的和杂种野兽”!

　　对于时代落差巨大的人民币购买力，有人以美元和黄金的指标来换算，这也是一种计算方法，但是存在不小的失真率。从总体上实事求是地考量，现期按16%的一般通货膨胀率和4%左右的纯粹通货膨胀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还是比较谨慎并且留有不小的保守余地——主要表现在：基期的职工工资，无需扣除三险一金和工资税，劳动者就可以享受全面的社会福利;而现期的职工工资，只有对工资总量进行22%左右的三险一金和工资税的扣除之后，职工方可获得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应有的权益。而如果从严计入22%左右的工资扣除和拖后腿的农民工工资，则现期的全国职工平均真实工资还要低，纯粹通货膨胀率还要高。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有关计算所要反映的是现期数十年的平均状况。至于党的十八届领导执政五年以来的某些反映大势的相关经济数据，则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向好。但要根本化解数十年以来积重的通货膨胀惯性等社会痼疾，恐怕出路不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因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不治之症。美国目前尚较低的膨胀压力，不是主要靠市场经济手段维持的，而是主要通过军事、政治、文化、经济、金融等综合霸权手段维持的。

　　由于严重的两极分化，我国劳动人民的平均工资，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和人均国民收入还要低，仅排世界后列，而中国商品房的世界可比价格，却跃居世界前列。仅此一个作为支柱的畸形房地产业的癫狂价格，就吹大了多少GDP泡沫?截止2017年底的货币(M2)供应总量(接近170万亿元)，是1976年的2000倍左右，这又吹大了多少GDP泡沫?对比毛泽东时代，现今大量的社会维稳费、拆迁费和商品房库存乃至烂尾工程、“鬼城”等等，又吹大了多少GDP泡沫?

　　（七）现期的GDP总量大大低于基期的GDP总量。

　　由于通货膨胀等经济政治原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GDP被严重高估，而毛泽东时代的GDP却被严重低估(国家统计局：1976年的实际GDP是394.76亿元)。实际上，现期的GDP总量大大低于基期的GNP总量。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主要运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统计国民经济，排除了部分商业之外几乎所有的第三产业产值，更不用说大量的义务劳动和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的产值了，且当时也没有土地和矿山等资源买卖的产值——现在若按照GDP统计体系计入这些产值，并按现在的币值进行换算，则毛泽东时代的GDP总量其实大得惊人!

　　2017年的名义GDP为827122亿元人民币，若按人民币膨胀倍数439.32换算，则相当于1976年时的1883亿元【827122/439.32=1882.73】。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对中国GDP的估计(应该说仍然有所低估)数据是：中国1976年的GDP为3357亿美元(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1979年6月出版);1977年的GDP为3230亿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经济指标》，1977年10月)。若按当时1.8803的汇率计算，1976年的3357亿美元，相当于6312.2亿元人民币;再乘以人民币膨胀倍数439.32，则1976年的GDP为2773075.7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1976年的GDP是2017年名义GDP的3.35倍【2773075.7/827122=3.35】。如果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计算，1976年的2773075.7亿元，相当于2017年名义GNP的6.7倍【2773075.7/(827122/2)=6.7】(由于我国境内的外资规模大大超过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再加上我国GDP中的泡沫和水分太大，故我国现期的GNP，乐观估计顶多占GDP的1/2)。

　　上述计算的结果，是否太过夸张?用长期被有意无意贬低的毛泽东时代的实际成就，可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毛泽东时代，在一穷二白和战争延续的恶劣条件下，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发挥群众路线的威力，在短短27年(不到9900天)的时间里，作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成就：既建立起比较完整坚实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基础，又不超发货币就实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神奇财政平衡，且积累下可观的财政盈余;还打赢了耗资耗力巨大的包括剿匪平叛在内的大小数十场战争;还为改革开放时代养育了四亿劳动人口;还消灭了水患、旱患、虫患、瘟患、匪患、黑患、黄患、赌患、毒患、贪(官)患等等社会顽疾，实现了社会的风清气正，保持了生态环境的和谐优美。这些伟大的成果(在GDP中叫做产品和服务)，若都按现在的币值换算成GDP，其数字确实令人震惊!

　　要客观全面准确地计算毛泽东时代的GDP，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我们可以先从当时水利工程的投资切入，管窥当时GDP的整体真相。

　　根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提供的数据，1949-1987年全国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总体积为3610亿立方米，其中属于1949-1976年完成的，当超过3000亿立方米(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酝酿实行分田单干和解散人民公社，水利投入进入了严重的衰退期)。

　　1994——2009年期间完工的、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的三峡工程，是水利工程投资的一个极好的换算坐标。三峡工程土石方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以此推算，毛泽东时代27年在水利工程方面完成的3000多亿立方米土石方，相当于1000多座三峡工程——大约等值于现在的200多万亿元投入【2000亿元*1000=200万亿元】。而1949-1979年30年间的水利投入只占全国基本建设(农业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新疆和北大荒的屯垦戍边，以及工业基本建设、铁路、公路、三线建设和国防建设等等)总投入的6.6%。由此可得，毛泽东时代的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应为现在币值的3030多万亿元，年均110多万亿元。而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所创造的GDP，还只是全国所有经济建设和第三产业所创造的GDP的一小部分!

　　所以，按照现在的币值计算毛泽东时代的全部GDP，无疑将会令市场经济十分难堪，就像当年淮海战役等三大战役令资产阶级军事家们十分惊惑一样。

　　（八）“拜物教”助长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

　　经济市场化，将劳动群众的购买力锁定在劳动力成本的极狭小范围之内，故其内生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刺激经济，政府往往过度举债投资基建，大搞危及国本的房地产支柱和畸形的城镇化，大搞浪费资源、透支未来、殃及农业、助推危机的过剩生产;为了消化过剩、确保就业，又只能继续沉沦于大失血的出口换汇等等。而市场化和GDP挂帅的管理方式，则推动着这种只顾眼前政绩(甚至权力寻租先富)、不顾民贫国穷(权贵和资本暴富)的酗毒式发展方式。

　　总之，真正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不是GDP!GDP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霸权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等发展中国家构筑的新殖民主义“磨道”、“魔道”和“社会主义的滑铁卢”。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跳不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铁律。面对战略危局，我们相信并期待浩气内敛的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的惊世伟力!

　　【201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