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赛义德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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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稀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

后殖民主义的正式缘起，要追溯到1978年赛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一书的出版。对于赛义德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开创者的地位，后世学者如杰出的后殖民理论家如霍米巴巴、斯皮娃克、罗伯特·扬等人等人均供认不讳，如巴巴说：“《东方主义》一书开创了后殖民的领域。”斯皮娃克认为：《东方主义》“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源泉”。就后殖民理论来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这本书确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因为他首次从“东方学”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西方殖民话语的知识谱系，并阐述了这一权力话语在西方历史中深化过程。不过，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当然并非没有问题。一个重要的有意无意的疏漏是，他基本上没有交待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知识谱系来源，如与此前的殖民主义批评及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批评的知识关系，仿佛一切都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一点受到了不少西方行家的批评。其实，后殖民批评与此前的殖民文化批评关系显而易见。就赛义德而言，他对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与早年的法侬(Frantz Fanon)的著作一脉相承，而赛义德最为出名的关于康拉德的种族主义见解，也早在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笔下就已出现。赛义德在后来的著述中，逐渐开始提到这些先驱者。如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大量地称引法侬的思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从《东方主义》到《文化与帝国主义》，赛义德对于马克思主义反殖民主义论述始终持排斥态度，甚至将其视为“东方主义”的一种。本文尝图澄清赛义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重审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

西方的反殖思想，与“殖民”历史一样久远。早期西方反殖思想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道主义的道德批评，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批评。前者可以被称为欧洲殖民主义批评之父拉斯·加萨斯（Las Casas）主教写于1542年的《简论印第安人的毁灭》（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America）一文为代表，后者可以亚当·斯密写于1776年的《国富论》为代表[1]。应该说，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超越了上述人道主义道德批判和自由主义经济批判的两种欧洲思想传统。在经济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反亚当·斯密等人认为殖民主义不能使宗主国受益的说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在政治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软弱的人道主义道德批评，主张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他们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在这种革命斗争中，殖民地人民又是宗主国革命斗争的坚强同盟军。就西方的反殖历史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殖民主义无疑是最为彻底的，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经由列宁，它们后来成为了20世纪反帝反殖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纲领。

出人意料的是，以《东方学》一书建立后殖民理论的赛义德不但不认可马克思主义反殖民主义思想，反将其视为西方帝国主义东方学话语的一种。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的批评依据，主要来自马克思写于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大段引述了该文，予以批评。这些段落后来成为了马克思与东方主义关联的证据，从而“声名狼藉”（RobertJ. C. Young）。为论述的清楚，我们在这里此引述如下：

看到这无数的家长制的无害于人的社会组织拆散了、解体了、被投到苦海里去了，以及它们的个别的分子同时又丧失了自己古老的文明形式和祖传的生存手段，这对人的情感无论怎样不愉快，我们都不应忘记：这些淳朴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它们把人类精神局限在最窄狭不过的范围内，使它成为迷信的驯服的工具，把它当作传统规则的奴隶，剥夺了它的全部伟大性和历史首创性……

的确，英国在印度煽起社会革命，完全是为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在坚持这些利益的方式是愚蠢的。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社会状况方面没有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的呢？如果不能，那么不管英国犯了多在的罪，它在引这个革命上却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这样，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情感是怎样难受，可是从历史观点看来，我们有权利同歌德一起高唱：

这痛苦还要折磨我们吗，

既然它增加了我们的快乐？

无量数的灵魂不是

已经被巾木儿的统治所吞噬了吗？[2]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尽管英国对于印度的破坏是一种罪恶，但它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印度作为东方专制基础的家长制的破灭，因此在客观上具有历史进步作用。赛义德专门征引了马克思在同一年（1853）所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的话，说明这一结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使命，——消灭旧的亚洲社会；另一个是建设的使命——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在引完这段话后，赛义德认为：“使毫无生气的亚洲实现再生，当然是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东方学观念”。赛义德从歌德的《东西诗集》这一标准的东学主义文本中，发现了马克思东方观点的来源，“这种观点具有浪漫主义甚至救世论的色彩：作为人文研究材料的东方没有作为浪漫主义救赎计划之组成部分的东方重要。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标准的东方学行为完全相吻合。”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之所以忽然涉及到马克思，是想说明西方东方学传统的强大。在赛义德看来，马克思原来是对东方充分同情的，但这种同情却由于陷入了东方学的知识视野而消失。他认为，西方传统的东方学话语具有一种压制力，“这一压制力所起的作用是阻断并且驱除同情心，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种言简意赅的盖棺定论：他们并不觉得痛苦——由于他们是东方人，因此处理他们的方式必须与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方式不一样。因此，一旦遇到由东方学学科所建立并且得到所谓合适的‘东方’知识（比如，歌德的《东西诗集》）证实的这类盖棺定论，那阵突如其来的感伤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旦遇到由东方学学科甚至东方学艺术字典编纂式的强制行为，情感的词汇便会荡然无存。”[3]

在我看来，赛义德关于马克思完全陷入了印度以至“亚洲”的“再生”这样一种东方学视野的断言很成问题的。首先，马克思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的破坏远远大于建设。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他们打破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铲除了本地社会中一切伟大和崇高的东西，因而破坏了印度文明。他们在印度统治的历史篇章，除了破坏以外，几乎没有讲到别的东西。《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也说到：“英国把印度社会的整个机构摧毁了，至今还没有加以重建的征兆。失掉了旧世界，而没有获得新世界，这给印度人目前的苦难添加了一种特别的忧郁。”其次，马克思认为，即使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给印度建立的一些物质基础，但这也决不会给印度带来“再生”。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的确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来掌握生产力。印度的“再生”的前提是不受殖民者的奴役，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说：“英国资产阶级可能被迫实行的一切，既不会解放广大人民，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两者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于人民对生产力的占有。”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非常明确，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在大不列颠自身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全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所播下的社会新原素的果实的。”

将马克思主义与东方主义牵混为一谈，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特质。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血腥罪恶，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在《资本论》论述原始积累的章节里，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白骨和血汗之上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隶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以文明自居的西方资产阶级，到了殖民地立刻显现了他们残酷的面目，“只要把目光从资产阶级的故乡转向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深深的伪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蛮就毫无掩饰地摆在我们面前，因为在故乡它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4]马克思引用威廉·霍维特（W. Howitt）的最为尖刻的话，形容披着仁慈的基督教面纱的欧洲人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世界各地所谓基督教人种对于他们所能征服的一切种族所加的野蛮的行动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凶猛的无教育的无情的无耻的人种所不能比拟的。”[5]另外，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大力支持殖民地国家的反抗斗争。这一点可以恩格斯的中国论述加以说明。在近代英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遭到了中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但这些反抗竟然被英国报纸指责为怯懦和残暴，恩格斯对此十分愤怒，他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那些炮轰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或许会说中国人的抵抗方法是怯懦的、野蛮的、凶残的；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人将他们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人就不能否认他的野蛮性所具有的充分优点。如果中国人的绑架、突击和深夜屠杀是我们称之为怯懦行为的话，那么，这些文明贩子就不应该忘记：他们自己表示过中国人用通常的作战方法，是无法与欧洲的破坏手段相对抗的。简而言之，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像武士气味的英国报纸那样从道德上去衡量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动，而是承认这是一个卫国保家的战争，这是一个谋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 在此，恩格斯义无返顾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对于英国殖民侵略的反抗。赛义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量的反殖民论述视而不见，却认为马克思在东方话话语中轻易地失掉了对于殖民地东方的同情心，的确显得随意。

（二）

在《东方学》中，赛义德囿于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视野，将整个西方知识将纳入了东方学的范畴，而忽视了西方知识界内部的差异。在此情形下，以东方学的视野收编马克思主义显得可以理解。《东方学》出版后，批评家对于赛义德完全不提及这一领域的先驱很不以为然。在受到批评以后，赛义德开始承认并论述了西方自身的殖民主义批判传统——这其实也是承认自己的后殖民批评的知识来源。譬如，赛义德在《文化帝国主义》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梳理了法侬，叶芝人等的后殖民论述。但对于现代西方反殖思想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赛义德却奇怪地保持着敌意和批评的态度，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影响的焦虑”。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赛义德多处提及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学”和“帝国主义”的视野。有论据的批判出现在第2章第6节中，赛义德认为：

甚至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不同立场的思想家们，也像法国与英国政府发言人同样地发表这种意见。两个政治阵营都依赖殖民主义文件，例如充满意识形态信息的东方学话语，和黑格尔认为东方与非洲是静止的、专制的、与世界历史无关的观点。1857年9月7日恩格斯谈到阿尔及利亚的摩尔人时，把他们当作一个“怯懦的民族”。他们受到压制，“虽然如此，他们仍保有严峻的性格和复仇心，在道德方面他们的水平也是很低的。”他这样说，只是在附和殖民主义的陈旧理论。[6]

在“例如”后面，赛义德提及了三处马克思依赖殖民主义话语的证据：一是“充满意识形态信息的东方学话语”，没有明确说明出处，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到的马克思对于歌德《东西诗集》当是一种。二是“和黑格尔认为东方与非洲是静止的、专制的、与世界历史无关的观点”，这里当是指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关于印度没有历史的说法，这一说法后来已经成为后殖民批评家攻击马克思的一个话柄；三是恩格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摩尔人是“一个怯懦的民族”的论述。关于第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说明。现在，让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后两个问题。

马克思的确说过：“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大家知道的历史。”这段话听起来的确有点耸人听闻，但我们似乎还应该注意到上下文，如果将后面的话再引出来的话，意思就变得不同。马克思的话这段话出自于《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文章的第一段谈论的问题是“英国的统治权是怎样在印度建立起来的？”这两句话后面的话是：“我们所谓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者的历史，他们把帝国建筑在这个毫不抵抗的一点不变的社会的被动的基础上。”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显然并不在说明印度此前有没有历史，而是在一如既往地批判英国统治者对于印度的侵略破坏侵略者的行径。一次又一次殖民侵略的历史，构成了印度的全部历史。这种反殖民主义的论述，居然成为赛义德论述马克思殖民主义话语的依据，让人有颠倒黑白的感觉。

赛义德提到的恩格斯贬低阿尔及利亚的摩尔人的话，如果话回到原文中去，也是一种断章取义。恩格斯《阿尔及利亚》一文的中心主题，是批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殖民统治。在文章的一开始，恩格斯首先介绍了阿尔及利亚的概况。在第一段说过地理位置后，第二段介绍居民情况：该国土著居民主要是卡比里人，其余民居民为阿拉伯人、摩尔人等。恩格斯首先赞扬了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土著的卡比里人：“卡比里人爱好劳动，居住于普通农村，是极好的庄稼人。”然后介绍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则承袭他们祖先的习惯，过着游牧的生活，将他们的居处根据牧场的需要或受其他情况所驱使，从一处迁到另一处。”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们还能看到恩格斯对于阿位伯人英勇抵抵抗殖民者的称赞：“对于阿拉伯城市阿特兹的围攻证明了土著居民绝没有丧失自己的勇气，他们对侵略者也绝无好感。”恩格尔对于摩尔人的介绍放在最后：“在居民中最不受尊重的大概就是摩尔人。他们居住于城市，比较阿拉伯人和卡比里人享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但由于受到土耳其政府的经常压迫，使他们具有羞怯的特点，虽然如此，他们仍保有严峻的性格和复仇心，在道德方面他们的水平也是很低的。”[7]很清楚，恩格斯对于阿尔及利亚人的介绍是客观的，有褒有贬。对于摩尔人的评价，是相对于当地的卡比里人和阿位伯人而言的。如果像赛义德所说的那样，贬低摩尔人表现了恩格斯的“殖民主义的陈旧理论”，那么如何解释他对于主要土著居民卡比里人和阿拉伯人的赞扬呢？摩尔人人口不及卡比里人、阿拉伯人，不足以代表阿尔及利亚，更何况整个非洲或者东方人，赛义德何以能从恩格斯对于摩尔人的批评中推导出他对于整个非洲和东方的看法呢？何况恩格斯所谈的对于摩尔人的评价主要来自于当地居民的视野，“在居民中最不受尊重的大概就是摩尔人” 应该说，恩格斯这篇文章也是一篇揭露抨击殖民主义罪行的檄文，但居然也成为了赛义德批判马克思殖民主义的论据。

令人奇怪的是，赛义德煞费苦心地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受“殖民主义话语”影响的言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俯拾皆是的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却视而不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殖民地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称赞，上文已经提过。这里稍微提及马克思恩格斯涉及殖民地“种族”和“心性”的地方，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是否具有赛义德所批评的西方种族中心的殖民心态。鉴于赛义德在上文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相互比附的时候提到他们贬低印度的观点，我们需要提及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对于印度人的评价。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评价说：“这个国家（印度——引者注）的高贵人民，甚至在最低的阶级里，如果用娑尔提考夫公爵（Prince Saltykov）的话来说，“比意大利人更细致和更灵活”(plus fins et plus adroits que les Italiens)。”将印度人民称为“高贵”的，并将印度低层阶级与西方的意大利人相提并论，可见马克思丝毫没有西方种族较东方人更为优越高贵的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下面的话：“他们的国家曾经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源泉，扎提是古日耳曼的典型，波罗门是古希腊人的典型。”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印度在语言宗教等方面，原本是西方文化的源泉，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基础。这让我们想起近年在来在西方引起轰动的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Martim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书，此书因为指出了西方文明的黑色血统，从而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轩然大波，并构成了对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强烈支持。但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颠覆，却非但引不起后殖民批评家们的兴趣，反而遭受批评，有点让人费解。

（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革命学说，着眼于阶级，而非民族的维度，视野是国际主义的，因此不太可能会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结束任何一种民族压迫，结束殖民战争和殖民剥削。而在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是同一阵线的战友。马克思在论及英格兰与其殖民地爱尔兰的关系时说：“英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将现存的暴力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如果可能的话，转变为一种平等的和自由的联盟，如果必要的话，就转变为彻底的分离。”主张英国工人阶级与爱尔兰殖民地人民平等联合，或者干脆分开，让爱尔兰彻底独立。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彻底的反殖民主义者，这是由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所决定的。马克思明确说过：“一个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就是给自己锻造锁链。”[8]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就完全没有“西方中心”的问题呢？其实也不竟然。以下从两个方面谈谈马克思这一方面的时代局限。

第一个方面涉及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持一种线性进化观。他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能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正是出自于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考虑，马克思在批判了英国殖民罪恶之外，又肯定了它在破坏印度封建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所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论述已经遭到后来的“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理论”学派的尖锐批评。阿明对马克思关于东方资本主义化的论述耿耿于怀，“马克思在谈到殖民统治使这些社会，尤其是印度，发生的变革时，认为这会导致东方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指出，殖民主义政策确实的反对这一点的，它使手工业遭到破坏之后阻止现代化工业在殖民地建立起来。但是，他认为，任何力量也不能长期阻挡当地按欧洲模式发展资本主义。专门论述‘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的文章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印度被英国贵族和商业资本掠夺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宗主国资产阶级进行的工业化；铁路将使得自主中心的工业兴起。马克思对此非常肯定，他担心一个资产阶级的东方可能最终会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的胜利。”他认为，囿于时代局限，马克思未能预料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就是要阻止可能从竞争中产生当地的资本主义。外围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外向的，它建立在国外市场的基础上，因此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外围地区充分发展。”[9]与马克思相反，印度的尼赫鲁认为英国的统治给印度带来的长久的不发达。他《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指出:“我们今天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在英国人统治期间生成的，而且是英国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王公，少数民族问题，各种外国的和印度的既得利益，工业缺乏，农业荒废，社会服务的极端落后，以及首先是人民悲惨的贫困。……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印度受英统治最长的地区在今天是最贫困的。的确可以画一个图表，说明英统治长度与贫困日益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10]“依附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的巴兰支持尼赫鲁的上述观点，认为英国人在肥了自己的同时，“系统地毁灭了印度社会的全部结构和基础”。弗兰克在《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一书中专门申引了《印度的发现》中的上述文字，说明自己的理论,“印度不发达的发展的最经典的实例历史，说明了我们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也碰到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发展中的所有重大的结构性因素：出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极不平等的收分配，经济剩余流向宗主国，全国与地方经济和阶级结构转变为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宗主国发展需要的职能，宗主国殖民势力与本地反动利益之间的天然联盟及其不发达政策，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长度与强度同极度不发达之间的密切关系。”[11]弗兰克对于马克思主义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于他的近著《白银资本》。在这部书中，他根据自已对于1500年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发现，认为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断言是不正确的，因而马克思的社会线性演进方式也不能成立。弗兰克说：“马克思把中国描绘成‘小说保存在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是绝对没有依据的。他所谓的流行于印度、波斯、埃及等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也是如此。”“亚洲根本没有‘停滞’，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由此，弗兰克认为，马克思主张社会阶段的划分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弗兰克还援引蒂贝布的话，尖刻地将马克思主义称为“涂成红颜色的东方学”。[12] 弗兰克《白银资本》以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为宗旨，书中称引赛义德的《东方学》及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等书，引为同道。在我看来，如果单从经济及社会发展理论方面对于马克思东方论述进行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将将马克思完全淹没于西方的“东方学”种族主义传统中，则如前文所论是有有失公正的。

第二个方面涉及马克思的社会解放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解放学说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因此他们考虑的范围主要在欧洲发达国家领域内，他们虽然坚决支持非西方国家的反殖民斗争，但事实上主要将其定位于对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和配合上。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于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中所谈的欧洲和中国革命的互动关系，事实上马克思的着眼点主要在英国革命上，中国太平天国内乱的意义不过在于瘫痪了英国的对外输出，造成英国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革命。“中国革命将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革命。”在谈到印度革命的时候，马克思也强调，印度的革命使英国的武装抽调出境，并且使英国耗费巨大，因而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促进因素。1882年恩格斯在回回答考茨基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时候说：“一旦欧洲经过重新组织，北美洲也会这样，它将会提供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这样一个先例，以至半文明的国家也将会仿效。其实只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促使这样做。”恩格斯在这里的意思是，首先是西方（欧洲，北美）国家的革命，然后会引起非西方革命的效仿。后面一句话表明这种革命次序的根据，即经济发展的程度。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其更早地达到革命的时刻，而非西方国家的仿效在根本上是由其经济原因引起的。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3] 但是未达到西方社会发展程度的殖民地，究竟如何进行革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则并未多加思考，恩格斯承认：“至于说到这些国家在照样达到社会主义组织之前必须经历什么样社会的和政治的阶段，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只能提出一些颇为无益的假设。”恩格斯只能肯定一件事：“胜利的无产阶级不能在不损害他们自己的胜利这种情况下将任何一种好事强加在任何别的国家的头上。“由于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不能进行任何殖民战争，这个革命只好任其发展。”也就是，西方无产阶级即使在胜利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帮助非西方国家的革命。[14] 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视野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这是由他们的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之上的经济政治学说所决定的，非西方国家则由于经济的落后，其革命则变成了次要的，或者干脆就没有纳入考虑。这里或者可以说有一个“西方中心”的问题。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心”与否并不涉及民族国家的优劣等级问题，它是由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造成的。

直到20世纪的列宁，才第一次从理论上正面论述了殖民地的革命问题。列宁大力支持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运动，并且将殖民革命与整体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最终将殖民地革命定位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殖民地革命就有了明确的定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列宁仍然区分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革命的区别，即在目前阶段，殖民地革命还只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因而，严格说来，列宁的思想仍然是“西方中心”的，说得好听一点是“世界视野”的。

如果看一看法侬（Frantz Fanon, 1925-1961）的思想，我们就能够察觉到马克思列宁一路思想的问题。投身于阿尔及利亚独立革命的法侬是一个地道的殖民地知识分子。正国为这种本土的位置，法侬能够体察到上述来自于“西方本位”的革命思想的种种局限。譬如，马克思阶级本位的划分方法忽视了殖民地特有的种族问题。法侬认为，在殖民地，最为根本的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种族对立，而不是阶级对立，或者说，这在殖民地这两个问题是二而为一的。法侬说：“在殖民地，经济基础同时就是上层建筑，原因同时就是结果。你富有，因为你是白人，你是白人，因为你富有。这就是每次我们在面临殖民地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分析略略需要扩展的地方。”法侬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前后的社会作过透彻的分析，但殖民地与西方的历史语境却不尽相同，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必须予以重新思考” [15]。再如，殖民地国家的阶级分布情况与西方国家也是不一致的。法侬认为：就阿尔及利亚而言，工人阶级不但数量少，力量孱弱，而且本身是受益阶层，因此革命的积极性不高，更不应担任领导阶级。在法侬看来，阿尔及利亚最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这是一个为革命政党忽视的问题，在《世界上不幸的人们》一书（1961）中，他将《共产党宣言》里的形容无产阶级的话放在阿尔及利亚的农民身上：“很清楚，在殖民地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却可以得到一切。”他认为，在阶级划分中不被重视的农民，其实最具革命的动力，“被划分到阶级系统之外的饥饿的农民，在被剥削者当中，首先发现（革命）中有诉诸于暴力。对他来说不存在妥协这一字眼，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惟有力量的较量。”[16] 我们知道，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因而也就出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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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1.

[2] 译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印度》，季羡林、曹葆华原译，易廷镇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3] Edward W Said，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1978。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北京）1999。

[4] 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季羡林、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明译，人民出版社。

[6]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ublished by Vintage 1994.

[7]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易廷镇译，《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8]马克思《秘密通告》，易廷镇译，《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9]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976），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

[10] Nehru, Jawaharlal, The Discovery of India.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60.

[11] 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面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13]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易廷镇译，《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15]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 40, Grove Press, Inc. New York.

[16]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 61, Grove Press, Inc.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