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走早了吗——纪念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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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在中国传统纪年中，60年为一甲子，有着特殊意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我国未来的发展。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很多人存在一种疑虑，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如何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苏联在半个世纪间经历急剧的兴盛与衰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更多的质疑，社会主义是否走早了呢?是否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呢?如果是，那么，顺理成章的问题，我们是否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呢?换成抽象一点的说法，我们是否应该回归世界潮流的主流呢?在我国思想领域，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各种思潮正在展开激烈的争鸣。而思潮风暴的中心，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应该做什么?这四个问题有着内在的逻辑。就我国的现代史而言，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是这四个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到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理解。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是某一两个领导人主观选择、设计的产物，而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现代工业国的必然要求，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推动工业化。国家安全、工业化与社会制度变迁是三位一体的。这是本文讨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切入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学习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走早了吗？与之相应的一个问题，就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走早了吗？那么，自然还会出现一个问题，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超前了呢？为了论述这些问题，本文将追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内，勾勒斯大林模式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然性。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悖论——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由来已久的困惑

　　社会主义走早了!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笔者本人70年生人。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喜欢思考的同学就找到政治老师，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明显建立早了。政治老师给他讲了半天，最后不知怎么自己也绕进去了，最后怒斥一声：“废什么话!让你怎么答你就怎么答!”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自己亲耳听到的这样的疑问，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博士同学中都有人提出过。同时，也听到过搞研究的朋友，其中不乏小有名气的博导说过这样的话。之所有这么多人持这种观点，就思想领域来说，是与我们的传统思想教育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做的理论定位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现实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首先在苏联建立，又被称为“斯大林模式”，它是指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其主要特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集中。与此同时，苏联形成 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形成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以下简称为传统认识)。但是，这一传统认识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定位却存在明显悖论，并且能够衍生出否定性结论。

　　在传统认识中，斯大林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进行定位的。它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社会整体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领域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形成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将取而代之，社会发展随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1956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识”。

　　但是，这种认识中存在深刻的悖论，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

　　其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悖论。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发生于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的跨越过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问题，到普列汉诺夫提出俄国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再到苏联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展开的大论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随着苏联解体，这一问题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

　　其二，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悖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它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基础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几乎跨越一个社会形态的情况下，二者如何契合?“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 马克思的论断更是突出了这一悖论。

　　其三、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活水平的悖论。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生活极大繁荣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即使苏联东欧等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活水平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称美国为“丰裕社会”，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却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

　　从这三个悖论自然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按照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它打破苏联的正常发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形式，并因此造成重大社会损失。反之，如果苏联按照生产力的水平，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就会更大，损失会更少。因此，苏联应该彻底放弃斯大林模式，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

　　实际上，这种观点也同样用来批评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一些历史事实似乎也能证明领导人过于急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走早了。在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是新民主主义路线，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做准备时期，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其中，利用民营资本发展工商业是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这个准备时期当时估计要经过15年(在苏联帮助的情况下)，甚至几十年。到了1952年底，国营企业不断壮大，民营资本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工业份额中所占比重降到32.7%。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时间预期是10年到15年。但是，从1953年到1956年，仅仅用了三年时间，社会主义公有制就确立了。或者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就迅速国有化，社会主义不是走早了吗?

　　更重要的是，一旦“社会主义走早了”这个观点确立，那么，社会主义就是“早产儿”、“畸形儿”，就会形成无法跳出的“理论陷阱”，社会中的任何社会问题都能证明社会主义错了，反之，任何建设成就都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因为一谈其功绩，马上就会面临着这样的反驳，即如果不是斯大林模式，而是选择适合当时生产力的社会模式，就会取得更大的功绩!

　　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随意选择吗？

　　现在网络中的各种讨论，经常说中国应该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走什么样的路，实际上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比喻。但是，比喻也会带来思维误区。条条大路通罗马。针对目标，可以选择不同的路。但是，在特定的时代，针对一个目标，社会制度是可以随意选择的吗?

　　答案是否定。任何一种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都不是人为设计的和任意选择的，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作为人们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结果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承担特定功能，解决一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矛盾。因此，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评价，主要看人们在当时面临什么样历史难题，这种社会制度是否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而不是相反，用一种理想的蓝图从外部来衡量它，或者根据它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它的消亡来否定它。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看两个真实的故事。

　　杜润生先生是农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为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看第一个故事。改革之初，经济学家王小强是杜润生负责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年轻人。王小强插过队，下过乡，见过西北农村的贫困生活，写过一篇批判人民公社的文章。文章直指弊端，按王小强自己的话说，“骂得痛快淋漓”。这篇文章也为王小强博得不少人气。第一次见到杜润生先生，别人介绍，这就是写某某文章的王小强。王小强已经听惯了赞扬，还等着老先生夸几句。谁知，老先生看着他，严肃地问，你骂得很痛快!可假如你是毛主席，你怎么办?老先生一句话，问得王小强顿时哑口无言。

　　另一个故事是老先生另一位学生张木生讲的。

　　建国初，杜润生是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又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协助邓子恢工作。邓子恢因为精简农村合作社受到毛泽东批评。有人说杜润生是邓子恢的军师。当时，党内已经决定把杜降到海南岛工作。但是，毛泽东见过杜润生，觉得他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坏，要跟杜谈一谈。结果二人谈笑甚欢，毛泽东还请杜润生吃红烧肉。

　　吃着饭，毛主席突然很严肃地问杜润生说，如果中国出现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你站在哪一边?杜润生一下懵了，想说实话，又怕毛主席不高兴。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你不用说了，你肯定站在布哈林一边。布哈林有什么错，他坚持工农之间要加强商品交换，慢慢富裕起来。但是时间能等人吗?斯大林要搞重工业化，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重工业化他就必须搞集体化，对反对者他肯定要搞肃反扩大化，这是三位一体的。但是胜利者不受惩罚，他把二战打赢了，他是受到环境的逼迫。毛泽东问杜润生，我们拿了苏联142个巨额投资项目的技术、援助、专家，你不一边倒行吗?毛泽东没有因为杜润生倾向布哈林而让他去海南，而是让杜到科学院当秘书长，科学院在当时实行的是秘书长制。

　　实际上，毛泽东问了杜润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是斯大林，你怎么办?就像杜润生问王小强，“你要是毛主席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深刻之处就在于，讨论国家的重大决策，讨论国家的根本制度产生、发展，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必须同情地理解做决策的历史人物，应该看到四个基本问题：第一，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第二，在解决问题时，他有什么样的资源和条件；第三，时间的紧迫性。问题迫在眉睫，没时间让你研究再研究，没时间按部就班。第四；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只是两利取其大，两害去其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必须付出制度成本。

　　毛泽东作为决策人，他指出了认识斯大林模式，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个重要视角，国家安全、重工业化和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在毛泽东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大方向来说，斯大林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反之，纯粹的学者分析问题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没有看到历史任务要解决的问题，看不到问题紧迫性，看不到资源有限，看不到各种条件约束，看不到利弊权衡，总是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设想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然后指责现实决策。

　　在讨论斯大林模式和工业化的内在联系之前，先追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对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脉络。

　　三、早期设想：落后国家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进入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列强最初都是通过军事在海上争霸，垄断海上贸易，在海外扩张，不断掠夺殖民地。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拉动了欧洲内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把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推动现代大工业快速发展。这又给欧洲国家的军事侵略、利用廉价商品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欧洲资本主义凭借这种绝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和争夺殖民地的争霸战争绵延不绝。

　　如何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如何抵抗西方的廉价工业品，成为其他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现代大工业，这些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2]

　　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如何快速工业化就成为落后国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力，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革命的时间与工业化的发达程度有着内在联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阐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3]

　　“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4]这里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是英法德美等国家。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是一种传播扩散式进程，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推动工业水平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然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再帮助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落后国来说，可以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然后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西欧之外的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扩张中，会经历剑与火的痛苦，但是，也由此摆脱落后的旧制度的束缚，开始发展现代大工业。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发生逆转。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推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而这个转折却被传统认识所忽视。

　　这要从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说起。

　　四、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早了呢？

　　列宁有个著名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

　　列宁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革命中心东移这个重要现象之上的。

　　190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提出了这个著名的观点——革命的中心在不断东移。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中写道：

　　“现在可以认为，斯拉夫人(在1848年革命时是作为落后保守的反革命力量，作者注)不仅已经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斯拉夫人”

　　“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转移东方，19世纪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经在法国，有时则在英国。1848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英国则在不久以后脱离了这个行列。从1870年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开始失去它的最后一点点革命性。从那时起，做一个革命者和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同义词。正是在这个时代，随着普法战争之后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把社会主义以及欧洲革命重心，从法国转向德国。

　　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

　　“……从西方接受了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现在可能成为西方革命的动力的源泉。热火朝天的俄国革命运动，看来可能成为清除那种开始在我们队伍中流行的萎靡不振的庸人态度和谨小慎微的政客伎俩的最强大手段，从而迫使斗争的渴望和我们对理想的耿耿忠忱重新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

　　“对西欧来说，俄国早就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简单支柱了。现在的情况无宁说恰恰相反。西欧正在成为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专政势力的支柱……”[5]

　　考茨基的文章本意是赞扬东欧和俄国不断高涨的革命。不过，他也同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已经不在西欧发达国家，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在降低，而东欧、俄国这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却在不断高涨。这一革命形势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判断。

　　与此同时，伯恩斯坦的观点在西欧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注意到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变化，如社会结构出现了多样性，资本主义企业中小企业显示出的更强的适应性、工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他认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大灾变短期内不会出现，世界革命、共产主义是很遥远的事。因此，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长期任务不是准备革命，颠覆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方面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 [6]推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实际是要以改良代替革命。

　　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革命中心东移”。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不仅存在革命“东移”，而且同样存在“南移”。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南欧也出现了革命的苗头。

　　列宁高度关注这一现象，而且，更进一步，他看到了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1913年，列宁在针对亚洲兴起的民族革命浪潮所写的一篇短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说到，“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胜利，这这一胜利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7]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相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向东方传播，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内在地结合起来。

　　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

　　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什么不断东移呢?

　　在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中心资本主义和边缘(也有用外围)资本主义。

　　很多人说，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说欧美日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但是，全世界还有那么多国家，早就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为什么没有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呢?在世界体系理论(还有依附理论看来)，欧美日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区，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

　　资本主义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它是一个全球分工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资本积累为最高目标，具有“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从国际专业分工来看，中心国家处于国际经济分工的高端，而边缘国家则处于低端位置，两者之间形成不平等交换，边缘国家的财富不断地流向中心区。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中心-边缘”这种等级结构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的超额垄断利润是以边缘国家不发达为前提。因此，只能有少数国家居于中心地位，而大多数国家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边缘国家并不是所谓的“传统”国家。它们在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下，其传统社会已经瓦解。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压迫下，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正常地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并形成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些边缘国家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中心发达资本主义，这基本上是幻想。

　　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东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从中心区转向边缘地区，它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部的深刻调整密切相关。

　　187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危机，资本主义迅速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这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深刻调整。为了缓解危机造成的国内矛盾，对内，资本主义经济上走向资本垄断，而政治上则给工人以选举权，在社会方面开始实施一些福利制度，在文化上则宣传民族主义。对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英国外)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扩大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市场。这就形成了“宗主国——殖民地”为形式的地缘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缓解了资本主义矛盾。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趋势弱化，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而随着资本主义扩张，新的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则阶级矛盾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则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俄国和中国爆发革命的原因。

　　列宁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已经瓜分世界完毕的情况，“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8]因此，世界革命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欧洲大资产阶级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代理人的斗争。

　　这样，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一个大分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弱化为民主社会主义式的改良，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这种分流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对外剥削压迫来缓解内部矛盾有着内在联系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东移的根本原因，这二者是绝对不能割裂的。

　　六、斯大林模式：无产阶级政权、超高速工业化和落后的工业基础

　　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与边缘结构的来看，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有两个运动方向。一个是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扬弃发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就属于这一类。但是，由于超额垄断利润提供了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这一方向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弱化为改良主义，其代表是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承担了发展生产力，推动落后民族工业化这一历史使命，斯大林模式就是这一方向的代表。它是边缘国家为了应对中心国家的剥削、压迫，摆脱附庸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

　　斯大林模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不管赞成还是否定，人们都承认斯大林模式推动了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工业化在斯大林模式中的核心地位，忽视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业化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了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初，以列宁为首的领袖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然后，支持和推动世界革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发生，初创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孤立无援，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包围，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工业革命爆发以后，没有现代大工业就没有强大的现代国防，就无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在苏俄，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内在联系。快速工业化，尤其是涉及军事工业的重工业化，成为苏俄（苏联）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立。随之，国内爆发内战，帝国主义国家也联合起来进行干涉，支持叛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包括国内贸易国有化、余粮收集制、实物配给制、劳动义务制、全部工业国有化。简单地说，除了保持一个人生存所需外，其余物资全部由国家控制，由国家配给。在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革命领袖们确实有一种设想，就是由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1921年，这一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甚至连当初支持布什尔维克的喀琅施塔德要塞的水兵也发生了叛乱。列宁审时度势，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允许私人企业，以此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缓和国内矛盾，并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进行工业化。

　　新经济政策虽然对苏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与苏联的快速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再加上多年战争，苏联的工业水平就更低。所以，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获得剩余产品，扩大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越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越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越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越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越小”。[9]

　　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已经无法完成苏联快速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 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快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现在所说的斯大林模式。而几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生大危机，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威胁加剧，这也让苏联领导人感觉到超高速工业化的迫切性。

　　因此，斯大林模式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为超高速工业化服务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重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通过计划经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地、合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现代大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为了从农业获得工业积累的资金，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循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斯大林模式是为实施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服务的制度，它把社会主义运动与落后民族的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承担起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社会的这种急剧变化自然会触动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出现各种形式的反抗，由此带来激烈的斗争。这是落后农业国迅速工业化的沉重代价，它与错误的历史抉择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5] [奥]卡尔 ·考茨基：《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1页。

　　[6] 《伯恩斯坦读本》殷叙彝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7]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

　　[8]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8-579页。

　　[9] 《苏》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纪涛，蔡恺民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78页。

下

　　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思维的误区

　　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在20世纪初，出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大逆转。在理论上，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上基础上，才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了推进快速工业化的制度安排。这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的两级结构来理解。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 “中心-边缘”的两级结构。在国际市场中,中心国家的超额垄断利润以边缘国家不发达为前提。因此，只能有少数国家居于中心地位，而大多数国家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心发达资本主义侵略和渗透下，这些边缘国家传统社会开始瓦解，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压迫下，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正常地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因此，边缘国家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中心发达资本主义，这基本上是幻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1] 因此，落后国家无法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工业化。要真正进行工业赶超战略，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功能是推动落后国家的高速工业化。

　　但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之间这种深刻变化，很长时间以来被忽视了。

　　从1924年到1926年，苏联领导人之间爆发了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而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之上，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作为更高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实现。这场争论以斯大林一方的胜利告终，为斯大林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托洛斯基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资本主义超越了民族国家，它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必然是世界性的。但是，取得胜利的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这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从中心区走向边缘，从预想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转向一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从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转向推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代大工业，无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而中心国家也未必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错误正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中心区革命弱化的现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边缘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制度创新。这是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论”和斯大林模式获得胜利的深层原因。

　　但是，这些新的实践因素却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澄清和表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把单一的民族国家作为理论框架，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世界历史”的视野。这就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思维。在我国，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都不自觉地认为，每一个国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都会经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而斯大林模式则是历史的最高点，这是必然规律。

　　这种理论模式假设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可以重复这个发展过程，以此说明斯大林模式的必然性。无疑，这是为了争夺社会主义运动的话语权。但是，它隐含着这样的错误观点，即通过走资本主义，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成为英法一样的发达国家。同时，它看不到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和限制，因此不能说明斯大林模式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外，它看不到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这种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从而以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标准衡量斯大林模式。这样，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早产论”、“补课论”，把共和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的后30年相割裂、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八、1953年粮食危机和统购统销

　　理解了斯大林模式，也就理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中国为了国家独立，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赶超战略。这是因为，没有重工业，也就没有真正的国防，就会受人欺负。今天，看看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问题，这个问题不言而喻。同时，中国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不发展重工业(通俗地，工业是用机器生产，重工业是生产机器的工业)，就没有轻工业需要的机器、原材料，没有电力、交通，轻工业也不可能真正发展。

　　一旦确定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工业化，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工业资金投入。在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投入工业建设。第二，工业产品卖给谁。重工业生产的是机器，对农业来说，是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大型机械。在小农经济情况下，一个农民负担不起，也不需要这些庞然大物。为此，农村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体化。

　　这里，再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

　　从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原来预期10——15年，结果短短三年迅速完成。是什么加速了这一进程，是领导人好大喜功吗?还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这种加速有深层的经济原因，把它仅仅归因于人的主观因素，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让我们从1953年的粮食危机以及由此形成的统购统销说起。

　　对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中长期实行的一项制度。它于1953年制定实行，直到1985年才取消，为我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从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生，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与快速工业化的内在联系。

　　陈云在建国初主管财经工作，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公认的“理财”能手。1953年，陈云忧心忡忡，焦急万分。当时，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购销出现巨大缺口。

　　粮食部在1953年6月向中央报告，从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加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存在40亿斤赤字。1953年6月30日，粮库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少为105亿斤。最主要的工业大城市粮食库存都几乎减少了50%，其中，北京由2.4亿斤减为1.3亿斤;天津由3.1亿斤减为1.6亿斤;上海由3.9亿斤减为2.9亿斤;广州由1.2亿斤减为0.6亿斤。

　　而1953年，小麦产区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再加上减产后农民惜售，能够征购的粮食将大大减少。如果这样，征购后同期相比，粮食缺口最少要超过110亿斤。

　　但是，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正在展开。一方面，工业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我国城镇人口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这些人需要商品粮。另一方面，中国还要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设备。粮食需求正急剧增加。

　　另外，粮食征购中存在的自由市场机制，也为粮食征购造成了巨大困难。

　　建国初，我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共同发展。计划和市场都在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在粮食收购中，计划与市场、国家与私商并存。当时，国家粮食征收(农业税)和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为61:39，1952-1953年为56:44。也就说，约40%左右的国家粮食计划要通过市场购买。但是，在这里，就发生了私人粮商与国家的竞争，而且斗争非常激烈。1952年冬天一个短时期，江西吉安上市的稻米被私商全部买光。江苏徐州专区各县收割黄豆时，大江南北粮商蜂拥而至。有个叫王雨农的粮商，一下子就收购50万斤。在一些地方，有的私人粮商甚至在庄稼还是青苗的时候，就预购了粮食。在私商的竞争下，粮食往往要比牌价高出约20%。[2]

　　如果国家不能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必然导致粮价升高，这又必然导致其他物品涨价，造成不可避免地国民经济的混乱，影响正在展开的工业化建设。但是，只要允许私人粮商的存在，就会在一定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出现私人粮商和国家的竞争，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引起粮价上升。私人粮商甚至可以囤积居奇，哄抬粮价。

　　粮食成为“焦点”，折射出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国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陈云思来想去，最后不得不向中央建议，统购统销。简单地说，就是在农村实行统一征购，城市实行统一配售，严格管制私商，由国家统一管理。这样，国家就能控制、管理粮食，有效地控制粮价。

　　陈云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如果收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会波动。但是，如果采取统购统销政策，基层干部就有可能强迫农民交粮，引起农民不满，农村混乱。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自己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制度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949年10月，上海一些投机商囤积粮食、纱布，造成物价猛涨，形成冲击波，引起全国物价波动。陈云运筹帷幄，从全国调集物资，平抑物价，打击不法商人。但是，新生的共和国也付出了一定代价。鉴于此，国家开始组建全国性的棉花、纱布、粮食专业公司，牢牢掌握力量，主导、稳定市场。1951年1月，棉纱实行统购，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自织的棉布，停止在市场销售，由国营公司统一收购。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与此同时，食用油供应紧张。既要满足城镇人口，又要挤出一部分出口换取重要工业物资。为此，食用油也实行统购统销。

　　对棉、纱、粮食、食油等重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实际上是在农村和城市的商业流通领域取消市场机制，实行统一计划。交换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领域的变化。国营工厂自然在国家的生产计划内。而当时我国的私营工厂绝大多数是轻工业。由于棉、纱、粮食、食油等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由国家统购统销，这些私营公司只能依赖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民族资本家迅速实行公私合营，把工厂交给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私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依附于国家，没有了独立生存能力。另外，在改造中，我国吸取苏联的教训，对私营工商业实行了优厚的赎买政策。是自己辛苦经营还是直接舒舒服服拿利息呢。在原材料受制于国家统购统销的情况下，民营资本家选择后者也就不奇怪了。

　　这是公私合营大潮迅猛推进，远远超出领导人的预期，甚至拦也拦不住的现实基础。

　　1953年，工业“156项”实施——对粮食、棉纱、食油的需求——统购统销——在一定程度上交换(商业)领域取消市场机制——公私合营(生产领域取消私有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快速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联系。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中产生的，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九、民营企业的消失与恢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常常听到一种观点，如果当时不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留一定的市场和民营企业，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好。从快速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关系看，新中国在确定了工业赶超战略之后，私营经济的消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是与其自身特点相联系的。从所有权来看，民营企业是由民间投资兴办，以赢利为动机，以市场为导向的。它能够自主经营，但也要自负盈亏。外部的市场竞争能转化为内部激励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竞争中，只有做大才能生存，只有科学决策才能生存。民营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自我发展，同时也要自我约束。所谓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市场机制在企业家身上的一种内化。

　　对于我国民营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发展，必须从我国工业化的内在逻辑来进行分析判断。

　　我国的工业化是在面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民营经济的特点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弱势。

　　我国民营工业企业产生于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短暂的发展繁荣期。但是，由于是民间投资，以赢利为动机，在市场上要面临西方已经出现的垄断性的工业大企业的竞争，因此，我国民营工业只能遵从“相对优势”，在西方大工业的边缘寻求生存空间。当时的民营基本上局限在轻工业和加工业领域。它们不能为国家主权独立提供工业基础。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我国沿海民族工业几乎损失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发达的工业国，一直是一个核心战略目标。建国之初，我国实行新民主主义，把民营经济视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力量，对其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公私合营迅速展开，到1956年，民营经济基本消失。

　　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从今天民营经济的繁荣出发，为当时的民营经济扼腕叹息。但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民营经济的消失有其必然性。当时的中国要想真正独立，就必须快速工业化，而且是以国防为中心重工业化。由于抗美援朝战争，苏联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中国有了快速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开始推行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就当时的国力而言，中国必须通过国家来集中一切资源投入工业化，这是一个超经济的战略任务。但是，当时的民营经济是面对市场，以自身赢利为目标，有的时候会与整个国家大战略发生冲突。我国实行统购统销，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在市场中与国家争夺战略物资。最后不得已，粮食、棉花、油料等实行统购统销。这就意味着自由市场消失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消失也就是时间问题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公私合营进程之迅速也是措手不及，大出意外。毛泽东也看到了缺乏市场竞争造成的问题，甚至提出要保留一部分民营企业，刺激国营企业。1956年，毛泽东在同工商业界人士的谈话中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求，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3]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初也一再强调，不要急，还是要按照原来的过渡速度。

　　但是，不管是因为公私合营而晚上抱头痛哭的资本家，还是希望保留些私营经济，刺激国营企业活力的毛泽东，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既然确定了赶超战略，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工业化，民营工业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不仅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如此，就是生产力发达一些的俄罗斯也是如此。而后来严格限制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自然有极左的思潮作怪，但最深层仍是快速工业化的内在逻辑。

　　打一个比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在补课，“恶补”重工业的课。而随着我国初步工业化的完成，我国面临的任务是调节工业经济，增加活力，同时，在重工业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工业，补轻工业的“课”。在这一时期，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我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解决我国的过剩劳动力问题。文革结束后，大量知识青年返城，农村也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国家既有的工业经济体无法完全吸收这些劳动力。同时，我国重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基础已经打好，后面的任务是重工业升级，有余力发展“吃、穿、用”的轻工业。投资小、见效快的轻工业则是民营经济的长项。更重要的是，在重工业基础已经建成的情况下，私营经济在市场中与国家争夺资源的矛盾已经大大缓解。

　　当年富有盛名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其实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国营瓜子的价格是两块四一斤，年广久硬是将傻子瓜子从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从国营企业中夺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在建国初，就有粮商通过降价与国家竟购粮食，导致粮食收购危机。粮食收购危机会导致物价波动，危及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最后不得不禁止私人收购。改革开放初，瓜子属于国家二级统购统销物资。但是，在这时，年广久的傻子瓜子，以及更多的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已经不会危机整个国家经济。

　　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轻工业发展的需要，民营企业的特点，以及我国的过剩劳动力需要，决定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不能由此简单地说建国初的计划经济模式就错了。

　　十、不是儿童，而是畸形儿——边缘资本主义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补充材料）

　　前面论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和边缘，中心区就是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边缘区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边缘资本主义会在某个时期有经济发展，甚至有闪亮的经济“奇迹”，但却无法发展为发达的中心资本主义。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发展中国家，并不是未发展，而是畸形发展，已经失去了真正发展的能力。它们不是未发育的而用，而是侏儒，是没有未来的畸形儿。

　　这些边缘资本主义，也就是当年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战以后，其中一些国家政治上独立，但经济上仍然依赖欧美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它们又被挤压在产业链的底端，只能拿到微薄的附加值(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它们在发展中总是由于各种原因落入“陷阱”。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先说荷属印度。从1830年起，荷兰在荷属印度(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实行强迫种植制度。国家是生产者，殖民地政府强迫当地居民用一部分土地种植政府指定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在国际市场有巨大需求，如甘蔗、咖啡。这些农产品运到荷兰出售，出售所得用以补充荷兰国库。从1831——1837年，数额达到8.23亿荷兰盾，相当于荷兰全国开支的1/4。这些钱被用来偿还债务、建设公路和铁路。与此同时，这项制度造成荷属印度的贫困。参与世界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转移，而传统农业受到冲击，被边缘化。[4]

　　在荷兰资本主义这样的扩张情况下，作为殖民地，荷属印度能重复荷兰的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们再看印度。在1760年后，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财富之地印度，逐渐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且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被誉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欧洲殖民者入侵前，印度的商业、金融业和传统工业技术非常发达，很多产品世界闻名。印度的造船业非常发达，它们的船坚固耐用，而造船成本比葡萄牙、荷兰、英国低30%—50%。阿姆斯特丹为了保护造船业，禁止荷兰商人买印度船。印度的纺织业更是当时世界的王者，具有最强的竞争力。纺织业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类似于现在的汽车产业的地位。它能带动农业、机械制造业、运输业、植物染料也、矿产化学工业。在1400——1800年间，印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了保持优势，印度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输入印染技术。在印度当时的一部著作中，列出了印染45种色调的77种技术。[5]印度的纺织技术之发达可见一斑。

　　但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在当时最发达的印度工业最终衰落了。这种衰落不是因为经济竞争，而是英国通过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打垮了印度工业。从此印度一蹶不振。

　　1700年，英国为了保护纺织工业免受印度棉纺织的冲击，禁止在英国境内卖、穿印度优质棉布。因此，普通人只能卖又厚又硬的英国布。但是，英国人可以管自己，却管不了印度。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不仅可以管自己，还可以实际上统治印度。在英国和印度的贸易中，后来倡导“自由贸易”的英国人对输入英国的印度商品征收的关税是是英国输入印度商品的5-20倍。换句话，英国的工业品可以打入印度市场，而印度的工业品根本无法打入英国市场。随着工业革命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印度的纺织业全军覆没。1815年至1832年，印度棉纺织品出口额从130万英镑降至10万英镑，同一时期，进口到印度的英国棉纺织品的总值从2.6万英镑上升至40万英镑。到了1850年，一向出口棉布的印度进口了英国棉布的1/4。[6]

　　印度棉纺织业成为印度“去”工业化的缩影。

　　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人口不断变成工业人口。而印度正相反，原有的工业体系解体，大量的技术工人返回农村，造成了农村的问题。在这之后，印度本土工业一直处于衰败中。

　　当然，在这期间，英国还是对印度进行过大量投资。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在印度投资达到2.7亿英镑，占海外投资的1/5.到1914年，投资达到4亿英镑，英国土地灌溉从5%上升到1/4，英国人建立了印度的煤炭业，黄麻纺织机增加了9倍。当然，还有一定的基础建筑，以及公共卫生之类。

　　从印度传统棉纺、造船工业衰落到后来英国投资的煤炭、黄麻纺织机、土地灌溉等，有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在英国把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资本主义在印度有所发展。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实际是出于英国宗主国资本的需要，从新改造印度的经济，把它从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变成了一个农产品、农产品初步加工、煤炭等原材料基地，变成了英国工业品销售市场。同时，还有通过其他各种手段流失的财富。

　　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给印度带来英、法、德式的现代工业大发展，也没有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生活的长期停滞和贫困。“1757——1947年，英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7%，而印度只增长了14%(作者注：接近200年的时间啊!)印度经济工业化所带来的利润很大一部分进入了英国管理机构、银行和股东的口袋，虽然事实上当时的印度也不乏投资者和企业家。19世纪强加于印度的自由贸易体系致使本土制造商暴露在欧洲人的致命竞争中，而与此同时，独立的美国却为了保护其幼稚的工业而树立起了高高的关税壁垒。1896年，印度消费的布料中只有8%是由印度作坊提供的。我们还应该记住，印度的契约劳动者为大英帝国提供了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廉价劳动力。”[7]

　　有一种曾经广为流传的三百年殖民地说，认为欧洲殖民者给亚非拉带来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民主、科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繁荣。这个至高的“荣誉”，实际上连稍微诚实一点、有一些历史常识的的洲人听了也会不好意思。曾在1899-1905年出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曾经承认，英国人统治印度，“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并未给印度人带来同样的好处，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好处”。[8]

　　这样的印度，能重复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吗？

　　在20世纪之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扩张到全球的时候，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还可以凭借独立的国家主权，或者贸易保护，或者国家主导，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而到了二十世纪，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全球争夺殖民地时，这些落后国家已经不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起来了。

　　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出，“两极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需求，因此，‘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赶超’先进资本主义的道路。”[9]

　　说得简单一点，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是打工的，中心国家是老板。过去拿着鞭子，后来文明了点。打工的辛辛苦苦，但钱都被老板拿走了，自己只拿到点糊口钱。就这样打工，永远成不了老板。有的打工的，一咬牙，不干了，自己艰苦创业，不免血泪艰辛。有的打工的，已经不敢跳出去，只是偶尔端起一杯劣质小酒，给人们讲述一番创业的雄心壮志，然后继续打工。还有一些打工的，甚至连这点幻想都没有了，人家老板就是天生贵人，咱就是贱种，认命吧!你小子要是闹腾，肯定比现在还惨!

　　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非就是跳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再打工，自己艰苦创业去了。

　　结语：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前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处于边缘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是那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心资本主义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大工业、科技、金融和军事面前，已经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真正发展起来。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后者的功能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前者则是要集中资源，解决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问题。这是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出发点。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时期，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现代大工业，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相应的研发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自然是落后，但是，它是完整的自主的体系，它有强大的吸收消化能力，能不断吸收各种先进技术，不断发展壮大。这是民族复兴的万世之基。随着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庞大的工业体自然会出现发展的动力和效率问题，随着工业体竞争力增加，自然要参加国际竞争，同时，还要吸收外部先进技术，继续工业赶超。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的初衷和主线，仍旧是我国工业的赶超，这是我国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这也是理解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9页。

　　[2]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5-258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3页。

　　[4] 参见[荷兰]H.L.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夏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5] 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3-276页。

　　[6]参见[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94-95页。

　　[7]参见[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188页。

　　[8]参见[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9] [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