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引蛇出洞”还是相时而动：再谈流沙河其人其事（中）

是“引蛇出洞” 还是相时而动：再谈流沙河其人其事（中）　　

——　谭兴国　先生访谈录之二　　

温靖邦　　

　谭兴国　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几次强调了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后来不得不搁置，由是对四川所产生的影响。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政治磁场特别敏感的区域，双百方针的提出最早就是在蜀中引发了共振——积极的律动与破坏性的冲击都出现了。

四川不像革命老区经过多次革命洗礼，组织系统相对纯洁，而是把旧有人员不加裁汰地全部包了下来纳入革命队伍编制。有些在解放前与革命毫无渊源的人、甚至于对革命有着杀父之仇的人进了国家机关做了干部入了党入了团，甚至有的还不大不小地做了官。这让四川的工人阶级、翻身群众以及老区来的知识分子十分担心，这种担心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折射到这个阶级的政权机构中来了。担心，势必敏感，有时还特别过敏。一旦过敏，难免草木皆兵，分辨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采取不妥当的处置方式。

例如反右之前，成都二师学生因一件孤立的事件发生学潮。不可否认，这次学潮是受了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学生背后难免有坏人挑唆；但如果以毛主席当时的思想方法，当会以人民内部矛盾视之；的确，绝大多数是学生，也并未发现有推翻人民政权的诉求。但成都的工人阶级和教师可不这么看了。他们的生活、生存刚刚在数年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万分热爱新社会，对任何不谐和音都格外敏感，容易以敌视的态度去对待。所以后来发生了工人、教师自发地包围成都二师的校园，敦促闹事学生投降的事件。

《草木篇》事件也反映了类似现象。现在看来，《草木篇》充其量表现了作者与新社会的对立情绪，实在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至于流沙河多年后为了抬高自己，虚构了毛主席的话，那就更离题万里了。但当时的革命文学工作者就是一群认死理的人，高矮也要认为《草木篇》有大问题，非要铲除不可。流沙河在如潮的口诛笔伐之下，迅速转弯，不断检讨、悔过；还为了“赚表现”，居然揭发了其朋友的一些“莫须有”。好在毛主席基于双百方针的精神对批评《草木篇》的过火行为作出的批评很快传到了四川，遏制了四川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政治过敏症。流沙河因而得以扬眉吐气，彻底推翻了此前一切检讨，变本加厉地向批评过他的人发动了猛烈反击。这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某网站载《流沙河首度口述反右先声“草木篇诗案”》中说，双百方针出台后，“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也支持，就办出来了”。

这其实又是一种自我吹嘘的假话。真实的情况并非是流沙河倡议，而是著名“森林诗人”傅仇在1956年7月与成渝两地几位青年诗人商议后，由“我（傅仇）向文联领导同志谈了我们的想法。”“这个建议在文联党组讨论，同意了；又送给省委宣传部，也同意了。《星星》就这样顺利地诞生了。”傅仇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他和成渝两地诗人合计办诗刊时，当文联与省委宣传部的领导支持这个想法并批准时，流沙河还在北京文讲所上学，不可能“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个刊物”。后来确定的编辑部人选，流沙河也只是一般编辑，他的上面有主编白航和执行编委石天河。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可说明流沙河为了某种目的，谎话是可以随口抛出的，诚如他在《锯齿啮痕录》里自况说：“我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

对《草木篇》和另一作者的《吻》的批评，是四川省委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李亚群、明朗发动的。明朗读了《草木篇》的第一反应是“味道不正！”接下来，李亚群发表了一篇题为《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打响了第一枪。但是，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别的人写的批评文章，基本上没有越出双百方针的“度”；也就是说没有乱打棍子扣帽子，只不过表达了一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担心。但是却引起了自命不凡的流沙河强烈的反感。四川日报1957年6月14日、29日、30日载文，李累（文联党组成员）在其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今年1月初，我曾将李亚群副部长对于《吻》的意见转告流沙河，征求他的意见。流沙河立即反驳道：‘我根本反对！’接着在许多场合公开辱骂，‘这些部长老爷们，神经衰弱！……你怕《吻》，老子下一期还要发！……我不管你们这些正人君子部长老爷们，你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

这是《草木篇》事件的第一阶段：两军对垒，流沙河对一切批评坚决反击，不仅在相关的会上大闹，还陆续发了一些火药味很浓的文章。(待续)a